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毕业季

长大以后，我很多次做梦回到我的母校：上海市丽园路第三小学。铸铁的大门是关着的，我们要从边上的小门进去。进校以后左手边有长长的一排沙滤水龙头，右手边是画廊和报廊。一楼是体育室，里面堆满了各种体育教具，篮球、排球、跳马、沙袋……操场有两个篮球架，其中一边固定在顺丰搪瓷厂的墙壁上。另一边有一个沙坑，还有我们的单杠、双杠和爬绳。上体育课跑步，从教学楼的走廊里穿过，再到操场上绕上一圈，加起来只有100米。是啊，这就是我的母校，一所小到不能再小的弄堂小学。

但就是这样一所小到不能再小的弄堂小学，我能进去读书还费了些周折。我是九月份出生的，但我户口本上的生日是八月份。动这么个小手脚，无非为了早一年读书，早一年为社会主义做贡献。但是，偏偏我们弄堂里有个小姐姐，和我一起从瑞金医院产科抱回来的，还比我大几天。她户口本上的生日，是九月份。眼看着我上了学，她却还在上幼儿园，小姐姐的家长不干了，找到学校想问个究竟，学校拿出我的资料：你看看，看看！就这样，“小姐姐”成了我的“学妹”，一点脾气也没有。

阴差阳错，我混在一个体育班里，而我的学校又是一所体育特色小学。所以我也被迫从事过几天田径训练，但很快被老师抛弃了。提前一年读书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太小，到哪里都矮别人一个头。至于读书……读书……我实在不记得小学里上课是什么样的了。小学生活留给我的记忆，只有白相，白相，还是白相……

直到有一天，我们班的班主任李老师对我说：“你，去考考上外附中试试。”那时我才猛然意识到：已经六年级了，马上就要上初中了。如果说我狼狈不堪的小学生活还有一点亮点的话，那就得说我的英语了。我们那个年代，英语是到五年级才开始学的，从ABCD开始。也怪，我一没有基础，二不开小灶，但英语就是学得很好，而且据老师说：“发音很标准。”我懂什么发音？无非是鹦鹉学舌，我是个好鹦鹉。所以学校里准备让我去考上外附中。

一试，二试，我都顺利过关了。最后要去面试。我爸妈带我到淮海路的马兰花童装商店，给我买了件天蓝色的拉链夹克衫。人靠衣装，我这个“小不点”穿上新行头，还挺像模像样的。英语老师蒋老师说：“呀，看上去像个小开呢。”小开是啥我也不懂，到了面试的地方我才知道天外有天，面试老师说的英语，我根本就听不懂。不是我不努力，我们这样的弄堂小学的小朋友，能闯到面试这一关，已经不容易了。上外附中只是个虚无缥缈的幻影，虽然我“看上去像个小开”——但只是看上去。

小学时代，我最要好的同学是小刚和小俊。小刚的外婆和我奶奶是好朋友，他们家是开碗店的。说是碗店，其实和杂货店差不多。小刚是只大模子，在田径队里没练出成绩，学习却受了影响。小俊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个优秀学生，他的父母都是中学老师，母亲还当过校长。他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语数外都很拔尖。我们三个人为什么成了好朋友，我也忘了。也许因为我们都喜欢《三国演义》，我们还模仿刘关张，自己悄悄地结拜了兄弟。放到清朝，异性结拜兄弟可是死罪，但这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中国，我们是未来的主人翁啊，我们是兄弟，怎么啦？

一张试卷，我们走上了各自不同的人生。小俊考上了上师大附中，小小年纪住校了。我去了五爱中学，一所区重点学校。小刚……小刚的学校……好像不怎么好。后来，路拓宽了，家拆了。一开始我们还写信，后来信都不知往哪儿写了。我们的母校，成了商品房，住了很多台湾人、韩国人……门口有凶巴巴的保安。铸铁的大门、沙滤水龙头，报廊画廊、顺丰搪瓷厂……全都不见了。多年以后我们三兄弟再聚首，小刚当了领导，跑进跑出人家都叫他“潘总”，他儿子争气了，学霸。小俊成了工程师，外号叫“叶工”，除了画图纸，业余时间喜欢打游戏，最爱打《三国》。而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

那是一个五月天，有明媚的阳光。小升初考试结束后，小刚、小俊一起到我家玩，我家是个据点，因为我家比较大，而且有一张硕大的八仙桌。当时流行一个游戏，用乒乓球在桌面上滚，玩游戏的人只能用手掌贴着桌边“搓”，谁让球落地谁就输了。我家的大八仙桌，用来玩这种游戏是最棒的了。我们就这样笑着，“搓”着，尽量不让球落地，全然不知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我们。

转眼，又是这样一个五月天，有明媚的阳光。那个午后，我女儿在放学路上忽然问我：“爸爸，我就要上中学了吗？”那一瞬，我仿佛回到了我家那张大八仙桌旁。三四十年的光阴，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过，耳畔突然想起一首歌的旋律：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

在不同时候留下同样的眼泪

心中想着朋友和书中人物间

究竟是谁比较像谁

那朵校园中的玫瑰

是否可能种在我眼前

在平凡无奇的人世间

给我一点温柔和喜悦”

——黄舒骏的《未央歌》。

“爸爸，我要有新同学了吗？”

“是啊，你要上中学，要有新同学了。”

那是又一代人了。

本帖图片选自日本摄影师秋山亮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拍摄的写真集的《你好！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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