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辛亥革命的“共和元勋”吗？
一、“捧袁”高调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界对袁世凯的评价打破了以往全盘否定的看法，日趋客观和公正。以辛亥革命时期的袁世凯为例，以往的研究，往往只讲袁世凯如何利用武昌起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方百计巧取豪夺国家最高权力。除了让人极其简单和一致地感觉袁世凯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窃国大盗”外，便没留下其他什么印象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历史研究者对以往的研究作了必要反思，发现与其他研究领域_样,对袁世凯的研究同样存在阶级斗争“教条化”、“简单化”、“绝对化”、“标签化”等等片面性问题。开始认识到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所作所为虽然不怎么样，甚至很“黑”但其历史作用是复杂的，多层次的，有着主、客观的区别，并不是“非白即黑”那么鲜明和绝对。理应通过不同方面和多层次的深入研究，给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从而使袁世凯研究快速走上了实事求是的科学道路。这是历史研究的重大进步，值得今天的研究者珍惜。
但是，综观30多年来的研究，也不能不承认，在这进步主流的背后，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的研究者在纠正以往研究中的不足的同时,又有意无意，或多或少走向了“捧袁（世凯）贬孙（中山）”的另一个极端，而且调门越拉越高。起初，还仅仅限于认为袁世凯在清末民初的改革中“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至于对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的身份认同和作用问题,也只认为他是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他的“出山”，仅仅是“客观上造成了有利于南方革命党人而不利于清廷的形势”H,起到了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立宪派所无法起到的客观作用。近年来却有研究者不再满足于这样的评价了。他们不但对当时留存下来的各种史料，不做任何体察和辨析，仅一味偏听偏信,大量采用袁世凯的亲信以及当时一些袒袁报刊的言论，为袁世凯的一些倒行逆施开脱、洗白。而且还有人抱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学界，突破了所谓“毛（按:指毛泽东)粉”的“第一次谎言”,又在“孙(按:指孙中山)粉’、“蒋（按:指蒋介石)粉”的“第二层谎言面前止步了”。甚至选择袁世凯称帝败亡百年之际，在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说；“在被涂抹和丑化的民国元勋和领袖人物中，第一个就是袁世凯。”在这位研究者的笔下，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已不仅仅是“客观”作用，而是“共和元勋”了。而真正的辛亥革命领袖“共和元勋”孙中山反成了几无尺寸之功的陪衬。看来，这位研究者是名副其实的“袁粉”了。这是一篇把袁世凯抬到吓人的高度，颇有代表性的奇文，其中所言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很有剖析的必要。
二、理由何在？
这位研究者凭什么把袁世凯的历史地位捧得如此之高？竟成了辛亥革命的“共和元勋”了？理由何在？他依据袁世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三四个月内的所作所为，提出了以下四条所谓理由：一是袁世凯受命于清王朝“危难之时”却不是“伺机而出”的“阴谋家”。这位研究者认为，辛亥革命爆发，大清帝国处于严重的危急之中，朝野上下，加上外国人，都想到只有袁世凯“能够为朝廷解危”。而袁世凯通过苦心经营，扩充实力,编练了一支“无论划归哪里”，都仍然是他“袁世凯的队伍”的“北洋”新军，确实“掌握了帝国的命脉”，拥有“扶大清国于既倒”的“能力”。但他并无“野心”，即使受到清廷，特别是摄政王载沣的排挤、打压，以“足疾”为由，将其罢官，也什么话“不说，赶紧逃命，离京回家去了”。袁世凯回到洹上村“养疴”，不过是“经营实业，修建宅第,书写《家训》，教子读书”，与文人墨客“吟风赏月，诗酒唱和”，以“享受生活”的心态,过着真实的“知足”生活。“《袁世凯未刊书信稿》存了他748封信，收信者包括亲王、督抚、州县官员多人，但信中的内容无不在宣告”他“绝无再起的野心”，完全不是人们后来常说的袁世凯是个“伺机而出”的“阴谋家”。武昌起义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消息传到洹上，手下的人都兴高采烈地向他道贺，他却“一脸木然,头都不抬”，直到清廷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后才宣布“出山”。他督师攻下汉口，又马不停蹄，进京组成新内阁，选择了停战议和，让外国舆论深信只要袁世凯不死，中国就“一定会出现一个共和国”，他就一定“会成为共和国的第_任总统”。
