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俄罗斯

来源  |  秦川雁塔     作者丨金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身份认同焦虑

首先是俄罗斯“身份认同”带来焦虑。

曾经以来，俄国人认为他们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定位、发展方向和民族认同问题，只要沿着这条金光大道走下去未来就是光明灿烂。没有料到20世纪末的剧变使以前的定位遭到否定，尚未确立的“苏联民族共同体”戛然而止，原来以俄为中心的其他族裔纷纷脱离，多民族国家面临巨大的历史困惑。

剧变后俄对自己的定位一直就不明晰，很长一个时期都处在犹豫不决当中。直到2008年4月梅德韦杰夫仍然强调，“我们仍然站在十字路口，作为幅员如此辽阔和重要的大国，不知道往西还是往东走?”前驻俄大使李凤林先生在一次有俄国人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说：“俄罗斯不是东西”，全场愕然，他接着解释道，“俄罗斯既不是东，也不是西”，大家鼓掌。

俄国社会文化中外来因素的积淀至今清晰可辩。早期的土地制度是来自北欧的，专制制度是来自蒙古人的，东正教来自拜占庭的，基里尔字母是从希腊文字改编的，所有这一些混在一起就是俄罗斯的。上述因素也导致了在地缘政治、社会制度、文化选择上的困境和徘徊，历史定位是“时间性的”，地理定位是空间性的，精神定位是思想性的。而俄罗斯与外界接触过程中一直没有停止选择。

10-12世纪与拜占庭的碰撞摸到西方的边缘，13-15世纪蒙古入侵又使它陷入东方世界，17世纪-19世纪莫斯科罗斯和沙俄又处在追赶西方的浪潮中，20世纪的革命再次对原来定位大翻转。每一次后世对前世否定和摧毁之彻底世界罕见，破坏了历史文化的连续性和积累性。

当年苏联时期为了克服东西拉扯，使“铁幕兼具有物理性和心理性的作用，让俄国人对外部世界印象模糊，让他们觉得外面的世界就像另一个星球。克宫的宣传总是说，“在神圣俄罗斯之外，没有任何有价值和永恒的东西”。

即便是1991年剧变以后的这短短20多年，目标选择也经过几次变化：1、叶利钦的向西倒。2、普里马科夫的“欧亚主义”(兼顾东西、南)。3、PJ前期的“斯堪的纳维亚主义”(以利哈乔夫为国师、向北)、4、PJ后期新斯拉夫色彩越来越浓，实用主义、民族 民粹主义的东西越来越多。总之，目前的选择还没有一步到位，还可能发生变化。PJ原则性不是很强，有很大的漂移性，所以任何人都不敢说，五年后俄罗斯走向如何?

众所周知，从地理意义上说，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主要在欧俄部分，毫无疑问俄国的向西认同要远远高于向东认同。但是它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又一直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们的认同困惑尴尬在于，在亚洲我们是欧洲人，在欧洲我们是亚洲人。俄罗斯国家发展战略的“二元论”随着不同的领导人好恶在摇摆，在东西方之间的拉扯以及自尊自卑并存的心理仍然困扰着当今俄罗斯。

当年，丘吉尔把俄罗斯人叫做“亚洲荒原上成吉思汗的子孙”，主张“不让他们跨过莱茵河进入欧洲”。现在俄始终获得不了欧洲的免签，也就是说俄成不了欧盟国家认同的“欧洲人”。

欧盟诸国一致认为，签证作为一种主权象征，代表着一种认同。假如俄获得了欧洲资格，便会使欧洲在文化和理念上遭到“同构性”破坏。

素有“恐俄症”的波兰前国防部长诺什曾说：“俄东正教与欧洲文明相距太远，欧洲文明应该有一个界线，这个界早就有了，那就是“乌克兰”——在古俄语中крайна“边界”与украйна“乌克兰”是同义词。

2014年之后，就有了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那一句名言：“感谢普京把乌克兰变得更欧洲”。换句话说，乌克兰这个“边界”的向东移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俄与西方关系的结构，让一贯打各自算盘喜欢玩“绥靖政策”的欧洲在“防俄、遏俄之心不可无”方面达成共识。

