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中央苏区革命的“张力”真的达到其“限界”了吗?——与黄道炫先生商榷
前情提要暨书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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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道炫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副标题: 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出版年: 2011-11-1
页数: 483
定价: CNY 49.00
装帧: 平装
丛书: 近世中国
ISBN: 9787509727447
简介：作者：黄道炫，1966年生，江西赣州人。北大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政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出版《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等多部专著，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序言：
1933年秋国共的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开始时，位于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正处于全盛时期。虽然在此之前长江流域与中央苏区可以形成掎角之势的几个大的苏区如鄂豫皖、湘鄂西已经相继被国民党军占领，但当时仍然不会有太多人想到，一年之后的秋天，这一中共控制的最大的苏维埃区域就会在国民党军强大压力下，随着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而易手。失败的结局使中共不得不走上长途跋涉之路，寻找继续生存、发展的机会，突围中的艰难也导致了中共在夺取政权前最重要的一次领导层变换。同样让人很难预想到的是，经历了如此惨痛的挫折，在对手看起来已是奄奄一息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很快又能重新振作，在陕北站住脚跟；而且这次失败实际上就是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前最后的一次战略性失败，从此中共的革命夺取政权之路大有直济沧海之势。
失败总不是件让人愉快的事，与中共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的描述相比，对于中共历史上这样一次重要的失败经历，具体的研究和阐述不是很多，有许多问题我们尚不能得其详，简单的原则论述和具体的历史运行脉络也常常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而当我们重复当年更多的是基于政治考虑的结论，以“左”的错误为这次失败定性时，往往忽视了其中包含的历史的、社会的诸多因素。政治定性的高屋建瓴后面，被断送的可能是一个个正在具体影响着社会历史的细节，历史离开了细节，总让人想到博物馆那一具具人体骨骼，的确，那是人，但那真的还是人吗？
其实，翻开中共壮丽历史的长卷，在欣赏波澜壮阔的胜利画面之余，偶尔体味一下这一段别样的经历，也许可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如果考虑到成败、祸福之变，谁又能说，这样的失败就完全没有意义呢？！就整个苏维埃运动而言，后人（虽然是外国人）曾有过中肯的评断：“尽管苏维埃运动遭到失败，但是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活动的经验以及经受过组织和动员苏区居民的各种方式的尝试和失败的考验，使得中共到30年代中期成了东方各国共产党中唯一拥有实际上执政党经验的党，拥有绝无仅有的农村工作经验以及军政骨干的党。这（加上其他条件）也成为抗日战争年代里党员人数和武装力量较快增长和发展的基础。”
毛泽东曾在中共内部会议上中肯谈道：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
这是一个中共成长壮大的时代，但远不是中共掌握政权的时代，超常的能量，也无法突破可以做、可能做、不能做的限界。中共在中央苏区的发展，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毛泽东、朱德发挥自己的天才剑走偏锋（比如在军事上的天才创造、对力量的精准把握）的结果，从这一角度理解，中共的西走川陕，或许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剑走偏锋。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坐下来，平心静气，不抱成见，尽可能避开历史进程中现实需要带来的政治口水，更多通过当年的而不是后来的，描述性的而不是价值评判的历史资料，回首这一段曾经不那么愿意直面的历史。历史展现虽然不会像文学作品那样罗曼蒂克、激动人心，但却可能更有益于后人了解历史的本然进程，以从中汲取养分、获得智慧。实际上，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思考，面对着他们自己的问题，别人很难越俎代庖，因此，作为一个以国共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为聚焦点的研究，本书或许承担不起总结经验的责任，也未必真的能够提供若干教训，更多的只是想呈现一种面对历史的方式，即尽可能不在预设前提的背景下，去面对原初的过程。尽管，原初的历史是如此复杂，复杂得也许会让人感觉混乱，但光怪陆离既然提供给了世界，应该也就预备给了历史。
黄道炫先生在《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一书中提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本质上是历史与自然规律的结果,将这次失败定性为“左”倾错误,更多的是基于政治考虑。本文通过对中日尖锐的民族矛盾、军阀割据的局面、国民党军内部的矛盾及福建事变等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进行深入分析,对红军政治建军的优势、历次反“围剿”中总结出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中央苏区有利的地形条件及人民群众对红军作战的战场支援和物质保障进行深入研究,并仔细分析了“左”倾领导者的种种决策和行为对红军作战和人民信任所造成的影响和破坏,认为,如果没有“左”倾错误在当时中共中央的统治,中央苏区和红军是能够取得反“围剿”的胜利的,即是说,“左”倾错误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
