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所谓的“三国志谋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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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2021，世紀更替，作始也簡，將畢必巨。為銘記時代，本公眾號特以時間為軸、史實為據、人物為點，選編優秀文章，重覽百年風雲，以饗讀者，以為紀。本文是第七十四篇文章             

简介

作者：周玉文，单位：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来源：《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2018年

"三国志谋略"是抗战史研究中影响最为恶劣的谣言之一,其内容是抗战时期中共制订和实现了反日反蒋或联日反蒋的"三国志谋略"。剖析"三国志谋略",总括性的理清"三国志谋略"杜撰的脉络、内涵及特点,逐个予以分析,通过对中共洛川会议过程、决议,以及参会者的回忆录全面考证,戳穿他们编造的所谓中共制定或口头制定了"三国志谋略"的谣言;厘清潘汉年会见日汪的真相,诠释潘汉年案发生的原因,以确证毛泽东根本没有制定并实施所谓的"三国志谋略"的历史事实。 

“三国志”原意即为我国历史上的三国时代魏、蜀、吴三足鼎立, 互不统属, 相互对立, 史上还有蜀国联吴伐魏之事。众所周知,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尽最大努力联合国民党蒋介石共同抗日, 毛泽东是国共合作抗日的最主要促成者。正是实行了中共努力促成的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才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然而历史虚无主义者却杜撰所谓的“三国志谋略”, 无端污蔑中国共产党联日反蒋或者反日反蒋, 污蔑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假联合真斗争”。对此, 网上及其他媒体已有一些文章进行了回应驳斥, 但由于批驳碎片化特征明显, 因而说服力仍然有限, 必须整体性地追根溯源并透彻分析事情的真相。唯如此, 才能全面揭露并彻底驳倒所谓的“三国志谋略”。

一、“三国志谋略”的总括性剖析

“三国志谋略”涉及的历史文献资料较多, 而且时间跨度比较大, 理论形态比较完全而复杂, 容易使人们的思想陷入混沌。因此, 剖析“三国志谋略”, 必须理清“三国志谋略”的来龙去脉, 并对其核心内涵和特点予以分析, 以把握其前世与今生。

(一) “三国志谋略”的来龙去脉

“三国志”的字眼最早出现于2006年, 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他写道:“他不把中日战争看作是中国抗击日本, 而是三国逐鹿, 如他多年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所说:‘蒋、日、我, 三国志。’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蒋介石的大好机会。”[1]。2009年, 熊剑在凤凰网博客发表《毛泽东:中国抗日的最高指示》一文中明确记载了所谓毛泽东在中共洛川会议讲话中提出了“蒋、日、我三国志”的方针, “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 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 形成蒋、日、我三国志, 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 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 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2]2012年, 顾雪雍在阅想网等网上发文《被掩盖的抗战真相———蒋介石、毛泽东在抗战中的表现》, 在继承了前两者的观点上, 把“蒋、日、我三国志”正式称为“三国志谋略”, 系统的概述了所谓毛泽东派代表潘汉年与日伪合作联日反蒋, 实现“三国志谋略”:“毛泽东则不同。为了实现他的‘三国志’谋略 (联日反蒋) , 他主动派人与日方谈判”[3], 并达成中共与日伪停火的协议, 让日寇放手进攻国民党军队, 中共则放手扩大根据地, 扩大军队, 为夺取全国政权做准备。从上可知, “三国志谋略”是张戎、熊剑、顾雪雍等编造而起, 整个“三国志谋略”的生成脉络清晰地展现了一个以讹传讹的进程。

(二) “三国志谋略”的核心内涵

1. 中共洛川会议制定了所谓“三国志谋略”

张戎没有讲明具体的时间, 只是讲抗战开始就制订了“蒋、日、我三国志”, 而熊剑则明确的说是毛泽东在中共洛川会议上制订, 而表达的意涵则倾向于日寇与国民党互相厮杀, 中共坐收渔翁之利, 为夺取全国政权做准备。