而俄则认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尝够了西方对俄不平等对待的羞辱。1993年9月叶利钦表示要加入北约，遭到拒绝。接下来又提出建立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欧洲计划，又被欧盟否定。这种接二连三叫俄罗斯有一种“热脸贴了冷屁股”的“窝火”，又用“双东扩”来挤压他的地缘战略和生存空间。

2012年俄与欧盟结盟的意愿依然存在，俄学者甚至提出过与欧盟建立“大欧洲联盟”的设想。这些伸出的橄榄枝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热情回应，很容易对俄挫伤而造成逆反心理。在斯诺登事件和乌克兰问题之前，俄国也提出改善“凉战”以“冷和平”改善俄美关系。

这些年PJ的内外政策使得俄与西方主导的体系更难融合，渐行渐远。先有俄庇护斯诺登和并吞克里米亚，后因西方对俄的孤立政策和打压油价让俄经济雪上加霜，更加之今年3月俄前间谍在英被特工涉嫌毒杀事件，更使双方关系跌入“冰点”。

在这种国际环境中，“民-族主义”一跃成为后共产主义社会动员方式就顺理成章了。苏联霸权型的民族主义经历了质变后开始“向传统的俄罗斯帝国价值转移”，在共产主义耗尽了潜能之后，这个真空“逐渐被民族主义思想观念以其特有的俄罗斯姿态所取代”。而且从根本上说，除了一段时间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龃龉之外，前者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从来都要比自由主义要密切。那些循环再生的左派人士一般都能在民族主义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俄现行政策是以“突显或夸大独特的民族性诉求”，以作为民族凝聚力的“二维码”，似乎只有不断地重复“俄国特殊论”才能加强民族认同。学者们都在像考古挖掘一样寻找俄罗斯文明特性的依据。这种俄罗斯“特殊文化基因论”的“新国学”导读，加剧了的排他性的流行。

其实这也不是PJ的独创。19世纪“黄金时代”俄国杰出的思想家就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世界，仿效西方会使它的独特性消失，跟随在西方国家之后最终将淹没自己。原本俄一直是“‘垂死西方’的唯一拯救源泉”，现在怎么能沦落到充当跟屁虫的地步呢?可以看出，俄国家属性与定位在经过几番摇摆之后，又落脚到沙俄似曾相识地“历史怪圈”中。

叶利钦时代，俄也曾简单地幻想通过政治上从全能主义制度向自由民主制度、经济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汇入“人类文明的主流”，但最终却在西方对俄固有的“边缘角色”设定中，感到“民族自尊心受损”而无法接受。

可以看到，俄罗斯的自我定位与西方对俄的定位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偏差。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态度极大地刺激了俄罗斯社会精英和大众对西方的反感，使得原本植根于俄罗斯民族性当中的反西方因子再次膨胀。既然做不了“平起平坐的哥儿们”，索性不如以一种逆向思维的方式“对着干”更能得到重视。

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俄民众认为，历史上的西方都是加害俄罗斯的，对俄罗斯有敌意的，给俄国的经济主权和国家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现在的西方就是一个文化垃圾的策源地。如今俄罗斯自我定位是“抵抗美国的中心之一”，并力求建立一个对抗西方的“俄国式全球化的标准”。

从21世纪开始每年的9-10月份一些青年组织都会举行一个“反资本主义大进军”的游行。在民族主义、生态运动、共产主义和NGO的各类组织中，除后者外，绝大多数都是厌恶西方、抵御西方“资本渗透”和“文化侵略”的。

对“苏联遗产”的“过滤”是如今俄民族建构的因素之一。这里面既遗留了沙俄帝国的内容，也保存了苏联时期的“老大哥”“支配权观念”。在这里帝国的三色旗和苏联的镰-刀-斧-头旗，竟然是可以重合的，尽管是后者的“暴力革命”推翻了前者。

中国人在俄一看到镰-刀斧-头和红星象征的苏联标志，就倾向于把它解释成对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向往和怀念，其实这“红白沙拉大杂烩”中传递的是要“复杂得多的感情和信息”。

俄罗斯要回归的并不是苏联的那套制度，而是从被抛弃的意识形态中挖掘“光荣往昔”的民族诉求，意识形态霸权降低与民族主义霸权抬升已经完成了一个双向互换过程，旧体制的意识形态遗产很难“激活”了，但是从帝国那里接受的遗产从来就没有被清除过。

