很快，也许我们就要回头给《长城》记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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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摆渡人》公映之后，有微信大号著文，要向张艺谋道歉。
我是在12月15日，离开北京前的最后一晚，看了《长城》。这是我这趟回国，最后一次看电影的机会。我选择了当日刚刚上映的《长城》。
那天，我试图找在北京的闺蜜一起看，但是被“严辞拒绝”了。“就是别人花钱请我看，我也不想去看张艺谋的电影。”
我闺蜜是个资深文青。好眼力、好品味、好文笔。她后来自己掏钱去看的电影是：《罗曼蒂克消亡史》。然后，她在朋友圈转发了好几篇文章，各种深度解读这部颇有争议的电影。
我没看《罗曼蒂克消亡史》，但从几篇影评文章大致可以猜想出这是部什么样气质的电影。对于我闺蜜这样的观众而言，争议与否不怕，关键是要有可解读、可思考的空间。一句话，要丰富。这是她们，对电影的一个重要诉求。
而目前中国掌握话语权的影评人，通常都是我闺蜜这样的。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何几乎一边倒的骂《长城》。因为，长城确实很爆米花、很流水线。可是，《长城》原本就不是拍给影评人看的电影啊！
至于我，我的硕士学位是电影研究，从纯观众角度而言，我也不是《长城》的目标受众。它不是我的观影趣味。这么说，不是为了显示我趣味高，我只是觉得那些怪物看着挺恶心。我之所以想看《长城》，也并非是我期待它将是个好电影——根据张艺谋近年来的表现，我对《长城》基本无期待，更没指望它会是一部杰作，但对一个有兴趣观察中国电影产业的观察者而言，我对这部中国电影史上投资规模最大的合拍片，对张艺谋，怎么去解决跨文化融合与国际市场传播的问题，有兴趣。
看完，出乎意料的，《长城》并没有我预想的那么差。虽然它处处透着好莱坞工业流水线上的铁锈味，但我个人认为它应该算是一件还不错的流水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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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观众而言——不是那些影评人，或者以影评人自居的专业影迷，无尿点的看完电影，基本是没问题的。豆瓣评分，目前5.5分，可以作为民意的参考，但豆瓣汇聚的基本是电影观众中“对电影很有兴趣”，而且“有兴趣发言”的那一批，小众。他们当然有代表性，但代表的是一个圈层的观点。
5.5分的结果，来自将近9.7万人次的评分统计。而《长城》上映首周，票房过6亿，以35元人民币的平均票价计，应该是第一周之内就有大约共1700万的观众观看影片。显然，不到千分之六的人打出的一个评分，并不能真正有效地代表“普罗大众”的整体评价。因此，我认为，从方法论上说，一些微信公号，尤其是电影微信大号，拿豆瓣评分去攻击《长城》的口碑扑街，是存在逻辑漏洞的。至少，“口碑扑街”前，需要加个限定语。在什么样的人群中，口碑扑街了。
至少，我可以有凭有据地说，我身边和我一样认为电影能看、认为并没那么糟糕的人，还是不少的，而且，也不乏通常所说的专业性人士，以及“持有话语权者”。
比如，搜狐的一位此前负责搜狐自制网剧的朋友看完后，说，“我觉得还不错”，“好莱坞自己拍打怪片，现在也就这个书平”，“中国传统美学展现的挺好的，孔明灯那段很美”。
比如，畅销书《灵魂有香气的女子》的作者李筱懿在朋友圈里评价：“比传说中好看”，“很适合陪父母看，剧情单薄也并不需要演技，但老年人会喜欢其中奥运开幕式一样的场面，我周围的全家欢观影团都给出了和文艺青年完全不同的好评”，“生活像电影，不比想象中好，也不比想象中坏”。
然而，在今天，在传统媒体界和自媒体界，批评张艺谋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似乎也从来都如此，现在有那么多影评人怀念张艺谋以前的文艺片多有艺术成就，可我分明记得，当年这些影片在海外频频拿奖受捧时，国内的媒体和影评人，几乎都口径一致地指责张艺谋，“靠贩卖中国的民俗以及阴暗面讨好外国人。”
