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der中的性别身份边界，虚线or实线？

Tinder 是国外的一款手机交友约会 app，在全球拥有很大的用户群体。在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Tinder 是很常见的用来寻求亲密关系的工具。
它可以基于用户的地理位置以及 Facebook 显示的兴趣和好友关系等信息，进行好友“推荐”。对于这些被算法筛选出的好友，用户可以通过“左滑或右滑”来表达“无感或喜欢”。如果两人彼此表达“喜欢”，那就配对成功，可以开启聊天。
简单来说，就是“配对-聊天-约会”。但是，对于一个想与女生约会的女生来说，该如何在由异性恋主导的约会软件中准确识别彼此呢？

「今日分享」《Tinder 中女同性恋的数字想象：当红约会软件上(不)可渗透的性别身份边界》原文：Ferris, L., & Duguay, S. (2020). Tinder’s lesbian digital imaginary: Investigating (im)permeable boundaries of sexual identity on a popular dating app. New Media & Society, 22(3), 489–506.

Why Tinder？

同性交友作为一个小众市场，很少有专门的 WSW（Women Seeking Women, 这里区别于 Lesbian 作为性取向的一种，仅表示物理上的接触）的手机应用，加之 Tinder 提供了“可选择互相匹配的用户性别”这一设置选项，许多性少数用户也开始转向 Tinder 这一异性恋群体占主导的约会软件。

研究概况与研究方法

过往的研究大多关注男同性恋在约会软件的自我身份呈现，WSW 的研究则很少被提及。本文围绕 WSW 在如此一个异性恋占大多数的约会软件当中，如何构建并考察性别身份标志展开讨论。文章基于两项关于 Tinder 上 WSW 的研究：
Duguay 运用自己之前在 NMS 上发表的“走查法”（walkthrough method），先通过 Tinder 的官方文件、媒体报道以及社交媒体中的讨论，构建 Tinder 的预期用途（expected use）；随后招募了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的 10 位女性性少数参与者来进一步展示 Tinder 的各种界面与功能，从而考察 Tinder 的设计特点与功能如何影响用户活动。这一步在此研究方法中也被称为“用户引导的走查”（user-led walkthrough）。
Ferris 采用了类似的办法进行研究，具体使用的是“media go-along method”和“mobilities-oriented communication ethnography”，两种研究方法都关注用户行为，在实际操作上与走查法类似。Ferris 招募了 17 名来自英国大小城市的性少数媒体社交使用者来反映 Tinder 的特点和交互。
两人在独立分析各自的研究成果后，发现研究具有共同之处，便重新对数据进行了统一编码和解读。研究中 27 名参与者均属 WSW。

讨论与结论

Tinder？or Gay Tinder？

想象中的性少数空间

当 Tinder 的使用者把默认的“查看异性”的设置改为“查看同性”时，这个人常常会被默认为是 gay 或 queer（在此语境下 gay 和 queer 常常可以互换，表示不是直男/女或者说异性恋的更广阔人群的概念）。本研究中的参与者在进行上述操作时，会认为他们进入了一个想象的空间，而此空间中用户应该均属 WSW，虽然他们不一定把这个空间叫 Gay Tinder。
这种性别查看的默认设置的修改，也能帮助她们在表达自己的同性性倾向的同时，不必给自己打上某个性别身份的标签。同时，这个空间也有“被想象的可供性”（imagined affordance）。设计者通过有意在此应用中设计“查看某性别”的修改设置，为用户进行同性约会创造的可能性，构建了这样一片容许非异性恋交往的空间。
在此空间中遇到彼此的女性，也都能在某种程度对于对方的性身份有一定直观的了解，能够免去有时因无法明确性取向泛泛交友而与朋友在交流上的尴尬。传统的性少数的城市空间，例如 gay club 等，逐渐中产阶级化和异性恋化时，Tinder 为参与者提供了 WSW 的网络和物理空间，是一种“信息价值”。

女同可以独享这片空间吗？

想象空间的渗透

尽管有“只查看同性”的设置的约束，但 Tinder 中这种想象的性少数空间仍然表现为可渗透（permeated）。参与者表示使用Tinder的时候，有时候划着划着就会出来一个男性。她们觉得要么是这个男的特意设置了自己的性别为女，要么是系统出现了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欺诈性的、性骚扰（predatory）性质的用户，想要3p的夫妻以及异性恋女性也会闯入这片空间。企图性骚扰的账号常常试图诱发性行为，有参与者表示有人刚匹配上就问她要裸照。而想要3p的夫妻常常被认为是“剥削的” （exploitative）——“你是我们想要利用的东西”。参与者还表示他们会直接左划（表示不喜欢）那些“看起来很符合刻板印象中的异性恋女性”的人，比如嘟嘴自拍的女性。
诸如此类小插曲的不断积累，会引起 WSW 使用 Tinder 时一定程度的不安与恐惧，Duguay 2018年的一项研究同样表明：Tinder 的用户政策与管控机制无法阻止欺诈与性骚扰用户，从而引起 WSW 人群的不安与使用应用时感到的“不受欢迎”感。这也符合 Pond 和 Farvid 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指出的“Tinder 不是一个对性少数女性友好的空间”的结论。
在这片想象的性少数空间内，性少数群体的确可以更明确彼此的性身份与意图，但上文所述的干扰也使得参与者需要使用更显而易见的标识来展示其性身份，同时也让她们在确认对方的性身份与以及考虑是否可以作为约会对象之前，需要搜集更多证据。