二是袁世凯“养寇”不只是为了“自重”。这位研究者说:袁世凯“知道这个王朝的腐败与愚顽,知道朝廷已是扶不起的阿斗，也知道世界大势的必然走向。历史经验和世界文明的走向告诉他，无论为自己还是为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群,都不能致力于剿灭民军”。他“曾是清末新政的推行者，深知宪政是文明进步和富强的必由之路,又深感在愚顽的专制统治之下改行宪政之难，所以，他不会错过眼下这个难得的机会。对于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他也清楚……这个国家的确离不开他袁世凯，国人的命运也系于他袁世凯。那么,利用这次机会，至少可以推进宪政的实行。这一切，在他出山前向朝廷提出的条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原来，在这位研究者眼里，袁世凯“养寇”，只是为了实行所谓“宪政”。他认为袁世凯“不愿做第二个曾国藩”，而黎元洪领导的辛亥革命,又“为袁世凯提供了一个逼迫朝廷妥协的机会，给实行宪政带来了曙光”。袁世凯不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镇压狂”，而黎元洪也不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革命狂”，两人“都具有现代理想,具有浓浓的人道精神”，相互一配合，便“走出了_条终结帝制、创建共和的特别道路”。
三是袁世凯承担起了“终结帝制的使命”。这位研究者认为“设法让清帝退位，把帝国变为民国，把皇权专制变为民主共和，说到底,就是设法让人家把国家交出来,把祖辈打下的江山交出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勇气，需要智慧，也需要时间”，“稍有不慎，就不仅前功尽弃，而且连脑袋也要搬家”。可是,当时的“革命阵营”却嫌袁世凯终结帝制的速度“有点慢”。加之革命党人中的一部分对袁世凯缺乏信任，尤其是同盟会的某些成员“尽管无力扭转革命已经形成的局势，无力改写未能领导辛亥革命的事实”，却只“关心由谁来摘桃子的问题直在打自己的算盘，所以，就有了在南京提前组建临时政府的事”。而这件事之所以发生，这位研究者认为：‘首先是上海集团与武昌集团的不同算计，加之黄兴与武昌诸将的矛盾，尤其是大元帅选举给黄兴、宋教仁等带来的不快。而孙中山之所以能够当选,除了他从国外带回军舰、枪支和大量军费这些有意制造的舆论影响之外，还有重要的_点,就是独立各省对袁世凯的行动速度不满……事实上是_种激将法,以此督促袁世凯加快终结帝制的速度，并且告诉他:我们并不是非你不可。但他们都很清楚，无论选谁来做这个临时大总统,都只是临时的替代品，并不妨碍大总统的人选。从这个意义上说，选谁都有点无所谓。”这有至今仍然保存在“南京博物馆的那枚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章”为证。而这枚临时大总统印章“无论你怎么想象，都很难想象它是半截木头”，而不是“金的”和“玉的’。“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当时筹办此事的人根本不重视，这个临时的替代品,还不知用几天，只要袁世凯的使命完成，就扔掉了，何必为此破费?”而且，当时的孙中山也“很好说话，只要让他做（按:指做临时大总统），不管几天,不管什么条件，他都无异议”。经过革命阵营这么一督促，袁世凯加快了步伐，终于在短短的两个月内“不负所望，以和平的方式终结了帝制”。因此，虽然“宽泛地说”，孙中山、黄兴、章太炎，还有邹容、吴樾、秋瑾、徐锡麟等，甚至1911年10月10日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武昌士兵，都算得上是“帝制的终结者”，但“具体地讲，直接终结帝制的，无疑还是袁世凯”。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使具有两千年传统的帝制和平转换，避免了玉石俱焚，避免了千百万人流血牺牲。这样的奇迹，如果是在今天，是一定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
四是袁世凯“有做人的基本道德”。他为了让清帝退位“的确用了些手段，其中既有对实情的隐瞒，也有对革命党实力的夸张，既曾通过军费施压，又曾利用将领们的通电”，因此“素有袁世凯‘逼宫’之说”。但说这话的人多是“清朝遗老”，他们“愤恨”袁世凯葬送了“大清江山”，所以竭力渲染他的“逼宫”恶行。其实‘袁世凯让皇帝退位，之所以做得不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够狠。就算是逼宫吧，他那逼的方式也很温和，很柔软”。他也争权夺利，杀人，“但他顾惜自己的名声，不愿突破某些底线。比如，恃强凌弱，残害无辜，都不是他愿意干的。他不乏手段，但做事却不愿做得太过。面对强敌,他未必没有狠手，但面对此时皇宫里的孤儿寡母，他有种种不忍”。“因为在他那里,还有做人的基本道德’。‘袁世凯虽然有时候也很专横，却不愿做《三国演义》里威逼献帝的那个曹操……他可以苦口婆心地劝说太后，却不能替太后做主，更不能写好诏书后硬抓着太后的手腕子去盖取”“他希望皇帝退位,却只能跪在太后面前，晓以利害，费尽心机让她明白，最终做出退位的决定。”