按传播理论中沉默的螺旋定律，在一片汹涌讨伐《长城》乃至张艺谋的声浪中，竟敢公然说《长城》挺好看，是要支付被人低看的代价的。谁，愿意被低看、显得自己挺没品味的呢？所以，大多数并非没有观点的观众，都选择了沉默。
其实，从大众趋之若鹜用脚为国师买单，最能看出真正的民心。其实还是很多中国观众买国师的帐的。这代表了中国主流观众的真正趣味水平。15日下午四点多，我试图买王府井地区晚上7点、7点半场次的票，除了第一排还有座，其余售罄。于是，我只能买了8:30的。买完后不甘心，我又刷了成龙耀莱影城王府井店，竟然在7点半的场次里，最后一排还剩有一张，其余就是第一排的几个座位，我于是，又买了一张。还好，票不贵，平均一张35元人民币。当时，在场的几个有品又有味的朋友都说：国师竟然这么畅销？！
是的。这就是当下的市场。小部分群体的趣味，也重要，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就没那么重要。在电影这门生意面前，尤其是当它是一场牵涉了数十亿利益的大生意时，大数据所代表的趣味，才是投资商和生产者所真正关心的。
就好像，微信公号里，情感类文章的需求是第一位的，鸡汤是永恒的硬道理。精英们再骂咪蒙，批判咪蒙甚至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你也不能假装看不见人民群众对咪蒙潮水般的涌去。她的粉丝，现在已经突破800万，我记得两三个月前，那个数据还是400万。那时，她的一篇头皮软文价格是25万人民币；现在，她的一篇头条软文是65万。
有市场需求，才有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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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就是一部针对市场，而且是全球市场，精心计算和炮制出的电影。它，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承载“作者电影”的功能。张艺谋不会傻傻分不清楚这之间的差别。
那么，作为一个电影产业观察者，尤其是对合拍片感兴趣的观察者——在12月于北京举行的中英电影节上，我刚策划组织了一个电影文化论坛，就是探讨合拍片的问题，跨文化冲突与合作，合拍片的可行性路径等，所以，我更感兴趣的是，《长城》使用了哪些方法，去试图消弭全球主流观众对影片理解和接受上的文化障碍，实现最广泛程度的被接受？
请注意，这不是一部针对海外影展和艺术片市场的影展电影——到目前为止，这几乎是动作片之外，中国影片在海外被接受被认知的几乎唯一路径。相反，《长城》的野心是，通过国际合作，用一部真正的主流商业大片（在这个时代，主流商业片即意味着娱乐电影, 英文术语是mainstream entertaining films）去打入国际主流市场——即传说中全美5000块银幕的同时上画。要知道，当年口碑和票房皆丰收的《卧虎藏龙》，最高峰时期也只有2000多块屏幕同时放映。
从这个角度来说，张艺谋接手《长城》，做这个探索与尝试，是非常有价值的，也是有勇气的，要承受相当的市场压力。此前的合拍片，一是投资规模没到这个程度，打入国际主流市场的目标没这么被明确地提出过，二就是基本仍限定在严肃的艺术片范畴里，比如冯小刚的《温故1942》，比如让.雅克.阿诺的《狼图腾》，甚至比如张艺谋自己的前作《金陵十三钗》（本片带有商业娱乐片元素，但基本还是应划归于严肃战争题材片）。
我个人是认为，《长城》的探索与试水的价值，不亚于张艺谋当年以《英雄》开启中国电影工业的大片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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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影片文本本身来分析，为了能最大程度地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所接受，《长城》可谓精心计算了每一步，步步为营。