改变帝国思维也绝非一朝一夕。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说：“从古代起，俄罗斯就意识到自己是帝国遗产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俄罗斯不应当放弃许多世纪以来的大国意识”。有人把这种“帝国遗传”称之为一种“新帝国妄想症”，就像家道中落的破落户，总喜欢对外人唠叨，“我们祖上如何如何……”。

从未经历过STL恐怖时代的年轻一代政治家，正在按照自己的臆想对STL在进行一种“选择性地再塑造”，以一种“理想筛选”，使人们忘记“大清洗”和“大饥荒”，让民众对“STL时代充满罪恶的‘好日子’”抱有幻觉，似乎“苏联那时是多么‘安全’和‘幸福’的一个地方”。那句“名言”——“俄罗斯人似乎生来就是要帮助其他民族的”，至今仍有人念念不忘。

从沉浸在“大国光荣”怀旧的矫饰话语，可以看出俄罗斯人的“身份焦虑”的恐慌。品尝过“解体降格”和“强国荣耀”的俄国，举国上下都渴望重新做大国的国民，这是普京率先打民族主义牌的民意基础。

如果说PJ的对内政策总会找到一些非议的话，对外“紥刺约架”、让四邻侧目的政策反而受到国内的一致好评。其实谁都知道，对外强硬姿态主要是做给国内看的。往好里说是提升民族凝聚力，往坏处说，明摆着就是“内力不足”的转移矛盾的手段。

定位焦虑与安全焦虑

俄国目标模式的焦虑一直都存在。

当然18世纪后的“命定扩张论”可以算作目标之一，然而这样的军事目的“给整个俄国社会精神和社会结构留下了明显和深刻的特点”，过于辽阔的领土既是国家的骄傲也成其为包袱。俄国人承认，“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俄罗斯那样受地理、地缘的巨大影响”。

当他每一次处在十字路口，都要面对社会发展方向问题。19世纪上半叶俄国知识分子就“俄罗斯在世界历史中存在意义”?“这个民族将向人类展示什么?”等问题进行论战，并由此产生分为“斯拉夫派”与“西方派”，大约二百年后的今天这样的争论依然没有结果，可见分歧之大，定位之难。

这种定位难题导致的“缺乏主导性特征”被人命名为“俄国版斯芬克斯之谜”。在其一千多年的历史中，经历过多次强震型的颠覆性“跳跃”，历史的钟摆效应仍旧可见。基辅罗斯时代已带有与“汉萨同盟”类似的城邦色彩;鞑靼蒙古人240年的统治对它经历了“脱欧入亚”的东方化改造。18世纪以后彼得大帝的“西化”、叶卡特林娜的“开明君主专制”、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斯托雷平改革等都是为了不与西欧差距拉大。

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实行“西守东进”策略，STL模式向“卫星国”扩展，俄国的“亚细亚”色彩渐浓。可以说，俄国历史上的每次“西学东渐”，都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或重新整合，否则很难与传统土壤结合。“西化派”虽有振聋发聩之绩，却难收建功立业之效。当年彼得请来的创办科学院的德国学者大都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而他们的学生罗蒙诺索夫却成为一代宗师。

19世纪初翻译《拿破仑法典》、力主俄国“要跟上西欧发展步伐”的斯毕兰斯基很快被赶下舞台，亚历山大一世解散他的亲西方“密友委员会”，从“西方文化的崇拜者”变成“神圣同盟”的霸主。普列汉诺夫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完美无缺，在俄国却四处碰壁，被民粹主义改造后的LN主义大兴其道，不料在74年后戛然而止。

苏联剧变后自由主义独大了一阵子，但国内经济改革迟迟走不上轨道，使其“制度选择”的困境再次重现。经济改革艰难使民众对普世价值观产生了怀疑，他们把私有化转轨操作设计的失误，归结为西方经济模式的入侵造成了对俄罗斯经济的伤害，一时间“俄罗斯是具有特殊性的”理论甚嚣尘上。

PJ上台伊始也曾用“新斯拉夫主义”包装“自由主义”，提出俄国是“原装的欧洲国家”，想以此来迎接“北约东扩”，但并没有获得接纳，于是愤然逆势而行，“本土化”的结果是逐渐远离了文明主线，与国际秩序脱序。

