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丨腾讯新闻原子智库

来源：视觉中国

文/贾康   编辑/石东

面对1—4月份多项经济指标遭遇下滑的现状，中国需不需要“不计一切代价救经济”？中国建立统一大市场的要点在哪里？个人所得税未来将如何调整？暂停推进的房地产税会不会重启？……

5月16日，原子智库借两届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新书《中国改革真命题：迈向高质量发展》发布之际，就众多热点问题，与贾康进行了对话。

对于中国经济面临的现状，贾康表示，现在别无选择，必须争取尽快出台调控力度加码的具体方案。而在建立中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必须要明确具体的规则，比如，企业应该是面对一个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要进一步改革，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于公众普遍关心的个人所得税改革，贾康表示，稳步推进改革形成制度安排的基本设想就是，把综合覆盖面扩大到一部分非劳动收入，最高边际税率最好降到30%以下，同时提高个税起征点，增加适当的专项补助。

以下为对话正文。

必须尽快出台调控力度加码的具体方案

原子智库：5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数据，其中投资、消费、工业均呈下滑态势。在疫情背景下，哪些经济指标下滑更为明显？透露出怎样的信号？

贾康：按目前的情况看，这些数据并不出乎意料。1—4月份，最主要是3月中下旬以后，疫情的冲击超乎人们的预期，要警惕超预期带来的问题。上海疫情更造成严重冲击，带来的指标表现一定是往下走的。总体来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房地产开发投资出现负增长都是意料之中的事，而且估计是3月下旬到4月底这段时间带来的影响最大。

那么就要考虑怎么样认识今年的5.5%左右的增长目标。4月29号，政治局会议已经特别强调，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所以现在别无选择，必须贯彻中央的指示，争取尽快出台调控力度加码的具体方案。

具体方案怎么设计要等有关部门掌握全面数据以后再做出，我们现在看到的几个数据并不能反映全面的情况。估计财政收入和4月份GDP经济态势也不容乐观，这些因素都得充分考虑清楚。

原子智库：最近有专家提出，要“不计一切代价救经济”，对此您怎么看？

贾康：“不计一切代价”的说法是一个表示决心的意思，更严谨的意思就是要加大力度挽狂澜。也有评价说“不计一切代价”是政治用语，经济上还是得权衡代价。我认为权衡代价其实很清楚：大局是中央讲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保持在合理区间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和代价。我们的政策空间是有的，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说到我们还有政策的冗余度。我们的财政政策能不能适当提高赤字率，扩大公债发行规模？我们的货币政策能不能在降息、降准通道上继续操作？现在看起来都是有空间的。

操作上有可行性的前提，一定是争取得到的好处、综合的社会绩效，要大于我们付出的成本代价。我还是倾向于更严谨的说法，就是要贯彻中央政治局的要求，及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要在分析形势变化之后，有一定的决心和魄力，如有必要，甚至可以援引1998年的先例，启动预算调整方案。这需要有关部门做更全面的分析以后来形成决策。

原子智库：1998年发生了什么？

贾康：1998年比较典型的举措是启动预算调整方案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我们今年是不是有必要可以再发一轮抗疫特别国债？这个可以讨论，2020年也有这样的经验。

同时，在地方政府层面，2020年采用了消费券这种促销手段，维护了大量小微企业的生存，实际上也维护了就业和以后的可持续发展。这方面也应该积极考虑。

此外，可继续运用财政贴息的方式，给大量小微企业提供优惠的融资支持。这都是在今年可以加码的事情。

原子智库：受疫情影响，今年一季度的GDP未及预期，二季度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很多人提出5.5%左右的全年增长目标是否需要调整？ 

贾康：我认为现在还不急于做这种调整。应当先在政治局指导精神之下考虑其落实问题，运用政策的冗余度加大力度，这是政治局给出的大方向，给出的基本工作方针。如果上半年的整体情况出来以后，和5.5%的增长目标相差甚远，那是另外一回事，现在说这个话似还为时尚早。

原子智库：您刚刚也提到了特别国债，其实近期针对经济下行与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发行特别国债的呼声再起。据您分析，今年发行特别国债的可能性有多大？

贾康：发行特别国债就是要做预算调整方案。“两会”上没有提这个事，如果今年要发的话，通过预算调整方案，人大常委会审批才能执行，具体将怎样？现在不好推测。人们的建议是有道理的。警惕超预期得有办法，至于到底怎么办，还是要综合部门拿到全面的信息以后，积极地研讨定制化方案。