2. 毛泽东派人与日汪合作反蒋实现了“三国志谋略”

顾学雍则以抗战亲历者自居, 刻意曲解炒作潘汉年被迫会见日汪一事, 臆断毛泽东为了实现联日反蒋的“三国志谋略”, 派潘汉年与日汪合作反蒋, “至于中共, 它得到日寇不再扫荡的保证, 可以放手大胆地抢占国民党的敌后根据地和扩充军队, 为推翻国民党政府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样就实现了毛泽东‘联日反蒋’的‘三国志’谋略”[3]。顾学雍又借潘汉年冤案炒作毛泽东杀人灭口, “袁殊的有些不了解内情的朋友为袁惋惜, 其实他们不知道:袁殊和潘汉年、恽逸群, 都是为毛泽东‘联日反蒋’的卖国行为充当马前卒, 而成为毛的替罪羊和牺牲品的!”[3]。

(三) “三国志谋略”的基本特点

1.“三国志谋略”杜撰者的政治立场具有反动性

“三国志谋略”极力丑化、污名化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人物, 政治立场非常鲜明, 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张戎、熊剑、顾雪雍等人看起来是全盘否定毛泽东, 实际上就是要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光辉历史, 充当了西方反华势力的应声虫, 搞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毛泽东的功过与历史地位早有定论, 邓小平早就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伟大的政治魄力给予公正客观的评价, 解决了这个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思想问题, 想必张戎、顾雪雍们都非常清楚。然而, 张戎、顾雪雍等杜撰所谓“三国志谋略”对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全盘否定, 站到了反人民的政治立场, 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2.“三国志谋略”杜撰者引用材料具有明显片面性

“三国志谋略”的杜撰者们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自称要还原所谓历史真相, 引用的材料却具有为我所用、断章取义的明显片面性, 刻意引用了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留下的作品, 其中主要有张国焘、王明的回忆录, 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等。比如张戎的《毛泽东:中共抗日的最高指示》中的所谓“毛泽东洛川会议讲话”的开头段就是来自张国焘《我的回忆》, “要冷静, 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 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 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 ……”[2], 这其实就是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卷中的毛泽东讲话的改进版, 原版本是, “他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 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4], 不过其意思完全一致。顾学雍的所谓毛泽东实现“三国志”谋略 (联日反蒋) 的核心证据, 一个来自于王明的《中共50年》:“毛泽东不经政治局委员们同意, 由军委秘密电台发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 要他派人代表毛去与日汪商谈合作反蒋事宜, 同时停止中共对日汪的军事行动”[5]。另一个关键证据就是苏共弗氏的《延安日记》:“我看到一份新四军参谋部的报告, 它确切地表明, 中共领导层与南京日本派遣军参谋部之间有着长期不断的接触, 双方情报传递的终点是南京和延安”[3]。这是顾学雍对《延安日记》稍加改进的版本, 原版本是:“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 完全清楚地证实了, 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 长期保持着联系。……联系的两头是延安和南京”[6]。

众所周知, 像王明、张国焘等人本身就是党内走错误路线的代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经党的教育批评而不思悔改的人, 抱着强烈的怨恨泄愤心理, 写出的回忆录很难实现客观公允。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卷中, 强烈地对毛泽东、张闻天的怨恨情绪贯穿整部著作中, “阴谋家”[4]388“阴毒”[4]417等谩骂诽谤之词溢于全书, 在这样一种感情支配下, 张国焘必然难以写出客观公允的史实。王明的《中共50年》是学术界公认的没有多少史料价值的书, 王明本身就是一个犯过党内严重错误、在整风运动中经受党内同志严厉批评的人, 他到苏联治病后, 正值中苏关系紧张, 王明就借机攻击毛泽东等党的领袖, 他的《中共50年》实际成了苏联攻击中国的工具, 其程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至于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也是中苏关系恶化的产物, 弗氏在延安时期受到了党和毛泽东等的友好相待, 可是在他死后二十多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后, 他的儿子尤里·弗拉索夫去才应苏联的要求杜撰出一部所谓的《延安日记》。“事实上, 正是这种反华的背景和需要, 人们对书中随处可见的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歪曲、诽谤, 甚至极端恶意的攻击, 也就不难想象和理解了”[7]。在延安时期担任弗拉基米洛夫翻译的师哲也认为, 《延安日记》是不真实的, “孙平, 一个老党员, 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只有伪君子、两面派、没有良心的人才写得出”[8]。可见, 历史虚无主义者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不是辩证的、全面的去引用和搜集原始依据或素材, 而是采取为我所用、断章取义的原则, 其结论必然出现偏颇。

