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川祯浩 | 中国共产党编纂党史资料的进程(1929—1955)
简介
作者：本文作者 石川祯浩，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本文译者 李晓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本文来源：本文选译自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编纂党史资料的进程——以20世纪50年代的杂志《党史资料》为线索》(「中國共産黨による黨史資料編纂の歩み——一九五〇年代の雑誌『黨史資料』を手がかりに」)，日本《东洋史研究》2014年第73卷第1号。转自党史国史通讯
2013年，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同编纂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49年10月—1966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套50册的大型文献资料集，收录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即新中国前17年中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决定、指示等文件约4500件。20多年前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①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21—194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全18册，1989—1992年)是以此前编纂的内部发行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全14册，1982—1987年)为基础进行补订、扩充的。另外，2011年出版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全26册。据称，其收录的文件中有大约1/10是首次公开的)则是在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21—1949)》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则汇集了从中共成立到1949年的文件。因此，从系统上而言，2013年出版的这套资料集可以看作其续集。今后是否会进一步出版“十年内乱”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献集尚不明了，但自成立起已超过90年、执政也已经历60年以上的中共，今后或许也将会继续编纂、发行正式历史文件。
现在提起新中国的中共党史研究 (包括资料收集和编纂)时，通常都会考察一下改革开放时期党史研究机构重建后的动向②周一平的《中共党史史学史》 (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第3章“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曲折道路 (1949．10—1978．12)”介绍了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个别著作，但并未提及党史研究的组织、机构和期刊状况。。中国目前最权威的党史研究机构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其前身是成立于1980年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也是成立于1980年。同样，前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21—1949)》(共18册)也被评价为:“这样大量地系统地公开出版党的历史文献，在我们党来说还是第一次。”③步心亭:《〈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公开本)评介》，《党的文献》1990年第1期。但这类党史相关资料收集机构和事业在此前并非完全没有。
一、中共成立初期的党史资料收集与编纂
中共回顾自身历史，并有意识、有组织地收集党史相关资料，可以追溯到1929年在莫斯科设立的“中国党史研究室”。中国党史研究室的主任为瞿秋白，他呼吁募集“参加党和革命斗争的回忆录”，“参加重要会议时的回忆录”。他的《中国党史研究室征求回忆录启事》④〔俄〕K．B．舍维廖夫提供:《俄罗斯所藏瞿秋白未刊启事》，《百年潮》2003年第4期。该启事指出:“请愿意写回忆录的同志，在一个月之内 (到一九三〇年一月卅日为止)，到中国党史研究室报名”。是该研究室唯一留下来的通知，因而无法知晓该研究室是怎样的实体机构，存在了多长时间，也无法知晓它对资料的收集达到了何种程度。但当时留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和张国焘等中共干部，正好于1929年末至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正式名称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和国际列宁学校讲述中共党史。⑤参见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74—924页;〔俄〕K．B．舍维廖夫提供:《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那时，像瞿秋白就使用过共产国际总部关于中共的档案①根据笔者对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RGASPI)所藏相关资料的调查 (2003年9月)，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引用的大部分资料，都能在该档案馆所藏的全宗514(“中共”类)中找到对应的文件。具体事例参见〔日〕石川祯浩:《中共二大与中共党史研究史》，〔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可以推测，他们或许在准备这些中共党史讲义的过程中，感觉到了有组织地收集党史资料的必要性。
话虽如此，当时中国国内能看到《中国党史研究室征求回忆录启事》的同志并不多，因此回忆录征集的范围自然也就主要限定于留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1929年末，当时在莫斯科的何叔衡向同在莫斯科的董必武询问中共一大的情况，董必武复信作出了回答②《董必武同志关于“一大”情况给何叔衡同志的复信》(1929年12月3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3—35页。。这样的往来或许与瞿秋白呼吁征集回忆录有一定的关联。