原子智库：很多专家也提出发放消费券对拉动消费的积极影响，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网友评论，消费券是穷人用不起，富人用不上；也有些网友评论，即使发了消费券也不会去消费。对此您怎么看？在您看来，我们会像日本一样进入“低欲望社会”陷阱么？

贾康：在2020年那一轮，我国地方的消费券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合在一起促销，政府给一些补助。这个促销实际上是政府把流转税的一部分提前让度给了企业，让企业能够生存，能够通过促销继续运行下去。将可能产生的流转税先让度给企业，作为政策补贴刺激了消费。当然刺激的主要还是有消费意愿的中产以上阶层，特别的低收入阶层，要靠低保制度维持基本生活水平。

在中国这种以促销为主的方式中，消费券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此外还可以借鉴美国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给低收入阶层直接发放只能去换基本生活资料的Food Coupon（食品券）。美国政府认定的低收入阶层拿到这种券之后，可以到超市里购买牛奶、面包、鸡蛋等食品。中国也可以借鉴这个方式。那就不是你提到的真正低收入阶层用不上的问题了，他是用得上的。当然我们要防止有人诱导低收入阶层领到这种券以后倒买倒卖，这就是加强管理的问题。

有人说的直接发钱的消费券，我并不赞成。前一段时间美国量化宽松的时候，以及过去在中国台湾、香港、澳门都有过发这种券的先例。但我们有14亿人口，直接发钱的方式不分收入高低，推平头的方法，一方面发不起，另外一方面效果不会好。还是应该尽可能区别对待，扶助低中收入阶层。

至于日本的“低欲望社会”，成因太复杂了。虽然在多年社会演变的过程中有这个说法，但日本的年轻人就都躺平了吗？也不是这个状态。主流的日本年轻人并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低欲望或无所作为。但是中国要警惕以低欲望为名，引发对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有负面影响的不良倾向，与之相关的消极因素怎么样得到消解？这是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

原子智库：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自身三重压力、国际政治环境和国内疫情反复的多重挑战，对于下一步中国经济的发展您有何建议？最看好哪方面的潜在增量？

贾康：大的思路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坚定不移地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聚精会神抓发展的硬道理。我们未来的发展，从中国的成长性来说没有问题，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还有可观的推进空间和应对不确定性的回旋余地，表现出韧性，努力实现潜力的释放，都是可以期待的。

但我们自己要注意，不能犯低级错误，要实质性地推进改革，以制度创新带出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潜力发挥。

增长这个重点首先要注意到数字经济、新经济的发展，这是全球的主潮流。硅谷引领了这个主潮流，这是美国头号强国的底气来源，在这方面我们要紧追不放。中央现在已经强调，坚定不移地支持数字经济平台继续创新发展，完成整改以后鼓励数字经济平台更好地健康发展。

其次就是整个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融合，要促进中国的制造业、实体经济的升级发展，这也是要抓住不放的重心。这方面的配套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例如新基建老基建的互动，适当的超前来支持整个的发展形成后劲，还有服务业更好的升级发展，以及传统产业中能够抓住发展机遇的积极作为。

比如餐饮，民以食为天，它是传统产业，它的机遇在哪里，得具体讨论。现在建设了越来越多办公楼宇、厂房林立的新区，全中国至少有几千、上万个，在各种公司、机构入驻之后，里面有几家愿意自己办职工食堂的？这就是一个新的市场。公司需要通过社会化竞争性招投标，找到后勤供应商供应员工的饮食，你参与招投标能成为供应商，你的市场份额就明显得到了扩大，这就是传统产业里的新机遇。

诸如此类都是未来的增长点。但是真正打头阵的，一定是数字经济和产业经济融合以后的升级发展，以及传统产业里面与此相关的创新发展。

统一大市场为什么要强调“大”？

原子智库：在您的新书《中国改革真命题》中，系统地阐释了中国改革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在您看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对深化改革带来哪些积极影响？

贾康：中国改革在兴利除弊方面过去就有一个认识：传统体制下中国没有一个完善的市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把市场培育和完善化起来。过去商品流通的市场环境中，最明显的问题就是行政指令直接控制，表现特征叫条块分割。条条是指中央产业部门、管理部门，块块是指各个地方政府。而且地方政府是分层级的，从省到市到县到乡镇都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分割特征。

改革开放以后，就要革除原来的弊端，要培育和建设市场，自然而然就要消除这种不合理的条块分割和市场壁垒。在解放生产力方面，让市场充分起作用，也就是要让要素能够在公平竞争、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里面，尽可能无壁垒无阻碍地流动。