他跪在隆裕太后面前，要她作出皇帝退位的决定时,与她一起“泪流满面”痛哭，并不是“演戏”。“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想一想袁世凯的当时感受，只要他不是特殊材料造成的钢铁战士，此时此刻，就不能不动情”。因为“此时的皇帝很可爱，隆裕太后好脾气，他们的手上没有鲜血”。“史料证明，袁世凯缺少的，恰恰是铁石心肠”。直到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他知道“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这才有了袁世凯所谓“引咎辞职”和北洋全体将领通电“请求皇帝令王公大臣捐献私财，毁家纾难,共济时艰”等等动作。总而言之，在这位研究者看来，袁世凯是_个坚守“道德”底线的人，并不存在“逼宫”问题，仅仅是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为了加快清帝退位的速度，不得已而采取了“一点手段”。
三、方法不可取
以上之所以不厌其详地介绍这位研究者所提出的理由，一是为了避免断章取义；二是觉得这位研究者的想象力很丰富,袁世凯的心理、思想没有他想不到的,也很有“辩才”，提出的理由相当独特，希望借此机会，与读者共赏奇文。
稍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的“共和元勋”，理应是孙中山，而不是袁世凯。这是一个早有历史定论，国人也有共识的问题,按理说已无需我在此饶舌了。但问题在于，既然这位研究者不愿承认这_事实,而且提出如此之多的蛊惑人心的理由，就很有必要做点辨析和说明。因为这是一个事关大是大非的问题，忽视不得，也模糊不得。
暂且不说这位研究者所提出的四条理由能否成立，先就方法论而言，他就犯了两个常识性的错误。
—是割断“事实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性”，如列宁所说过的那样“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地的和随便挑出来的”。历史虽然有阶段性，但也有连续性。昨天、今天与明天不可能绝对独立，没有任何联系。这位研究者把历史完全割裂开来，不从事物的总和与相互联系把握事实,而仅就_时_事孤立地看问题，将判断辛亥革命“共和元勋”的标准完全局限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三四个月之内，根本不看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和袁世凯为推翻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做过什么，对创立新生的中华民国，谁的贡献多,影响大。也不看袁世凯如愿以偿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大总统以后又做过什么？要把民国引向何方？是维护共和，还是恢复帝制？好像武昌起义是1911年10月10日突然发生的“共和元勋”也只是这几个月内成就的，与以前的历史毫无联系，与袁世凯后来背叛民国、恢复帝制也不相干。能这样看问题吗？能如此廉价地把“共和元勋”的桂冠奉送给袁世凯吗？武昌起义固然是中国历史由封建帝制走向“共和”制度的关键节点,“共和元勋”也是在这个关键节点最终成就的。但是，树有根，水有源“共和”制度和“共和元勋”能在这时出现与成就也是有前因后果的，绝不能割断历史，孤立地仅以武昌起义后几个月的历史作为衡量“共和元勋”的唯一标准。
事物总是由量变到质变的,有一个逐步累积和发展的过程。辛亥革命也不例外。试想，没有孙中山1894年组织兴中会和1905年把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小团体联合起来，组成统_的中国同盟会作为革命的领导机关，没有孙中山把同盟会的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精神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作为革命实践的理论指导，没有孙中山革命党人自1900年起在国内外创办报纸和杂志宣传和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没有孙中山革命党人在湖北及其他各省新军中的秘密联络工作，没有孙中山革命党人不屈不挠,愈挫愈奋，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动摇清朝的封建统治基础,激发民众的反抗斗争，形成全国革命高潮，能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爆发吗？能有袁世凯“出山”的机遇吗？能有袁世凯借力使力，用—点所谓“很温和，很柔软”的“手段”就“让皇帝退位”，实现“终结帝制”的目标吗？显然，那都是不可能的。
