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住宅：“要居住，还是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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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廉租房”、“公租房”等有关住宅的公共福利政策已经家喻户晓，它们通常由政府出资建设，提供给中低收入群体居住，是城市治理的重要一环。在一些如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中，社会福利住房政策的好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是否能留住人才，长远看，社会住宅关乎低收入群体在城市中的尊严，以及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建设中的Alexandra Road Estate，社会住房项目，英国）

虽然城市中的一些公租房的空间形式和普通住宅类似，其中的生活需求也都能基本满足。然而，在社会住宅诞生之初，它其实伴随着强烈的乌托邦气质——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中，违背商品经济的逻辑，为工人阶级提供保障性寓所。

这其中，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实践，也有资本主义社会面对工业化导致的城市人口激增作出的妥协。但无论其社会制度如何，社会住宅的出现和发展的过程，都是在一个旧社会的基础之上设想一种新生活模式的过程，也可以说就是创造乌托邦的过程。

这篇文章希望能从两座典型的社会住宅切入，探讨社会住宅如何成为乌托邦社会结构的具象化，又是如何用乌托邦的思想推动或者阻碍社会的变革。并结合当代的社会住宅，探讨我们是否处在一次新的乌托邦的实验当中？又或者说，在当下我们又该如何设想新的生活？

一、与社会发展相关

社会住宅离不开社会二字。

（早期的社会住宅设想）

正是因为在不同社会环境的土壤中都能够诞生出社会住宅，社会住宅在不同地域、不同年代的表现也不尽相同。本文选择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建成的两座最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住宅：位于美国圣路易斯市的Pruitt-Igoe社区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福绥境大楼（也称社会主义大楼）。

（Pruitt-Igoe，美国圣路易斯市）

（福绥境大楼，北京市西城区，另一座高耸的建筑物是白塔寺）

前者因那张被爆破的照片而闻名，被查尔斯·詹克斯在《后现代建筑的语言》当中称作是“现代主义的死亡”；后者是北京最初建造的三座社会住宅，相传是用人民大会堂的余料所建，和周围低矮的胡同产生了巨大的视觉冲击，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主义住宅的发端。

且不论“发端”和“死亡”的论述是否中肯，这两组建筑确确实实回应了特定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美国，Pruitt-Igoe被用来解决城市空心化和黑人贫民窟问题；在中国，福绥境是先进意识形态的具象化，解决共产主义的生活需要什么样的建筑的问题。

（pruitt-igoe（左）和福绥境（右））

然而，这两座建筑又不约而同地在同一时期走向了相似的结局——上世纪七十年代后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的出现，导致了这两组建筑和社会之间的不协调。最终一个被炸毁，一个被腾退，成为了化石。

（被炸毁的Pruitt-Igoe）

（破败的福绥境大楼）

二、早期社会住宅：社会空想

社会住宅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516年的德国的福格社区（Fuggerei），是一处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的住房，至今仍有150人居住。居民每天需要祈祷三次，一年只需缴纳不到一欧元的租金。福格雷社区同时也被开发成为旅游景点，事务所MVRDV也为其设计了纪念展馆。

（福格雷社区）

社会住宅的真正建设的高潮一直要等到18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后。伴随着城市工业发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工业化早期的欧美大都市都出现前所未有的人口激增，如何解决这一部分人口的居住问题就成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运转的重中之重。

在这里，建筑和社会的微妙联系就变得尤为突出。

工业革命的开展让农民成为工人进入城市。不同的阶级碰撞产生出种种矛盾中，什么样的住房能够容纳如此多的工人，且经济节约，是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热烈探讨的问题。

政治家和社会学家不约而同地思考一种新的住宅建筑。有的直接切入，通过减少人均使用面积，增加容积率等直接的手段，增加住宅储备。有的认为造成工人居住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从经济制度的批判出发，视图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在形式上通常表现为圈层围合的结构，生产和居住相结合。

顺理成章地，建筑成为了一种解决由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矛盾的手段，或者说，建筑成为了乌托邦政治理想的具体表现。

（工业革命和大量工人）

如果你还记得高中政治课本中的欧文和傅里叶，那么你也许还记得由他们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不仅是针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提出的一个社会主义宣言，还是一套乌托邦的规划思想，将城市建设和经济制度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傅里叶提出一个由1500人组成的，称作“法郎吉”的住宅单位。期望以社会大生产替代家庭小生产。通过协作代替文明社会的无序竞争。在每个法郎吉当中，不同性格的人共同参加劳动。全体成员居住在被称为“法伦斯泰尔”的公共大厦里，中心是食堂、商场等，一侧是工厂，另一侧是旅馆、大厅和宿舍。集体劳动，集体生活，解体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原本的资本主义的住宅也就不再被需要了。

