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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何志森的“108个居民”
大部分人知道何志森大概是因为他“在一个月里跟踪了108个居民”的演讲，他发现上海弄堂里人们的交往关系，被4小时就要倒一次的尿壶所构建起来。不同于常规的建筑学调研方式，他喜欢用最贴近人物的视角，用最轻微的介入手段，带来最有意思的改变。
▲上海弄堂场景 来源：网络
他的实践案例中，还有给卖糖葫芦的小贩设计遇到城管时的逃跑路线、利用江边的垃圾桶作为可移动家具从而激发社区活力，后来他又做了针对菜市场摊主的艺术展和改造，通过一张张摊贩双手的照片，表达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
他认为建筑学生应该走出象牙塔，关注真实的生活和平凡的人群，这也是他所做的实践大多在他所谓的“消极空间”，关注的人常常是一群“看不见 ”的人 。
▲广州花城广场 来源：网络
与众不同的切入点和设计，而这些人群实际使用与原本设计初衷或城市上位规划者、管理者相违背的现象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再次看到城市中的“消极空间”也许你会发现更多背后的信息。
2_矛盾的场所——消极空间
何志森所关注的空间常常是“消极空间”，指的是城市中极少被设计师关注的嘈杂、拥挤的边缘地带，他认为这些看似混乱的场景背后也有被人所构建起来的秩序，这样的场所中的使用者关系复杂、人情社会与物质空间交织，如果不经过长时间的跟踪观察，难以发现其中隐含着的合理秩序，这也是为什么城市改造、美化空间后，变得整洁却失去活力的原因。
许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公共”这个词包含着非常多样的人群，大多数人讨论的公共空间更多的是“官方空间”或“公家空间”，能被民众所利用或是改造的可以被称为“市民空间”，它常常看上去不太整洁和有序，
消极空间也是其中一种，消极空间包容的是这些活动常常不会在设计师设计公共空间时被注意，例如街边的小公园其实需要适宜打牌下棋高度的桌椅板凳、城市中的居民也有种菜的需求、菜市场除了买菜还是一个重要的社交场所等等。
▲消极空间 来源：网络
3_矛盾的三方——政府、居民、设计师
A）政府
作为城市管理者的政府对空间有最大的力量，以自上而下的宏观视角管理城市，对其最重要的概念是“制度”，媒介是权力和金钱，用以管理庞大而复杂的城市，这是一个合理且高效的方式，方便城市发展、城市扩张、城市稳定。对于个人来说，“制度”带来的问题是日常生活中追求理解和协调的交往行为被以获取金钱或权力为目的的行为所取代，生活社会的交往融合被限制。
举个例子，如今城市中的菜市场在被逐渐拆除，兴起的大型超市在功能也可以满足日常居民买菜的需求，甚至可以计算到生活圈范围内满足各类需求，但是相比于超市，菜市场的区别在于每一个摊位后面都是一个真实的人，除了提供买卖的功能需求，还能提供人与人才能构建的社交需求，这是高效的超市所不能满足的，这些活动构成了周边居民的社会网络。从管理者的角度，买菜的需求被提取出来，社交这种无形的东西被省略，菜市场的消失顺理成章。
▲菜市场 来源：网络
B）使用者
对于使用者而言，常常置于被空间“规训”的地位，城市中的大部分空间都事先预设了严格的功能和用途，公共空间同样如此。而复杂的消极空间正因为处在边缘，暧昧的归属权使其能够更多的被使用者所建构。
对于城市中大部分的公共空间，如果对设计者规划的方式使用不满，能做的除了不使用就是自行搭建或者进行破坏，这些都是不被允许的但却是最立竿见影的，相比于达成共识形成统一的反馈意见，人们并不想做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公共意识的缺乏也同时影响了表达渠道的狭窄，更不愿意发出声音，做出默默的却"违规"的反抗。