如何展现自己、识别 TA 人？

不可渗透的数字想象

不管是为了让自己能在这种被渗透的空间中看起来更 queer，还是想要更清晰地辨认别人也是 queer，WSW 的人会使用比如“两个女孩手牵手”的 emoji 来标示自己的身份。但这种 emoji 也会带来技术隔阂，比如安卓系统显示苹果系统中女孩牵手的 emoji 就是奇怪的图标。
同时，类似“彩虹”这种 emoji 的意义常常会被认为是模棱两可的，不知道指向称自己是 gay 还是自己支持 LGBTQ群体，并愿意积极参与此类活动。

参与者还会用照片作为 WSW 的标示，比如用刻板印象中的短发和女同常常会穿的衣服对对方进行识别，从而进一步确认对方是否是 WSW 的一员。有猫的照片，同样也暗示了性少数身份。除此之外，与 LGBTQ 有关的媒体内容、影视剧、名人以及活动等等都会是性别身份的标志。但有时，引用这种“共同话语”，反而会使更少人理解，在实践中起到与期待效果相反的作用。
上述这些标示作为自我身份呈现的实践，构建了 WSW 在 Tinder 中的数字想象，反映了包含技术手段和共同知识体系下多面向的数字文明。参与者对 WSW 社区中这种文化的想象常常因为需要被识别，而被限制在女同性恋社区之中，呈现出“不可渗透性”。
因为 Tinder 的技术基础不涉及性身份的下拉菜单，当有的参与者不希望有使用上述标示容易带来的意义上的模棱两可性时，会选择直接在个人简介说明自己的性身份。这也是其不可渗透性的体现。

只能男/女二选一？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因为数字想象的存在，WSW 的人常常被认为应该在 Tinder 上展示出相应的标示。但这给本身还不太明确自己性身份的人，以及如双性恋等性身份被污名化、不希望与坏的刻板印象想关联的人带来了挑战。
同时，Tinder 给用户提供的“希望看男/女性”或“希望被男/女性”看到的功能选项，只构建了二元的性别模式，这对于跨性别与非二元性别的人来说识别难度更大，难以通过既有的功能来框定。对此，本研究的参与者也会使用更多样的标识，比如一些特定说明非二元身份的代词来明确其性别身份。

Tinder中的性别身份边界，虚实交接，可渗透也不可渗透。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片想象中共同空间的创造，只限于那些不一样的 queer 群体吗？对于异性恋者来说，ta 们是否也会通过一系列技术和文化的符合与所指（referent / referential）来确认自己想要寻求的特定类型？419 式一夜情或长期的亲密关系，收入和三观是否匹配，这些特定需求在Tinder中怎样一“滑”即合？除了性别身份，WSW 中面对例如上述的需要明确的特定类型，采取的又是怎样的策略？同时，这片想象空间是否是过往同志浴室、同志公园等物理空间的一种网络延展？在这种延展的对照之中，Tinder 中性别身份边界的渗透和不可渗透的特性是否存在一定对照的可能？对于文中所述的欺诈与性骚扰问题，其是否可以推广，具有多大程度上的普遍性，进而反映的是 Tinder 的整体用户生态问题——哪些群体更加脆弱？数据世界的刻板印象与二元性别，同样在中国的网络平台上上演。如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中男扮女装展示“适合女性形象/身份来做的事（比如讨论家长里短、小肚鸡肠等）”，就加强了性别刻板印象并重构了二元的性别。

左滑右滑之间不仅仅是喜欢与不喜欢的荷尔蒙在约会软件中企图找到同伴的还有隐秘角落中的她们在想象空间中进行性别对话Tinder 只是赛博空间的一个缩影未来性别身份的边界将会如何流变？网络与现实又会如何交互？也许是值得思考和探索的方向

延伸阅读：[1] Light B, Burgess J and Duguay S (2018) The walkthrough method: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pps. New Media & Society 20(3): 881–900.[2] Jørgensen KM (2016) The media go-along: researching mobilities with media at hand. Mediakultur: Journa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2(60): 32–49.

编译等 | Lim排版 | 柑山编辑 | Angeline图片 | Ins @T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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