这种历史境遇使得俄国人在内心深处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又极度敏感地不愿扮演二等国的角色。他们在两个基本层面上发现西方不可以直接作为俄罗斯发展的替代楷模，一方面西方与俄罗斯存在着利益分岐，另一方面西方的思想理论不能直接套用在现实中，还是要“坚持自身的文明主体性”。“西学俄用”本无可厚非，但是就怕走火入魔到偏狭的地步。

绝大多数人都不赞成剧变初期的“国家收缩”战略，他们认为，“微型帝国”不符合俄罗斯的“安全观”。俄剧变初期的向内收缩，加剧了外部敌对势力包围的心理，使它更加封闭、更加孤立。从外部环境看，现在与一百年前的1918年有些相似。

目前俄罗斯人把成为一个“体面的大国”作为一种民族凝聚力。PJ说，“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是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所有的行动都只能服从这一点”。既然俄国人都渴望像冬眠之后的熊苏醒过来，那么吸取过去二十多年的教训，讲现代国家“必须顾及俄的历史”，“必须从地缘政治和国情出发”。这种以安全导向为借口的社会动员方式，似乎又想重返统治-服从关系的管理架构。

这就涉及到了俄国的第三个焦虑——安全焦虑。一直以来俄都是一个有“安全焦虑症”的国家。自然地理环境上一望无际的东欧大平原和冷兵器时代国土易遭侵犯的记忆加之蒙古人240年的统治，使俄国人有一种“屏障缺乏感”的“安全忧虑”意识，久而久之这种基因沉淀变成了一种整个民族对“安全需求度”的紧张感。

俄总希望把国土的疆界扩大到“相对安全”的地带，这种只站在本国立场上的思维模式根深蒂固。俄国人强调，他们是一个被敌人包围的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缺乏防御能力，自己的对外扩张与西方殖民主义不同，而是一种防御性的自我保护。俄国是需要领土纵深的，换句话说，需要“以空间来置换时间”。两次卫国战争(1812年、1941-1945年)充分证明广袤的国土和寒冷的天气是克敌制胜的法宝。这种“命定扩张论”即便在自-由主-义者中也很有市场。

由此产生的另一点是俄罗斯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国家，它需要别国承认它世界大国的地位，以及对“后苏联空间优先利益区”的尊重。美国把俄从世界一流大国的名单中剔除，不承认俄国在其他任何国家具有势力范围。这样就造成了两者思维矛盾。

由于上世纪90年代的“被耍弄感”记忆犹新，加剧俄的愤懑、易怒和决心重返霸权心态。凡是美国的建议俄国都会不加思索地说“不!”。它看不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决定一切世界体系。美国人指责俄民主化行动迟缓，有民主倒退的趋势。俄国立即反驳说，不能容忍美对俄领土以及有影响地区实施美国的价值观。

西方的失误在于，加剧了俄民族主义的诉求，本来失落掉大国自豪感的俄罗斯人心里就不平衡，这种刺激导致民族主义的反弹，“新帝国综合症”一下子就获得广大的民意基础，公众的感情在经历苏联解体的失落后快速朝着传统的帝国价值观转移。在当初关系本应更为友善的时候没有更为友善，需要强硬的时候却没有更加强硬。

现在的俄罗斯就像一战以后的德国，由于凡尔赛协议过于挤压德国，导致了德国纳粹的崛起和全民族增强做大的军国主义爆棚，形成“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心态。PJ有意识把自己打造成“上天、入海、开飞机、打老虎”的硬汉形象，迎合的就是这种民众土壤。

梅德韦杰夫曾提出“特权利益区”理论，说独联体不是地缘政治博弈的“大棋盘”，而是俄罗斯生命攸关的核心利益区，俄不会把独联体让给“某些势力范围”，这是我们的安全外交常规，也是PJ强势外交的延续。

俄罗斯明确表示，原苏联地区是俄国的“特权利益区”，我们在这个地区内对一切越界和挑衅行为都持强硬立场”。

这种“以俄安全为出发点”的观念像瘟疫一样感染了所有人，对专-制的诉说已经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了。哪怕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一到民族问题上就容易“犯糊涂”，在历史上曾多次重复过全民不分青红皂白的“民族狂潮”。例如，1830年波兰起义遭到沙皇镇压，此时恰逢1812年俄法战争波罗金诺战役周年纪念日，普希金便写了《波罗金诺周年纪念》一文，站在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波兰起义，大肆吹捧俄军的胜利。

