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到生产，属于女性的空间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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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问题总是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争论，但最受到关注的，大抵仍是刻板印象和新时代语境的性别争论。

比如，为什么女性更容易和家庭绑定在一起？为什么过去的女性总被有意无意的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而这种排斥又为什么在现代社会反而出现了相悖的局面，比如更大的公共卫生间和设备齐全的母婴室？

本文的观点在于，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动，在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进而影响了女性和空间的关系。为了论述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历史的角度看一看。

01 住所的主导者

以血缘为纽带的母系社会

在母系氏族社会，主室是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不仅行使着居住功能，还是氏族分配生产生活资料的核心场所，而女性往往是主室空间的主导者。

这是由于氏族社会生活资料匮乏，还未拥有私有财产的概念，氏族财产一般按平均分配以此来保证种族的延续，因此氏族成员必须无私奉献自己的劳动成果，以供养幼儿、妇女和老人。其中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最为稳定——人们会优先把食物分享给亲人而非陌生人。但在婚姻关系混乱的氏族社会，人们只能确定孩子的母亲而非父亲，因而女性更适合作为生活材料的分配者。

建立种族内部的血缘纽带是当时女性最重要的社会分工，女性搭建起来的氏族血缘关系是建立部落的前提，因而在婚姻关系中，只有男性是在部落间流动的人口。

这就要求部落中的女性拥有接待男性、招赘丈夫的小空间。而小规模的家庭并不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因此用于组建家庭的独立住宅便不会和氏族脱离，而是形成了小居室围绕大住宅的分布模式，小居室分配给已婚女性，其他氏族成员诸如老年男女和未婚青少年则统一居住在公共住宅之中。

02 局限在居住空间之内

成为私有财产的女性

然而，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和劳动分工的深化，许多公共职能从主室从迁移出去，而女性则仍然被留在室内空间。这种限制尤其体现在富庶的家庭之中。空间被划分为“内”与“外”、“公”与“私”，活动与参与活动的群体随之被进行分类，功能分区的空间模式则一直沿用至今。

空间上功能分区可以看做劳动分工的体现。分工意味着每个人从事不同工作，进而引发了每个人所处空间的差异。比方说，男性逐渐掌握了新的生产方式的主动权，因而成为社会经济生产的主导力量，所以男性往往具有公共空间和经济生产空间的掌控权。相较之下，女性仍然保留生育职能，但这种职能却不再是决定氏族生死存亡和延续与否的最为关键所在。

此外，广泛的劳动分工带来了私有财产的出现，这进一步瓦解了以母亲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集体经济。私有剩余划分了家庭的边界，小型家庭成为主要社会单元。

因此，此时的生育不再面向氏族而是个体家庭，因为显然孩子也成为了私有资产的一部分，故生育也成为了一种私有化的生产活动。从这一角度来看，女性的主要社会分工转向为特定的男性孕育子嗣，家务劳动也失去了公共的性质，变成个体家庭的单独事务。

因此，在封建社会，富庶人家的女性无法参与到正常的社会活动中，以避免和其他的男性产生不必要的接触。“中门”成为女性活动范围的空间限定。在个体的家庭生活中，女性的活动也受到较多限制。以明清四合院为例，未婚女性居住在最为私密的后罩房中，进出都需要经过父母居住的正房，受到父母的监视。

如果说实在想要与外界发生联系，比方说节庆日或举办什么隆重活动的时候，那么封建社会的女性也许可以上到屋顶来一窥究竟。现在有流传一种说法，为了保护她们的安全，屋顶周围会砌筑一道矮墙，因而称之为女儿墙（当然它也有防水之用）。

总之，在当时，女性所能活动的空间十分有限，而仅仅将其视为一种封建思想或者文化性的东西是有局限的。它的根源在于社会分工以及私有财产制度的出现，从而使得生育——以前作为一种母系社会的公共职能——被私有化，因而“男主外，女主内”便成为了一种对该生产方式保护的文化规训。家庭，便成为了女性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主要活动的空间。

03 舞厅和学堂

重回社会活动

18世纪后，两次工业革命对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带来了巨大冲击，其中最典型的是服务产业的广泛出现。

随着西方殖民地的增多，服务产业逐渐在中国国土兴盛起来，它引导着不同的建筑空间，如商场和歌舞厅开始大量出现。上海、澳门、广东等大城市，以歌为业的娱乐行业都十分发达，而其从业者大多为女性。因此，在这个时候，尽管女性还未大范围地参加社会生产，但至少也开始走出家庭，开始拥有自身的社会地位。

早期的歌女往往被称作歌姬，她们能说会唱，并以此取悦观众。在中国本土，随着中西方文化交融，交谊舞成为上流人士和学生阶层的重要娱乐活动，舞女和歌女成为夜总会职业化的一部分，通过与男性为主的客户结交和跳舞获得报酬。因此，舞厅往往需要打破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的距离，比如舞台被舞场所取代，舞场和休息区只通过柱子和层高进行简单的划分而非使用实墙，以加强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的互动。

此时的服务产业更像是家庭的延伸，经济生产活动之外的休憩之所，尽管尚未真正介入主流经济生产活动之中，但女性已能够以服务业为跳板参与社会公共活动。

为了更好地促进以女性为主的社会生产，女子教育开始兴起和发展了起来。首先推广女子教育的是传教士，他们试图借助教育在文化、科学、哲学、道德宗教等方面和平征服世界，创办女校是在华教会的重要工作内容；而中国人深以教育主权的丧失为耻，企图通过兴办女子教育开启民治。