黄道炫先生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下文简称《张力与限界》)一书以大量的、详实的、多个方面的史实论述了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旨在“在不确定的可能中戮力逼近那确定的唯一”1，还原历史的真实，揭示历史的真相。书中，作者引用“张力”与“限界”两个物理学概念，来形容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所领导的革命的进程。用动态的“张力”来形容初期阶段苏维埃革命的高歌猛进:“1927年国共分裂时，中共几乎是白手起家开始武装反抗，仅仅数年后几十万的武装即矗然挺立”2，同时开辟了大小十数块苏区，被称为“神话般的故事”，到1933年秋，中央苏区已经处于全盛时期，充分凸显了中国共产党苏维埃革命的张力之强。用静态的“限界”来形容苏维埃革命终究要受到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制约，失败是其必然结果:“再强的张力也有自己的极限，中共在多种境遇下实现的超常发展，到这时，似乎终于到了该停歇一下的时候了。”3仅仅一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最大的苏维埃区域就在国民党军强大的压力下易手。依作者看，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本质上是历史与自然规律的结果，是“张力”达到其“限界”的结果。苏维埃时期“是一个中共成长壮大的时代，但远不是中共掌握政权的时代，超常的能量，也无法突破可以做、可能做、不能做的限界。”4即是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历史的“宿命”，怨不得谁。博古等“这些被历史推上中心舞台的年轻人，其实本身也是历史的祭品”，“他们改变了的或者可以改变的东西实属有限，在滚滚的历史大潮面前，他们难以担当引领潮流的重任，更多时候乃是随波逐流。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航向”。5当年将这次失败定性为左倾错误，“更多的是基于政治考虑的结论”。6
然而回顾这段历史就会发现，敌强我弱是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客观存在，但在敌强我弱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取得武装斗争的胜利是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央苏区进行了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并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根据地都有较大发展，革命烽火也由点及面成燎原之势。也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中央苏区进行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如果当时的中共中央能够克服已经严重存在的“左”倾错误，实行正确的军事战略，中央红军就不会有失败的“宿命”，完全有可能赢得反“围剿”的胜利。在这个胜利支持下，中央苏区也将继续伸展其“张力”，革命也就远远没有到达其“限界”，甚至不会有“限界”。
一、外患内忧的国际国内形势并未根本改变，中央苏区和红军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大环境依然存在
《张力与限界》一书认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民族矛盾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力量的不平衡所取得的，“力量、地域的因素在其发展中的独特作用，绝对不能低估”7。因此当中日关系稍微缓和，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冲突趋于稳定，南京政府不断强化对全国的控制时，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当蒋介石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督率100余万军队对中共领导的各苏区发动“围剿”时，“成长中的中共最好的命运大概也就只能是顺利摆脱，韬光养晦，以求东山再起了”8。
现实真是如此么?实际上，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与前几次反“围剿”相比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中日民族矛盾依然十分尖锐并且还在发展;军阀割据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国民党内部矛盾依旧非常突出，甚至发展到武装对立。这个情况，当时的中共中央在《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中也曾有过明确表述:在第五次反“围剿”“这一剧烈的阶级决战中，帝国主义、国民党内部的弱点与革命形势的新的紧张化，这造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得出了“在五次‘围剿’中间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加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9的结论。而这个形势，表明了一个基本趋势，只要中共的政策不出问题，决策正确，敌我力量对比基本仍然是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发展轨迹在前进着，这是历史的必然。