二、所谓中共洛川会议制定了“三国志谋略”纯属无稽之谈

熊剑明确断定毛泽东在中共洛川会议上提出了“蒋、日、我三国志”, 并且源于1967年版的《毛泽东选集》, 而且与张国焘《我的回忆》中的相关内容一致。为此, 我们就有必要具体考证“蒋、日、我三国志”是否源于1967年版的《毛泽东选集》, 张国焘的相关回忆与洛川会议的真实情况是否相符。

(一) 所谓的“蒋、日、我三国志”并非源于1967年版《毛泽东选集》

熊剑在《毛泽东:中国抗日的最高指示》一文中所虚构的“蒋、日、我三国志”言之凿凿的说来自于196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 网上有些文章说根本没有1967年版的《毛泽东选集》。事实上《毛泽东:中国抗日的最高指示》所言1967年版的《毛泽东选集》确实存在, 该版《毛泽东选集》是1967年4月第1版, 1967年11月改为横排袖珍本 (一卷本) , 但查遍1967年版的《毛泽东选集》, 虚无主义者的谎言就马上被揭穿了, 除了在该书的第324-329页有毛泽东关于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的一篇文章《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没有其他毛泽东关于中共洛川会议的文章了, 而且这篇文章的内容也没有《毛泽东:抗日的最高指示》中所说的“蒋、日、我三国志”相关内容。

(二) 张国焘的相关回忆与洛川会议真实情况不符

中共洛川会议于1937年8月22-25日召开, 毛泽东做《军事问题和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 张闻天做了《洛川会议上的发言》和《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 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确立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战略战术采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从中共洛川会议的会议记录和与会者的回忆录我们可以看出, 洛川会议充分发挥了党内民主, 体现了集体智慧, 是民主集中制发挥得很好的一次会议, 会议上根本就没有制定所谓的“三国志谋略”。当然会议当中也存在一些不同意见, 主要是战略战术问题和兵力使用问题上的分歧, 目的都是一致的, 就是如何尽快的打败日本侵略者。