（法伦斯泰尔 意向图）

欧文的政治理想在建筑和城市上表现地更为明确。他设计了一个500-1500人的“合作新村”，实行财产公有制。建筑上他设计了一个方形的“互助居住单元”，采用圈层式的布局，中央是食堂兼礼堂，两翼是教堂、图书馆、学校、育婴所等等，足见欧文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合院之外是农田和工厂。新村可以按一定距离重复建设，在形式上可以类比今天常说的“大院”。

欧文这样描述他所设计的新村：“新村有大城市的一切便利，却没有大城市的无数祸害和不便。新村还将保持乡村的一切优点，但又没有目前偏僻地区所具有的种种不利条件。”

这些概念的乌托邦最开始在1840年的美国印第安纳州得以实现，欧文在那里建立了现实的“新和谐公社”，可惜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很快就失败了。

（合作新村意向图）

不难看出，二者设想的这会主义的乌托邦依旧被资本主义的阴影所笼罩。

我们知道，资本在流通的过程中涉及两个最基本的指标：距离（或时间）和单位运输成本。要维持利益的最大化，要么搬迁或者突破时空限制 ，要么革新技术减少单位运输成本。傅里叶欧文的两种集体生活的社区，就是将流通中的距离粗暴地降低，将大范围内的工业生产浓缩到最短的距离内，再组织集体围绕生产劳动展开生活。

不彻底的公有制塑造了二者对建筑和城市不彻底的幻想。

（位于苏格兰的新拉纳克，欧文参与建设的早期社会主义乌托邦城市）

傅里叶和欧文的城市规划理念深刻影响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的理论，已经后来柯布的光辉城市等规划思想，再更深远地影响了部分现代城市的肌理和功能分区。

回到社会住宅的建筑层面，现代主义和国际风格出现后，由于其快速建设的特征和社会住宅一拍即合。由政府出资的，现代主义的大规模住房成为了二十世纪真正的全球现象。现在欧美扎根发展，也经历了理想的失败与幻灭；转而在亚洲延续生命。由于二十世纪亚洲第三世界普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滞后，现代性成为了一种“还未到达”的状态。

第三世界的社会住宅关注着欧美先发展的他者，将“欧美的现代性”视作是脱离苦难现状的手段，主要通过模仿的方式，第三世界设想的乌托邦很难迈出比这之前的欧美社会更大的步子。

因此，第三世界的社会住宅，实际上是将欧美以及苏联的实践经验和自身不规范不现代的非正式住房体系相结合，从旧的公式中分化出一种更加复杂的模式。符号系统的象征意义更加突出，意识形态和政治干预更加深刻。Miles Glendinning形容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的社会住宅是“一种更具装饰性的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来构建同样的建筑类型。”

（上海 工人新村）

三、社会住宅的土壤与诞生

值得再次强调的是，社会住宅在不同的国家地域，结合国情、时代背景有不同的表现，但通常由一个或者多个原型分化演变而来。按照生活方式的不同可以被分为集约化的住宅和集体化的住宅。

Pruitt-Igoe，以及现在常听到的廉租房、公租房都属于前者的范畴。最基本的特征是政府主导投资，控制预算，以高密度集约化的新建住宅解决住房问题，发展城市经济。

“新和谐村”等等共产主义社会早期建成的社会住宅，如本文中所提到的福绥境大楼，就更具有实验性的乌托邦色彩和意识形态的教育作用。最基本的特征是内部组织集体生产、集体生活、发展共产主义。

（居民在安化楼前的合影）

总得来说，社会住宅之所以被称作是社会住宅，正是因为他诞生在盘根错节的的社会关系之中，作为一种新设想的社会关系的物质表现而存在。要考察社会住宅，仅观察其本身的空间形式不足以产生一个全面的理解。

接下来笔者将对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和美国切入，探索不同的社会如何产生不同的社会住宅，以及这些住宅为何会宿命般地走向他们的结局。

两组社会住宅均建造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虽然形式结构上大同小异，但是却生长在完全不一样的土壤当中。