(一)中日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不可避免牵制了国民党军相当兵力
20世纪30年代初，对中国野心最大的当属日本。“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吞中国的野心日渐膨胀，并积极备战，又发动“一·二八”事变等，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3年初的长城抗战，引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潮。但由于蒋介石忙于“围剿”红军和苏区，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压制国内抗日的呼声，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塘沽协定》的签订，以大量出卖民族利益换来日军暂停对长城沿线的军事行动。但日本的侵略行径并没有什么收敛，更没有停止，反而有变本加厉之嫌:在《塘沽协定》签订后，随着国民党逐步失去对华北的实际控制权，日军“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在绥东、察北、冀东地区扶植汉奸势力，在伪满洲国之后又与德王(即内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勾结策划内蒙古独立。日本侵略中国的大小动作不停，势头不减。到1934年4月，日本政府更发表了企图独占中国的声明。
日本的侵略野心逐步膨胀，这一点蒋介石也是看得比较清楚的。他为了对付蠢蠢欲动的10万日本关东军，在1934年前后，在西起张家口、东至渤海湾山海关长达千余里的华北地区及长城沿线，部署着东北军、晋绥军等多支部队，总兵力达到20多万人。这些兵力不能用于“围剿”红军，对蒋介石来说绝对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同时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而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打内战，这个行为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也日益激起国民党军广大官兵的不满。为了应对日益尖锐的中日民族矛盾，应付国内民意，蒋介石不得不摆出一点抗日的姿态，不得不有所准备，做一些表面文章，但这也部分地牵涉了国民党的物力、财力和人力。
(二)军阀割据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国民党新军阀、地方实力派之间依然矛盾重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新军阀建立了中央政权，逐步完成了全国统一，但这种统一只是形式上的。国民党新军阀承继着旧军阀的衣钵，仍然视军队为私有，割据地盘，互相火并，争斗不止，战争不断。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就是一个典型。但即使打来打去，占领地盘最多的蒋介石也仅局限于江浙、两湖、江西、安徽、山东等地，直接控制的部队除了自己的嫡系外，就是一些中小军阀的军队。《张力与限界》对此问题的定义是，“无论表面唱出多少高调，蒋内心其实很明白，此时对其最高统治地位形成直接威胁的并不是中共，而是国民党内部有可能取而代之的实力派。”7这一结论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
笔者认为上述情况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并没有太大改变，更不要说有根本改变。实际情况: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盘踞广西;阎锡山的晋绥军占领着山西、绥远;在西南等地，贵州的王家烈，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刘文辉，广东的陈济棠等，在这个时候都是各霸一方;东北军、西北军和蒋介石也是同床异梦。就是到了1934年年底，国民党正规军还是很难进入各地军阀的“领地”。相对于“围剿”红军，这些军阀更害怕自己的地盘被蒋介石的军队染指，因此不会全力以赴“围剿”红军，有的军阀还把苏区当做抵挡蒋介石军队的一个屏障。广东的陈济棠就是一个例子。反过来说，拥有中央政权的蒋介石也非常害怕各路军阀联合起来反对他。1933年10月，得悉十九路军酝酿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认为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刘湘、刘文辉、阎锡山、冯玉祥等都将起而响应，因此颇为焦虑。
可以说，虽然蒋介石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视为“心头之患”，但在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过程中，国民党内仍然军阀林立，各霸一方，为利益拼得你死我活。这样一如既往的形势，使得蒋介石在行动中不得不有所顾忌。
(三)参与“围剿”的各路国民党军难以协同作战
在国民党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虽占绝对优势，但由于其派系林立，各派系之间矛盾重重，难以实现协同作战。
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中央军33个师又3个旅，分为三路军，担负对中央苏区的主攻任务，也是红军的主要作战对象。但即使这些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它们之间也是矛盾不少，争斗不断，做不到主动协同，作战效果也是大打折扣。
