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作者：淮驹
本文来源：《党史纵横》 2015年04期，历史学参考
“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是一家!”
1935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见的夹金山。6月12日,担任开路先锋任务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在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在夹金山北麓一条深沟的沟口与奉命前来接应的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三营胜利会合。黄开湘和杨成武及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的官兵,在红四方面军七十四团官兵的簇拥下进入了达维小镇。6月24日下午,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在达维列队欢迎从雪山上下来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领导人,他们分别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刘伯承、王稼祥等。这些领导人的大名对韩东山来说早已是如雷贯耳,可他一个也不认识。在逐个握手敬礼之后,他突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陈赓。韩东山在鄂豫皖根据地任红十二师三十六团副团长时,陈赓是红十二师师长。后来听说陈赓去上海治伤时被捕了,韩东山还以为自己的师长被敌人杀害了,没想到竟在雪山下重逢。作为红四方面军迎接中央红军的第一个代表,韩东山忙前忙后地招呼着去搞炖牦牛肉,为战友们改善生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将他叫去,询问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包括建制、干部成分、思想状况以及部队的生活、训练和学习等方面。韩东山有些紧张地逐一回答问题。在一旁的周恩来递给他一杯水说:“师长同志,讲得不错嘛。别慌!别慌!”韩东山在汇报的最后说:“我们部队的指战员都是来自鄂豫皖和四川的贫苦农民,打仗都非常勇敢,一上战场没有一个怕死的,都是拼命往上冲的!”次日清晨,韩东山的红二十五师再次列队,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发去懋功。毛泽东亲自向韩东山交代了继续在这里掩护后续部队通过的任务,然后向韩东山道了一声“再见”。数十年后,开国将军韩东山依旧难忘当年两支红军会合时欢呼雀跃的胜利景象。时年29岁的韩东山始终记得毛泽东对他说的那句话:“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是一家!”中央红军应该往哪里去
懋功,一座偏僻荒凉的雪域小城,一时间挤满了远道而来的红军。在见到中央红军大队伍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官兵的情绪是复杂的,因为他们看见的不是很早以前干部们向他们描述的“伟大的铁军”。长时间的转战奔袭令中央红军的官兵疲惫不堪,他们武器简陋,军装不整,官兵的头上如果还有军帽的话,也不是红四方面军的那种大檐帽,而是一种小八角帽。从那时起,双方的官兵们私下里叫中央红军为“小脑袋”,叫红四方面军为“大脑袋”。红四方面军为中央红军的官兵们准备了大量的物资,包括毯子、皮衣、衣服、毛巾、草鞋、袜子、袜底等。住在懋功一座天主教堂里的中央红军领导人接见了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韩东山一样,这是年仅26岁的李先念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中央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摊开地图问李先念:岷江和嘉陵江地区的气候和地形如何?老百姓的生活怎样?红军能不能打回去?李先念回答说:岷江和嘉陵江流域平坝很多,物产丰富,部队的给养和兵源都不成问题。从战略位置上看,东边连接川陕老根据地,北边靠近陕甘,南边靠近成都平原,可攻可守,可进可退,回旋的余地很大。如果红军在这一带立足,可以很快得到补充,再图进一步的发展。现在川北的茂县和北川都在我军手里,可以打回去。李先念还说:大小金川一带山高地荒,大部队不宜久留,向东北方向打回去也是红四方面军官兵的愿望。李先念不知道,他的一番话与毛泽东当时的判断和设想十分吻合。正是在这次的接触中,年轻的军政委李先念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月17日,中革军委收到了张国焘、陈昌浩的电报。电报对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总方针表示了疑义,不但不同意红军向东或向北发展,反而提出了向西南最荒凉之地发展的设想。第二天,由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联合签署的回电发出。电报坚持红军主力必须先控制向北转移的枢纽地带,占领从川北进入甘南的必经之地松潘,“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因此,需要“即下决心”,“立攻平武,松潘”。两天后,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联名致电张国焘,重申“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实施向陕甘方向的突破,哪怕“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因此请张国焘“再过细考虑”。电报最后希望张国焘前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已准备动身出发去懋功的张国焘回电:首先还是表明不可北进,但是同意先打松潘。
毛泽东在大雨中苦等张国焘