3.1 现实问题：两种不同的城市化

上世纪五十年代，几乎全球都处在二战后的余波当中。在美国，南方传统农业受到工业化高速发展的冲击，佃农快速涌入北方城市寻找工作，圣路易斯市就是其一。而城市中产却随着逆城市化的浪潮搬向郊区和南方。

城市中心被闲置的房屋因此被涌入的低收入群体所占据，贫民窟的范围日益扩大，犯罪率激增 ，居住上的隔离也日益加剧。城市空心化，中心失活直接影响了中心商圈的经济运转，这是资本不愿意看到的场景。

（美国郊区住宅）

在中国，战后的快速建设期也为北京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而彼时的房屋一部分受损严重，居住环境恶劣，房屋租赁关系也因为所有制改革变得十分混乱。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却遭遇上了房荒。具体就部分胡同而言，传统的合院家族式的聚居模式被打散成为“杂院”，一部分变成了员工宿舍，一部分出租给了零散的人口。

一个“院””里住了来自天南海北的不同的家庭，生活空间逐渐向天井内侵占，最终将“院”堵得密不透风。支离破碎的四合院也已承受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矛盾。

（杂院，几乎被全部封上的院落）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为两座城市都带来了大量的人口以及住房矛盾。为了缓解住房紧张，二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由政府出资建设社会住宅的这条道路。

3.2 治理政策：社会愿景与社会矛盾

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宏观经济层面上，二战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社会福利政策也得以大力推行。出于重振城市商业中心，激活城市经济等考虑，美国当局在1949年颁布了一套住房法案（1949 Housing Act），在城市中开展了大规模的更新运动。旨在美化城市，清理市中心的贫民窟，把前往郊区的中产阶级吸引回来城市，并建造廉租房（low-rent units）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住宅。

（签署住房法案）

微观层面上，联邦政府给各市分配单元指标。P-I是圣路易斯市的第二座被建造的公共住房项目，占地57公顷，选址位于城市北部的一个黑人贫民窟，旨在为该市提供2700个居住单元，容积率远超原有的贫民窟。由于种族隔离政策，P-I被严格分为Pruitt和Igoe两个部分，分别供黑人和白人居住。联邦政府住房与城市发展局（HUD）出于预算的考虑对建筑指标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要求所有的建筑均为11层，共33栋。

（Pruitt-Igoe鸟瞰）

同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如火如荼的人民公社运动正从农村转向城市。各界都在探索一种新设想的社会和家庭组织模式，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集体化的生活。这种生活最终需要表现在建筑上，在城市重建的过程中，就展开了什么是“共产主义需要的建筑”的大讨论。“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工人住宅”也成为了重中之重。

北京率先进行了“城市人民公社”的住宅实验。《北京志 · 市政卷 · 房地产志》中记载了：“在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号召下，宣武区白纸坊、崇文区广渠门、东城区北官厅、西城区福绥境等地建起了‘人民公社化’住宅大楼。它们多为八层。”更有传言称，这几座大楼是有人民大会堂建造的余料所建，俨然从各个方面成为了“共产主义的样板房”。

（安化楼）

（福绥境）

在中美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政策下，社会住宅的社会角色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同语境下的社会住宅，承担了不同的意识形态。而相同的是，这种新与旧的强烈对峙，给与了居民一种乌托邦的积极愿景，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对未来的设想。短时间内，这种美好的设想能够冲淡部分社会矛盾。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为城市居民画了一个大饼。

3.3 建筑应对：现代主义与苏联经验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现代主义和二十世纪的社会住宅不谋而合。

Pruitt-Igoe由现代主义建筑师雅马萨奇（Yamasaki）主持设计。受预算所限，最终的方案在水平方向上呈现出非常纯粹的均匀的现代肌理，乍一看甚至和现在的一些住宅小区无异。垂直方向上，采用了隔层停靠的电梯结合内部的公共走廊等众多功能的公共活动空间，增加居民之间碰面和交流的可能性，促进邻里关系，以降低犯罪率。

（电梯运行示意图）

虽然大部分公共设施受预算限制未能如期建成，但最主要的设计愿景得到了满足——一处功能明确，形式整齐的现代住宅组团。从图中也可以看出，P-I社区与周边其余的建筑在体量和形式上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Pruitt-Igoe俯视图）

在北京，现代的风从北方吹来。前苏联来华专家为早期中国城市建设提供了众多经验。住宅方面也大量学习苏联的社会住房，按照现成图纸进行设计。在当时还成立了“标准室”，绘制标准图集，以便于大规模建设。

