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主义的政治正确，还要持续多久？
北京朝阳公园，mad山水城市理念 图源：网络
20世纪以来，现代建筑以其经济高效，功能至上的优势迅速席卷全球，世界各地都在建造“密斯式”高楼大厦和方盒子建筑，这导致了“千城一面”的现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建筑界率先提出了“批判性地域主义”，它的相关理论似乎是一副良药，可以调节世界许多地区面临的全球化和地域文化之间的冲突。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1 坡屋顶？斗拱？大红色？——“中国式建筑”的刻板印象
中国近代建筑史时期，因教会传教需要，西方建筑师开始在教会大学建筑中展开中国化的尝试。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第一代建筑师也积极探索可以表达中国民族特色的建筑形式，其中大屋顶看起来是最简单直白的“正确答案”。
北京西站顶部覆盖了大小不一的纯钢结构的亭子，这些盖着大屋顶的亭子就是中国样式的象征和体现。中国美术馆和离它很近的隆福大厦都是现代建筑，但从高空俯瞰两者都是坐北朝南，黄色琉璃瓦和中式大屋顶的式样。
北京西站的“大屋顶”：图源网络
如果把上述三个例子热衷于“大屋顶”的原因归咎于时代因素，那么在近些年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中，仍然能够明显看到这种标签化的操作。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东方之冠”从外形上看是对斗拱的模仿，用现代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放大一个传统木构建筑中的结构构件，是想通过斗拱造型来代表中国建筑独特的地域性。
当然除此以外，还有许多美好的愿景被“设计”其中：中国馆的屋顶平台设计为花园取名“新九州清晏”，以屋顶平台开阔的中心广场象征内湖水面，以九处园林景观象征九个岛屿；此外，建筑的颜色选取了代表中国特色的中国红。该建筑利用各个方面来的设计来体现中国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
现代结构模仿斗拱意向 图源：网络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楼顶的园林 图源：网络
等到2020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华夏之光”依然没有跳出原有的民族范式。它的外观取型中国极具代表性的民族符号“红灯笼”，外部装饰运用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整体颜色为经典的红色和金色搭配，细部装饰窗花折纸等，妥妥的一个“典型”中国馆设计。
就像中国小说总是跳不出武侠、修仙和江湖一样，几次世博会展馆的设计告诉我们，在谈到什么是中国地域建筑文化时，选择言说“斗拱”、“灯笼”、“红色”或传统“大屋顶”等元素仍然是一个十分政治正确（或者说保守）的答案——尽管它几乎要成为一种只可远观的标本。
迪拜世博会中国馆 图源：网络
2 地区文化？还是流量密码？
在全球资本市场中，所有城市都努力挖掘（或创造）其独特的文化属性来提高自身竞争力。对此，许多社会学家会说这并非是地域主义良心发现的结果，而是晚期资本主义转型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结果。
这种竞争不仅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同时也存在于地方与地方、城市与城市、区县与区县之间。而这种竞争在建筑方面的表现就是努力地挖掘内部的“文化”，讲述当地的文化故事，打造文化景点；或者举着保护修缮的名义重新修一个新的，最后变得“画虎不成反类犬”；或者为了旅游开发，找到历史中的名人来当资源，修“故居”，造“故里”，将名人某词句摘抄下来作为地区的流量密码等等。
某地打造的文化小镇 图源：网络
典型的例子是各个地区的古镇打造。尽管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但是古镇作为历史遗迹完好保存下来的并没有多少。但是当资本意识到古镇这一媒介自带独特的地域特色和得天独厚市场运作空间时，巨资打造的“人工合成古镇”的出现就不会让人奇怪了。
河北省邢台市建造的邢襄古镇原本并没有任何古迹，但是为了彰显地域文化顺应旅游发展趋势，耗资30亿打造了一座“假古镇”，有网友将其称之为“最尴尬的古镇”；
邢襄古镇 图源：网络
提起河南洛阳，大家都知道栾川，而嵩县伊川总是被忽视，所以当地修建了一座主打宋文化的“新古镇”。古镇建筑全部沿用宋代建筑风格，建筑周边还设计原本不应该出现在传统北方建筑中的小桥流水。本来是打着“弘扬地方特色”的口号，但是到头来还是迎合市场需求，游客喜欢什么就加什么，有网友调侃道：“河南的假古镇像极了凤凰古城”。
伊川“人造古镇” 图源：网络
这种例子不胜繁举，想提升城市竞争力，来构建城市的地域特色，本是好事。即便是作假，但倘若能够做到以假乱真，倒也勉强值得。最怕的是钱花了不少，但生产的却是批量化的古镇产品，这不但伤害了本来有的文化记忆，新的地域特色也没建立起来，难道不是得不偿失吗？
3 地域特色？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
建筑设计领域是否存在这种对地域属性的构建？答案是肯定的。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从地域主义的角度推销言说自己的方案几乎是考卷的必答项——尽管它从来就不是核心项。这就导致了对地域情怀的滥用。
建筑符号的滥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完全的复制——当然，这已经被许多颇有见地且洁身自好的建筑师和理论家们大肆批评了。现在推崇的，是所谓的“创造性的借鉴”（又有说“陌生化”等等），这是批判性地域主义与传统地域主义的核心区别。
徽派建筑的直接复刻 图源：网络
但从某个角度来说，在传统建筑元素中加入现代的语言从而实现“创造性的借鉴”，这句话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如果承认像斗拱，大屋顶，瓦屋面等都是不同时代，在有限的技术方案下回应特定需求（结构、建造、排水、制度等）的产物——或者说，一种手段，而并非是目的。那么在现代，它们作为一种手段显然已经脱离了之前生存的土壤，是一种“无根之水”。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的“创造性地改变”便缺乏了改变的意义，仅仅只是为了改变而改变。
因此，你可以在现在的建筑文本中找到一套不可戳破的”暗号代码“：花园=中国园林；小院子=南方天井；大院子=传统四合院；红色=中国红；坡屋顶=传统民居；墙上开洞=园林借景......