中央现在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专门出台了要素市场化的指导文件。最新又有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文件，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市场本身需要有一个符合商业文明规则、符合生产力解放客观要求的培育和建设。中央的新近表述是在过去已经说过多次的统一市场概念上加了个“大”字。

中国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本土市场已经具备相当规模，而且这个内循环要跟外循环打通，要面对全球市场。统一大市场既包括国内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市场，也必然包括对接国际市场。在全球化的大的发展潮流中，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要加快，这才能够有利于推进中国的现代化。

我再简单强调一下自己的五点认识。

首先，统一大市场的规则必须是在法律面前让所有的企业法人和自然人平等地得到应有的产权保护，这是整个市场运行的根基。只有明确产权、保护产权，人们和企业才可能有长期行为。

其次，要有市场要素充分的流动。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下的要素尽量无壁垒流动，是一个大的趋向。不排除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市场准入规定，比如，资源环境保护的技术要求必须达标，不达标就不能实行生产经营等等，这个准入是必要的。再比如，金融行业因为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全稳定，必须持牌，不取得金融业务的牌照是不能够进入业务领域的。

当然，必要的准入不能过分，不能够按照一个方向走到极端化。我们过去在这方面往往容易走极端化，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些过度的垄断。比如，金融虽然有多年的改革，但是金融领域在中国还是有过度垄断的问题。要消除一些过度垄断因素，使要素充分合理流动，这是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应该认识到的客观需要。

第三，要有具体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规则体系。企业的行为方面，由上海自贸区就开始强调，企业应该是面对一个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只有在保护产权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才能够真正落实企业负面清单。

政府要进一步改革，必须是正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而且是有权必有责，还要有责任清单和问责制。这样的规则体系，也一定是要以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对接到全球化的国际大市场。

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必须把这些规则落实下来。实际上做到不容易，这是改革啃硬骨头的问题。

第四，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在中国一定要对接城乡一体化发展。这里面很实质的问题是城乡分治格局在中国由来已久，最典型的社会成员分为两种不同的户籍，有城市户口，有农村户口，基本公共服务待遇上不是统一的，不是均等化的，必须改变。

但改变的过程也很不容易。我们要加快在统一大市场方面更积极地实施户籍制度改革的安排，但也要准备打持久战，要有战略耐心，一步一步地走到最后哪怕在一线城市，也能取消城市和农村户口的公共服务待遇差别的高水平境界。这是涉及到老百姓美好生活愿望的实现和共同富裕，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最后第五点，就是一些市场上的标准统一、质量统一、度量衡的统一，都是有必要的，但绝对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有人说统一大市场建设就是统一度量衡，统一质量标准，这个说浅了。在秦始皇时代就统一了度量衡，我们现在所讲的现代化的统一大市场建设，是超越一些技术层面的统一。特别要强调不能把统一误解为统一指挥企业的行为，那更是大错特错。

实际生活中，很多市场人士担心“以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名，搞旧体制复归”是有原因的。因为实际生活中我们不断地看到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以统一指挥作掩护，在实际生活中侵犯了合法产权，比如以拉闸限电的方式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来达到“双碳目标”的“碳冲锋”。这种横加干预是错误的，必须在实际生活中加以改变。

原子智库：您刚刚也提到统一大市场中强调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但目前市场中部分民营企业信心不足，同时担心未来对民营经济造成一定挤压。

贾康：我觉得这种困惑和担心是有客观原因所造成的，不是仅仅在当下的担心，是发展过程中已经有若干年这方面的纠结了。

之前我们注意到，有所谓的“消灭私有制”之说，援引的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闹得人心惶惶。后面又出现民营企业完成历史使命要退场，要实施新的公司合营等等类似的风潮。

但中央都及时地给予了澄清。比如“消灭私有制”。在指导方针方面，中央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绝对不讲消灭。我们作为学者专门强调了，“消灭私有制”是《共产党宣言》汉语版本的误译，德文原版的表述是“扬弃私有制”。早在多年前，董辅礽老师就指出了这一点，后来胡德平同志又指出了这一点，我们也专门做了新的更展开的考证和研讨，公开发表了长篇论文。

领会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还要看他的整个思维逻辑。从《共产党宣言》说的“扬弃私有制”，到《资本轮》所说的，股份制带来了资本的社会化，带来了私人资本所有制的扬弃。逻辑就对上了。股份制的发展可以对资本私有制做出扬弃，而最后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可以在未来社会实行联合劳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现这个资本社会化基础之上的“重建个人所有制”，跟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很好地对上了。