在张国焘《我的回忆》中, 没有所谓毛泽东提出“蒋、日、我三国志”, 只记录了张闻天在会议上提出了反日反蒋的“一箭双雕”, “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 应该一箭双雕, 使日本和蒋介石和一切反动势力相继失败, 最后胜利归于劳苦工农大众和中共”[4]386, 而毛泽东则支持张闻天的见解, “对中共和八路军应采取的实际策略, 详加阐述”, “他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 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4]387。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始终把自己看作为高尚的道德评判者, 认为张闻天、毛泽东在抗日烈火熊熊燃烧时仍然不顾民族大义, 只顾及个人与一党之私利, 他写道:“我提出了胜利主义策略来与张闻天的主张相对抗, 并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使日本侵略失败, 使抗日的全体中国人, 不分党派, 都应获得胜利”[4]339。张国焘回忆中的“一箭双雕”是否与历史事实相符呢?张闻天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中认为, 南京抗战使中华民族前进了一大步, “但这只是个开始, 同时要看到其中的危险性, 当前主要的问题是限于政府的抗战, 而同时压抑人民, 控制群众运动, 这是严重的弱点, 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弄不好抗战的失败是可能的。自然胜利的可能也是有的, 因此我们总的方针是使政府的抗战发展为全民族的抗战, 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9]。毛泽东在报告中一方面是要拥蒋抗日, 一方面是对蒋介石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 即“防人之心不可无”, “国民党的方针, 一是要限制我们, 二是要破坏我们。因此, 一时一刻也不要忘记蒋介石想通过抗日战争消灭和限制共产党和红军的阴谋诡计”[10]。毛泽东对于国民党要高度保持警觉性的分析十分正确和符合实际, 在红军游击队的改编中就发生了漳浦事件, 南方游击队何鸣部一千余人被国民党一五七师缴械;就是在洛川会议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仍处于国民党十个师的兵力包围之中, 因此, 共产党保持组织上和军事上的独立自主具有正当性与必要性。徐向前回忆:“毛泽东同志的发言, 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强调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 我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实力派, 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 要提高警惕, 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我党的独立性, 以免被蒋介石吃掉, 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覆辙”[11]。肖劲光在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到反日反蒋的问题, 他在回忆录中提到, “我记得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团结问题。这个团结, 一是指国共两党的团结”[12]。所以, 从历史史实来看, 张闻天只是批评蒋介石的片面抗战路线, 要把抗日引向全面抗战路线, 张闻天和毛泽东都是主张拥蒋抗日, 张国焘回忆中所讲的反日反蒋是张国焘故意唱衰毛泽东、张闻天, 或者只是他对毛泽东、张闻天所提出的对国民党提高阶级警觉性的误判, 这与张国焘对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怨恨和叛变投入国民党阵营应该是有关联的, 某种程度上也透露出他在写回忆录时对游离于权力之外的失落和无奈。

从上可见, 我们可以看出那些指责中共洛川会议制定所谓“三国志谋略”是无稽之谈, 实际上就是带有不可告人的动机, 蓄意污蔑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张闻天等人, 看起来证据凿凿, 实际上就是抄袭张国焘日记并蓄意曲解。

三、所谓毛泽东派人与日汪合作反蒋实现“三国志谋略”纯属捕风捉影

顾雪雍作为“联日反蒋”的主要杜撰者, 其引证王明、弗拉基米洛夫的作品均不可信, 因其是中苏交恶时代苏联攻击中国的产物。随着一些历史档案的逐渐解密, 亲历者的回忆不断问世, 历史学者研究的不断深入, 历史真相已经很清楚了, 潘汉年与汪伪政府主席汪精卫会见确有其事, 却并不能作为毛泽东勾结日伪、实行所谓“三国志谋略”的证据, 潘汉年、袁殊、恽逸群也不是所谓毛泽东“联日反蒋”的马前卒、替罪羊或者牺牲品。

(一) 潘汉年会见汪精卫事发突然而毛泽东并不知情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抗战时期国民党、汪精卫、日寇的情报机构谍战烽起, 互相渗透, 各自搜集对于己方有利的情报。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实现对全国抗战的领导, 也需要加强情报工作, 在延安成立了以周恩来、康生为首的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全国的情报工作, 潘汉年担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长期负责沦陷区情报工作, 先后任华南情报局、华中情报局负责人。中共中央为了加强情报工作, 对于叛徒李士群、胡均鹤等人也加以积极利用, 使他们为抗日战争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李士群、胡均鹤为给自己留条后路, 通过关系向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表示希望建立联系, 潘汉年经请示党中央同意, 和李士群、胡均鹤建立了情报关系”[13]23。1943年4月, 日军有对淮南根据地大扫荡的迹象, 此时潘汉年与李士群、胡均鹤直接联系的密电中断, 潘汉年经饶漱石同意主动去上海找李士群搜集相关情报, 却被李士群挟持至南京与汪精卫见面, 企图利用潘汉年的身份增加其与周佛海斗争的砝码, 汪精卫也欲借机离间国共关系。遭遇如此重大的紧急情况, 潘汉年来不及向组织报告, 只好将计就计深入虎穴侦探敌情。与汪精卫见面后, “汪精卫痴人说梦, 提出要共产党退出与蒋介石的联合, 去参加他的议会政治。潘汉年虚与委蛇, 一方面表示汪精卫的想法不切实际, 但又表示可以将汪精卫的话转达给延安”[14]158。“谈话本身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但重要的无疑是会见和谈话本身的政治性特点和影响”[15]161。事后, 李士群把日伪不打算扫荡淮南根据地的情报提供给潘汉年, 并在上海介绍潘汉年与他的军事顾问、日寇华中派遣军参谋部谋略课长都甲会谈。潘汉年在与都甲的谈话中领略自己需要的信息, 从侧面印证了李士群提供的情报的准确性。