那么,袁世凯这时又在做什么呢？是否也在从事孙中山或类似于孙中山的事业,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同一目标而奋斗呢？当然没有。据众多研究者情有独钟的研究，认为袁世凯在担任山东巡抚以及直隶总督期间，政治嗅觉十分敏锐,意识到新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于是积极跻身倡导和推行旨在维护清朝封建统治，但客观上也有利于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具有某种现代化意义的所谓“新政”。他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支警察部队，联合张之洞等奏请朝廷废除科举，鼓励官僚乡绅捐办学校,发展新式教育，编练北洋新军，整顿吏治，改良司法和狱政，发展经济,等等。有的评论者发现恩格斯晚年在致约瑟夫•布络赫一封阐述唯物史观的长信中提到过“合力”问题，自以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从而断言：“袁世凯对辛亥革命的成功也是有贡献力量”的。其“单个的意志并不是历史最终达到的，但是这单个的意志，以及背后隐藏着的错综复杂的利益，经过合力推动后就改变了原来的方向了”。意思是说，辛亥革命的成功是包括袁世凯积极倡导和推行“新政”在内的“合力”作用下取得的。按照这个逻辑,袁世凯在推行清廷“新政”方面所作的努力，就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革命斗争一样，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了。这个看法能否成立，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前辈史家刘大年先生早有论述，他从“合力”与“动力”是历史运动中根本不同的两件事；对二者不加区别，会“使自己陷入一连串矛盾，无法解脱“合力”说是对恩格斯所讲“合力”问题的误鮮，以及“合力”说者的自我辩解等四个方面，指出“恩格斯所讲的‘合力’，并没有给这种主张提供根据”。退而言之，就算袁世凯推行“新政”的活动,如众多研究者所反复申说的，对中国的政治、军事、教育和法制的“现代化”起过一定作用，那也是“客观”的，不是他的自觉行为，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主观”上就是为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共和”制的中华民国不能同日而语。再退而言之，姑且不论“合力”论在理论上能否成立，就算袁世凯推行“新政”的努力也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合力”之各力之间也有直接与间接，主要和次要，以及作用大小之分，总不能说袁世凯推行“新政”对武昌起义的影响和作用是直接的，主要的，大于孙中山所从事的革命活动的影响和作用吧，怎么能说辛亥革命的“共和元勋”不是孙中山，反而是袁世凯呢？
何况袁世凯还在共和制度建立五年之后，又按捺不住称帝的“野心”，给自己戴上“洪宪”新朝的皇冠,无情打了这些“袁粉”的脸。尽管有人对此表示相当惋惜，忍不住叹息袁世凯如果不称帝，就如何如何了。但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既成事实，袁世凯称帝是既成事实,谁也改变不了，历史研究者只能在此既成事实的基础上讨论其功过是非。
也有人接过袁世凯称帝败亡前夕对原国务卿徐世昌说过的一番话替他洗刷，说袁世凯并没有立志当皇帝，是他身边的人说人民渴望一个君主,并让他当这个君主，他就相信了。他是被人误导，上了别人的当了。但是，在官场上跌打滚爬几十年，而又神经健全的袁世凯，竟会如黄口小儿般没有思想,没有主见，轻易上人的当吗？可能吗？武昌起义以后袁世凯应对清廷和孙中山革命阵营的谋略与手段，已经充分证明他绝对不是这样一个头脑简单，毫无定见，易于上当受骗的人。袁世凯的称帝绝对不可能不是他自己的主张。下面这件事可清楚说明这一点。1915年9月6日，由于“外交方面不调”，袁世凯打算对“国体问题”暂时“搁置”一下“从宪法上另事绸缪”，曾特地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参政院宣示意见，有维持共和，为其职责，更改国体认为与时事不合等语”。了解内情的参谋次长唐在礼等人生怕各地为此发生误会，缓办或止步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于是急电各地，说：“各报载大总统派员到参政院发表意见，所言各节，别有用意，请勿误会。我辈主张君主宗旨，仍照旧一力进行，万勿松懈。”自称时任江苏都督冯国瑋及门弟子的恽宝惠在致冯国瑋的密函中更是直言：“昨日极峰（按:指袁世凯）派杨杏城左丞代表至代行立法院发表意见,词意赞成改革（按:指赞成改“君主”制），实已昭然若揭。兹觅得原文，抄呈钧览。此事（按：指称帝）肇议之初，虽由于下面之鼓动，亦实因上峰已暗示主张，故一经发布，即有沛然莫御之势。”并进言道：“惠切思此事既已不能挽回，则无宁直捷发布己意，极表赞成，以袪疑虑。”这不清楚说明袁世凯称帝是他自己的主意吗？何来上当受骗之事？