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粤军11个师又1个旅，主要任务是筑碉堡扼守赣南部分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配合北路军作战。作为地方军阀，陈济棠与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与蒋介石之间也有着难以化解的冲突。从他的阶级利益出发，他派军队在进攻红军的同时，也要防备蒋介石消除异己的阴谋。而蒋介石也对陈济棠虎视眈眈，对广东地区觊觎已久。因此，作为蒋介石“安内”对象之一的陈济棠，为了保住实力、地盘、位置，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可能死心塌地为蒋介石卖命。事实上，从1932年秋开始，陈济棠在进攻红军时已有保守态势，以“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损失”为其作战原则，尽可能避免与红军接触。10而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除了筠门岭、会昌战斗较为激烈外，大部分时间实际处于休战状态。更有在1934年10月初，在陈济棠主动要求下，中革军委派代表与粤方订立就地停战、解除封锁、互通情报、红军在粤北设立医院、互相借道等5项秘密协议。
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7个师又2个旅，扼守闽西、闽西北地区，阻止红军向东发展。十九路军与蒋介石有着很深的矛盾，尤其让蒋介石嫉恨的是，十九路军的政治立场“左”倾，又是较为坚定的抗日派。蒋介石处心积虑，调十九路军赴闽赣参与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让红军和十九路军互相厮杀，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十九路军将领在与红军的作战中深切感到，积极反共固然失败，消极反共也很难被蒋所容。他们从第五次“围剿”开始之初，就秘密着手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立统战关系，并于1933年10月26日，和中国共产党签订《抗日反蒋初步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进攻，划定军事疆界线，恢复商品贸易，解除经济封锁，释放在福建关押的政治犯等。
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指挥湘军等部9个师又3个旅，在担负“围剿”湘赣、湘鄂赣苏区的同时，又负有阻止中央红军向赣江以西机动的责任。何键和蒋介石在顽固反共上是一致的，但同时他们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后，何健无奈于自己兵分多处，而把保全对湖南的统治作为着眼点，所以在“围剿”中央苏区上并没有多大作为，只是占了苏区的几个县城而已。无论何键如何表现，蒋介石始终对何键有着深深的不信任，有借红军之手消耗湘军的企图，而这个企图在红军长征后也有所体现。据参与“追剿”中央红军长征的薛岳回忆，1934年11月下旬，蒋介石曾致信他，表示其所率的第六路军“机动穷追为主，匪行即行，匪止即止”，蒋介石显然是希望拉长湘军同红军的作战时间，渔翁得利，“当时蒋介石深怕粤湘桂三省军队联合，希望他率湘军进入外省，调虎离山，使何键无所凭借”。11红军北上后，何键即被迫辞去第四路军总指挥职务，所部全部调往江浙地区。
国民党军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从第一到第五次“围剿”时期，都是一直存在的，只是时而尖锐，时而缓和，时而破裂，时而相互利用，但总体趋势是在发展着、激化着、分裂着。这些不可避免地表现在作战中，为红军战胜敌人提供了可能性。如果中共中央当时采取的不是“关门主义”，而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12，中央苏区和红军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是有可能的。
(四)福建事变为红军打破国民党军“围剿”提供了机遇
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的前四次“围剿”作战中，都有一些因素影响到国民党的行动。第二次“围剿”中，两广军阀在广州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并积极部署向湖南进兵，北方军阀也在伺机而动;第三次“围剿”中，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蒋介石与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也在发展;第四次“围剿”时，长城抗战爆发。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特点，发生地都远离苏区，即使如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能审时度势，较好地利用这些国际国内的矛盾和事件，争取战争中的主动权，最终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宣布同蒋介石决裂，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一行动，严重影响到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战略部署，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创造了打破敌人“围剿”的很好机会。按刘伯承的话说:“第五次反‘围剿’时有十九路军在福建和蒋作战，还有广东军阀陈济棠宣布自由行动，对蒋威胁。敌人内部发生矛盾，都靠近苏区。一至四次反‘围剿’时，则无此有利条件。”13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既害怕国民党其他地方实力派效仿十九路军的行动，又担心红一方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行动。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6师师长的宋希濂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十九路军在福建的‘变乱’，他们如同共军结合起来，形势是很严重的，委员长曾因此几晚不能安眠。”14而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领导者却无视这一机遇，仍然奉行“关门主义”，拒绝周恩来、朱德等提出的抄袭蒋介石嫡系部队后路的提议，拒绝彭德怀等调集中央红军主力进入赣东北，侧击蒋介石入闽军队的要求，更是拒不采纳毛泽东将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11的建议，丧失摆脱战略被动的机会。