福绥境大楼最终呈现为由一条纵深的Z字形串联起两侧房间的平面布局模式。底层布置公共活动功能，从理发店到幼儿园到食堂一应俱全。地下层用作厨房等后勤功能，上方七层分布了可以容纳不同人数的居住单元。和Pruitt-Igoe社区一样，福绥境大楼成为被低矮平房包围的一座庞然大物。

（福绥境和胡同）

社会住宅处在公共和私人的十字路口，要建成一座社会住宅绝不仅仅依靠建筑师一时的乌托邦愿景，而是多方纠缠角力的结果。

四、社会住宅与新生活

这两座建筑无疑是对当时的住宅空间有了颠覆性的改变，也因此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新与旧的强烈对峙敦促着人们打破对习以为常的空间的依赖，被建筑空间“教育”成一个适应现代生活的都市人。

4.1 Pruitt-Igoe社区

纪录片《Pruitt-Igoe Myth》细致地记录了P-I社区的居住体验。由于P-I社区租金低廉，虽然建造的质量低下，但居住环境已远超贫民窟。在加上政府开始着手扫除贫民窟，P-I刚落成之时就吸引了大批中低收入者的申请。

1954年，第一位居民搬入了这个社区。最开始，现代的高层建筑带给从贫民窟迁来的黑人的震撼是巨大的。一位居民提到：她的妈妈第一次可以睡在一间有门的房间里，每个人都有一张床。另一位被分到11层的居民感叹道：全新的高度能够让她俯瞰整个城市，就像是一个“穷人的顶层豪华公寓”。到1957年，入住率达到了91%的峰值。

高入住率带来足够的租金收入，因此也就有足够的资金以维护设施的正常运转。楼中的公共空间如预期一般被充分的利用，孩子能够在其中“疯玩”。一位男性居民在采访中说道：这里能让我感受到一种家的氛围，一种社区的氛围。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过上一种与拥挤的贫民窟中完全不同的，干净、卫生、整洁的“现代生活”。

第一批住户入住在圣诞节前夕，他们几乎都怀着不可置信的喜悦，形容P-I好像是一个圣诞节的礼物。然而有趣的是，在中文翻译的版本中，Christmas present 却被误译成了“圣诞主题监狱”（Christmas prison）。译者无意，却一语成谶。Pruitt-Igoe最终几乎成为了一座监狱。

4.2 福绥境大楼

另一边的福绥境大楼也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建筑师结合苏联的图纸，将想象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设想具象化成建筑空间，推动着日常生活的集体化。

与P-I社区不同的是，虽被称作是“社会住宅”，但由于相对高规格的设施，福绥境大楼的租金却不低。它也被称作是“高干楼”，就是因为能够承担得起房租的几乎都是些收入客观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真正过上了一种实验性的共产主义的生活。不出大楼也能解决生活问题。

一日三餐可以从底层的大食堂购买，也可以自己在各层的公共厨房解决。居室内配有卫生间和起居室，但楼内同时也布置了公共的卫生间。一栋建筑内的功能可谓是包罗万象。

（福绥境大楼首层平面中段，cr有方）

厨房是“左”的意识形态最为突出的符号之一，也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反映意识形态的手段。居室内的厨房被普遍取消了，目的是将家庭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在公社的组织下集中到底层开始从事生产，将家务劳动社会化，生活集体化。

食堂大锅饭的出现也是推动“新法做饭”的一部分，目的是对炊事工具进行改革。

公共卫生间的存在，也使大楼内还保留了一部分胡同中的社交模式——在等待的过程中，邻里间的对话就自然地展开了。

（食堂平面，cr有方）

史铁生在《九层大楼》里这样描述福绥境大楼：“那里面真正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有煤气，有暖气，有电梯；住进那里的人，都不用自己做饭了[……]；那还有俱乐部[……]；还有放映厅[……]。总之，那楼里就是一个社会，一个理想社会的缩影或者样板，那儿的人们不分彼此，同时一个大家庭，可以说他们差不多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

如果说在设计中还试图平衡公与私的关系，那么史铁生在描述福绥境大楼的时候选用的意向则无一例外的是代表公共的那一部分。这与福绥境大楼作为一个集体生活的实验住宅给人们留下的极度公共性的印象有着直接的关联。