别林斯基也对沙皇的镇压行动采取赞许态度，并多次赞扬普希金的“大俄罗斯主义”的诗歌。1830年、1863年两次波兰起义失败后，俄国社会各界一致支持对起义参加者实行死刑和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役的判决。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人都公开表示对波兰人反抗沙俄切齿痛恨，令马克思对俄国知识分子大感失望。

至于说到中-俄关-系，阿穆尔洲的前州长波列瓦诺夫在俄《生意人报》发表文章说，中俄两国“从来就不是也不会成为兄弟，俄罗斯和中国一直都是大国，而大国之间没有兄弟和永恒的敌人或朋友，因此我们现在和中国是战略联盟”。说白了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民族主义观念发生器的思想酵母”不会对中国人另眼相看的，反而会更加警惕。俄武装力量前第一副总参谋长马尼洛夫撰文称，要消灭远东的“中国基因”。

中俄关系总的来说是上热下冷，上面拥抱下面使绊子的事情时有发生，并没有达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以前的中苏结盟，几乎可以说中方都处于被利用、被牺牲的境地，不知道这次中俄相互拥抱的“小蜜月期”谁会把握主动权?

“互利双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由于双方政治“秀”的需要，姿态总是很高调，实际上是“雷声大雨点小”，几年之前，中俄贸易额还不抵中国和新加坡的贸易额(2013年中国与新加坡是941.3亿美元，与俄罗斯是892 亿美元)。PJ也坦诚，“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只有在符合本国利益的时候才能奏效。中俄彼此都有防备心理，俄民间更有一种没落贵族看“暴发户”的不平衡心态。

俄媒体经常发表反华排华的言论，政府则以不干涉新闻自由为借口任其扩散，他们认为在“外交领域”政府与媒体“唱红白脸”会加大回旋余地。俄国的报纸经常有一种论调，说中国强大后必将对俄提出归还历史上被占领领土的要求。全俄舆论研究中心的资料显示，2/3的俄罗斯人对中国移民持反对态度，远东地区81%的人、全俄66%的人认为，中国人参加开发俄罗斯是危险的。而中国方面则相反，对中俄关系作出积极评价的占71%，其中“良好”占64.31%，认为不好不坏的占21.38%，选择“不好和很不好”的仅占2.7%。

整个俄罗斯能够冷静反思的人屈指可数，即便有人已经认识到这点，也没有勇气敢于招惹蛮横不讲理的“狂怒斗士”，冷静理性的观点往往在“喝狼奶”培养起来的“咆哮环境”中出不来。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会成为“俄奸”淹死在民族主义的汪洋大海中，甚至会喋血莫斯科街头。

整合焦虑与人口焦虑

第四个焦虑是整合焦虑。在经历了从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向剧变初期的自由主义转变后，原本无争议的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私-有-化以及公-民-社会发展战略，由于长时间在经济转轨的“平底锅”爬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使人们对回到共同价值的那套说辞充满疑虑和敌意，不再迷信以西化改造俄罗斯的构想，并引爆了斯拉夫主义者的反拉丁化基因。普希金那句“俄国与欧洲是格格不入的，利用他人的方式，无法种植俄罗斯的粮食”成为大众的口头禅。

历史的“断裂”和民族演进道路上的特点，使俄罗斯无论面临什么样的难题，都会被抬高成对“民族性”的挑战。一时间“文化决定论”卷土重来。在他们看来，西方的公式不适宜俄的历史经验，这块偶然飘过的浮云，从来没有与本土文化有机地融合过。

马克斯·韦伯说过，现代化实际上就是理性专业化的过程，而在俄国大地上那些浪漫、散漫惯了的人最受不得理性规划。另外俄国人习惯从外部找原因，一旦自身出了状况，拿共济会说事，以犹太人祭旗是常见的景观。

20世纪俄的四段国家制度中(君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苏维埃制度、总统议会制)其中第二种形态最为短暂且留给人们的印象不佳。对于剧变后坎坷的前十年，有些人认为“无序民主”代表着混乱，私有化代表着“各自为政”，法制的规范和繁琐代表着“公正和真理”的缺失，公民社会代表着社会无序，城市化代表着物欲横流，市场经济不过是重复是犹太人以逐利为目的贪婪等等。