瞿秋白呼吁收集回忆录用于党史研究，他1930年回国后也注意系统地保管和整理党的文件记录、档案。中共最早规定有组织地管理文件记录的《文件处置办法》(1931年4月制定)也是由瞿秋白起草的。瞿秋白在《文件处置办法》中论述了切实保管党的文件的目的，即“备交将来 (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③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文书档案工作文件选编(1923—1949)》，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50页。。在中共活动陷于困境的当时，中共党员们依然坚信将来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而为了将来书写历史，要把资料保存下来。依据该《文件处置办法》，中共的文件此后由上海的地下专门机构 (即“中央文库”)收集和保存。中央文库的文件经过曲折辗转，在共产党实现“我们天下”的1950年初正式运送至中共中央处。④关于以中央文库为代表的中共文书管理保存体制的沿革的详细情况，参见费云东、潘合定编:《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简史》，档案出版社，1987年。但那是后话，不管是处于国民党高压统治下的上海，还是逃脱国民党压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 (江西省的中央苏区)，当时都未能编纂和出版党的历史文献。⑤在共产国际的支援下，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编纂、刊行了若干中共党史相关的资料集 (中文、俄文等)，但目前中国的党史研究几乎都忽略了这些在中国以外编纂的资料集。
二、延安时期中共党史资料的收集与编纂
此后，中共在一定程度上编纂和出版党的历史文献，是在经过长征于陕西省北部建立根据地之后开始的。目前，能确认的陕北党史资料编纂的最早事例是1937年夏由延安解放社铅印出版的《中国问题指南》(“革命历史丛书之一”第1、2册)⑥两册都未附有明确写有出版时间的图书信息，但第1册序言有“1937年6月15日”的日期，第2册“编者的话”指出该书是在中共创立16周年时发行的，另外由解放社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杂志《解放》第1卷第16期 (1937年9月13日发行)首次刊载这两册书的广告。由此可以推断，这两册书是1937年7、8月陆续出版的。。第1册收录了1926年至1931年共产国际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示9篇，第2册收录了1922年至1932年中共中央的宣言和决议 (包括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等)13篇。中央苏区时期形成的党的文献，以重要文件为中心，在长征时也一同携带，但转移途中有遗失，而陕北又偏僻，不便于重新收集这些文件。《中国问题指南》第2册“编者的话”指出:他们试图搜集中共一大和五大的文件，但未能成功。这也反映出上述的情况。
没有线索能说明《中国问题指南》是在怎样的体制和组织下编纂的，但《中国问题指南》第2册所收录的中共文件几乎全部都在张闻天执笔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⑦《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当时刊行时写的是“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编”，但实际上负责著述、编纂的是张闻天。参见《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重印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所收的莫文骅《〈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写作经过》一文。(1938年刊行)中出现。当时，张闻天是与毛泽东并列的党的领导人。由此看来，张闻天应该在编纂中起了中心作用。⑧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时期执笔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1934年1月)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相当于《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初稿，也引用了后来《中国问题指南》第2册所收录的资料。另外，张于1937年6月20日写了回顾此前党的路线的《关于十年来的中国共产党》，发表在《解放》第1卷第8期 (1937年6月28日)，并于翌年写了《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解放》第43、44期，1938年7月)，由此可见他是当时党史的最高权威。编者对《中国问题指南》收录的这些历史文件的评价是全面肯定的，即党的路线“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完全正确的”(见《中国问题指南》第1册序言)。这也是当时张闻天的立场。
《中国问题指南》第1册和第2册于1938年2月合订，由解放社以《红色文献》再次刊行。饶有兴趣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共作出决定，对刊行的党的领导人的著作和历史资料的版本实行统一管理。1938年2月中共的机关刊物《解放》杂志登载的《启事》声明:2月8日以后，中共的官方文件、领导人的著作及历史资料等全部委托延安的解放社等指定的出版机构印刷发行，对于此前以各种形式发行的书籍和册子的内容，中央不予负责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启事》，《解放》第31期，1938年2月25日。。这就意味着解放社合订出版的《红色文献》正是中共最早出版的官方文献集。历史文献的收集此后也继续进行，如中共的机关报、机关杂志有时会刊登征求某文献的公告②例如《解放社为征集中共历史文献启事》，《解放》第43、44期，1938年7月;《征求文献启事》，《解放日报》1941年5月29、30日。，但资料集的续刊即《中国问题指南》(《革命历史丛书》)和《红色文献》的续编并未出版。