还有人以袁世凯虽然称帝，却主张“立宪”，认为袁世凯称帝完全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他开脱。然而，袁世凯虽然标榜“立宪”，似与君主专制不同。但是，只要重温一下袁世凯1908年8月提出来的“立宪”原则，主张“立宪”须“定自上”，由“朝廷主持”，说“宪法本有钦定、民定之别，定自上而朝廷主持其势顺，定自下而人民迫胁其势逆，逆顺之别即治乱之机，尤不可不慎者也”,以及民国年间他玩过的解散国民党，以迫使民选国会停会，代之以钦定的“参政院”的把戏，就可以预测“洪宪”王朝的“君主立宪”，肯定是他袁世凯“钦定”自上的“立宪”，而不是“民定”自下的真正意义上的“立宪”。说白了，袁世凯的所谓“立宪”，不过是他用来欺骗全国人民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二是论证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如这位研究者指称“后来的人们谈到袁世凯回家隐居的日子，常常说他伺机而出，因为这样才更容易把他打扮成_个阴谋家”，并断言他“绝无再起的野心”。可是，又在论述袁世凯的所作所为的过程中，时不时承认“袁世凯对皇室构成威胁”。武昌起义后，朝廷起用袁世凯“任湖广总督’，“他知道，朝廷已经任命荫昌负责武昌平叛，他去做湖广总督，无形中就成了荫昌的副手”，袁世凯“不愿上任”。后因前线征剿不利，朝廷又想到袁世凯，千方百计要他复出，他又“提出了六个条件:1.明年即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宽容参与此次事变诸人；4.解除党禁；5.须授予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6.须予以十分充足的军费”。还说袁世凯“相信自己有力量扑灭革命，却不想扑灭革命’。“他知道如果没有革命的压力，他即使身为内阁总理大臣，说到底也是皇家的奴才，因为不姓爱新觉罗,就没有资格分享大清帝国的主权。”清军攻下汉口，“对袁世凯来说，此举是必需的，因为它既可以作为对清廷任命他做内阁总理大臣的回报，证明他的力量；又可以灭一灭黎元洪的气焰。然而，攻下汉口之后，没有乘胜攻取武昌，而是适可而止了”。袁世凯也“要感谢黎元洪，因为正是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为袁世凯提供了_个逼迫朝廷妥协的机会”，等等。这不是自打嘴巴，同样也把袁世凯“打扮成一个阴谋家“野心”家了吗？又如，这位研究者在讲到袁世凯不急于接受清廷的“出山”任命时，把革命力量吹上天，说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几年新政所经营的太平盛世，因武昌的_把火而原形毕现，忠臣良将原来不多，人心所向也是假的，帝国早已分崩离析。虽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这只骆驼已经腐败透顶，骨架也已朽坏，平日里民众和大臣迫于淫威而三缄其口，让它披了虎皮立在那里，奴才们不去碰它，它就自以为仍然强大。谁也没想到的是，武昌的士兵轻轻一碰，它就—节节断裂倒塌……竟然那么快!”袁世凯“知道朝廷已是扶不起的阿斗”。可是在说到和战问题时又极力强调清军的强大，说要“更多地取决于袁世凯,因为无论兵力还是财力，民军都是弱势的一方”，清军攻下汉口之后，“如果冯国瑋继续进攻，武昌诸将撑不住，黄兴更撑不住，辛亥革命的第_块革命根据地不存在了，全国的局势将是另一种态势。”此处说革命军强大无比，彼处又说是“弱势的一方”，岂不自相矛盾？究竟是强还是弱，不做实事求是的考察，没有一定的标准，全凭嘴一张，我说强就强,我说弱就弱，此处需说强就强，彼处需说弱就弱，一切都看是否有利于说明袁世凯是“共和元勋”，显然不是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
四、事实站不住
这位研究者不但没有坚持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更为重要的是他所提出的四条理由，还严重脱离了历史事实。
先看这位研究者所说袁世凯被清廷开缺后回到洹上村“养疴”，不过是“经营实业，修建宅第，书写《家训》，教子读书”，与文人墨客“吟风赏月，诗酒唱和”，以“享受生活”的心态，过着真实的“知足”生活，“绝无再起的野心”，完全不是人们后来常说的是个“伺机而出”的“阴谋家”，是否符合事实。
对于这个问题，虽然如上所说，这位研究者以自打嘴巴的方式，实际承认了袁世凯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但仍有必要在这里再做点事实性的补证。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后，的确流露过无意于“问世”的消极情绪。如他曾反复向人表白：“比来寄居卫辉，调治宿恙，春光渐盛，将与田夫野老讲求农桑种植之学，优游林下，终此余年。”“弟寄居卫郡，调治宿恙，尚未就痊。敝庐年久失修，夏季雨多，恐有渗漏倾塌之患。彰德乡间有亲戚空宅一所，拟于春仲移寓彼处。扶杖观耕，将从田夫野老讲求种植之学，颇可优游，终我余年矣。知我如公，当必为之抚掌称善也。”但是，倘若全面了解一下袁世凯的言行，便不难发现,这类表白不过是他静观时变，寻找东山再起机会的饰词而已。因为他同时期也常向人抱怨自己如何虚度时光，无所作为：“弟养疴洹上，迄未大痊。怅光景之徒抛，顾哀痛而滋愧。近状琐琐，鲜可告陈。”可见“优游林下”“终我余年”，并不是他的真心话。也就是说,袁世凯并不像这位研究者所说，以“享受生活”的心态，在“洹上”过着真实的“知足”生活。而且，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也非如这位研究者所说“一脸木然,头都不抬”，而是怫然曰“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其为革命党”，力斥劝其“不必应”清廷之“命”者之非。