▲公共空间 来源：网络
C）设计师
作为设计师而言，常规的城市规划者或是建筑设计师都受到学科教育，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都存在一般规律，掌握这些规律就可以通过理性原则来指导实践，过程中的多方影响因素都可以被归入到设计所要解决的程序当中，得出的空间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效益最大化，这是一种利用xx手段达到xx目标的思维方式。
引用哈贝马斯的观点，这体现了强烈的工具理性。带来的后果就是设计师无法也不需要知道
真实的生活世界是怎样，所要思考的只有被抽象过的人群和需求，这样的设计做好了取舍，满足了最“要紧”的需求，真实生活世界多样的需求被舍弃掉。
▲番禺滨江步道场景 来源：网络
这三者的矛盾来源于处境、视角和手段的不同，难以简单的把问题推到其中某一方头上。
而被狭迫在矛盾中心的设计师，在理解各方面的困难和问题过后又能做些什么呢，身份和手法的改变是否能影响最终的结果？何志森强调的角色和方法或许能简单地回应这个问题。
4_从侦探、媒人走向策展人
A）城市侦探
有别于传统的场地调研和设计模式，何志森创办的mapping工作坊，以“跟踪、观察、发现——思维导图训练——构图思考——策展”作为议程，正因为每一步都显得与众不同，也就似乎天然地带有着“怪异”、“冒犯”、“哗众取宠”的标签。
▲何志森博士论文汇报 来源：网络
那到底什么是mapping？它既不是简单的场地调研，也不是对所有信息的纸面呈现，而更像是一种特定的挖掘，观察者像一个侦探一样把看不到的信息挖掘出来。
这里采用一个例子进行简单地说明。
2015年，何志森组织了一场“都市侦探”mapping工作坊，一组学生选取的研究目标是一个在花城广场卖糖葫芦的小贩阿姨，为了了解阿姨的信息和需求，学生们花了四天时间。
▲“都市侦探”工作坊学生作品 来源：网络
第一天的学生们采用近距离观察的方式，记录阿姨在不同时间段的站位，比如早上八点站在地铁口，十点站在一棵树前，理解小贩如何使用设计师设计的公共空间。
第二天学生们开始跟踪阿姨，从花城广场一直跟踪到阿姨在城中村的家。
▲“都市侦探”工作坊学生作品 来源：网络
第三天学生们在跟踪阿姨时发现阿姨被保安抓住，阿姨的一根冰糖葫芦杆被没收了，学生因此决定为阿姨设计三条逃跑路线，以最短的间逃离广场。
▲“都市侦探”工作坊学生作品 来源：网络
第四天学生把自己变成小贩，像阿姨一样卖冰糖葫芦，发现原来阿姨在卖东西时是没办法上厕所的。于是学生们为阿姨设计多功能三轮车，不仅能售卖，还能变形成厕所、卖花的、卖衣服的。
这个案例比较完整地呈现了mapping的前期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身份不断地发生改变、模糊甚至置换，观察人群不再被简单地以“居民”、“老人”、“摊贩”这样的标签抽象概括，而是活生生的实际对象；设计师也不再是一个笼统的观察者，而是一个会通过跟踪观察甚至亲身体验的城市侦探，通过动态追踪和影像采集聚焦实际问题，以小人物视角窥见公共空间和权力体系背后的内在逻辑。
▲“都市侦探”工作坊学生作品 来源：网络
B）媒人
若只用跟踪观察来将mapping一言蔽之，未免过于敷衍片面，除了侦探外，在何志森的众多访谈中，他也用过其他词汇来形容自己的身份，比如中介或媒人。他认为，设计师要理解人与空间的关系，便需要充当媒人的身份，把设计变成实物。
从这个角度看，似乎能将mapping的第二重理解一二。在何志森的定义中，这一步被定义为“思维导图训练”和“构图思考”，听起来十分抽象，我们可以结合mapping工作坊的另一个案例进行解读。
▲港深双年展“超级乱糟糟”mapping工作坊展厅入口 来源：网络
2017年港深双年展，mapping工作坊展出的“南头古城”系列作品中，其中部分学生观察了南头古城的一个理发店。这个理发店的功能不仅是理发，还同时兼具了很多社区职责，比如法律援助、婚姻介绍、快递收发、儿童托管，甚至心理咨询、中医诊所等等。它也是春节期间为数不多照常营业的店铺，为很多不回家的外地人提供聚集场所。