续编之所以未能编纂、刊行，当然有抗战爆发等外在原因，但中共内部也有原因。1938年以后，对于《中国问题指南》(《红色文献》)收录的文件评为“完全正确”的立场，党内开始出现不同声音，即有一些领导要求重新评价过去的路线。推动出现这样的评价变化，重新进行党史文献收集和编纂的，是整风运动时期的毛泽东。也就是说，1941年到1943年在延安与整风运动并行的是党的路线历程之总结。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党史资料的收集和编纂工作重新进行。新编纂的党的文献集是毛泽东所说的“党书”，即《六大以来》(1941年末刊行)和其续编《六大以前》(1942年10月刊行)。③《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不仅收录以中共中央名义出版的文件 (决议、指示、宣言等)，也收录了刊载在机关刊物等上面的党的干部的文章，但并未收录事后写的回忆录。其后，1943年将两书缩编，印刷了《两条路线》。但这些文献集都没有公开发行，而是仅面向党员内部发行。
关于这两种党的文献集，特别是《六大以来》的编纂过程及其重大意义，以帮助毛泽东完成编纂工作的胡乔木的回忆为代表，已经有了若干研究，④主要有逢先知: 《关于党的文献编纂工作的几个问题》，《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3期;裴淑英:《关于〈六大以来〉一书的若干情况》， 《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关志钢:《〈六大以前〉、 〈六大以来〉与中共党史研究》， 《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何方: 《党史笔记》，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第633—641页。因此不再赘述。这里只确认说明以下事实，即《中国问题指南》和《红色文献》是从把过去的路线视为“完全正确”的这种立场出发而编纂的，而毛泽东编纂的新文献集绝不是它们的续编。
关于延安时期有组织地收集党史资料的情况，有必要提及的是:在这样历史性地总结路线的过程中，1942年3月27日，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设立了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主任:康生，委员:彭真、胡乔木、陶铸、陈伯达、范文澜、陆定一)⑤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1921—1997)》第3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 54—55页;《彭真年谱 (1902—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00页。根据《彭真年谱》，这一天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六大以来》通读完成后，中央高级学习组从下周起开始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在该委员会设立之前 (3月18日)，为编纂“适合中层干部阅读的党史文件选集”，中央决定让胡乔木、陶铸负责资料的收集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任弼时年谱 (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2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69页。。该委员会编纂的党史文件选集起初书名叫《中共党史资料选录》 (这是1942年3月24日毛泽东和任弼时向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等人要求收集、寄送若干文件时使用的称呼)⑦《任弼时年谱 (1904—1950)》，第422页。当时毛泽东和任弼时要求提供的文献是《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彭述之《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经若干曲折最后成为《六大以前》那部文献集。
中共党史上首次为进行党史资料编辑而设立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实际事务由胡乔木负责)，通过索取在延安得不到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1927年)等努力，①为编纂《六大以前》，1942年至1943年，中央文库的一部分文献也运到延安 (潘合定:《上海“中央文库”和延安中央档案转移的情况》， 《党的文献》1990年第1期;董永昌主编:《上海档案志》，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39页)。前注中提到的四份文件，在《六大以前》出版前只得到《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一件，其他三件未能得到。1951年《六大以前》再版时，才由中央办公厅补充进去(《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3页)。于1942年10月刊行了《六大以前》。此后，也继续收集和补充党的历史文献。例如，在延安，为方便干部阅览，印刷了收录有胡乔木关于五四运动经过的文章和陈潭秋关于中共一大的回忆等资料集。尽管可以查阅到其中一部分，②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所藏。该馆所藏的资料集只有第21—24页，其中第21页是胡乔木的《“五四”运动经过》(参见《解放》周刊第70期 (1939年5月)刊载的胡乔木《青年要发扬五四运动精神》一文)，第22—24页是陈潭秋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后者公布了照片版(《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71—673页)。根据残存的这几页资料推测，其前后几页或许也收录了资料。继而推断，全书是一本党史资料集或回忆录集。但遗憾的是，并不清楚这些补充收集的资料的全貌，以及它们是以怎样的形态印刷出来的。另外，也不清楚负责收集这些资料的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存续至何时。
尽管如此，延安时期中共党史资料的收集和编纂是总结党的历史 (探讨路线的是非)的一项政治活动，因此，它具有不同于一般历史资料收集的特殊性 (高度的政治性)。甚至连上面提到的陈潭秋的回忆也被作为“党内文件”印刷出来，由此可见当时党史资料的特殊性。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党史资料编纂