可是，当他看到清廷起用他为湖广总督，却未授予实权后，便又如所周知，立刻变脸,借口旧疾未恙，请缓行期了。据王锡彤说：“二十五日（按：1910年10月16日）荫（按：指陆军大臣荫昌）至，袁公仍称病。”他在给心腹冯国瑋、张镇芳等人的信中说“兄纵前往，无兵节制，赤手空拳，用何剿抚？至北去各军均归荫帅（按：荫昌）统辖,兄仅有会同调遣之权’，“恐多推诿”。并告知自己已向朝廷开具出山的条件：“大意谓无兵无饷，赤手空拳，何能办事？拟就直隶续备后备军调集万余人，编练二十四五营带往湖北，以备剿抚之用，又拟请度支部先筹拨三四百万金备作军饷及各项急需，并请军咨府、陆军部不可绳以文法，遥为牵制等语”，表示朝廷“如各事照办，兄自当力疾一行”。直到清廷满足其权力欲望，“授为钦差大臣”，才向清廷报告“启程”赴鄂，并电请北京清廷内阁务必“镇静，毋使根本动摇,而后兵力方有可用；又嘱前敌不可轻举，以虚糜子药”。紧接着又奉命入京，出任总理大臣，组织内阁。据其秘书许宝薇说，他一到北京,就决定办公场所不按旧制，设于宫中，而将“法制院迁于北池子”，以“法制院改为”总理大臣“公署”，并宣布自十月初三（1910年11月23日）起停止“入对奏事”前制“改在内阁公署办事”，由秘书“拟旨”后“偕顺臣送进呈事件匣入乾清门，交内奏事处呈监国钤章发下，领回公署，分别发交”。从此，权倾一时的摄政王载沣不再是一个在养心殿“召见军机”,代表皇帝处理政务的人，而仅仅是袁世凯的一个盖章工具了，有力地巩固了他的权力和地位。这些事实皆属袁世凯亲力所为，并不是后人强加于他的，能说他“绝无再起的野心”吗？能说是后人“把他打扮成一个阴谋家”吗？可见“后来的人们谈到袁世凯回家隐居的日子，常常说他伺机而出”，并不是无根之言。
再看这位研究者所说的袁世凯“养寇”，不只是为了自重，而是为了“宪政”是否站得住。这位研究者之所以这样认为，据他自己说是因为袁世凯“出山”之后，“没有全力平叛灭‘寇'而是选择议和之路”。袁世凯这样选择真的是为了“宪政”吗？当然不是。有两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一是这位研究者自己也承认，袁世凯选择议和之路的重要原因是，他“知道这个王朝的腐败与愚顽，知道朝廷已是扶不起的阿斗，也知道世界大势的必然走向。历史经验和世界文明的走向告诉他，无论为自己还是为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群，都不能致力于剿灭民军”。袁世凯是否真有“为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群”，不“致力于剿灭民军”的想法，这位研究者没有举出任何事实。然而,袁世凯指挥的北洋军冯国瑋部为加快进攻革命军的步伐，下令焚烧汉口民宅、商铺数日，以致繁华的汉口市区成了一片废墟，则是永远抹不掉的事实。能说这就是袁世凯“为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群”，不“致力于剿灭民军”的证据吗？至于说袁世凯有“为自己”不“致力于剿灭民军”的想法，倒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他正是通过这种办法，为自己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铺路的。二是袁世凯倘若真是为了“宪政”，那经过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坚持和斗争“宪政”制度确立为中华民国新政权的政治制度以后，袁世凯就理应信守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发扬共和精神”，“堇守宪法”。可是，如前所说，事实却是袁世凯上台不到两年，当国会在其武力挟持下，把他推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以后，他便毫不客气地借口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通过解散国民党、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造成不足法定人数，迫使国会停会的方式，实际把这个具有“宪政”标志意义的民选国会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他一手钦定的参政院。两年之后,更是冒天下之大不讳称起“洪宪”帝制来了,这能说袁世凯选择议和之路是为了“宪政”吗？
这位研究者提出的第三条理由，虽然表面承认终结帝制的功劳也有孙中山革命党人一份，实际则完全归功于袁世凯，认为袁世凯才是帝制的直接终结者‘如果是在今天，是一定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显然也不符合事实。第一，所称孙中山革命党人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是为了“督促袁世凯加快终结帝制的速度”不是事实。请看筹建临时政府的当事人怎么说。代表武昌权力中心的黎元洪如是说：“义军四应，大局略定，唯未建设政府，各国不能承认交战团体。”代表上海权力中心的程德全等人则说组建临时政府是为了“磋商对内对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两个权力中心虽然对临时政府设于武汉还是南京，意见严重分歧，但初衷都是为了统一革命阵营内部,增强对内对外的实力，没有一丝一毫以此督促袁世凯加快终结帝制速度的意思。