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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0年4月21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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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中共党史研究如何入门




主讲人介绍:郭宁,吉林大学历史学学士,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师资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中共党史。曾在《中共党史研究》《民国档案》《抗日战争研究》《军事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若干学术论文,其中多篇文章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转载。









 在本次座谈会上,郭宁老师首先讲述了自己的求学经历,继而谈了谈他对中共党史的理解。之所以讲座称为中共党史研究之入门,郭老师表示自己也是党史研究的初学者,谈不上精通,只能算一个刚刚入门者,另外大部分听众也是本院的本科生,不少同学对党史有一定的兴趣,但还没有完成系统的学术训练,算是还在学术研究的大门口,所以这场座谈会更多是一场师生之间的交流对话。这里谈的中共党史主要是1921年至1949年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1949年以后的党史则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部分。

郭老师本科就读吉林大学。吉林大学虽然是一所综合类大学,但还是有些偏重理工科,所以包括历史在内,文科的图书不多,且更新速度较慢,不过正因为如此,到最后也不用检索,可以直接凭借习惯就可以找到书架,拿到需要的图书。不过吉大的古代史还有相当的实力,所以当时读古代史的书多一点,特别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直到现在每过几年就要重温一遍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可以说,本科阶段是郭老师读书最集中,范围最广泛的时期,在此时期偶然读到了茅海建老师的《天朝的崩溃》《近代的尺度》等,对中国近现代史也产生了新的看法,并最终报考了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

真正进入近现代史领域,还是在研究生阶段。北大不能说不重视理论方法,但是北大和吉大一样,有较为雄厚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传统与基础。而北大的古代史研究特别重视考据,重视发掘史料,所以傅斯年先生当年曾提出:“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也是在北大阶段,在王奇生教授的引导下,郭老师开始了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历史学的精神首先是怀疑的精神,要在不疑之处有疑。但对历史的考据和对真相的探究一定在足够的资料基础上谨慎展开。

郭老师指出,大陆学界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起步较晚,真正的学术研究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中共党史研究起步更晚,成绩很大但也有不少学术的空间可以探讨。正因为研究起步晚,研究深入少,中共党史还有许多研究方向可以进行或者深化。

在郭宁老师看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要“博采众长”,需要中国古代史的考据精神,也需要加上世界史的理论视野。郭宁老师建议同学们先学习古代史扎实的研究方法,掌握考据的基本能力,如果对近现代史有兴趣再接触相关内容。从事学术是漫长且枯燥的,必须建立在足够的兴趣之上。特别是党史研究,客观上,由于档案馆开放程度的不同,研究难免要全国各地跑,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时间和精力;主观上,也需要大量的学识积累,进行党史研究的第一步需要对中国近现代史有足够的理解;第二步要对中共本身有足够的了解。这就需要同学们进行大量的课外阅读。因此,将来是否进入党史研究领域,对本科生而言,需要慎重考虑。








之后郭宁老师分享了研究中共党史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进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不要一上来就研究小问题,先要对我们党有整体性把握,了解其政治文化与组织特点,然后再从中寻找到学术创新点,再从一个小问题出发,做到以小见大。

二、党史研究仍然要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收集整理档案的能力仍是最基本的素养。此外,想要了解党的整体情况,要注意年谱的史料价值。此外,同学们可以读回忆录培养兴趣,回忆录比较轻松有趣,其中一批秘书的回忆录尤为重要。

三、做历史研究要有基本常识和逻辑。推荐大家读一读李金铮老师关于“新革命史”的一系列文章。党史研究必须回归历史学轨道,要重视常识、常情、常理。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进一步探索中共革命的内在机制与制度文化。同学们要特别警惕线性化、简单化的描述历史,要考虑历史发展中的多重复杂性。

    四、研究党史要更加客观冷静,看到革命事业的艰苦性和复杂性。不仅要看到胜利,还要看到大大小小的胜利背后,中央、各基层党组织、无数党员所做的艰难工作,要通过分析我们党如何调整政策,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从而进一步揭示中共革命的曲折与复杂。看到在失败和挫折中逐步找到规律、赢得民众支持的过程,在这个层面上体会中共革命胜利的艰苦性,体会中共革命的伟大,才会有更多的教益和收获。