▲南头古城的理发店 来源：网络
学生们通过定时定点观察和图像采集，聚焦问题，将照片、地图、文字、草图、时间轴、关系线条等一系列元素拼贴起来，以拼贴图的方式实现多样时空的可视化，呈现复杂丰富的生活场景。
这些作品最终用以呈现调研对象和场地内的复杂信息和人际关系，某种程度上，回应了上文的“把设计变成实物”，并不是一定要创造出真正的实物，而是借助媒人的身份，模糊设计和场地原状之间的绝对边界，把暗藏的东西呈现在台面上，使场地变成一个真实的而不是真空的二元场所。正是因为这些挖掘和呈现，才能反向让专业者以更加谨慎的态度面对改造项目，尊重原生的复杂而不仅是个人的意愿。
▲“理发店”组作品 来源：网络
C）策展人
mapping的最后一步名为“策展”，因此通常会出现语义上的误解。此时所说的“策展”与寻常的美术馆艺术展览并不一样，它由建筑师进行组织策划，是一种具有示范效应的空间性运动，用以呈现场地中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空间可能性，本质上是为场地居民争取空间权利而存在的。
关于策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mapping工作坊的“菜市场的美术馆”项目。“菜市场的美术馆”项目始于2018年的何志森与学生们的菜市场改造课程，是一个延续时间较长且建筑师持续介入的项目。
故事缘起于广州市东山口扉美术馆前一座艺术装置——“无界的墙”的落成，何志森发现一墙之隔的农林肉菜市场摊主们对环境的变化非常冷漠，从不会踏入一墙之外的空间。于是2018年，何志森带领18位学生来到农林肉菜市场，和40多位摊贩一起工作生活，在“不造物”的前提下，希望为菜市场做出一些改变。
▲东山口农林菜市场 来源：网络
第一次的调研结束后，学生们了解到摊主们的故事，为每一位摊主拍摄手部照片，在“无界的墙”展出四十张手部照片，展览结束后，所有照片都被摊主们自发领回悬挂在营业执照旁边，因此成为“菜市场的美术馆”。
▲四十张手部照片 来源：网络
▲被挂在营业执照旁的照片 来源：网络
项目的介入一直持续到2019年，其后何志森又策划了第二次调研，但遗憾的是，东山口农林肉菜市场最终于2020年被拆除，尽管如此，“菜市场的美术馆”依然收到了社会上广泛的关注。
这个项目相对完整地回答了何志森长期以来思考的问题——“建筑师除了盖房子还能做什么？”。他认为除了实际造物外，空间的边界、气质，人群的关系、活动、权利都是需要被关注的，如果对空间的处理只停留在物理空间层面的改造升级，便难以避免空间绅士化的结局。所以更为理想的改造，应该是通过艺术手段和简单介入打破场地中固化的结构，打开每个人的生活，让“自我”成为场景中重要的一部分，完成空间的再生产。
▲即将拆除的菜市场 来源：网络
▲摊主们和何志森的聚餐 来源：网络
在菜市场项目中，重点并不是“在菜市场挂上了照片”，而是“摊主们因为发自内心的身份认同而自发挂上了照片”。“策展”作为mapping的一个重要节点，必然是“临时的”、“无功利的”，它摆脱了物质层面上的占有或改造，避免反复踏入建筑再建的河流，以一种内在方式呈现建筑的另一重意义，回护公众的价值和利益。
所以，尽管菜市场的物理空间已经消失了，但因为这个项目而重构的社群关系、弱势群体的尊严自信，依然存在并延续着，公众在这个项目中成为真正的主角，并且自发地参与到了空间的占领和创作中，某种程度上，它达成了人文城市的终极目标。
5_新的可能
在何志森“出圈”后，毫无疑问地，他陷入到两极化的评论中。一方面，背负“精英”身份的建筑师试图跨越阶级作出的一些出格尝试和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使他在社会层面受到巨大的好评，同时何志森又难免陷入到媒体和同行指出的“建筑师的另一种傲慢”和“喧哗取众”的质疑中。