他们只是想着从十九路军那里捞一点军队回来，只是迷恋于在根据地内打转转，企图攻破敌人的坚城和密布的堡垒，进而占领南昌、长沙，实现其中国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目标，结果只能以失利告终。据宋希镰回忆:“当时除四川、云南、山西、山东、河北、绥远几个省还有地方军阀的一些部队外，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几乎全部使用在江西主战场上，已别无可调之兵。连南京一带那样重要城市的防务，只是靠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来维持。”15而福建事变被镇压后，蒋介石大大松了一口气，他对顾祝同说:过去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16从这里足以看出，蒋介石是多么心虚，毛泽东对敌情判断多么准确，中共中央“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决断是多么失败。
孤立无援的十九路军反蒋行动迅速失败。蒋介石腾出手来，毫无顾忌地对中央苏区重新发动疯狂的进攻。而福建事变失败所带来的寒蝉效应，也使得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地方实力派公开的反蒋活动偃旗息鼓。中央红军在反“围剿”中也愈来愈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正如《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左”倾错误领导人根本不了解福建人民政府的存在对于党和红军是有益的，他们“却在‘左’的空谈之下，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针，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4)
二、发挥红军独特优势和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红军就可能取得这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在《张力与限界》一书中，作者详细论述了国民党军队在第五次“围剿”中如何的全力以赴。在这次“围剿”中，蒋介石吸取前几次反“围剿”分进合击和长驱直入的失败教训，采取了“层层堡垒，逐步推进”的持久战方针，并专门在庐山设置军官训练团，轮训中央军排以上军官，加强战斗意志和团结精神教育;为更能适应山岳地带作战，调整了部队编制;还积极谋求与英美等国加强关系，借款筹措经费，大量订购武器装备等等。
实际上，这些做法对国民党军战斗力的提升实属有限。武器装备是作战的关键要素，但由于其财政收入的限制，其更新仅限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且由于红军的武器装备主要靠缴获，并在第四次反“围剿”中首开大兵团伏击作战之先例，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近3个师，武器弹药都得到相当补充。可以说，这个时期红军和国民党军的武器装备质量，并不比前几次作战中差距更大。而且此时中央苏区处于鼎盛时期，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400多万人，并建有较为完备的省、县、乡苏维埃政府，红军数量达8万余人，还有不少的地方武装。从敌我兵力对比来看，与前几次反“围剿”相差不多。更重要的，红军还拥有国民党军队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只要继续坚持在实践中所证明的正确战略战术，是可以取得这次反“围剿”胜利的。
(一)政治建军使得红军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和顽强的战斗精神
一支由先进阶级组成和由先进制度保证的军队，是拥有极强的战斗力的。红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新型无产阶级军队，其主要成分是农民。据1934年4月红军总政治部统计，中央苏区红军中有77%的人员都来自中央苏区本身，其中工人、农民成分占98%。在古田会议确定的建军原则下，中国共产党已经解决了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这一重大问题。这时的中国工农红军特别是中央红军，不但拥有很高的革命热情，而且是一支极有战斗力的主力红军，他们在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制定和执行了严明的纪律，贯彻实行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优待俘虏的政策。在历次反“围剿”战斗中，面对严峻的形势和艰难的条件，中央红军始终能保持高昂的士气、团队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第一次反“围剿”的“前头捉了张辉瓒”17，第二次反“围剿”的“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15，第三次反“围剿”的“五战五捷”，第四次反“围剿”的黄陂、草台岗战斗，都凸显了他们的英勇顽强和强大战斗力。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虽然由于“左”倾领导者实行了错误的军事战略，打阵地战、堡垒战，让“叫花子和龙王爷比宝”，以己之短对敌之长，但久经考验的红军将士，仍然在作战中显示了极为强悍的战斗力，使国民党军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在高虎垴战斗中，坚守阵地的红3军团等部的将士们为了加固主阵地工事，面对极其坚硬的石头山，在缺乏工具的情况下，不顾疲劳，昼夜奋战，手上都磨出血泡也不眠不休，渴了就喝满是牛粪的死水塘的水也挖山不止。在战斗中，面对敌机的轮番轰炸、炮火的猛烈轰击和国民党军的密集冲击，他们沉着应战。经过3天激战，红军以伤亡1600多人的代价，打退了国民党军十几次集团冲锋，使其精锐部队第89师丧失了战斗力。18陈诚也哀叹:这是“围剿”以来“未有之牺牲”。19曾任国民党第5师政训人员的吴一箴，回忆了第五次“围剿”中团村战斗的一个场景:“红军士兵头戴帽檐很长的灰布鸭舌军帽，身穿灰布军服短裤。这时已是冬天，还穿得这么单薄，其苦可知。”他们“发起两次冲锋，都被这边的重机枪火力网遏住，纷纷倒下，死了不少。没被打死的又爬起来冲锋，没有一人后退，其声势之勇猛凌厉，实在震撼人心。那个“国民党军”机枪手见此情景，双手发抖连机枪都不会开了。”20