新中国的党史研究及党史资料收集、编纂事业，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负责此项工作的组织机构是1951年11月设于中共中央宣传部之下的“党史资料室”。同年末，其机关刊物《党史资料》杂志创刊。至1955年春停刊为止，《党史资料》共刊行24期，登载了当时收集的各种党史 (革命史)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
《党史资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该领域唯一刊行的杂志，而且当初发行量很少，因此中国国内收集、存留有该杂志的大学和机构极为罕见。国内外的很多中共党史研究者也基本不了解该杂志和党史资料室的详细情况。在资料状况大为改善的今天看来，《党史资料》收录的文献并不十分珍贵。笔者之所以选取这本旧杂志进行考察，是因为1977年以来党史研究重新兴起后，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公开发表的资料中有很多实际上是取自《党史资料》。也就是说，现在的党史资料编纂和研究无意识地继承了中共党史研究起步时的时代制约。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党史资料》是旧杂志，其本身依然具有考察当今中共党史研究现状的党史资料之价值。
党史资料室是依照《中央关于收集党史资料的通知》(1951年7月21日)③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3卷，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258—259页。设立于中央宣传部之下的机构，《党史资料》则是由其刊行的杂志。依照《中央关于收集党史资料的通知》，党史资料室设立的目的是“有系统地研究、收集和保存党史资料”，其刊物《党史资料》“搜集刊载有关党史的各种资料、文件、文稿、回忆、传记、图片等，印发若干份，供党内高级干部参考……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革命战争的历史资料，目前亦可编入《党史资料》内”。这就赋予其收集党的全部历史资料以及红军和解放军资料的权限，因此，除党的会议记录和个人档案等之外的大部分历史资料都是该党史资料室的收集对象。这一时期之所以重新开始党史资料的收集，是因为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不久、迎来建党30周年之际。在这一特殊时刻，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的出版掀起了一股党史研究热潮，而党也有必要有组织地去进行资料收集。
党史资料室设立于1951年11月16日，④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1921—1997)》第5卷，第62—63页。一开始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兼任主任，后由近代史研究大家黎澍 (1912—1988)任副主任①李海文:《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过去与现状》，《北京党史》2010年第4期。黎澍于1936年加入中共，1949年以前主要在国统区从事记者工作。他将重点转向历史学是从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执笔《辛亥革命与袁世凯》 (1948年刊行)开始的。另外，根据缪青 (缪楚黄之子)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发现经过》(《党的文献》1993年第3期)一文，党史资料室当初有若干位副主任，第一副主任是田家英，常务副主任是黎澍。。尽管要遵照胡乔木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指示，但实际业务由黎澍负责。1953年7月，黎澍正式就任主任。②《黎澍先生编年》，徐宗勉、黄春生编: 《黎澍集外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96—297页。此外，党史资料室里还有缪楚黄 (1923—2000)③其传略参见缪青:《缪楚黄》，《北京党史》1996年第4期。、王真 (1905—1989)④其传略参见王桧林:《王真先生与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真1953年上半年到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任教，后来参与策划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的编纂。1958年，他于20世纪30年代初写的反共文章被发现，1959年被认定为右派，剥夺党籍、剥夺教研室主任职务(《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4页)。、刘立凯 (1916—1991)⑤刘立凯，山东威海人，1934年入党，先是在山东省各地任教师，1948年成为徐特立的秘书，自1951年在中宣部党史资料室、中央政治研究室、马列主义研究院等任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图书馆、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等处工作，1982年退休。主要著作有《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工人运动》(工人出版社，1953年)。等中国革命史、近代史研究的先驱人物。其中，缪楚黄负责《党史资料》的编辑。
关于党史资料室主任一职，黎澍的朋友中也有人指出:“这个工作是养老的差事，英雄无用武之地。”但“主动要求调任中宣部党史资料室主任”的黎澍表示:“这是我历史的新起点，我从1947年秋在香港时起，就把主要注意力转到近代史方面来了。我现在是处于过渡时期，可以说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他表示享受“这个比较清闲的职务”，“只做收集整理资料的工作，而不撰写党史著作”。⑥张生力: 《黎澍之路 (续一)》， 《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陈铁健:《黎澍先生十年祭》，黎澍纪念文集编辑组编:《黎澍十年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74页。
