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名校与平等

前两天，93岁遗孀露丝・戈特曼的善举在全球刷屏：她的丈夫大卫・戈特曼是股神巴菲特的公司伯克希尔的早期投资者，拥有该公司6402股A类股，伯克希尔的股价高达每股61万美金，这意味着大卫持有的股票价值36亿美元以上，他与巴菲特的友谊长达60多年，在1963年投资巴菲特的公司后，他的资产价值上涨了6000多倍，60年间两个人每周都会通电话，直到2022年大卫离开人世，享年96岁。

大卫将这笔遗产全部留给了自己的妻子露丝，并告诉她：去做你认为最有意义的事。

露丝・戈特曼是爱因斯坦医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该校董事会成员，在学院任教和从事研究已近60年。在思考了近两年后，她做出了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决定：将遗产中的10亿美金捐给爱因斯坦医学院，并要求所有的钱都要用在学生身上，该校学生未来将享受永久免学费资格，在校学生过往交过的学费也将被报销。

美国医学院学费通常非常昂贵，以爱因斯坦医学院为例，该校学费一年6万美元，学校每年招收约125名学生，以4年为限总共约500人，这意味着所有学生每年的学费负担大约3000万美元。

美国目前处于加息周期，利率高企，10亿美金存银行一年大约有5000万利息，虽然这种高利息未必可持续，但是长期来看维持3%的年化收益率是问题不大的，所以这笔钱要负担学生们的学费支出毫无压力。

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过去60多年维持了20%左右的年复合增长率，因此，如果这些资金仍以伯克希尔股票的形式存在，每年的盈利应该远远超过3000万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爱因斯坦医学院不是美国第一家实现学费永久免除的医学院，此前纽约大学医学院已经实现这一点，同样受益于富豪的捐赠，美国家居巨头家得宝的创始人肯尼斯・朗格尼和伊莱恩・朗格尼夫妇在过去多年持续投入，帮助纽约大学医学院实现了这一目标。

免学费对学校的提升是巨大的，以纽约大学医学院为例，它是2018年开始免学费的，在此之前已经是医学院里的佼佼者，美国医学院里排名第十左右，免学费后迅速提升到了前三，与哈佛、约翰霍普金斯齐名。

向大学捐赠是欧美富人的传统，延续已有几百年，世界上许多现存或消失的大学，都因捐赠诞生。

赫赫有名的斯坦福大学，就由铁路富豪利兰·斯坦福及他的妻子简・莱思罗普・斯坦福于1891年共同创立，大学以他们因伤寒去世的儿子小利兰・斯坦福为名，以表纪念。儿子去世时（1884年），夫妻俩正处于六十岁生日前夕，利兰・斯坦福曾告诉妻子：“以后所有加利福尼亚的小孩都是我们的孩子（斯坦福在加州）。”

英国殖民者1636年在美国成立了哈佛大学。最初，这所大学被称为新市民学院（New College），并在1638年收到一笔价值780英镑的捐赠，这是该校当年全部财政拨款的两倍有余，这笔捐款来自于一位名叫约翰·哈佛的牧师，他在去世前留下遗嘱将自己的财产用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根据他的意愿，学校于1639年3月13日正式更名为哈佛学院，以表彰他对教育事业的贡献。

说到“消失的著名大学”，严格意义上来讲，燕京大学也是因捐赠诞生的著名学府。

燕京大学诞生于1916年1月31日，由当时的三所大学合并而成：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原称贝满）与通州协和大学。其中汇文和贝满都是教会学校，他们的资金主要来源是捐赠和募资，时任校长的司徒雷登每年都会抽空回美国向富人募资。

1928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让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联系在一起，也迅速的拥有了国际影响力。其资金来源是美国铝业大王霍尔名下的一笔巨额遗产捐赠。

在仅存的30多年历史中，燕京大学的名师与著名毕业生名单灿若星河：司徒雷登、冰心、郑振铎、周作人、钱穆、俞平伯、陈寅恪、费孝通、冯友兰、张东荪、顾颉刚、孙道临、吴宓、周汝昌、黄昆、梁思懿……

50年代院校调整后，作为私立大学存在的燕京大学显得不合时宜，被拆分进了一系列著名大学：

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

文学院、理学院的相关科系并入到了北京大学；

教育系并入了北京师范大学；

化学工程系并了天津大学；

社会学系调到了中央民族学院；

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参与组建北京政法学院（如今的中国政法大学）；

经济系参与组建中央财经学院（如今的中央财经大学）。

燕京大学的校园交给了北京大学，这就是燕园校区，包括未名湖、博雅塔等北京大学知名的建筑，其实都是燕京大学的历史古迹。

燕京大学从此不复存在。

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时，美国铝业大王霍尔旗下的慈善机构向该学院捐赠了150万美元，这可能是燕京大学历史上收到过的最大单笔捐赠。

1928年的150万美元是什么概念呢？1928年美国GDP仅仅1039亿美元，2023年GDP达到27.37万亿，是当年的263倍，等比例估算的话，当年的这笔捐赠大致相当于今天的3.9亿美元。

