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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太原
来源：《历史评论》2021年第1期
当蒋介石在日记中“怨天尤人”之时，毛泽东却在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中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人心向背，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政治力量的性质的反映，也决定着它的根本前途，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征程，正是这一规律的真实写照；短暂统治中国二十多年的蒋介石政权忽焉而衰，也是这一规律的必然结果。近年来，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公布，人们发现，日记对这个问题总是百般回护，但是真实的历史是掩饰不了的。
在蒋介石日记中，被视为“中毒”、“昏庸”的各界人士赞赏、肯定中共的记录，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得道多助的历史事实。
1940年7月27日，蒋介石记录：“上午到曾家岩与陈嘉庚谈话，恳切告诫其对共党之欺伪与假抗战及不爱国之实情”。陈嘉庚是著名华侨领袖，本对国内政治情势了解不多，于国共两党之间也未持明确的政治倾向。在考察重庆和延安之后，陈嘉庚公开称赞延安“民生乐业，进步安定，以及促进教育，均略有可观，官民平等待遇，刻苦耐劳，男女有序，无乞丐汉奸”。陈不属于当时国内任何党派，其对中共的赞誉自然对国民党十分不利。于是蒋介石亲自出马，赴陈住处“恳切告诫”。然而“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蒋所谓的“实情”自然抵不过陈的“实见”。所以，蒋大骂陈“为共党包围，中毒已深”。在最为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重庆依旧灯红酒绿，军政要员生活奢靡，被讽刺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陈嘉庚初到重庆，国民党招待过分奢侈，他不得不登报声明：“应酬概行谢绝”，“保惜精神，节省糜费”。国民党的奢靡与共产党的艰苦朴素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延安，招待陈嘉庚的饭桌上只有白米饭、洋芋、豆腐等，唯一的“美味佳肴”是一只鸡，这还是邻居老大娘为招待远客特意送来的。因此，陈嘉庚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大加赞赏：没有苛捐杂税、领导人廉洁、领导与群众平等相处、治安好、朴素成风，“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5年，黄炎培等6位参政员访问延安，受到热情接待。图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机场迎接黄炎培一行 吴雍/ 供图蒋介石日记也不乏中间党派支持和认同中共政治主张的记录。1945年7月初，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等6位参政员访问延安。他们此行原有为国民党说项的意图，却对中共产生了浓厚好感，并与之达成共识：停止召开国民党主张的国民大会，从速召开共产党主张的政治会议。回重庆后，他们又对中共称赞有加。如冷遹说：“延安人民看上去都勤劳朴素，体格健康，那里人人平等，没有贵贱之分，没看见一个警察，一个游民。”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责骂道，六人“皆极口称赞其（中共——引者注）组织与设施之能及其集权之大，甚至说共党对农村一经组织之后即放任不管，由其农村自加管制，而共党并不有人监制云，可知共匪宣传之巧妙矣，而政客之昏庸竟如此也”。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坚定地与中共站在一起，引起一直以孙中山遗志继承者和践行者自饰的蒋介石极度不满。1944年2月2日，他记道：“宋庆龄前月又在英国报纸发表文章污蔑政府为反动，以共匪为民主，反对封锁陕北”；1945年3月12日，又说：“晡时访孙夫人，彼对俄国之利害无异其自身之存亡，对共匪之成败无异其祖先之荣誉，彼已不知其祖国何在，而祖先何自矣……是吾人未能尽其教化与宣传之力耳！”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的政策和举措更加不得人心，而共产党却日益赢得国内外赞赏和支持。1944年12月31日，蒋介石记道：“国际上尤其是美国有非以共党主政则不能抗战之谬见。因之无论军事外交在华人员，在言论宣传上与物质行动上，皆一致协助共匪，以推倒我国民政府为其惟一目的。”1945年6月28日又云：“国人心理怯弱已极，人人以今后国事非求得共匪之一致，则内乱一起无法收拾，因此勾结俄国，乞谅共匪，各种卑劣行态无所不用其极。”国际上“非以共党主政则不能抗战”，对中共“一致协助”；国中“人人”皆求“国事”与中共“一致”，可谓人心所向的真切体现和典型写照。
与中共日益获得广泛的国内外支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不断失去人心，其内部的离心离德和分裂也不断加剧。蒋介石日记中的种种责难、“痛斥”，反映的正是这样的历史事实。1940年10月12日，蒋介石写道：“哲生（即孙科——引者注）与焕章（即冯玉祥——引者注），几乎完全被共匪所利用，党国内部仍有携贰之心。”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两人明确反对蒋介石推行的“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方针，提出应重新实行孙中山“容共”政策。抗战后期，孙科又公开呼吁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合法地位。1945年2月18日，蒋介石写道：“阿科今日又为共匪《新华日报》辩护，而发表其否认对中央记者谈话之记录，其人格与言行实已扫地殆尽。总理而出此子，不仅为党国惜，而亦为其家族悲也。”国民党地方派系也不看好该党的未来命运。1941年6月26日，蒋介石记道：“阎锡山对其左右明言，以后国民党、共产党与汪伪三方面之成败，共党则为六分之三，汪伪则为六分之二，至国民党则仅有六分之一之希望。”全面抗战之初，作为执政党和抗战名义上的最高领导者，国民党和蒋介石得到众多中间党派、民主人士的支持拥护。然而，国民党政治腐败日益加剧，各方人士日渐失望，并独立开展民族救亡活动。1940年4月1日，蒋介石记道：“梁漱溟、黄炎培等对共党之骑墙投机之可耻，殊堪鄙弃，此种政客之为害国家，其无形罪恶甚于共匪与汉奸也。”1939—1940年，梁黄二人先是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后又参与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因而被蒋介石看作“对共党之骑墙投机”、“依势附共”。左舜生、李璜是中国青年党领导人，被视为中间党派的右翼。全面抗战之初，左舜生曾表示对国民党方针政策“以极端之善意迎之”，李璜还提出“护党反共”，筹划“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但几年后，他们开始认同中共的部分主张，因而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青年党李璜竟为共党外围而不恤，痛斥其政客投机之无耻也。”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特务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进行破坏，充分暴露了其“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 图为庆祝大会会场 资料图片除政治团体外，社会各界也对国民党日益不满。抗战后期，国民党对日作战出现大溃败，内政一塌糊涂，引起社会舆论的尖锐批评和强烈抗议。这从蒋介石日记也可窥见一二：“成都华西大学及市立中学罢课，此乃共匪与反动派破坏我青年从军运动之奸计也。一般大学教授皆为反动派所诱惑。”一个多月后，他又记道：“在我国内与党内，投机分子、政客文人不仅趋炎附势，投机向共，而且幸灾乐祸并投石，惟恐寇患之不深，国家之不乱。舆论如大公报者，不仅不敢对共有一言之指摘以申正义，而且对政府多方责难与攻讦，间接以助长匪焰。”面对人心不断流失、内部日渐分裂的局面，蒋介石或归因于国民党内外“无耻政客之投机乱国”，或归因于中共“宣传之巧妙”而己方未尽“教化与宣传之力”，就是没有“反求诸己”，没有从根本上反思国民党离心离德、中共人心所向的原因。当蒋介石在日记中“怨天尤人”之时，毛泽东却在著名的《为人民服务》（1944）中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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