人民军队拥有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拥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拥有战胜强敌的必胜信念。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过:“一支满身创伤，久经锻炼的部队所发扬光大和经过锻炼的团体精神，是那种只靠条令和操典粘和在一起的常备军的自负和虚荣心所不能比拟的。”21红军以自己的行动很好地阐释了它的精准要义。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人民军队继承和发扬了自身的优良传统，表现了不逊于任何强敌的强大战斗力，这是毋庸置疑的。
(二)红军形成了一整套以积极防御思想为指导的战略战术原则
红军打一仗进一步。通过对前三次反“围剿”作战经验的总结，红军在“十六字诀”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以积极防御思想为指导，适合红军特点的全部作战原则，包括诱敌深入、慎重初战、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红军正是在战争中灵活运用这些原则，始终掌握着战场主动权，不断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第一次反“围剿”中的龙冈战斗、东韶战斗，第二次反“围剿”中的富田战斗，第三次反“围剿”中的莲塘战斗、良村战斗，都是运用这些原则的典范。就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虽然毛泽东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但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在强攻南丰不利的情况下坚决主动的撤退，诱敌深入，大兵团设伏，最终取得了歼敌近3个师的重大胜利。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只要继续坚持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实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各个击破敌人，是完全有可能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但在国民党军气势汹汹的进攻面前，“左”倾领导者惊慌失措，他们要全线出击，以“阻止敌人的前进与企图以‘短促突击’消灭部分的敌人”作为红军的中心任务。22他们震惊于一城一地之得失，要全线防御，“不放弃苏区寸土”，23以主力对主力，强攻敌人坚固设防重兵把守的阵地。他们不懂得，也不想懂得为了能够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即使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24这样一种道理;他们也不愿知道只有经常的战胜敌人的进攻，才能够避免被动，避免产生不利后果这样一个规律;他们完全否定和抛弃了在前几次反“围剿”中所形成的一整套正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25“左”倾领导者还拒不接受一切正确的建议意见，妄自尊大，一意孤行，顽固坚持错误的战略指导，致使中央红军丧失了一次又一次转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的机会，彻底断绝了打破敌人“围剿”的一切希望，不得不踏上战略转移之路。从这里可以看出，打破敌人“围剿”并不是“人力不可为，天命不可违”，而是典型的“人祸”所致。
(三)中央苏区独特的地理条件，为红军发挥战略战术优长提供了条件
中央苏区地处赣南和闽西，整体都处于亚热带，靠近热带，山体巍峨，林木茂密，境内河流众多，章、贡二江贯穿赣南全境。山脉绵延起伏，河流纵横交错，构成了中央苏区十分险要而又复杂的地理形势。
在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由于苏区内道路狭窄，山路崎岖，雨天雾天多，这些都给国民党军的行军、补给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而对于携带不少重武器的国民党军来说，每天翻山越岭，又累又饿，在追赶红军主力时，常常精疲力竭。第二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第28师在白云山一带行军，由于道路狭窄，其队形被迫拉成了一字长蛇阵，长达五六里，首尾不能相应，连日的大雨让道路十分泥泞并被冲毁多处，使得他们行军极为困难，而红军却能依靠有利地形隐蔽集结与进行埋伏，达成了战役战斗的突然性，从而顺利地消灭了敌人的这个劲旅。第三次“围剿”作战中，国民党军郝梦龄第54师，作为北方部队，不适应山区作战，而在中央苏区来回奔波数月，油盐告绝，粮食困难，人困马乏，“肥的拖瘦，瘦的拖死”26，士气急剧下降。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剿匪之难，甚于大战，彼利用地形熟识，与民众协从，故避实击虚随其所欲，而我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6)