作为不定期出刊的党内刊物《党史资料》，其创刊号据推测是于1951年末发行的。之所以说“据推测”，是因为该杂志创刊号上没有关于发行日期的记述。发行日期是根据“编辑后记”的日期 (1951年 10月 30日)以及第 2期(1952年2月)、第3期 (1952年8月)、第4期 (1952年12月)的发行间隔时间类推的。⑦笔者手头的创刊号上印有“公元1952年1月24日收到”的图章，可见其实际发刊应该是1952年。关于该杂志的出版情况的唯一信息，是李海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的一段叙述:
…… 《党史资料》，每年四本。这套书当时发给中央委员和中央各部正副部长和党委党组机关，只印800册，1953年扩大到地委部长级干部，也不过印二三千册。这套书从1951年底到1954年共出版了24辑，320万字。现在已很难找到，更难以找全。⑧李海文:《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14—515页。
李海文指出一开始的发行量是800册，但笔者收藏的1952年第三、四辑的封底有“本刊限印五百本”的文字。不管发行量究竟是多少，每期封面上都印有“内部参考，不得外传”或“党内刊物，不得外传”的注意事项。由此可见，这是一本只限定于一部分干部阅览的特殊刊物，因此中国国内的很多党史研究者也并不完全知晓该杂志的存在。⑨中国的党史专家经常错以为《党史资料》总共有20期。如:周一平:《中共党史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0页。
通过浏览《党史资料》的目录，可以明白当时所谓的“党史资料”指的是哪些材料。而且，由于对收录的一部分资料的出处也作了说明，可以推测当时收集了多少资料。大致而言，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的内外刊物 (外国刊物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在莫斯科出版的中文刊物)中摘录的资料占了绝大部分，新撰写的回忆录倒是不太多。1954年第6期上刊登的吴玉章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情况》即是新撰写的回忆录，但这源于当年3月12日黎澍向吴玉章要求其在《党史资料》上撰写关于勤工俭学的文章一事。①《黎澍关于留法勤工俭学会的发起和一二批学生达到法国经过致吴玉章信》，《吴玉章往来书信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4页。黎澍积极推动文章刊载的另一事例是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1953年第1—2期)②文章刊载前的详细经过，参照李锐:《黎澍十年祭》(黎澍纪念文集编辑组所编《黎澍十年祭》收录)。另外，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于1953年至1954年在公开发行的杂志《中国青年》上也进行了连载 (此后，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对此，李锐表示:“1953年在《中国青年》连载前，就在中宣部刚创刊的《党史资料》一、二期全部刊出。” 《党史资料》刊载的内容是《中国青年》所连载的“4”以后的部分，但《党史资料》刊载版本的各章节内容和资料更加详细。例如，《党史资料》提及李石曾参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事，但《中国青年》连载时删除了该内容。这是因为在公开发表时，慎重地删除了被认为损害毛泽东形象的部分。，可见委托撰写文稿也有赖于黎澍本人的努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党史资料》上也有根据新收集的资料撰写的考证性论文，如1953年第2期王真的论文和同年第4期缪楚黄的论文。资料的收集和编纂也包含对所收集资料的鉴别。通过这些工作，即使不进行党史的研究，也能进行史实补充、纠正等方面的探讨。这类考证工作的一大成果是，前述《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改版时对内容进行了修订。③关于具体情况 (中共二大的史实)，参照前引拙稿《中共二大与中共党史研究史》。另外，这些研究成果有时也会以如下形式公开发表，如刘立凯、王真的《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工人运动》(工人出版社，1953年)，缪楚黄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学习杂志社，1956年)。另一方面，《党史资料》上公开发表的资料不仅仅是党史研究所必需的，也是为给各种运动提供参考资料而挑选出来的。例如，1954年秋学术界兴起批判胡适的运动后，翌年第1期《党史资料》就变成了一本集中收录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到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士批判胡适文章的特辑。
《党史资料》与其说是由组织推动，不如说是在黎澍、缪楚黄的个人努力下调查、收集资料的，因此其收集范围自然比较有限。创刊两年多后，1954年第3期刊登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征集现代革命历史资料的通知》 (1954年4月)述说了如下苦衷:
中央宣传部自一九五三年起出版《党史资料》月刊一种，协助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一种，并开始影印《新青年》、《向导》、《解放日报》等重要报刊。事实证明，这个工作不但必要，而且应当扩大和加强。但是目前集中到中央宣传部来的资料还很有限。还有很多书籍和报刊残缺不全或没有搜集到。各地供给《党史资料》的稿件亦很少，远不能满足需要。④全文参见《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3卷，第744页。顺便提一下，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影印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 (资料集)》作为“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于1953年至1954年由人民出版社刊行。