这里，不仅仅是张艺谋一个人的工作，它是一个集体劳动。几个编剧，都是好莱坞的。而且，你们知道，在好莱坞的工业体系里，当剧本确定后，导演基本就是照着剧本拍了，擅自改动的空间不是完全没有，极小，因为，预算都是严格按照剧本来的，不按照剧本拍，谁能确保拍摄成本被精准地控制？
这是一部大体量的中美合拍片，看看片尾字幕就知道，美方从制片、剧本、摄影、特效、音乐等几乎是全方位地深度介入、或者说，掌控着电影。所以，插一句，从这个角度来讲，影评人们将《长城》与“张艺谋作品”完全化等号，将《长城》的所谓“烂”，完全地算到张艺谋个人头上，其实是不公允的。（好吧，我真心不是为张艺谋在洗白，也和他或者电影所有的投资方，真心没有任何关系。：））
最后，总结一下，《长城》究竟做了哪些，试图让影片最具有国际普适性？
主题：去国别，去文化差异，专注人兽之战，人性（善良、牺牲、济苍生）对兽性（贪婪、自私、自利、贪生）之战。看似有外邦，看似是中外联军，其实，无国别、无国家利益、无文化之分。在吃人怪兽面前，地球人都是一家。至于两个番邦为黑火药所代表的私利而放弃对邪兽的战斗，这是人性中的贪婪与贪生所致，和你来自哪个文化背景真心没关系。
至于马呆萌从最初为个人利益而战，到后来超越一己之私转而为苍生而战，纯属个人选择，完全与他的西方文化背景无关——他的观念在西方也非主流，西方的主流价值观还是很认同国家主义、爱国情怀的，好莱坞拍到现在，主要不都在宣扬爱国和美国梦么（插一句，如李安《比利林恩的中场赛事》这样，对国家主义、爱国、英雄主义、第二次对伊战争的解构和质疑，是好莱坞体系里的少数派报告）。
显然，影片无意把马呆萌的转变，归结为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胜利，亦或中国价值观对西方价值观的成功改造。真这么做因果设定，麻烦就大了。
剧情：简化。作为一个打怪片，打怪就好了。一打、再打、三打。所有的主线设计，都几乎围绕打怪而设。
确实，想看怎么打怪的观众，重点是看“打怪”，动物如何凶猛，打怪者何等技艺、手法，打怪进程如何一波三折，最终如何切中敌人死穴并完成杀敌。
讲真，一个有经验的、成熟的类型片观众，其实通常不会期望在一部打怪片里，看打怪的人是什么内心冲突，细究主人公之间的感情如何起承转合。如果要看这些，就没必要为一部打怪片来掏钱买单，不是吗？而且，严遵商业片90分钟的定律，分配多了给你内心戏、感情戏，打怪就得少占，这一权衡，当然是确保后者的“突出版位”。这就是类型片的意义所在。
插一句，那些嚷嚷着不满足的，多半是对“打怪片”这个类型，有并不明确的期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张艺谋”对他们而言，实在是一个太强的电影ICON、文化ICON，他们习惯性地对“张艺谋作品”，寄予了大包大揽式的期望，总希望，花出去一块钱，能得到10块钱的回报。因为你是张艺谋，所以你的每部作品，都理应全方位地满足我的所有需求，和期待。可是，这分明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啊，放眼全世界影坛，能实现这一点的，又有几人？就是找伴侣，也不能指望在一个身上寄托自己的全部诉求吧。何况，这种电影，本来贩卖的就是一夜情，炮后即抛。
当然，我也承认，即便是打怪片，确实也有做出深度、作出很深的情感共鸣的。把“一夜情”升华成了“恋情”。比如我很喜欢的《人猿崛起》，以及新版的《金刚》。但《长城》既然一开始就选择了极其简单的故事内核做开掘，也就是自觉放弃了进入深度的可能性，它目标明确地锁定在“视效刺激”。张艺谋向来擅长的，就是“用眼睛去谈恋爱”。
追求深度关系，从来都有更高的付出与风险。拍电影，也一样。深度必然离不开主题和剧情的复杂与丰富，也几乎必然带来不同文化背景者在认知与接受上的障碍，而创作团队也未必有能力把控好这个深度，还很可能导致因价值观分歧而产生巨大争议与非议。所以，权衡下追求深度、丰富所要承担的巨大风险，电影投资方和张艺谋导演，选择了一个最安全的路径。