索尔仁尼琴就把剧变后的这些年称为“第三个混沌时期(前两个分别是17世纪和内战时期)”。民调显示，很多人心目中理想的模式已经从西方国家转变为沙俄时期的1913年。

提出“俄罗斯人也是欧洲人”，愿意“共建欧洲家园”却被冷落，这让俄国人很不爽。它明显感觉到自己在欧亚东西之间被拉扯，在拜占庭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的挤压下，需要打造自己主导性的特征。于是PJ重构的“国家整合理论”有意无意的又回到19世纪的“国家学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школа”的立场上来。“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卡维林(1818-1885)、奇切林(1828-1904)成为了从“历史汲取资源”的象征性代表。

该学派认为，由于自然气候和地理因素，俄罗斯平原广袤无垠、苍茫无形，鞭长莫及，一百多种民族的组合“易散不宜合”而缺乏凝聚力，因此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强化中央政权是国家发展的需要，目的是为了战胜离心力。俄国家在民族形成中扮演着领路人的作用，国家是历史的主体和动力。

在卡维林等看来，国家是“超阶级”的机构，能够调节社会关系，只有国家强大民众才能有安全感。俄罗斯民族的惰性和爆发力并存的矛盾性、寒冷天气下短暂的“无霜期”以及幅员辽阔等特点，导致需要有一种“黏合剂”和有型的约束力。治理这样的国家只能是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制度，因为其他的统治方式都很难使上面的命令迅速下达并贯彻执行，而且还会为那些妄图使国家四分五裂的野心家活动提供土壤。

索洛维耶夫在《俄罗斯民族问题-俄罗斯与欧洲》中说：“国家性对俄国来说是必要的，没有深刻的国家思想，没有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对政府始终如一的顺从，俄罗斯就不可能抵抗住东西方的双面夹击”。而这一套恰恰迎合了普大帝是“人民引路人”的神话。有人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的路径依赖，把所有俄国人都变成了“国家主义者”。

俄国学者非常疑惑，同样国土辽阔、民族众多、政治观点和宗教庞杂的美国没有实行中央集权，没有一个强大权力的总统，是怎样形成一致的方向和目标的?

移民国家的“美国族体”已经存在了200多年，任何外来因素都会被这个大熔炉融化掉，它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共同文化的稳定实体。为什么“苏联族体”只存活了几十年就寿终正寝了呢?由于“基因学说”的兴盛，陷入“文化决定论”的俄国人便从文明类型的差异上去寻找原因，结果发现了几十条民族基因差异，便又陷入了“命定说”和“不可知论”的死胡同。

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巨型国家的“整合困境”，对新俄罗斯的民族凝聚力形成很大的挑战。经济发展饱受“国土过大”和人力资源不匹配的紧张和困扰。在这种状态下，他们格外看重民族性，于是宣扬俄民族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能够摆脱放任自流的自由和欲壑难填的私欲，是为了一个整体的大目标可以牺牲“小我”的民族。他们自我安慰道，这样的民族在灾难来临时候是具有暴发性能量的。

由此也容易滋生激进主义。俄国人常说这样一句话，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现在的年轻人最欣赏的是民粹派宣言中那句最著名的口号：“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

他们表示，在别的国家人们争论是为了寻找真理，在俄国人们争论是为了证明自己百分之一百的正确和击倒对手。利哈乔夫总结说，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极端性”特点突出，“妥协基因欠缺，强烈、狂热、绝对、一切、全部”，这些词都可以作为集体潜意识的概括。

第五个焦虑是对人口增长的担忧。俄罗斯有11个时区，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坐火车需要7天的时间，在苏联时期它的民用航空就具有世界上最长的航线。我们学俄语的时候，每次考试都会有这样一道题，“从某地某时出发，向不同方向飞行，抵达的时间是几点?”我遇到这种题的时候就在想，老毛子真会给自个找麻烦，为什么不像中国一样，新疆和北京设一个时区呢?

