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霞飞路的白俄和犹太人说起
上个月老周流连书肆，搬回来不少旧书。前两天放假在家翻看，获益匪浅。内中有一本民国著名报人陶菊隐先生所写的《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读来饶有兴味。陶菊隐先生的文字属于温而不火，常常在冷幽默中发人深省，书中说的一个故事，很耐人寻味。
话说1945年5月8日这天，是德国向盟国无条件投降的日子。这一天上海人民沉浸在狂欢的气氛中，虽说当时上海还在沦陷中，但日军也知道大势已去，对中国人的庆祝行为并不多加干涉。当天在霞飞路金神父路（今淮海中路瑞金二路）口，发生了一件不胫而走的新闻。
原来，霞飞路金神父路口有一爿店面，分设两家小店，一家是俄国人所开的小小咖啡馆，一家是德国人所开的小小照相馆。自从欧战发生以后，这边德国店的老板在墙头上挂起了一帧希特勒的半身照片，那边俄国店的老板不甘示弱，也把浓眉大眼的斯大林大元帅的放大照片挂将出来。这对风云人物，共处在一间小小的店堂内，俨然同舟敌国。当德军闪电战席卷欧洲一直打到斯大林格勒时，德国老板的秃顶上熠熠有光，大有“目无余子”之慨。待到苏联红军发起大反攻，柏林兵临城下时，俄国店老板又趾高气扬起来。这天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俄国咖啡店老板突然挺胸叠肚走进店门，不由分说把希特勒的相片取下来，抛在门口的马路上，镜框打得粉碎。马路上一批俄侨一拥而进，把德国照相馆捣毁了。
两位白俄少女在霞飞路林大坊（Linda Terrace）弄口，今淮海中路833弄
本来这个故事到此为止也只是平常，而陶菊隐先生此处笔锋一转，写出他“调查研究”得到的信息：原来两位老板都不是地地道道的本国公民，德国老板是被纳粹党驱逐出来的犹太人，俄国老板是十月革命后流亡在外的白俄。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但令人回味、发人深省。让人对所谓的“爱国”，有了更深的理解，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陶菊隐先生是我非常喜欢的作者，他写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再版时加了个标题：《武夫当国》）皇皇五大册，我曾经一字一句读过。有人说这套书堪比美国人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1922-2004）所写的《光荣与梦想》（The Glory and the Dream），我觉得可能无法进行简单的类比。但这套书确实经典，虽然在解放以后陶菊隐先生自己对书动了手脚，加入了很多“与时俱进”的内容，可是书的精气神还是在的，读来还是很有启迪的。
民国时代出了很多伟大的报人，因笔遭祸并付出生命代价者不乏其人。比如我之前写过的邵飘萍和史量才，还有福建才子林白水先生，把政客潘复比喻成军阀张宗昌的“肾囊”，终于死在“狗肉将军”的枪下。相比之下，湖南长沙人陶菊隐先生没有自己同乡特有的“犟驴子”精神，他只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抗争，首先保存自己。上海孤岛沦陷以后，陶菊隐暂时退出新闻界，过“隐居”生活。但他隐而不退，一边从事文史研究，一边观察，战后写出这本《孤岛见闻》，是研究抗战的重要史料。
文化大革命时期，陶菊隐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批判。但他还是凭借自己顽强的生命力活了下来。他的《袁世凯演义》（又名《袁世凯真相》）一书，文革前就已完稿，文革“破四旧”，书稿化为纸灰。换了别人，可能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但陶菊隐等到文革后期空气稍微宽松时，偷偷地把这本书又重写了一遍。其执著如此、韧性如此。
陶菊隐（1898-1989）
“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这固然是一种令人敬佩的热情。但能够在乱世保全自己的首级于户牖，把《春秋》中“轼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全都记录下来，让后来之人都能因此而明白何为“春秋大义”，这同样是很有价值、很了不起的。陶菊隐在乱世中活了下来，活了91岁，除了刚才说到的这几本，他还写过蒋百里传、吴佩孚传，写过《记者生活三十年》等，都是很有分量的名著。苟活也是种态度，因为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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