尽管许多人花很多的时间讨论所谓的“创造性“做的”好不好“，这套暗语是否还有可改进的地方，但更应该考虑的难道不是”该不该“这么做吗？
元素拼贴出的中国传统园林 图源：网络
此外，除了视觉形式上的”借鉴“，许多人也选择利用建筑材料和建造技术的相似性，来对地域文化做出所谓的回应。尽管它看起来像是刻舟求剑。
理由在于，在古代经济技术不发达，资源获取（加工）方式局限单一的情况下，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当然这其中存在许多当时的建造智慧。但是，现如今各种条件和技术都十分完备，如果继续一昧刻意地去推崇低技把它和地域文化挂接，难道不就是和”因地制宜“一词相悖吗？
隈研吾在其《场所原论》中讲到一个有趣的例子：他曾经在为某地设计寺庙时，运用了传统的纸窗来回应当地独特的地域文化。但是却遭到了业主的白眼——我们也想和东京人一样用玻璃窗阿八嘎！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低技或高技本质上应该是一种经济问题，而非是形而上的文化问题。
传统日本寺庙使用的纸窗 图源：网络
4.因地域主义而获奖，却因获奖而失去地域性
每年各种建筑奖项的评定也是把“地域主义”的热潮推向世界的主要动因。当今建筑理论的权威性人物弗兰姆普顿极力推崇批判性地域主义，认为丹麦的伍重、日本的安藤忠雄、瑞士的博塔、葡萄牙的西扎、中国的王澍等建筑师为批判性地域主义的代表。
普利兹克奖、阿卡汗奖、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等极具影响力的奖项表彰这些为地域特色做贡献的建筑师。可是，在获奖之后具有“地域主义”特色的建筑反而因为传播而变成了一种”国际化“的建筑语言遍布全球。
安藤继承日本传统的精设计的建筑 图源：网络
以安藤忠雄为例，尽管他在早期被一些理论家视为是日本批判性地域主义的代表人物，但到了后期，安藤忠雄的清水混凝土建筑却遍布各地：美国的沃斯堡现代艺术博物馆，中国保利大剧院等各种文化地标。在这个时候，安藤的设计策略便或多或少出现了为人诟病的地方，甚至有人批判他”只会做住宅和小建筑“。同样的批判声也出现在另外一位地域主义大师彼得·卒母托身上。
奖项的评定原本是鼓励表彰建筑师对地域的贡献，但是在弘扬了地域主义的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促使其商品化、全球化和流行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它的初心。
中国保利大剧院 图源：网络
5 资本主义转型——地域主义的经济基因
以上，粗略地从国家、城市、建筑、奖项等四方面来讨论“地域主义”的些许矛盾与问题。尽管许多人认为，这是资本、市场、无良设计师对其的扭曲和滥用，以此来尝试区分所谓的”好的地域主义“与”差的地域主义“。但本文认为，地域主义的好与坏只是其生命发展中的不同阶段。而其出生的资本主义基因，便已经从一开始决定了其未来的面貌。
5.1为什么会出现“地域主义”？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跳过什么”抵抗现代主义千篇一律balabala“的教科书回答。我们可以关注，当弗兰姆普顿在1985年版的《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中正式将批判的地域主义作为一种建筑思维来讨论时，他曾提出在建筑设计中可以被认为是批判的地域主义的六种要素。其中一点就是：批判的地域主义被理解为是一种边缘性的建筑实践，要让地域文化在普世文明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弗兰姆普顿和其著作《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 图源：网络
这样的观点从字面上理解是没毛病的，但是却不难发现这些理论背后的“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在这种观念中，西方文化是普世的，大众的，主流的；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文化是一种边缘性的地域文化，而这种边缘性（出于在主流市场中的稀缺性），恰恰是其文化资本转变为经济资本的契机。这便是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建筑理论中的显现。
在早期资本主义中，生产决定市场；而到了晚期资本主义中，市场、需求和消费则决定了生产。市场竞争的激烈，促使了建筑市场的进一步细分。相对应的，资本需要建立更加具有独特性、差异性的品牌，以此捕获细分的次级市场。
打个比方：童装不只是成人装的小号版，而是需要建立单独的品牌（如NIKE KIDS）。尽管你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很神奇，但总是有专家用理论和数据告诉你，为小孩子独家定制设计的服装对它们的身体发育、心理健康、成年犯罪率的下降、正确的性别意识等究竟是多么的重要和必不可少（笑），直到你完全接受并且信以为真。至此，一种比商品更重要的东西被生产出来了，那就是需求。而笃定需求的差异性，便是市场纵向生长的必要手段。
NIKE KIDS 图源：网络