第二，如果独立各省代表会议真的如这位研究者所说，对选谁做临时大总统都“无所谓”孙中山也真的像这位研究者所说让他做临时大总统“不管几天，不管什么条件，他都无异议”那么，何以事实上独立各省代表没有任何人投袁世凯一票呢？孙中山又何以会在后来的辞职咨文中，向袁世凯提出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等附加条件呢？第三，虽然不能也没必要否定袁世凯在“终结帝制”问题上起了一定作用，甚至可说是不可替代的配合作用。但是，也必须看到和承认，袁世凯所起的作用，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存在孙中山南方革命势力，这是袁世凯当时所处的大环境，离开了这个条件,这个大环境,他什么作用也起不了。如所周知，袁世凯本来是主张君主立宪的，南北议和初期，坚持的就是这个底线。他后来转向共和，终结帝制，完全是孙中山南方革命党人坚持和推动的结果。袁世凯秘书许宝薇的日记清楚记载了这个过程。他在1911年的日记中记道:12月21日，“唐少川（按：袁世凯议和代表唐绍仪，字少川）来电云如不承认共和，无从开议。”23日，“唐大臣仍主前日之说”。24日，“唐来电催项城决意（按：指决意承认孙中山南方革命党人提出的共和要求）”。25日，“唐少川来电仍劝项城转圜，或养晦待时”。27日，“唐少川来电仍以共和为词，国务大臣拟明日上奏，请召集王公会议，可否开临时国会公决政体，总理（按：指袁世凯）另备辞职折”。这些事实说明，正是孙中山南方革命党人始终守住共和立宪这条底线，袁世凯才无可奈何地以辞职要挟清廷同意南方要求的，而隆裕太后也正是在孙中山南方革命党人守住共和立宪这条底线，以及袁世凯表示要撂挑子的双重压力下，才就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问题，首次松口对袁世凯及各国务大臣说了个“我全交与你们办”的活话。据许宝衡说:28日，“皇太后御养心殿，先召见庆王(按:指奕劻）等，旋召见总理大臣及各国务大臣，皇太后谕：‘顷见庆王等，他们都说没有主意，要问你们，我全交与你们办，你们办得好，我自然感激，即使办不好,我亦不怨你们。皇上现在年纪小，将来大了也必不怨你们，都是我的主意。’言至此，痛哭，诸大臣亦哭”。此后，袁世凯便一面对孙中山南方革命党人就“开临时国会公决政体”一事所提“要求各条清政府不得借债；二各路清军五日之内退出百里以外；三在上海召集各省代表，每省三人,到会有各省三分之二即开会’，“复电略为驳辨……又电各省，预备决裂”，向孙中山南方革命党人施压；一面又以唆使北洋军将领再三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体”，明降谕旨“以现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组织共和政府”和请辞隆裕太后所“赐封”的“一等侯爵”等办法，胁迫清廷于1912年2月12日发表清帝“辞位”诏书。可见,这位研究者情有独钟，硬把终结帝制的功劳归于袁世凯一人，也是有悖事实的。
最后，再来看这位研究者所提的第四条理由能否成立。这位研究者所提的这点理由，说穿了就是要通过美化袁世凯的道德品质，把他打扮成一个爱惜名声，坚守道德底线，甚至心慈手软的人，让社会大众相信他绝不会为了自己的权力，乘清廷之危，欺负两个“可怜的寡妇孤儿”。换言之,就是要社会大众相信，袁世凯其实并没有“逼宫”。历史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
第一，这位研究者没有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袁世凯的确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连他言之凿凿说过的“史料证明，袁世凯缺少的，恰恰是铁石心肠”，也没有举出任何一条“史料”来证明袁世凯如何缺少“铁石心肠”。而他所说袁世凯“不够狠”，是个有做人“基本道德”，不愿意干“恃强凌弱，残害无辜”的人，却又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最为心狠手辣的人。且不说宋教仁被刺及此后暴毙的赵秉钧是否袁世凯干的，因为迄今仍有学者以没有袁世凯的直接证据，千方百计为他洗白，但以下二事是无论如何也洗不白的。一是1912年8月16日，袁世凯仅仅依据黎元洪一通不足征信的秘电，未经任何调查核实程序，便立即下令将应其邀请于8月上旬来到北京的张振武和方维杀害了。要知道，这可是两个参与了创建民国的革命志士。张振武不但参与过武昌起义的指挥，还出掌过湖北军政府军务部。方维则是湖北将校团的团长。二是1914年1月24日，以莫须有的“冒功通逆”（按：指实际支持1913年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却呈报有镇抚之功）等罪名，将四川辛亥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曾亲自下令部署围捕、诛杀残酷镇压过四川保路运动的赵尔丰，时任川边经略使兼川边都督的尹昌衡投入北京监狱。虽然后来袁世凯也承认“冒功通逆各款，均无其事”，但仍以所谓“侵占公款，罪情昭著”名义，判处他有期徒刑九年。直到袁世凯称帝败亡后才恢复名誉，走出牢房。张振武、方维是湖北的地方人物，主要与黎元洪矛盾尖锐，与袁世凯并无太多的直接冲突，至于尹昌衡虽然在军民分治问题上与袁世凯主张各异，明确表示过反对意见,但严格说来这时不但不是他的政敌，反而在与四川都督胡景伊互争其宠，而袁世凯竟能下此狠手，能说他是个“不够狠”的人吗？