这么处理的另一个明显的好处是，演员的个体表现，将基本不会影响影片的整体质量。所有不可控的变量，风险系数尽量控制到了最小。你们不是抱怨大景甜没演技吗？这样的简单剧情，也根本不需要她有演技。以擅用演员而出名的张艺谋，其实不会用错人。他早已算好，景甜那点演技，应付这部电影，够了。至于大家抱怨的，一众小鲜肉沦为背景板，没能加分，但至少也没减分，不是吗？况且，放眼到国际市场，那几个小鲜肉，包括电影里所有的中国主演，在国际友人的眼中，可能也确实只是、并且只需要是“背景板”，他们在中国的知名度，对于中国以外的市场而言，都无效。非加分项，只求不减分。在这时，演员的个体利益必须服务让位于影片的整体利益诉求。
归根结底，这是一门价值数十亿的生意，这是一件企图要被最多人消费的产品。
PS, 为了打国际市场，据说有一个电影版本，75%都是英文对白，但我看的是纯中文版，对，包括马呆萌和红毒蛇等，都操一口字正腔圆的纯中文。嗯，我得说，作为一枚中国观众，接受起来，确实无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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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保“认知无障碍”这个前提之后，一部中美合拍的打怪片，也必然得带有一些辨识度高的个性化特色才可以。一是为了政治正确——中美合拍片要体现文化共融，中国文化要借船出海，它的背后是有政治利益诉求的。二来，个性特色与差异性，才能成为卖点。有变奏的类型片更有希望畅销，就是这道理。既要符合类型，又要有对类型的突破。如果都拍得全跟以往好莱坞打怪大片一个样，为什么要看你呢？
这里，民族的，就是那个变奏，就是类型突破。民族的，也才能成为世界的。
但是，也得是能被普遍接受的鲜明特色与民族特色。用已经被验证成功的北京奥运开幕式那套东方美学、团体操美学，无疑是最保险的做法，也是张艺谋本人最擅长的。所以，我们在电影里看到了一系列带有张艺谋个人特点的东方美学符号输出。
饱和浓郁的色彩、频率整齐划一的集行军场面、浪漫满天的孔明灯、玩体操兼蹦极的鹤军娘子军、整齐划一的火药发射、景观意义大于实际效用的军鼓场面、西北风浓郁的大风军歌，等等。这些，应该算是张艺谋对这部影片最大的个性化贡献，也是《长城》对打怪片作出的重要类型突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艺谋在《长城》中所作的尝试，放置于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史看，都有其重要价值和贡献。
那些充满中国特色、带着强烈中国美学符号（或者说张艺谋个人美学特点）的中国式打怪戏码，至少你不曾在好莱坞的打怪片中见过，也不曾在中国以往的打怪片（比如《九层妖塔》、《寻龙诀》等）中见过。
所有的第一次，都是有价值的。
只是，也别太把张艺谋所说的“借《长城》输出中国文化”太当真，最多也就是继北京奥运开幕式之后，“中国文化符号”的再次输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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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城》里，张艺谋和整个掌控团队计算了几乎每一步——计算在这里绝对是一个中性词，好莱坞的剧本向来都是计算出来的。他们就是漏算了一点：中国影评人对“国师”张艺谋实在是爱之深，责之切。别人可以拍个70分的流水线作品，可你是张艺谋，你不拍个90分，怎么可以？怎么对得起你所占有的资源，怎么对得起中国式大片走向国际的重任？
对于电影的投资人而言，影片在中国市场所遭遇的尴尬，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至于影片所作的这些尝试最终是否能在全球市场凑效，数据会说话。
这些数据，对于亟待要“走出去”的中国电影产业而言，至少提供了样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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