所以在股份制的发展中，我国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和他的家属都可以炒股，他们的股权都是个人所有制，产权关系都是一清二楚的。更不用说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的股权，一股一股，非常清晰的，也是可以量化到个人的。这已经对接到了马克思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而中央肯定了股份制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是怎么实现的呢？是资本的社会化。这些要进一步地说清楚。

我们从领导人和有关部门纠正偏向所下发的一系列文件来看，是反复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后面跟着的是保护产权，合法的私有产权要受到法律的保障。要弘扬企业家精神，要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而且具体的一些代表性案例已经有所纠正，比如物美的张文中被彻底平反。之后中央可能还要进一步指导，解除民营企业发展在这方面受到的干扰。

中央领导人讲，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自己人是什么概念？就是不分你我，是一家人。实际上这回答了——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不仅是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这些自己人。

但是，实际生活中为什么民营企业仍然有这么多的顾虑、疑惑和不良预期？这就是实际生活中，一方面往往一些人主观上的思维定式跟中央的精神明显不符合，不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思维，仍然时不时在很多场景下表现出来，没有贯彻“自己人”的指导精神。

另外，客观上讲又有民营企业在融资等方面实际受到的歧视，这个歧视的客观原因是什么？就是民营企业绝大多数为小微企业。有1亿多的市场主体，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在一起，如此大规模的民营企业要得到融资支持，其实在商业性金融的立场上来看，是很难形成人们意愿中的“阳光普照”的。因为他们一单一单融资的规模都比较小，每一单的固定成本都跑不了，合在一起的风险度又高。所以在商言商的商业金融，不会真正发自内心地积极支持他们的融资。

在主观因素上，我也听过一些金融系统内的人士讲实际感受，在提供同样贷款支持的情况下，风险度不一样。给国有企业提供贷款也要接受终身追责，谁签字谁负责。但是万一出现了问题，追索责任比较就事论事。而对民营企业如果碰到追责，那么风险度可能要提高到更严厉处罚。这个风险度不一样，所以有不同的态度。

结果金融机构实际态度就是，尽可能地避开给民营企业提供贷款支持。但后来中央专门讲要有指标考核商业银行如何支持民营企业，当年央行也要求落实增加30%对民营企业的贷款等等。但年复一年的可持续性如何？似乎并不乐观。

所以主观方面需要进一步思想解放，进一步实事求是，进一步地不仅让大家听到中央的声音，还要看到公共权力体系各个环节如何切实贯彻中央的两个毫不动摇，贯彻中央所说的自己人的要领。客观方面还要进一步发展大数据、云计算支持的管理进步，以更好地控制小微企业的贷款风险。那还要积极发展政策性融资，比如财政贴息的优惠贷款和财政为后盾的政策性信用担保。在主观和客观维度上一起发力，给民营企业实实在在的融资支持和其他应有的政策待遇。

原子智库：统一大市场的重点就是要打通各种壁垒，畅通国民经济，劳动力属于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您刚刚也提到在统一大市场下，应逐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那么具体应当如何开展？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难点？

贾康：中央有针对户籍改革工作的会议精神，基本思路是要分类。中国现在大的趋势是不断有农村区域的人进城，要让他们尽可能便捷地成为市民取得城市户口。

没有压力的是一些中小城镇或三、四线城市，应尽快实施户籍放开，已经有些地方这样做了。

有压力的地方一般是中等城市以上，特别是有一定工商业活跃度的城市。在有压力的情况下，要采取很清晰的居住证制度和打分过渡的方式，让这些进城务工人员有盼头。要把握这样一个量化的过程，最后落实到他们取得城市户籍。

最后，像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还不得不实行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一线城市里，如对户籍管理稍微有点松动的态度，外面会有潮水一般的人涌进来，这些地方的政府是招架不住的。

而且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像北京，还要求实现人口规模的减少，是绝对规模的减少，要有净流出。相关的指标是落实在各个区，每年至少几万人的减少。这就跟我们前面所说的放开户籍完全不是一个方向了，是属于不得已。所以北上广深这样的地方，要最后解决打通城乡户籍的问题，应该在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之后，才能够提到议事日程上。只能这样分类来处理。

原子智库：资源总是会集中流向更富裕、发达的地区，在统一大市场建立后，是否会使得地方保护减少，但更加减弱部分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

贾康：地方保护，如果是行政手段下的壁垒分割式的保护，肯定是不可取的，必须消除。

但如果仅仅靠要素自主流动、充分流动，有可能在一定的阶段上拉大地方间发展的差距，那么我们必须有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由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两级自上而下地对于欠发达地方、发展后进的地方给予特定的支持，来控制和缩小区域差距。