（电影 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大院生活）

而与P-I社区相似的是，福绥境大楼最终也没躲过被荒废的命运。一个浩浩荡荡的集体生活的乌托邦实验，最终也无奈地拉上了帷幕。

五、社会住宅缘何衰败？

因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Pruitt-Igoe和福绥境大楼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走向衰败。也许是一个不会再有人来维修的电灯泡，也许是一次激烈的邻里矛盾。当开始出现衰败的苗头时，这两组建筑所面临的问题已经是积重难返了。

最主要的原因依然是经济。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经济结束了战后的恢复期，通胀和高失业率随之而来。经济大幅衰退，新自由主义抬头，公众对凯恩斯主义一系列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愈发不信任。主要依靠政府资金和租金运作的社会住宅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一没有公共资金，二收不到租金，P-I社区很快负担不起维护的开支，居住环境每况愈下，犯罪率与日俱增。

（破败的pi）

此时的中国也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经济体制再度转变，在文化上的反应是十分激烈的——保守主义和父权制重新统治了家庭，家庭变成了私人的领域。最终反应在对空间的使用上：集体主义的生活回归核心家庭的模式，集体养育、集体劳动成为空谈。

各家各户关起门过自己的日子。公共食堂也很快被关停了，内部矛盾集中在公共厨房中的水和煤气，久而久之，住户在各自门前的过道内支起了煤气灶，摆上了餐桌，走廊的承担起日常起居的更多功能。和Pruitt-Igoe社区一样，福绥境大楼也很快因为缺乏维护和火灾隐患，生活质量急剧下降。

（被放置在走廊中的冰箱，cr王拓）

维修Pruitt-Igoe的积弊是一个无底洞，因为根本上仅仅依靠建筑本身无法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反而这个已经千疮百孔的住宅社区会源源不断地为城市治理带来更多的矛盾。高耸的建筑成为天然视线优越的堡垒，邻里社交的公共空间逐渐变成罪犯的据点。他们潜入空置的房间，指导将罪恶的种子播撒满整栋建筑。充满希望的圣诞节礼物仅用了不到十年就又变回了一座崭新的“现代的”贫民窟。

最终在1971年，美国当局选择炸毁Pruitt-Igoe。

这张知名的照片，被查尔斯·詹克斯用在《后现代建筑语言》当中，被视作是“现代主义建筑死亡的标志”，将P-I衰落的原因归咎到CIAM和国际主义的头上。

后现代主义兴起，照片中典型的现代建筑却被定格在坍塌的瞬间，无疑是用来攻讦现代主义的最好例证。而被他所忽视的是美国宏观经济的问题作用在个体上的巨大伤害，将低收入群体聚集到一片区域内的真实目的，以及社会对低收入群体的种种不公平政策等。

Pruitt-Igoe在经济制度和人的生活之间充当了一个中介，承担着政府干预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博弈的结果。建筑师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设计师。

而另一边，建筑师为集体生活所设计的新的系统，却成为了“现代生活”的最大障碍。包罗万象的集体功能消失了。由于户内没有厨房，只能借用走廊的空间；由于没有适合一家三口居住的户型，核心家庭的空间更加拥挤；由于开放的底层，居民的居住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公共厨房，cr有方）

有能力离开的居民早已搬走，剩下为数不多的老人和北漂，有人割舍不下公社的记忆，有人希望能在首都的中心用相对低的价格租一间遮风避雨的房间。北京市在2004年之后相继颁布了几次腾退通知，理由是楼内有重大火灾隐患。也许是吸取了Pruitt-Igoe的教训，搬走后的单元很快被用砖墙堵住了门洞窗洞，以防空置阶段成为罪犯的聚集地。

福绥境大楼在2019年被列入北京优秀现代建筑保护名录，被保存了下来。成为了北京市内的一个巨型的人民公社的化石。也是废墟探险的热门目的地。

（福绥境大楼内的涂鸦，cr彭磊）

正如取消厨房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妇女在家庭关系中被压迫的问题，与其说社会住宅通过建筑空间的变革彻底改变家庭乃至社会结构，不如说社会住宅是新的家庭或社会结构的提案，是设想外部问题被建筑在内部解决后的理想结果，是一种革命的先声。