但显而易见的是，面对这样一位非典型建筑师，彻底的肯定和否定都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全盘否定无疑抹灭了对于“非典型”的思考；但仅仅因为他对于人文价值的强调和弱势群体的关怀而报以绝对的肯定，又似乎陷入了某种“政治正确”的怪圈。
笔者更认为，何志森值得被讨论的地方不在于“他是否做了一件正确的事”，而在于“他愿意去尝试一些在传统语境可能不那么正确的事”。这些事情不仅仅是组织mapping工作坊或者带领学生完成调研，同时还有工作坊对于普通人的参与接纳、项目介入过程中对人群的认识熟悉甚至成为朋友，以及何志森本人也并不抗拒各方媒体的采访和平台演讲，以致于最终因一席讲座出圈。
他所做的一切，无疑都在增加着mapping的传唱度和流动性，某种程度上，mapping也正因为这一切而走向日常化，不再给人以晦涩和高高在上的感觉，让非专业人士也能产生“或许我也可以”的想法。
▲何志森与市场摊主们合影 来源：网络
▲移动民众花园种植计划海报 来源：网络
另一层面上，对于设计师而言，当传统的设计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习惯性用同一种方式解决不同场地里的相似问题，用数量和视觉上的表达掩盖本质上的套路甚至懒惰，Mapping的探索便显得弥足珍贵。它为设计师赋予了新的身份，站在侦探或者媒人的角度上重新思考问题，再以“反传统”的方式解决问题。
这样对于建筑学教育的探索和研究，无疑是值得被肯定的，但除此之外，也应该对mapping有所保留和怀疑，比如它本身是否过于局限在人文关怀的领域而忽略了mapping本身的广阔的理论和兼容学科？要如何才能让mapping脱离大众的狂热追捧、转发回归到平静的理性讨论中？
▲意象地图 来源：网络
6_结语
当何志森这类非典型建筑师被抽象成某个符号或象征引发讨论思考，在早已僵化的设计程式中一石激起千层浪。除了建筑师身份的重新讨论和设计视角的转移外，更多的思考或许也不应只集中在已成旧谈的微介入微更新中。
当非典型的尝试受到苛刻的抨击批评，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建筑学内部已成定式的规则和套路，似乎有些不可见的规则隐隐为设计安排了一切，小至某个建筑要怎样设计，大至教学、研究要怎样完成，一切都要行走在固定的轨道上，多余的尝试则是容易被扼杀的。
所以今天对于何志森的探讨，更大程度是对于 “反套路”、“不规矩”的深入建筑学教育和学科边界尝试的支持。毕竟无论如何，鼓励思考和讨论总是件好事。
参考文献：
[1]PINUP 对话 | 何志森：城中村 Mapping 中的建筑学视角
[2]辛塞波 著.“走向策展”和“公众主体”的菜市场美术馆
[3]何志森一席讲座
[4]何志森 著.从人民公园到人民的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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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原创 / 裴七
# 广州大学本科在读，人形咸鱼，十级躺平选手，间歇性鸡血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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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原创 / 一加
# 东南大学建筑学研究生，除了建筑对啥都感兴趣，梦想是建设美丽中国。
编辑 / 白雎 审核 / 尤加利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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