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租界的电线木头和洋场才子的骷榔头

上海话中有些词的发音吃不大准，比如电线杆，通常叫“电线木头”，小时候经常听见有人说成“电线码头”，一直都没怎么细想，这电线杆和码头有什么关系呢？直到后来我在网上读到一位@食砚无田 老师的大作，这才茅塞顿开：原来上海的“电线木头”，和“码头”没有任何关系，而且电线木头的学问，还很深呢！电线木头电线木头，望文生义，电线杆应该是木头的。现在上海街上看到的电线杆，绝大多数是水泥的，木头的很少见，却还有。在哪里呢？南京东路边上的小马路石潭弄，就保留了几根这样的电线“木头”。

石潭弄的方型木头电线杆，这属于文物了（图片来自“上海黄浦”官方微信）

电这个东西是舶来品，上海电线的铺设，受到上海城市发展的影响。原来的老上海，公共租界是一块，法租界是一块，租界以外的华界是一块，三个区域各自为政，发展出各有特色的电线木头。公共租界采用的是英国人的一套，长短尺寸都用英制，车子行人靠左行驶，电线杆则是方形的。法租界的电线杆就有点“妖”了，是三棱形（或者说是“人字形”）的，绝对属于“法国特色”。而华界的电线杆则是圆形的。电线杆的材质最初是木头的，所以“电线木头”的叫法沿用至今。间或有铸铁空心的，后来一律发展成水泥柱。随着城市的变迁，方形的英式电线杆和三棱形的法式电线杆都成了文物，现在上海的电线杆几乎全是圆柱形的了，只有“电线木头”这句方言，还在提醒人们上海电线杆的历史。

简明的老上海电线杆形状示意图

法式的三棱形电线杆还有个别留存，比如建国西路瑞金二路口这一根（图片来自@食砚无田 老师的微博）

我读高中的时候，徐家汇路肇周路口的五爱中学盖新房，有两年的时间学校借用建国西路原五十五中学的校舍，所以建国西路陕西南路这一带，天天上学都要走过，非常熟悉。看到这张建国西路电线杆的照片，我尽力回想当时建国路两侧电线杆的模样，但想不出什么名堂。除了少数的几根，现在看到的电线杆都是圆柱形的了。高中时代的建国路，留给我最深的回忆是“公检法”，那里是卢湾，也是旧上海法租界军警司法集中的地方。如今的建国路分四段，瑞金二路以西一直延伸到衡山路的，是建国西路，原来叫福履理路（Rue J.Frelupt）；瑞金二路到重庆南路这一段是建国中路，原名薛华立路（Route S.Chevalier）；重庆南路往东就是建国东路了，原名叫康悌路（Rue Conty）。本来建国路到肇周路为止，后来又辟出一条建国新路，直到西藏南路为止。我们今天的故事，要从建国东路淡水路口的一根电线木头说起。

建国东路淡水路口的电线木头

和电线木头一样，上海话中“脑袋”这个词的发音也有点怪，叫“Kulangdou”，一般的写法是“骷颅头”或是“骷髅头”，但中间那个字并不念“lu”或者“lou”，而念得跟“榔头”的“榔”差不多。为什么是这么个念法，我也不清楚。建国东路淡水路口的电线木头，以前应该都是法式三棱形的，现在都是水泥圆柱了。这些电线杆看起来平淡无奇，但在1938年2月6日，这个路口的某一根电线杆上，突然有一颗人的骷榔头挂在上头，还牵涉到一位租界里“洋场才子”的传奇人生。