而在这么版图辽阔的土地上人烟稀少稀，人口主要都集中在乌拉尔山以西的欧俄地区。远东的总面积620万平方公里，占全俄领土的36.4%，却只有500多万人口。土地面积的大与人口的稀少形成明显反差。剧变以后两个流向：“向城市流动和向欧俄流动”，这使大城市人满为患，而北部和东部有上万个城镇遭废弃，人去楼空。当年内务部劳改营工业联合体控制了苏联资本的10-18%，这些靠强制建立起来的城市如今已经是昨日黄花。

俄远东地区人口变动趋势

俄国的自然资本与劳动资本严重地不匹配，平均每平方公里不足八个人，远东地区很多地方一平方公里还不到一人。由于酗酒和相关事故，男性死亡率是女性的四倍，女性的寿命平均比男性长15年，65岁以上的男女比例是：0·456：1，因此俄被称为是“母亲国家”、“祖母国家”。劳动人手匮缺一直困扰着历代统治者，如“国家学派”所强调的，俄国历史上的农奴制和中央集权都与人口短缺有密切的关系。

酗酒造成的社会问题众人所知，关于这方面的段子不胜枚举。俄谚说：俄国男人不是溺死于大海，而是酒杯。俄国冬季寒冷，日照时间短，抑郁症高发，酒精是最好的麻醉剂。他们为酗酒找借口说：“我们的喝酒不是出于需要，也不是因为悲伤，而是为了一种神秘的信仰”。

我们曾参加过与俄国人的工作午餐，因为下午还要继续座谈，按规定只能喝饮料不能喝酒，但是他们却在饭桌下面互相传递伏特加瓶子。俄罗斯约有250种伏特加，每年销售24.5亿升，人均18升。前两年《俄罗斯报》载，20-39岁的人中，38%有酗酒的毛病，40-59岁的人有55%经常酗酒。俄每年有70万人由于酗酒而丧生。

几乎每年PJ总统的《国情咨文》都要强调“人口问题”。劳动力负增长是老生常谈的旧话题，由于近年来出生人口减少，显得愈发严重。据估计到2050年俄罗斯的人口将从现在的1·2亿减少到1亿。学者们发出了“俄罗斯正在死亡”的呼声，民族学研究所的科兹洛夫教授提出，为了避免“俄罗斯族体死亡”政府必须要采取强硬的政治措施，以此掀起“保种运动”和“造人计划”。

媒体倡议“放假生孩子爱国运动”，有的地方甚至恢复“无子女税”。有1/3新生儿母亲是未婚女性，因为俄罗斯从来不歧视非婚生子女，只要是添丁进口都是整个社区的大喜事，陌生的俄罗斯大妈非常热心指导年轻人如何带孩子。

现在俄各地都在为减缓人口下降“支招”，PJ许诺以物质奖励刺激“二胎化”，生二胎可获得一次性奖励25万卢布，约合9200美元，同时二胎家庭每月可获得补贴335美元以及相关的住房和交通补贴，产假从3年延长到7年，恢复10个孩子以上的“英雄母亲”称号，并享有高额奖金和高额退休金。如此措施使得2015年生育率略有上升后，却在2017年再次下降。

令俄国人格外敏感的是，在阿穆尔河的另一边却有9千万人口，“中对俄实行人口扩张”这种说法在远东很有市场。远东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华人在远东聚集并以非法方式购买不动产，已经打破俄民族的结构平衡，更有耸人听闻的标题“中国正在买下俄罗斯”、“它是远东政治的假想敌”、“我们的战略是降低对中-国的依存度”……原本互补性很强的地缘和劳动力条件，硬是在防华排华心理下被割裂开来。

众所周知，莫斯科机场歧视刁难中国游客时有发生。现在俄罗斯有100个城市有光头党团伙，全俄有约10万光头党成员，光头党犯罪逐年上升。打击不力是主要原因，强力部门对光头党欺负有色人种事件总是闭一眼睁一眼。

商贸合作中，谈好的项目被取消的例子多不胜数，即便没有遭到废约，项目落实也遥遥无期——国人都知道，与俄国人“签协议容易落实难”。

中俄早在1994年就签署了共同修建布拉戈维申斯克阿穆尔河大桥的协议，直拖到二十几年后才开工。俄683号政府令规定，不允许外国人参与商店以外的零售业，这使得大批在俄华商血本无归。

俄国冬季蔬菜奇缺价格昂贵，华人赴俄种菜本是双赢的好事，但是农地、菜地的使用总是受到“中国人蚕食俄国论”的影响，甚至发生杀害菜农事件。俄在利用中-国劳务方面的政策始终被“中国威胁论”所笼罩。在对华问题上，莫斯科上层与远东从来就不在一个频道上，不知是唱双簧的需要还是真的鞭长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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