人民好，地形好，是中央红军确立诱敌深入方针的重要条件之一。而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山还是这些山，河还是这些河，但为什么不能发挥以前的效能了呢?根本原因，是因为“左”倾领导者的错误军事战略。他们不能利用苏区内有利的地形条件，取得更大的胜利，只能依靠其险峻的地理环境，和强敌打阵地战，堡垒战，搞短促突击，与敌人拼消耗。硝石战斗、资溪桥战斗、浒湾战争、八角亭战斗、云盖山战斗、大雄关战斗、坪寮战斗、鸡公山战斗、凤翔峰战斗、三溪圩战斗、广昌战斗、高兴圩战斗、狮子岭战斗等等许多战斗，都是这样的例证。苏区内有利的地形条件，成为分兵把口的一个点，成为与敌人“拼命”的阵地和拼消耗的可利用物，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另一方面，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取得的几次较大胜利，飞鸢战斗、洵口战斗、团村战斗、沙县战斗、温坊战斗等等，就是调动敌人，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而进行的运动战、伏击战、进袭战。但这些零星的作战胜利，已经无法挽回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局面。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在内线作战下，当敌人以绝对的优势兵力向我们前进时，红军的退却与隐蔽，足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骄矜懈怠，发生过失与暴露弱点，这就创造了转入反攻取得决战胜利的条件。”27而从整个第五次反“围剿”情况来看，“左”倾错误领导者在决策中完全违背与否定了这一行之有效的原则，而使苏区有利的地理环境处于无用或者甚少作用的状态。
三、中央苏区军事和政治紧密结合，人民群众有力地支援红军作战
《张力与限界》一书，将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并叙述了国民党如何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基本原则下，对中央苏区厉行保甲制度，实行经济封锁等历史事实;书中还研究和分析了中央苏区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紧张及其人民群众的负担情况;强调苏区在肃反、扩红、政权建设、群众支持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容乐观的态势;认为苏区力量的枯竭，其肇祸元戎是本身资源的困乏、国民党的封锁和紧逼。
笔者研究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大大解放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激发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苏维埃政权，有效地组织和发挥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在生产、扩红和支援作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中央苏区连续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拥护党相信党，更加坚定地支持红军，保卫苏区。应该说，中央苏区和红军是具备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群众条件的。正如《遵义会议决议》中指出的:“苏区内部阶级斗争的深入，苏维埃的经济建设以及苏维埃政府与群众关系的彻底的改善，更大大的发扬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热情与积极性。一切这些造成了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28
(一)体系严密、层层相连的群众武装配合红军作战
军民是胜利之本。中央苏区的各省县，都建立了地方武装独立师和独立团，亦建立了赤卫军、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武装，体系严密、层层相连。在作战中，他们积极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任务，配合红军遂行作战任务，并可随时编入红军主力部队。严密的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组织，使得国民党军一旦进入苏区，常常会陷入困境不能自拔，成为盲人瞎马，处处碰壁，胆战心惊，疲惫不堪。朱德也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后指出:“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和地方工作配合红军作战，有相当的成绩。”29
为什么群众武装在前几次反“围剿”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这些组织架构愈来愈完善的重要力量却没有发挥出应该发挥的作用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左”倾领导者错误的军事决策所造成的。一般说来，在前几次反“围剿”作战中，对于无胜利把握的决战，都是以次要的力量，即游击队、群众武装、独立团营或部分主力红军等，在各方面迷惑或引诱敌人，以运动防御钳制敌人，“而主力则退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侧翼后方，隐蔽集结，以寻求有利时机，突击敌人。”27这即运用了群众武装的牵制和配合作用，也能确保主力红军避免不必要的调动或分散，以发挥出最大效力。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群众武装，包括一些地方武装所承担的任务，因为守土有责的原因，时常和主力红军一样守备阵地，仍然是以己之短对敌之长，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的职能基本被虚置，作用受到极大制约。
(二)苏区人民群众为红军提供有力的战场支援
在历次反“围剿”过程中，苏区人民总是能给予红军强大的支持，直接或间接地支援红军作战。国民党军深入苏区后，在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山区中，基本上是“聋子”“瞎子”。国民党军曾在报告中写道:在苏区，“我军不仅不能派遣一侦察，即欲寻一百姓问路，亦不可得。”28而一名被俘的国民党军官更是说得直白:“一到这里，老百姓跑得连个影子也没有，弄得队伍像个瞎子。昨天通报还说你们被蒋光鼐、蔡廷锴围在高兴圩，哪晓得今天你们却在这里包围了我们!”30国民党军得不到情报，而红军却对国民党军了如指掌:“潜伏山中之匪徒，对于我军状态窥探无遗。如是，我军企图完全暴露。”25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也描写了这种情况:“红军开设了特别训练班来训练情报人员，内中有不少是妇女和儿童，另有一些小贩和串村子的手艺人，他们的工作便是在国民党区域内广泛活动，可以到有钱人家或穷人家做工或卖东西，也可以混入敌军营盘内活动。”31这仅仅是人民群众支援红军作战的一个方面。在国民党军进行“围剿”期间，苏区民众在苏维埃政府组织下进行坚壁清野，支援红军作战，使得“敌人来到红色区域，柴米油盐样样无”32，随时面临断炊的境地;而国民党军自己也承认，他们进入苏区后处境困难:“各部队进抵一地，即须预储多日粮食，进入愈深，输粮愈艰，而随处俱有农匪扰乱，更需派兵防护，致运动日缓，兵力递减。”33人民群众还组织担架队、伤兵站、冲锋队、向导队、粮食处、交通站、慰劳队等，支援红军作战和建设等等。