此通知下发一年后，在未进行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党史资料》突然停刊了。与此同时，中央宣传部下的党史资料室也几乎被废止，变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机构。⑤根据缪青的《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发现经过》一文，党史资料室是1955年解散的。与其说是受到了某种政治风波的影响，不如说是因为历史文献、档案收集工作由中宣部移交给了中央档案馆，由后者进行统一集中管理。可以证明上述结论的是，在《党史资料》停刊的1955年4月，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收集党的历史档案的通知》(1955年4月10日)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编: 《档案工作文件和论文选编》第1集，1979年，第128—129页。。该通知强调，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下设的中央档案馆筹备处今后统一收集管理党的历史档案。所谓历史档案与资料的界限十分模糊，即使一份文件被称为资料，但当这份文件是十分罕见的原件时，它通常也会被划分到历史档案中。
在这个意义上，1955年这个通知的目的在于工作调整，即将党的历史资料 (文件)看作一种历史档案，由档案馆统一负责档案管理和资料收集⑦在革命历史相关资料中，相当于“文物”级别的资料由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 (筹备处)负责收集。参见刘建美:《六十多年来中国国家博物馆近现代基本陈列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8期。。
通知大致上得到了实施，这可以从曾三(国家档案局局长)在一年后的第二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得到证实:“关于革命历史档案的收集问题:国务院决定，革命历史档案都归中共中央档案馆收集……去年4月开始收集，现在有一些成绩”①曾三:《在党的第二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的总结》(1956年4月12日)，《曾三档案工作文集》，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51页。。于是，中央文件等历史档案的整理和编纂就由中央档案馆 (正式成立以前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系统集中负责。不久， 《中共中央文件汇编》等大型文献集
(1956年开始编纂，1958年初版，1965年增订版，全137册)及其简化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全11册，馆藏版)就集结成书了②《中共中央文件汇编》至今依然未公开，外部人员无法看到该书。关于该书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馆藏版)的片断叙述，可参见裴桐:《我从事档案工作的体会》，《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2期;王明哲:《近十年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档案史料的情况》，《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谢莹:《继往开来·走向新征程——中央档案馆编研工作回顾与展望》，《档案学研究》2000年第1期。。但这两部书都只限于中央档案馆内部使用，人们通常并不知道其存在。本文一开始提到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内部发行版11册，公开发行版18册)是以这两部书为基础编纂而成的。另外，杂志《党史资料汇报》于1958年6月创刊，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后由中央档案馆)内部发行，继承了此前《党史资料》所承担的职能，即不时刊登党史相关资料，供高级干部参考。③关于《党史资料汇报》，可参照本页注②中的各篇论文。该刊创刊之后的前几期，选取刊载了当时苏联返还不久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关于建党前后的文献。谢莹《继往开来·走向新征程——中央档案馆编研工作回顾与展望》一文认为:《党史资料汇报》具有向高级干部提供与现实政治相关的历史资料的使命。1981年整党运动时刊载了陈云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翌年则刊载了与“真理标准讨论”有关联的毛泽东亲笔书写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到2000年为止，该杂志共发行98期。由于笔者无法查阅到该杂志，因此不清楚2000年以后是否继续发行。
另一方面，在党史资料室的人员中，到1955年该机构解体后，从事资料收集和编纂的历史学家们，如黎澍、缪楚黄、刘立凯等人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共中央直属的智囊团 (主任陈伯达，副主任田家英)，分为哲学组 (组长关锋)、经济组 (组长陈真)、历史组 (组长黎澍)等小部门，实际上是直接服务于毛泽东的秀才班子。④于光远:《我和黎澍几个时期的交往》，黎澍纪念文集编辑组编: 《黎澍十年祭》，第19页;冷铨清:《我所知道的中央政治研究室》， 《党史博览》2009年第5期;耿化敏:《改革开放前中共中央编写党史教科书的设想》，《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2期。换言之，1955年以后，此前党史资料室所负责的两方面工作，文件资料方面移交给了中央档案馆，历史 (党史)研究方面则移交给了意识形态工作 (指专家们共同编纂《毛泽东选集》及撰写注释)的核心部门中央政治研究室。于是，党史研究在1955年以后暂且转移到外界难以接触到的党内深处。
中共自成立以来就有意识地收集和编纂党史资料，为以后研究和叙述党史打下了文献基础。同时，对于中共而言，研究党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可以帮助其从大局上正确认识过去，从中吸取教训，对未来革命事业做出正确的展望。毛泽东于1942年关于中共党史研究意义的阐述便明确表示了这一点:“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⑤《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9页。另外，党史，即中国所谓的正史，是当时的领导者证明自身正当性和权威性的重要方法。1942年的毛泽东不仅论述了党史研究的意义，而且亲自制定了历史文献编纂和党史叙述的大致框架，指出以前路线的错误。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共的党史资料编纂亦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