但不论怎么说，女性教育的崛起，暗示着女性开始回到社会生产的行列中。可这种劳动分工仍然是有局限的，换句话说，女性只能从事特定的工作和劳作，因此男校和女校的分立也就不足为奇。例如《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明确规定男女学校要分别设立、不得混杂；当限于人员数量不得不男女合并办学时，也需要在考试中“惟宜另设一女会课处, 由女士考试, 另外出案”。

04 土地与集体化

生产劳动中的女性

如果说城里的女性开始走出家门，是由于服务性产业的发展，那么农村妇女的解放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里便需要谈到1927的土地改革和战争。

土改不仅将土地从地主的手中拿回分配到贫农，同时也分配到广大农村女性的手中。从这时候开始，女性也开始拥有土地所有权和处分权，离婚女子的土地权和小孩土地权也有所保障。女性拥有了用于进行经济生产的土地，真正以独立的身份回到社会经济生产活动中。

但从本质上来说，1927年的土改与抗日/解放战争有着重要关系，甚至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动员的重要手段。在当时，有学者统计出了“1：18”的比例，即一位解放军背后有18位农民为其做后勤工作——煮饭，送饭，缝洗衣服，纳鞋垫等等。而其中大量的劳作都离不开农村妇女，在艰苦的斗争中，她们展现出的坚韧品质是多次战争得以胜利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城市而言，工业经济基础尚为薄弱，社会生产需要女性的参加以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利用。为鼓励这种新的劳动分工模式，城市工厂通过制度化分配实现家务劳动的集体化和公共化，减小家庭劳动的时间，从而将其转化为社会生产时间，鼓励女性为社会经济活动贡献力量。

例如，为避免婴幼儿照料问题成为女工全力投入生产的牵累，工厂规划往往设置托幼福利院以缓解女性照料子女的负担，并形成全面配合生产的托幼布局，为职工子女提供营养、照看、教育和情感关爱等全方位照料；单位食堂的设立则减轻了女性职工的烹饪负担；园区内公共活动空间如职工俱乐部、球场等空间也不再拒绝女性的参与，新的社会交往从心理上鼓励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参与到公共生活之中。

70年代，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催生了改革开放下的市场化经济运营，由于财政紧缩，政府对农村的投资不得已放缓，转而鼓励乡镇企业的创办，这也为农村妇女的再就业提供了渠道。同时，由外部投资引入的加工制造业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带，也是农村女性走出家乡，走向城市，实现由农村到城市的活动空间转变的重要原因。

随着女性对生产的全面进入，作为提高劳动素质的重要途径，女性教育也随之蓬勃发展。最显著的特征在于两性之间已不再具有明显的教育空间划分，受教育女性的数量和质量都在增加，至2006年参与高等教育的男女数量几乎持平，农林、土木、数理等学科也逐渐向女性开放。

总的来说，如果问为什么中国是当下妇女解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那么首先最关键的原因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现代化改革和社会大生产的经济诉求打破了传统男女有别的桎梏。在一些较老的农村中，至今还能看见“妇女能顶半边天”，或者“生男生女一样好”之类的标语。

05 “适女化”空间

消费时代的来临

现代社会中，公共空间似乎对女性变得更加友善。最明显的是商业空间的使用比例，化妆品、女装、珠宝首饰比男装和运动品牌占据更低的楼层和更好的地段；女性服务空间如卫生间往往比男性卫生间空间更大，以缩减女性的排队等候时间；一些商场还会在女性卫生间中提供专门用于补妆的镜子以适应女性的购物需求，母婴室的使用率也越来越高，以便哺乳期的妇女使用。

空间的“适女化”转变与消费观念紧密结合。现代社会女性往往被看作消费的主体，“美的框架和标准”逐渐成为现代女性的束缚和枷锁，公众躲在屏幕后评判女性的容貌和身材，评价女性需要做那些事才能变得更有吸引力，而无一例外的是这些事情最终指向消费，比如前往美容院、购买护肤品、化妆品和奢侈品包包等。

当然，人性化商业服务空间与消费观念的出现，首先得益于经济发展和建筑理念与技术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生产力的提升意味着“消费”正在越过“生产”成为最大的需求缺口。在寻求消费群体的现代社会，似乎女性比男性更有望为生产过剩这一社会命题提供帮助（笑），而为了服务这些消费者，女性化的空间的转向便也不足为奇了。

总而言之，性别社会角色的转变深受社会生产方式的影响：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影响着社会分工的变化，而为了满足不同社会分工的需要，又进一步催生了社会空间形态的差异化。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女性的社会分工要求，决定了女性的生存空间和生活状态。

女性从生命的生产者，变成社会财富生产者的过程，也是社会生产力逐渐发展的过程。未来的两性空间又会产生什么变化呢？我们拭目以待。

注：本文图片均来自于网络

参考文献：

[1] 柴彦威,翁桂兰,刘志林.中国城市女性居民行为空间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J].人文地理,2003(04):1-4.

[2] 揭艾花.单位制与城市女性发展[J].浙江社会科学,2001(01):95-100.DOI:10.14167/j.zjss.2001.01.020.

[3] 黄春晓,顾朝林.基于女性主义的空间透视——一种新的规划理念[J].城市规划,2003(06):81-85.

[4] 胡毅,张京祥,徐逸伦.基于女性主义视角的我国居住空间历史变迁研究[J].人文地理,2010,25(03):29-33.

[5] 父系氏族社会—私有制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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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原创 / 白鹿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研究生，白白胖胖的理想主义者。

编辑 / 白雎   审核 / 尤加利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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