潘汉年会见汪精卫属于突发事件, 本属于情报工作常态, 其特殊性就在于汪精卫是抗战时期中国头号汉奸, 而且被其利用于挑拨国共关系, 这一重大事件却把一直谨慎处理国共关系推动国共合作抗日的中共领袖毛泽东蒙在鼓里, 而且基于对潘汉年的高度信任一直为之辟谣, 却成为日后潘汉年个人悲剧的导火索。潘汉年进入根据地时, 华中局整风运动进入尖锐复杂阶段, 他只把日伪不扫荡根据地的情报汇报给饶漱石, 没敢把情况如实汇报给饶漱石。而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事马上在南京和重庆曝光了, 国民党特务借机造谣中伤共产党勾结汪伪, 引起轩然大波, 延安中共中央因未接到潘汉年汇报坚决予以否认, 潘汉年因此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境地。一年后, 潘汉年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时见到毛泽东, 本应向毛泽东坦诚一切, 但他因患得患失仍然没有向毛泽东汇报, 此时饶漱石向中央写了一封状告潘汉年的信, “除指责他在华中局工作期间有所谓“自由主义”、“打小广播”的错误外, 在敌占区工作中也有和李士群等汉奸人物往来密切“违反纪律”的可疑情况”[15]168。“毛泽东基于对潘汉年的信任否认了饶漱石对潘汉年的猜疑和指控”[15]169。于是经过毛泽东批发以刘少奇、康生名义给华中局饶漱石去了一个电报, 为潘汉年避嫌, 指出:“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 完全是造谣污蔑。……国民党中统局经常制造谣言说延安派李富春、华中局派潘汉年到南京与敌伪勾结, 又常常说汉年已被华中局扣押, 极尽造谣挑拨之技, 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致中敌人奸计”[15]170。直至1954年9月胡均鹤被捕, 潘汉年担心胡均鹤把事情和盘托出, 向中央汇报势在必行了。1955年4月1日, 潘汉年向陈毅汇报了当年见汪精卫的有关情况, 并写成报告由陈毅转交中央, 毛泽东看后非常愤怒并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并作出了逮捕审查的决定, 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所谓毛泽东派潘汉年勾结日伪的由来。从表面上看潘汉年会见日汪是被李士群所挟持和利用, 而实际上潘汉年以他的机智和勇敢成功地反利用了汉奸之间的矛盾获取了重要的情报。情报工作就需要在刀尖上舔血, 需要承担随时牺牲生命和毁誉的风险, 不深入虎穴焉能得虎子?