1938年2月6日，薛华立路萨坡赛路（今建国东路淡水路）口的一根电线杆上，突然被挂上了一颗血肉模糊的人头

当年建国东路淡水路口这个位置，也就是现在卢湾一中心小学，是法国的军营。这个人头是谁？又怎么会被挂在这里的呢？事情还得从老上海著名的报人蔡钓徒说起。

蔡钓徒（1904-1938）

蔡钓徒，原名安福，字履之，自署“海上钓徒”的笔名，所以叫蔡钓徒。蔡钓徒是上海本地人，出生于闵行的陈行。原来是学农业的，1927年到上海谋生，凭着一支生花妙笔，在上海滩竞争激烈的报界渐渐写出了名堂。他先是在南市老西门的翁家弄创办《龙报》，后又为《礼拜六》撰稿，创作过小说《花落瀛洲》。蔡钓徒文章写得好，人头也混得熟，和青红帮关系很深，在青帮拜了“老头子”，属于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人物。蔡钓徒人聪明又兜得转，他最大的特点是胆子大，别人不敢碰的题材，他敢碰。别人要用春秋笔法的，他敢直奔主题。就这样交了很多朋友，也结了很多冤家。威胁听得多了，耳光也吃过不少，蔡钓徒就这样在波诡云谲的民国上海滩纵横捭阖，穿行于各色人物之间，倒也得心应手。蔡钓徒应付各类人物，自有他一套圆滑的手法，有时瞒天过海，有时暗度陈仓，所以他的报纸好看、好销。眼看报纸办得风生水起，但随着日军占领华界，1938年的上海，已经成了另一个世界。蔡钓徒还用他那套洋场才子长袖善舞的办法应付日本人，那就“伐来赛”了。

蔡钓徒创作的小说《花落瀛洲》

当时蔡钓徒创办了《社会晚报》，自任发行人兼经理。《社会晚报》虽然销路不算特别好，但因为经常报道一些耸人听闻的刑事案件，所以在读者中很有影响。蔡钓徒还是那套黑道白道通吃的老办法，租界巡捕、国民政府、日本浪人、黑道老大……他都有接触。救国会运动发起以后，他和中共地下党也有联络。蔡钓徒的《社会晚报》和日本的特务机关有一定关系，享有不受检查的特权，还可以领取日伪的津贴。《社会晚报》一方面报道中国军队和游击队抗日的新闻，另一方面拿着日本人的津贴，为了应付日本人，他推出两种版面，给日本人和汉奸看的是一版，街面上卖的是另一版。终于，到1938年2月初，日本人通过汉奸组织黄道会找到了蔡钓徒。可怜洋场才子报界文人，被黄道会诓骗到四川北路的新亚饭店，严刑拷打之后押到郊外，割下头颅。蔡钓徒牺牲时年仅34岁。本来的计划是要把他的人头挂到薛华立路法国巡捕房门口，因为当地戒备森严没法下手，于是挂到了差一条横马路的现建国东路淡水路口的电线木头上面，旁边还挂了一方写有所谓“斩奸状”和“抗日份子下场”字样的白布。

日本特务机关大本营虹口四川北路新亚饭店

1952年蔡钓徒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有文章认为蔡钓徒之所以成为日本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人物，是因为他脚踩几条船，犯了大忌。比如老上海另一位很吃得开兜得转的文人兼中医陈存仁先生的文章里，就是这么写的。但蔡钓徒毕竟是抗日而死，又和中共地下党有联络，所以他的牺牲，是壮烈的。

建国东路淡水路口的电线杆，剥落的油漆见证过多少历史的变迁？

建国东路淡水路口的电线杆

以前谈恋爱逛马路，被上海人风趣地称为“数电线木头”，建国路不管是东路、中路，还是西路，都是绿树成荫的僻静马路，自然是恋人们很喜欢驻足流连的地方。只是不知道他们知道这里的电线木头上曾挂过人的骷榔头后，还有没有这份闲情逸致。电线杆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广而告之”，以前上头经常张贴布告，日本人和汉奸杀害蔡钓徒以后，也是把他的人头挂在电线木头上。后来有些人在上面贴小广告。如今的电线杆虽然已经没有了时代印记，但仍然有悬挂或张贴的文字和图片，提醒着些什么。

最近我还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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