在中央苏区第一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人民群众对红军的各种支援如影随行，成为红军战胜敌人的重要保证。即使“左”倾领导者推行错误的军事战略，造成了红军作战的不利局面，造成了苏区的严重破坏，造成了一些革命者被冤枉，但人民群众仍然一心向党，不改初心，有组织地或自发地以各种形式尽最大努力支援红军，这也是中央苏区在极其艰难情况下，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能够持续整整一年的重要原因。
(三)苏区人民群众为红军作战提供了深厚的物质保证
由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封锁，红军作战所需的物资大多由苏区民众保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十分重视经济建设，特别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以后，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
首先，以改善群众生活，全力支援革命战争为目的，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苏维埃政府组织民众大量开垦荒田荒山，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兴修农田水利，创办中央农业学校和中央农业试验场，推广先进生产经验，开展农业科技宣传，提倡多种经营，组织农业生产竞赛，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强有力领导下，中央苏区1933年农业生产比1932年增加15%。27而农业的大发展成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重要支撑。
其次，采取各种措施，有计划地发展工业。1933年，烟草、钨砂、樟脑、农具、织布、制药、制糖、肥料等物质生产量均有较大增长;针对食盐特别缺乏的情况，党和政府还组织了群众性的熬硝盐运动。到1934年3月，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央苏区内，有较大规模的工厂33个，产业工人2000余名。28他们成为苏区经济发展和保证军民生活的重要支柱。
另外，在中央苏区内，红军还拥有被服厂、兵工厂等数十家军工企业，其中官田兵工厂规模最大，拥有1000多名工人。苏区军工企业的建设和发展，有效地保障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需要。
不可否认，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建设出现了一些困境。但追根溯源，均是因为“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关门主义”的结果使得中央苏区处于完全封锁的境地;不切实际的盲目提出“扩红百万”的目标，打消耗战而非歼灭战，使得苏区人力物力十分紧张;“左”的土地政策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肃反扩大化造成了部分群众离家现象;等等。总体来说，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苏区的工农业有了很大发展，军工企业有所发展，基本满足了战争的需要。《遵义会议决议》也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党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口号下，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质上的需要”34，这个结论也说明这一时期苏区经济对反“围剿”战争提供了巨大支持。
结语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原因是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多年的统治，他们推行了错误的军事战略，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遵义会议决议》指出:“红军的英勇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我们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则战争的决定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351935年2月28日的“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中也极为明确地指出:“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31除此之外，“左”倾错误还对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方面造成重要危害，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因素。总之，1934年的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如果中共中央能够克服“左”倾错误，实行正确的军事战略，红军失败的“宿命”就不会出现，也必将如前四次反“围剿”一样取得胜利，中央苏区的革命也将继续伸展其“张力”，中国的革命事业将避免遭受大的挫折而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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