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也会在这方面起作用。比如“要想富先修路”，路网建设是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市场要充分起作用，另一方面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政府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就是在市场不能解决好的失灵之地，例如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以及长远发展中的结构优化、超越市场边界的综合社会绩效等方面。

区域发展中，我们前些年已经看到，应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长三角、珠三角不是先富起来了吗？利用它们产生的示范效应带动其他地方跟进走向富裕，这也需要中央和省两级发力，通过转移支付和特定政策引导、支持，使欠发达的地方能够跟上时代，先进的地方也要回过头来去支持欠发达的地方。邓小平南巡讲话中专门讲到，像深圳这样的地方，要回过头来支持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这就是一个系统工程。

税改行向何方？

原子智库：在您的新书《中国改革真命题》中，对财税问题进行了全面地探讨。目前整个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结构，和我们理想的“橄榄型结构”相差甚远，下一步对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您有何建议？税收应如何合理有效调节贫富差距？

贾康：中国现在要提高直接税率比重，首先涉及到的一个重要税种就是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在前面一轮（2018年）改革中取得的进步要给予肯定，因为建立了综合机制。但暴露的问题也非常明显——它只综合了劳动收入，非劳动收入一分钱都没碰。

这种劳动收入的综合具体是指工薪、稿酬、劳务费和创造发明带来的专利收入这类：特许权收入。这些收入接受综合机制和超额累进税率的调节，最高边际税率高达45%。

然而真正的厂主型富豪跟这个无关，他们有办法避税。比如某些中国著名的头部企业的掌门人，他可以给自己一年只开1块钱的工资，个人所得税调节不到他，他和他的家人高消费的部分都可以打入公司费用开支，由企业负责支出。所以这个事情要解决好，就要另辟蹊径，借鉴国际经验，看看在这种真正的高收入者避税方面，能有什么样的制约措施。

而已经实行的个人身份证号码申报以后都跑不掉的超额累进征收，现在的主要负担落在了专家型、创新型的知识分子头上，对高科技企业的影响非常明显。高科技企业要不惜重金给这些人比较高的报酬来稳住自己的骨干专家团队，现在压力更大了。如果他们不提高待遇的话，有可能这些专家会用脚投票，跑到中国香港、跑到新加坡、跑到海外，这个矛盾怎么办？

2018年改革以后，国务院很快批准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优惠政策，外籍专家的实际税负被地方补贴压回到15%。后来国务院又批准了海南方案，内外籍专家都压到15%。近期深圳财政建立专项补助资金，把这部分人的最高边际税率压到25%以下。但这些都是打补丁的做法，下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必须采取更稳当的制度形式的规范性安排。

稳步推进改革优化形成制度安排的基本设想就是，把综合机制覆盖面扩大到一部分利息这样的非劳动收入。而最高边际税率最好能降到30%以下，跟企业所得税25%的税率拉平成为最高边际税率，做不到，至少也要按30%去压低。在降低最高边际税率的同时，还可以提高个税起征点，增加一些适当的专项补助。这是下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可以考虑的基本要点。

除此之外的直接税就是财产税了。对于房地产税，中央已经讲了要扩大试点范围，但是今年不动，之后还得凝聚共识来积极推进。

原子智库：房地产税虽然在今年按下了暂停键，但总像是悬在大众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您预计房地产税试点会在何时扩大范围？接下来哪些城市会最先入围，怎样的征收标准更为合理？

贾康：房地产税改革在大方向上是不可回避的，条件具备之后还会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之下推出方案。

我认为首先要考虑的一个地方是深圳，因为是要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示范区。另一个是海南，因为要打造全球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港区，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应该匹配要素最充分的市场化流动，以经济手段去置换替代副作用明显的行政手段控制，才能跟海南的国际形象匹配起来。

还有就是要作为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的浙江。海南和浙江如具体考虑纳入扩大试点范围，涉及到哪些城市？我认为海南的三亚、海口，浙江的杭州、宁波，都应该考虑加入。对其他省市也可以作综合考虑，但至少这几个地方我觉得都有必要。

就具体征收范围而言，各个试点地方要允许不同的、差异化的方案设计。我认为可以借鉴前面一轮上海、重庆的经验。但最好要像重庆那样涉及存量，不能像上海那样只涉及增量。

原子智库·腾讯小满工作室出品 | 第577期

本文版权归“腾讯新闻”所有，如需转载请在文后留言，经允许后方可转载。

实习运营编辑：杨镓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