(二) 潘汉年案并不是所谓毛泽东湮灭“联日反蒋”的证据

历史虚无主义者捕风捉影, 污蔑毛泽东为了湮灭联日反蒋的所谓“三国志谋略”的罪证, 在建国后不是奖励这些功勋卓著的功臣, 而是进行政治清洗, 潘汉年、袁殊、高露等都成了替罪羊, 这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牵强附会拙劣杜撰的体现。潘汉年入狱确实是一个冤案, 而且牵连了关露、袁殊、恽逸群等同志, 酿成了他们的悲剧人生。对于潘汉年案, 周恩来、康生作为潘汉年的直接上司是很清楚的, 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以亲历者的身份证实了当时的情况, 周总理指示以他为首与狄飞、许明组成审查小组对涉及潘汉年1939-1948年与中央的电报往来及其他档案材料进行了细致的审查, 由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写了正式报告, “李克农的报告, 有理有据, 十分有力, 结论是潘汉年虽然有疑点, 但根据大量档案反映的事实, 请中央予以重视, 慎重考虑潘汉年问题。但在当时情况下, ‘左’风越来越盛, 这个实事求是的报告并未引起中央的重视”[16]。潘汉年冤案就这样发生了, 还牵连了许多隐秘战线上的同志, 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 也给历史虚无主义者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提供了杜撰虚构“三国志谋略”的借口。潘汉年冤案的发生具有它的历史背景和特殊原因, 全程负责潘汉年案子的助理审判员彭树华多年后写了《潘汉年审判前前后后》一书, 以法律人的专业视角和法律逻辑对潘汉年案进行了剖析, 揭开了潘汉年冤案的谜团, 为澄清毛泽东湮灭所谓“三国志谋略”罪证提供了最为有利的证据。第一, 严重违反秘密工作纪律是潘汉年冤案发生的直接原因。对于犯罪事实问题, 罪名有二:“一是在抗日时期秘密见过汪精卫而又长期没有向组织汇报, 二是潘在‘重用、包庇和掩护’胡均鹤等特务分子问题上负有直接责任”[14]244。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吴德峰道出了潘汉年案的直接原因:“潘汉年出的问题就在于会见汪精卫, 一直瞒着党中央、毛主席。这个问题谁也不敢替他担责任。你们知道吗, 毛主席知道后很生气。当时国民党重庆政府进行反宣传, 毛泽东亲自签署文电辟谣。试想经过了十几年, 潘汉年才交代这件事, 即使他辩解的都是事实, 但这种严重违纪的事件, 是做秘密工作绝对不允许的”[13]。第二, “人治盛行”是潘汉年冤案发生的深层原因。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的人治思维惯性过于沉重, 就是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也照样不能避免。彭树华在他的著作结尾时道出了潘汉年冤案的感触:“当时人治盛行, 法治不申, 审判不独立, 实行‘先审后批’, 中央或地方党委先审批, 法院后审判, 法官和法院只能按上级党委的决定办案。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是不可避免的”[13]后封页。第三, 情报工作的特殊性也是重要原因。潘汉年作为一个长期战斗在秘密战线的干部, 常常使用革命的两面手段, 如果得不到领导的信任或者领导不知情, 极容易受到冤枉。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吴德峰意味深长的说:“要考察一个做情报工作的干部是否忠实, 要以具体工作、长期历史、实际效果、秘密关系中来证明, 向潘汉年长期在敌占区大后方工作, 他的社会关系、工作环境、接触的人, 必然是复杂的。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开展活动, 常常得使用革命的两面手段, 因此一旦领导不信任, 不担责任, 就很容易受到冤枉”[13]31。因此, 潘汉年案并不是毛泽东湮灭所谓联日反蒋的“三国志谋略”的罪证, 而是由特殊的历史时代多种因素造成的悲剧, 其中既有潘汉年违反政治纪律的直接因素, 也有当时与国内外敌特斗争的特殊环境, 当然也与包括那个时代法制意识欠缺的历史局限息息相关。如何来看待潘汉年案,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给我们很好的启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 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17]。

四、结语

“三国志谋略”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们一次拙劣的、别有用心的表演, 必然经不起推敲和检验。历史不是一个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 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 必须坚持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坚持宏大历史观与具体考察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统一, 只有这样, 才能书写出真正的历史。以史为鉴方能知兴替, 我们要用正确的历史和历史观来教育我们的人民, 采取正确引领、兼容并包、排除错误的原则维护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安全, 排除各种杂音的干扰, 增强免疫力, 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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