六、社会住宅如何革命？

回顾这两个社会住宅案例，它们像不彻底的一次外科手术一般，对城市问题进行了精准但效果有限的介入，它们的本质仍然是乌托邦的，试图用示范性的建筑促成城市总体的进化。

塔夫里这么描述乌托邦：无非是一种正在和正在成为的整体的结构性设想，是对“纯粹”基点的超越，一个旨在打破现有秩序的关系的定向系统，以便在更高和不同的层次上恢复这些关系。换句话说，社会住宅可以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超越，也可以是对核心家庭制度的超越。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的进步，但是乌托邦并不会长时间地以一种理想的状态存在。

（皮拉内西 《想象的监狱》）

起初，乌托邦被用来消化内部的刺激与矛盾，通过美好的愿景从而实现从痛苦的现实中解放，这一般是技术性的表现，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新的建筑空间或者技术。我们往往将这个憧憬完美社会秩序的过程称作是一种“革命”，并且这种革命是地域性的，根植于社会的。然而，革命并未产生理想的结果是常见的，乌托邦的愿景不一定能产生与之全然一样的社会现实，客观历史具有局限性。

紧接着，乌托邦就会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更加形而上的论述，或者说政治的工具。一部分被主流接受，或者说是知识被民主化；另一部分成为共识化的政治口号，用来维护新的秩序的合理性。

巴林顿·穆尔指出：“某一阶段的乌托邦激进思想在下一阶段会变成人们所接受的各种制度上的老生常谈和哲学。”前一阶段的乌托邦思想就可以被赋予教育和指导的意义，譬如Pruitt-Igoe可以被看做是一次教黑人如何过上白人般的现代生活的尝试，福绥境是一次教人如何初步走进社会主义的尝试，人们对它的俗称——“共产主义的样板楼”就是例证之一。

（圆形监狱）

（受圆形监狱影响的阿尔克-塞南的皇家盐场）

在最后的阶段，革命的热潮彻底退去之后，乌托邦就不再具有“激励社会行动的活生生的动力”。莫里斯·迈斯纳认为这一过程是革命胜利后的必然衰退过程。但从前文提及的几处具有乌托邦特征的社会住宅来看，社会住宅作用于社会像是外力作用于弹簧，先大大撑开，再回弹时塑性形变已经发生了。

这揭示了为什么在经历了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社会住宅依旧是社会福利政策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产生乌托邦和吸收乌托邦，从而逐渐向更真实的社会靠拢，在更高层次的社会组织形式上实现新的乌托邦。是一个螺旋，但不一定上升的状态。

（银翼杀手中的未来城市）

七、当代的社会住宅：还能想象不太一样的生活吗？

今天的社会住宅与半个世纪前的建设相比，已不再具有什么乌托邦的气质，几乎已经仅剩司空见惯的空间组织类型和廉价。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住宅项目也更多地转向关注改造更新和公平分配这样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判断：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放缓，社会结构也在这一历史周期种趋于稳定，社会住宅的发展已近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缓稳定的阶段，各地的社会福利政策与房屋市场也逐渐达成了平衡。

当代的社会住宅项目在城市种的角色已经几乎被确定：即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的廉价住房，通常采用出租的手段。关于社会住宅的政治性或者革命性已经大大削弱，或者被更深地隐藏起来了。

如MAD在2019年建成位于北京市四环外的首个保障性住房：百子湾公租房，讨论的是公租房社区的开放问题；又如位于波尔图的社会住宅改造项目 'Cité du Grand Parc'，是对原有的住宅楼进行的改扩建，考虑的主要是低成本改造的经济问题。

（百子湾公租房，cr MAD）

（'Cité du Grand Parc, cr MiesAward）

当代的社会住宅现阶段所要面对的主要是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和经济条件内为住户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不再以一种革命的热情来改造社会，而是一点点改变生活质量。

我们想问：当下更“温和”的社会住房项目，对于生活这些细微的改变是否还在继续撑开社会变革的弹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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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u, Duanfang. “Third World Modernism: Utopia, Modernity, and the People’s Commune in China.”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1984-) 60, no. 3 (2007): 40–48.

[4]高腾. 关于安化楼的研究[D]. 北京:北京建筑大学, 2013.

[5]韩涛. 金字塔、马拉松与群岛：三种社会设计模式分析[J]. 社会设计, 2022, 03(347):13-20.

[6]杨宇振.空间、自由与现代性  结合20世纪上半叶社会住宅生产的讨论[J].时代建筑,2015,No.145(05):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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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原创 /由由

#伦敦大学学院建筑历史研究生，内耗小能手，设计逃难人。

编辑 / 白雎   审核 / 言西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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