推荐书籍方面,就中国史而言,郭宁老师推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东晋门阀政治》《制造汉武帝》《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等中国古代史论著,认为这是掌握历史研究法门的必读著作。中国近现代史方面,郭宁老师推荐茅海建老师的《天朝的崩溃》《近代的尺度》,王奇生老师的《党员党权与党争》以及王汎森先生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等。具体到党史研究,推荐杨奎松的“革命四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黄道炫的《中央苏区的革命》以及高华、陈永发、钟延麟等人的相关论著。此外,王奇生、李金铮、黄道炫等学者的相关论文也需要阅读。








最后,郭宁老师对同学们的提问进行了解答。

Q:老师将来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如何培养对党史的研究兴趣?A:我的研究方向首先还是要继续研究中共党史。限于客观条件和个人兴趣,也对北洋史方面的研究感兴趣。大家也需要注意如何培养出研究兴趣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实我认为,对党史而言,研究兴趣的培养相对其他历史学研究方向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生活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当下很多问题的处理都是跟党的历史密切相关。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自己会有这样一种家国情怀在,你就需要对我们党一整套制度逻辑、政治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我认为,党史的兴趣相较其他方向而言更容易培养。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生活在党的领导下,党的一切政策都和你是有关系的。具体怎么培养党史的兴趣,大家首先可以去看一些经典研究著作,比如杨奎松、黄道炫等老师的书。另外,可以找出经典的毛主席的或是刘少奇同志的文章,有的时候重新回去读经典著作,你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下。
Q:《中共党史研究》这本期刊怎么定位?A:《中共党史研究》已经可以说是中共党史学科最高的一个权威刊物了。在大部分马院,《中共党史研究》都是权威刊物和《近代史研究》一个级别。《中共党史研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刊物,不少文章质量很高,也发表了很多我们历史学界的文章。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有时间翻一翻《中共党史研究》的文章,尤其是专题研究部分。
Q:老师提到马院党史与历史学的党史研究存在一些差异,历史学注重考据,但后来提到适当地采取方法创新,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A:马院的党史研究首先是一门政治学,史院的党史研究归根结底是一门历史学。所以,马院的党史研究侧重为现行政治提供历史和理论依据,有自身的独特逻辑与话语体系。历史学的党史研究是要尽可能探寻历史真相,要实事求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思考。所以,两者的研究各有侧重,也互有优缺,不能说谁就比谁更正确,而应该互相交流和对话,在学术研究的范围进行学术讨论与学术批评,而不应该跳出学术之外,用其他方式进行评价。坚持考据学的传统,与采取新的研究方法不仅不矛盾,而且并行不悖。特别是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例如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方法。在这方面,应星老师提倡的历史社会学就很有借鉴意义。考据就如同主食,新方法新视角如同配菜,必须组合起来才能做好一顿饭。甚至可以说,对历史研究而言,考据不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而是深入每一步的研究之中,深入灵魂但隐而不张。而具体呈现出来的则是新方法新视角带来的新观点新解释。
Q:北洋军阀研究未来的重点和空间?A:北洋史其实未来研究的重点和空间非常大。南开的来新夏先生是以前这个领域的带头人。除了北洋外交如唐启华、马建标、侯中军外,其他领域几乎研究得很少。近年来,北洋这段历史不太受我们重视,也没有太多的对话。这几年国民党的研究、国民政府时期的研究比较多,对话也比较多。但是北洋不一样,后继无人,大家不关心它,也不涉及到很多现实的问题急需研究。而且北洋史研究有一个最大的困境:材料保存不是很好,史料相对缺乏。北洋政府在这几个政府中本身就最不重视档案保存,当然也是北洋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弱势政府,没有能力管好这个事情。其实除了外交问题外,北洋政治史也非常值得大家研究的。北洋政府内部斗争非常激烈,本身存在多个派系,它的组织情况和运作模式还是很有特点的,而且北洋自身也有一套独特的政治文化和逻辑的,并不像邓野老师的《民国的政治逻辑》那么简单。北洋的军事史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说北洋的政治史研究还有那么一点,而军事史研究几乎是空白。但是北洋军事史很重要,例如保定陆军学堂培养了多少军事将领,特别是抗战时期国军的将领骨干。而且北洋军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支非常现代化的军队,但作战力偏偏就很差。从常识讲一支军队编制越正规化,战斗力应该越好,但从历史看,北洋军输给了编制较差的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又输给了编制不如它的中共军队。军事编制看来并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

来源:南开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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