6月24日,毛泽东一行离开懋功继续北行,到达懋功北部的两河口附近。25日,在两河口附近一个叫“抚边”的村庄里,为了迎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红军官兵在草地上搭起了一个会场,讲台四周用松枝镶起了一道绿色的边缘。土墙上用石灰水书写了“热烈庆祝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国共产党万岁!”和“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等标语,房屋上挂上了红旗,红旗上也写有标语。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人从会场步行了三里路,到达一条小路的路口。在这里,中央红军和先期跟中央红军会合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官兵在小路两旁列队,跟中央首长一道,夹道欢迎张国焘的到来。这时,突然下起了大雨,所有的人都站在大雨中没有动。过了许久,有人喊了一声:“来了!”泥泞的小路上,一匹快马在大雨中飞驰而至,这是前来报信的红四方面军骑兵通信员。锣鼓声立刻响了起来。紧接着,三十多匹高头大马飞奔而来,马背上是全副武装的卫兵,卫兵脚下的马蹄踏出一排排银色的水花。张国焘骑在一匹白色大马上,在卫兵们的簇拥下从雨雾中出现。在大雨中久候的毛泽东,抻了抻已经湿透了的灰色军衣,向着那匹白色的高头大马迎了上去。尽管被张国焘的大马溅了一身泥,毛泽东仍是面带微笑。张国焘立即飞身下马,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数千名红军官兵的欢呼声中,毛泽东、张国焘登上了临时搭起的讲台。毛泽东向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官兵致欢迎词,张国焘致答词。其间口号声始终不断,而“热烈欢迎张主席”这句口号,让中央红军的官兵们喊起来有些不习惯,因为他们只知道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泽东,而张国焘仅仅是副主席,他们暂时还弄不清楚张国焘是什么主席。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和张国焘肩并肩地走向抚边村,沿途说说笑笑,互诉离别之情。毛泽东和张国焘分别住在了村庄的南北两端:张国焘住的是这个仅有30多户人家的村庄里最好的房屋———位于村庄最北端的一间店铺;而毛泽东和妻子贺子珍则住在村庄最南端的喇嘛庙边上。毛泽东第一次见到张国焘的确切的时间已无从考证。但是,根据他们各自的生平推测,应该是1918年在北京大学。当时,25岁的师范毕业生毛泽东是这所大学图书馆的一名普通助理员;而21岁的张国焘不但是这所大学的正式学生,还是小有名气的学生领袖。尽管他们之间的地位不同,但他们之间应该有过往来,因为他们都同时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关系密切。三年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毛泽东和张国焘都名列13名代表之中,而主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就是比毛泽东小4岁的张国焘。从现有史料中看,毛泽东与张国焘在1935年前最后一次见面应该是在1927年4月末5月初。那时,中共中央暂时移到武汉,毛泽东和张国焘共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在那次大会上,毛泽东在对中国农民现状进行了调查之后,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民主政权的主张。毛泽东甚至说:“矫枉必须过正。”张国焘认为这句话有些“左”倾。自那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和张国焘彼此失去了信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毛泽东回到家乡搞土地革命,而张国焘则去了莫斯科。四年之后,张国焘回国即被中央派往鄂豫皖根据地,那时毛泽东正率领中央红军转战于赣南、闽西,并建立了全国最大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张国焘请聂荣臻和彭德怀吃饭
25日傍晚,红军在喇嘛庙里举行了欢迎酒宴。毛泽东、张国焘等都出席了宴会。张国焘在席间问周恩来:“你们有多少人?”周恩来说:“我们有三万人”。接着,周恩来反问张国焘:“你们有多少人?”张国焘说:“我们有十万”。6月26日上午9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喇嘛庙召开会议,史称“两河口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刘少奇、凯丰、邓发,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林彪、林伯渠、李富春等人。会议由张闻天主持,首先由周恩来根据两军都已经离开自己从前的根据地,现在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的现实,阐述了选择新的根据地的必要条件和今后红军行动的战略原则。周恩来强调,新的根据地的选择方向和地域要有利于红军的作战和生存,而目前红军所处的地域显然不符合这样的原则。关于战略方向问题,向南、向东和向西都不利,应该选择向北,向川、陕、甘方向发展。毛泽东在发言中首先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报告,然后针对红军为什么要选择北进作了阐述。他说到,共产国际曾经有电报指示,要求红军靠近外蒙古地区。张国焘插话问道:“共产国际什么时候有这个指示?”张闻天回答道:“大约在十个月之前,中央红军还没有离开瑞金的时候。电报说,‘中国红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靠近外蒙古’。”然后,毛泽东继续说,宁夏是富庶之地,敌人在那里的防守也比较薄弱。虽然共产国际的指示“已时隔多时”,但应该相信他们仍会从外蒙古方向来策应我们。毛泽东还说,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红军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随后,张国焘发言。这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大家都很认真地听他的发言内容。出乎与会者预料的是,张国焘在发言中并没有坚持反对北进。经过讨论,与会者一致同意周恩来、毛泽东关于北上的意见,张国焘也表示同意。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作出《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以川陕甘苏区。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张国焘分别找了他认为重要的人进行了谈话,他不断打听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情况。在张国焘的眼里,博古说话直率,但是“历练不足”。但博古却很认真地批评了红四方面军中存在的某种“军阀作风”,同时也对张国焘在谈话中称兄道弟的作风表示了反感。张国焘还请彭德怀和聂荣臻吃饭。席上,张国焘一再说聂荣臻和其他人很疲劳,称赞他们干劲很大。张国焘说,他已决定拨两个团给他们补充部队。当聂荣臻和彭德怀从张国焘住处出来时,聂荣臻问彭德怀:“张国焘为什么要请我们两人吃饭?”彭德怀笑笑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聂荣臻说,我要。但遗憾的是,张国焘承诺的拨两个团,实际上不过是两个营的兵力,只有1000人左右。彭德怀后来在其《自述》中回忆道:张国焘的秘书长黄超带了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来看我,并送给我二三百块银洋。黄超坐下来就问会理会议的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很知道你。我说,没有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的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会议宣布了组织人员的调整: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中革军委委员。会议通过了《中革军委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并以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的名义发布,要求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附近胡宗南的部队,打开红军北进陕、甘建立新的根据地的道路。一封让毛泽东无法入睡的电报