同样的道理，“地域主义”也是“品牌建立”的一种。理论家们先构建出来这种地域性的需求——文化认同、民族自豪、归属感和责任感等等，似乎这些东西都是亘古不变的，之后再用早已准备好的商品来假装回应这种需求，完成了自产自销的商业轮回。这是为什么最先开始弘扬第三世界国家建筑文化的理论家们总是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因此，与其说地域主义被商业价值所侵蚀，倒不如说它一开始就是由其所孕育的。
许多中国人似乎都有这种感受：为什么我们城市的文化地标总是洋人来设计的？深圳十大新文化地标建筑里面有八个都是外国人做；广州文化地标建筑，广州塔，广州国际金融中心，广州大剧院等也都是外国人设计的——难道这说明外国人比中国人更懂我们的地域文化吗？
深圳 图源：网络
5.2“地域主义”的边界在哪里？
除了缘起，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便是边界问题。许多人都信仰地域主义，却很难讲清楚地域主义的边界。因此，它就成为了一种无法被证伪的”信念“，而非科学——就像弗洛伊德的理论一般。
从空间角度来看，小区算是一种地域吗？那一个村庄或者一座城市算是地域吗？拿四川来举例，四川的三星堆遗址举国闻名，是巴蜀地区的文化代表。但是三星堆遗址就是一片固定的范围，用三星堆来代表整个四川的文化难免有点草率。从时间角度来看，要往前追溯多久才能代表当地的地域文化呢？追溯50年或100年？追溯到先秦时期还是近代时期？
三星堆——四川文化的主力军 图源：网络
冯果川对地域主义的边界也提出了质疑：“多大才算地域性？比如我在深圳，我做岭南建筑算地域性吗？聚焦一点，构建所谓的深圳建筑呢？反之我想构建亚洲建筑，地球建筑，是不是都是地域性建筑呢？那哪还有不是地域性的建筑吗？”
因此可以发现，地域的范围可以非常大，也可以非常小，范围很模糊，而“地域主义”理论的使用者便索性哪个方便就用哪个，因为”最终解释权总是归主办方所有“。
海上的云——深圳海洋博物馆竞赛方案 图源：网络
5.3对“地域主义”的感知？
以前人的地域观念不等于现代人的地域观念，人在不断的改变，地域特色也在不断变化。这就产生了很多矛盾和冲突。
现在做坡屋顶，四合院来代表中国地域特色，但是就实际情况来看，90后、00后这一代人中极少数的人是在象征着宗族观念的传统四合院中成长起来的，那么攒紧这些建筑符号真的能够回应他们对地域的感知吗？如果真要说起来地域文化，童年记忆，难道不是土地财政模式下的封闭小区更贴近我们的感知吗？
尽管比喻有些不恰当，但很显然，土壤不一样了，每代人的记忆便会发生变化，每代人的地域观念也都截然不同，便不存在某一种固定的范式能一直代表某种“地域主义”——尽管现在一谈到“地域”，“乡愁”，我们仍然会第一反应联想到合院和园林，尝试想象自己未曾体会过的”父辈的记忆“，但这只能说明在现有意识形态下，地域主义已经成为了每个建筑师的”政治正确“，甚至上升到了一种建筑道德的高度。
古代对居住方式的感知：图源网络
现代对居住方式的感知：图源网络
6 什么是“地域”？什么是“地域主义”？
私以为起码在建筑圈中，我们对地域的认知，主要都集中在文化层面，似乎文化是解答所有问题的答案。但这一方面使得它容易复制，泛滥，扭曲等等，成为一种形而上的，缺乏活力的口号，改变的只是具体的形式操作。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对地域的理解过于狭隘。起码从费孝通等社会学功能学派的理论家来看，文化仅仅只是特定政治经济条件下的产物而已，它行使的是对特定现象正当化与合理化的功效，因此，文化也只是一种手段而已。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地域的理解，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所谓的文化层面，而是要理解它活生生的具体的社会状况——经济环境，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等等。从而跳出阳春白雪的感性怪圈，用建筑和建造的方式为地方做出一个更加真实和具体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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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原创 / 西风
#环艺学硕，好读闲书神经病级评论家，QQ空间重度依赖患者，3C数码只看不买白嫖嫌疑人，设计学行业边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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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原创 / 缘宝
#山东建筑大学一个不想搞设计的专硕研究生。没有巨大的野心和抱负，没有唯一的兴趣和爱好，没有深厚的学识和才干的“三无产品”，只想看看书，睡睡觉，游山玩水，安安逸逸。
编辑 / 白雎 审核 / 尤加利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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