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的台前幕后

一、制定历史决议的缘起

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着手起草历史决议，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胡乔木、邓力群等组织实施。这样，就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决议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统一思想，已经提上中共中央的议事和工作日程。

作为《决议》起草小组的具体负责人，胡乔木提出了起草历史决议的两个难题:“一个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的问题。不答复这个问题，决议就失掉价值。一个郑重的马列主义政党，就得对这个问题有个科学的分析。

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讲坚持什么。许多同志希望中央列出几条来。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但他与马列主义的已有的论点相比较又有所不同，有所发展。不能只说坚持武装斗争为主，农村包围城市，这些只适用于过去。还要讲适用于现在的，特别要讲适用于现在的。这个问题在这个文件中一定要答复。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

邓小平对胡乔木的意见非常重视，1980年3月19日，在与胡耀邦、胡乔木等人的谈话中，他提出了起草历史决议的三条原则: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是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邓小平最后指出：“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他的这些意见，实际上成了起草整个《历史决议》的总的指导思想。

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讲话。后来，邓小平又找胡耀邦、胡乔木和邓力群谈了一次，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从这以后，一直到《历史决议》通过之前，中央领导同志不论是同起草小组谈话，还是在会上讲话，都反反复复强调要按照邓小平提的三项基本要求办。

由此可以看出，在制定《历史决议》过程中，邓小平的思路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做法使《历史决议》的起草从一开始就有了正确的思想指导。早在复出前，邓小平就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反对“两个凡是”，当解放思想的浪潮冲破禁区之时，他并没有同意立即对复杂的问题作出简单的结论，而是冷静地指出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当他既要批判“左”又要批判右的讲话在全党全国成为比较一致的共识之后，他又指导起草国庆讲话，不失时机地推动中央常委作出起草《历史决议》的重大决策。

当时，有不少人主张不急于做这个决议，留待十二大甚至更后去解决。邓小平指出：“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三条基本原则，起草人员对提纲进行了修改。4月1日，邓小平把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找来，谈了对修改后的历史决议提纲的看法。他首先讲了1957年到1966年的10年间，我们党和国家经历的重大事件，并对这些事件作了基本评价。

在谈到如何安排决议的结构框架时，邓小平问道：“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

这说明《历史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起草小组的同志夜以继日。终于在5月23日再次起草出一个决议提纲；紧接着，又拿出了首次供中央书记处讨论的《历史决议》初稿。

6月9日上午，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谈《历史决议》稿的修改问题，商定将“毛泽东晚年思想”改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6月27日，邓小平谈了对初稿的意见，他认为现在的稿子没有很好体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坚持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要求。“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7月上旬，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连续召开座谈会，随着讨论的展开和对邓小平所提要求的深入理解，起草工作渐入佳境。起草小组成员龚育之回忆说：“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和书记处讨论的意见，起草小组又重新起草，反复改写。乔木同志更多地参与到起草过程中来，拿出去讨论的稿子他都要认真修改，不少段落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重新写过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部分。”

根据邓小平历次谈话精神，起草小组在9月10日改写出了完整的决议稿，把这个稿子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9月21日，胡乔木在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指出:

“《历史决议》草案，经过很多同志的努力，小平同志、耀邦同志提了很多次意见，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稿子。这个稿子，我也说不上是第几次的稿子了，一些主要的骨架，大概就像现在这个样子了，要作很大的变化，实在说我也变不出来了。经过大家交换意见，现在的写法跟原来的想法确实有了很多的变化。有许多问题，在党内也好，党外也好，争论是很尖锐的。”

……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四、历史决议的重要意义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智慧。“《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

《决议》的内容十分丰富，概括起来大体上是三个方面：

(一)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决议》给毛泽东思想作了一个科学的完整的定义。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这个科学定义的提出，既是拨乱反正的最大成果，本身又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32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和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原因和社会原因。

(三)和1945年的《决议》相比，这个《决议》有以下特点：多了历史的论证，少了一些理论的论证；前者着重总结十年内战的经验，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论述较多，对其他领导同志的贡献提得较少。后者虽然只是在“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中用了5000多字，但内容丰富得多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也更加全面和准确。前者在分析犯左倾错误原因时着重从阶级根源上分析，指出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是犯错误的根源，失之于简单，后者则没有这样讲；前者把我党的历史归结为两条路线斗争史，后者则更加科学和实事求是。以上对比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理论上更加成熟了。

（四）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对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党和国家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一个新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