如果你觉得这样估算太粗糙，我们可以从另外两个纬度估算。1928年好莱坞片酬最高的女演员大约30万美元，今天片酬最高的女演员大约3500万美元，以这个比例估算，当年的150万美元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75亿美元。

此外，1928年美元与银元的汇率大约是1：1.6，而中国当时最火的女演员蝴蝶片酬是2000银元一部，同时有2000元每月的固定薪酬，假设她一年拍3部电影，加上每月固定薪水年收入大约是3万元。当时教授、老师是薪酬非常高的人群，著名教授年薪高达4000元左右，小学老师年薪大约500元，县长年薪大约250元，北上广无锡等大城市工人年薪大约120元，普通警察年薪大约24元（属于底层），鲁迅1928年通过稿酬和教书可以拿到大约6000元的年收入。

150万美元相当于240万银元，是影星蝴蝶年收入的80倍，社会名流鲁迅年收入的400倍，小学老师年收入的5000倍，县长年收入的1万倍，一名大厂员工年薪的2万倍，普通警察年收入的10万倍。

当年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在北京二环内合买的一套三进四合院，有21个房间，一大家子人住，不过3500元。后来兄弟失和，鲁迅又出去随手买了一套四合院，毫无压力。我们可以想象燕京大学当时这笔捐赠有多么巨大。

许多人印象中，资本都是面目可憎的，“万恶的资本”成为人们的口头禅。

然而，这实在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量事例不相符。

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杭州，毕生所学几乎都献给了中国，在担任燕京大学校长期间，他每年暑假都会去美国为燕大筹款，把燕大从一所普通的中国大学提升到世界一流水平，与这所大学相关的名师和校友几乎占据了那个群星璀璨的年代的半壁江山。他的妻子葬在燕园，自己去世后也安葬回了出生地杭州。

露丝将丈夫的巨额遗产，捐赠给自己任教的医学院，挖掘更多优秀的医学人才，将来这些学生将流入美国各大城市的医院、研究所、科研机构，成为社会的栋梁，造福美国人甚至全人类。

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并没有贪图地上的六便士，而是仰望星空，完成了造福人类、反哺社会的使命。

是什么让这些资本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一面呢？

首先，是法律、制度等社会环境使然。

好制度能激发人的善意，坏的制度能逼迫人生出恶意。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资本。

当社会制度、环境高度承认、保护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时，人们对自己拥有的资本抱有绝对的安全感，反而更愿意分享自己的资产去让世界变得更好，维持这个世界良性运转。弱水三千一瓢足饮，人的需求是有限的，子女的需求也有限，当自己拥有的资本远远超过自身和子女的需求时，将多余的捐出去，不仅可以在道德上拥有更多满足感，又可以让资本放大利用效率，让孩子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何尝不是另一种深深的爱呢。

相反，如果私有产权得不到很好的保护，人们对自己拥有的资产缺乏安全感，就需要更多的资产提高安全感，反而不敢放弃拥有的一切，进而希望子女也有更多保障，那么理性的策略，当然是将所有财产都留给子孙，最好是同时能进一步转移到海外。

其次，是文化背景造成的。

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似乎很难逃出等级森严的圈套：长幼有别、尊卑有序，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要成为人上人，要读好书赚大钱做大官，本质上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思维，权大一级压死人，钱多一级才能做人上人，每个人都不得不拥有更多的资本，站在更高的位置，维持自己的安全感、舒适感，凡事要比个高低、分个高下，处处要比人强才舒服、满足，这是自设心门、自困于己，一辈子都走不出欲望的圈套，到死了当然是将财产都留给子女比较好，不然他们就可能成为人下人，那怎么得了。

加上东亚传统奉行较为单一的价值观，无论读书、就业还是其他，通常都是挤独木桥的打怪升级模式，所以遍地内卷，哪里还有心思仰望星空呢。

西方文化更推崇“人人生而平等”，有了这个文化背景，就不会单维度评判人，在学习层面，对学生有更丰富的评估体系，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在职业发展层面，推崇个体自由，探索自己的潜能，而不是简单地以成绩优劣、收入高低、职业贵贱评判一个人的价值，实际上大学教授的收入与卡车司机、农场主，谁高谁低还真不一定。即便你是全A的好学生，也不一定有校队里的体育生受欢迎。

寻找自我、发现自我、超越自我是比赚到多少钱更重要的事，或者说前者才是人生的意义，赚钱只是附带的产品。

有时候过度的财富未必带来自由，反而是枷锁，尤其是当一个人的认知不足以支配他所拥有的巨额财富的时候，所以，与其给予子女天价财富，还不如帮助激发孩子的潜能，帮助他成为更好的人。

此外，社会保障体系、慈善抵税、资本是否带有原罪的程度，也决定了不同地方的资本，在流转方向上的差异。

简单地指责、抱怨别人为富不仁，总是最容易的，弄清楚这背后的原因，或许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财富、资本，也可以更好地看清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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