第二，请看袁世凯幕僚、亲信如何看待袁世凯的为人。自1909年起即应袁世凯邀请充当其幕僚的王锡彤曾说过,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出发“督鄂”，征剿武昌革命军“袁公独招余上车问有何嘱”，王锡彤提醒他“凡事留有余地”，意谓对于革命军问题，要给自己留条后路“袁公颔之”。这说明，袁世凯在出发征剿武昌革命军时，已为自己将来谋取更大权力预留了案底。1911年任过袁世凯内阁署理邮传部大臣，后来又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兼交通银行总理的梁士诒则说，南北议和之初，袁世凯曾派人密告他，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方政治，头绪棼如，正赖你梁燕孙（按：梁士诒，字燕孙）居中策划一切了。请与唐少川先生预为布置。可见，早在南北议和之初，袁世凯便已开始策划和布置怎样收拾南北的局势了。武昌起义后，以参议身份随唐绍仪前往上海参与南北议和，后又任过袁世凯国务院秘书长、农商总长等职的张国淦，更是直接指证袁世凯始终在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_方面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而被张之洞称为“项城私人”的许宝蘅，作为袁世凯的秘书，虽然长期坚守不在日记中谈论官长是非的不成文规则，但在目睹袁世凯称帝失败一事以后，也憋不住借用袁世凯叔父袁保龄早年训诫袁世凯的话，委婉地批评起他“任权术’恃权力”的不是来了。他说：“阅袁子久保龄家书,诫元首（按：指袁世凯）语曰：‘临事要忠诚，勿任权术；接物要谦和，勿露高兴。’又曰：‘凡欲集大事者，当时时在人情物理上揣摩着想,勿任我_己之意见，恃我一己之权力，则攸往咸宜矣。’又曰：‘专靠才智做事而不济之以学问，自古及今未有不败者。’均极切至。”这些事实足可说明，袁世凯一生都是个玩弄权术，不讲道德的人。
第三，许宝薇的两则日记证明袁世凯的确有“逼宫”情事，并非如这位研究者所说仅仅是“清朝遗老”渲染的“恶行”。其一是1912年1月2日，许宝薇在日记中写道：“总理（按：指袁世凯）入对，太后谕：‘我现在已退让到极步，唐绍仪并不能办事。’总理对：‘唐已有电来辞代表。’太后谕：‘可令其回京，有事由你直接办。’又谕：‘现在宫中搜罗得黄金八万两，你可领去用，时势危急若此，你不能只挤对我，奕劻等平时所得的钱也不少，应该拿出来用。’”这则日记表明，隆裕太后此时已深切感觉到了袁世凯“逼宫”的压力，因而虽然对他仍保持信任，表示“有事”由他“直接办”，但对他借口筹集军费，胁迫自己交出私房钱的行径已相当不满了，以致愤然说出了“我现在已退让到极步”“你不能只挤对我,奕劻等平时所得的钱也不少，应该拿出来用”的牢骚话。其二是清廷2月12日发表“辞位”诏书后，许宝薇在14日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与袁世凯的一段对话，说：“八时到公署，见项城,询余解此事否？又谓：‘我五十三岁，弄到如此下场，岂不伤心。’余谓：‘此事若不如此办法，两宫之危险，大局之糜烂，皆不可思议。不过此后诸事，非实力整顿、扫除一切不可，否则共和徒虚名耳。’项城又谓：‘外人亦助彼党，昨日宣布后，借款便交。’余谓：‘外人决不能不赞成共和，以其为最美之国体，不赞成则跌其自己之价值也。’”袁世凯在清帝“辞位”后的第三天，主动向许宝薇打听怎么看清帝“辞位”这件事,并且假惺惺地说自己53岁了，按孔老夫子的说法“五十而知天命”，已到了知道万事皆由天定，非人力所应为、所能为的年龄，现在却“弄到如此下场，岂不伤心”！不等于是自己也承认，清帝的“辞位”是他“逼宫”的吗？袁世凯所以放下身段，了解亲信下属对此事的看法，除了做贼心虚以外，主要还是为了博取人们的理解和同情，所以，他在许宝薇说完“此事若不如此办法，两宫之危险，大局之糜烂，皆不可思议”，以示安慰的话之后，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外人亦助他党（按：指孙中山革命党），昨日宣布后，借款便交。”这不明摆着是要告诉人们，我是在内外形势的压力下，为了“两宫”的安全和避免大局“糜烂”，才接受“彼党”的“共和”要求，而逼清帝“辞位”的吗？
综上可知，这位研究者试图以袁世凯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为理由，证明他没有“逼宫”同样是站不住脚的。
既然方法不可取,事实又站不住，四条理由，没有一条符合历史实际，袁世凯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辛亥革命的“共和元勋”了。事实再一次证明，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是客观存在，无人可以随意改变。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前人达成的共识，承认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共和元勋”，是一个有学术良知的历史研究者应有的忠贞态度，更是一种应尽的社会责任。
作者简介：曾业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