6月3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一行率领中央红军离开两河口北上,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数座大山,经过两天艰苦行军,于7月1日晚到达卓克基。毛泽东住进一个土司的官寨,在这里作了短暂的休息后继续北进。在马河坝,疲惫不堪的毛泽东却无法安然入睡,这是因为李富春发来的一封电报。两河口会议后,为了加强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相互了解,中共中央向红四方面军派出了一个中央慰问团,团长是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慰问团要去的地方叫杂谷脑,是四川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慰问团出发的时候,张国焘也离开了两河口的抚边村。他本想回茂县红四方面军总部,但听说慰问团的行动后,就直接赶往了杂谷脑。在张国焘的安排下,中共中央慰问团在杂谷脑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是行动也受到了“热情”的限制。张国焘的办法是“陪着”:中央慰问团吃饭、散步都有专人陪同,他们被尽量减少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接触。张国焘和中央慰问团的谈话令慰问团团长李富春大吃一惊。张国焘说:“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张国焘直言不讳地说:徐向前和陈昌浩不能仅按两河口会议的决定当军委委员,而要出任具有决策权和指挥权的副总司令和总政委。另外,需要扩大军委常委的数量,以便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更多地进入军委工作。7月6日凌晨一时,李富春给中共中央发去了电报,向中央报告:张国焘提出了解决组织问题的要求。国焘来此……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7月9日,中共中央果真收到一封署名为“中共川陕省委”的电报,电报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同时增设军委常委,电报如下: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中共川陕省委:纯全、瑞龙、黄超、琴秋、维海、富治、永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级省委要求中央改组领导层,并提出具体人选且要求“立复”,此封电报可谓空前绝后。芦花会议上的决定
在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虽表面同意北上方针,但他见红一方面军损失惨重,兵力大减,红四方面军却拥有兵强马壮的8万之众,因而个人野心极度膨胀。于是,他不但复电中央提出另一套南下川康边的主张,还唆使他的追随者致电中央,要求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由他出任中革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决行”的权力,企图将红军置于他的控制之下。7月9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抵达了芦花附近。进入芦花地区,意味着红军自此从中国的长江流域进入了黄河流域。到达芦花的中央领导人开始讨论一个必须作出的决定:给张国焘什么“官”才好———松潘战役的准备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不给一再要权的张国焘一个“官”,北进的计划也许会出现挫折,那样红军将面临更大的危机。毛泽东认为:“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泽东看出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但“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可只当副主席,同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一心只想促成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张闻 天就说,可以将自己的“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不行!”毛泽东断然否定,他说:“对于洛甫同志的意见我不敢苟同。张国焘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他可以以中央的名义召集会议”。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对张闻天说:“让他当总政委吧。”这样做既考虑了他的要求,又没让他把军权全部抓到手,是唯一两全其美的办法。在同时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商量时,周恩来正发着高烧。周恩来“一点都不计较个人职位,完全同意这么安排”。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芦花召开。会议只有一项内容,就是讨论、决定组织问题:军委设总司令,由朱德担任;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在增加陈昌浩,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但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周恩来暂时帮助其工作。有趣的是,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徐向前赶到芦花。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授予徐向前一枚金质“五星”奖章。而和徐向前一起赶到芦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陈昌浩,却没有被授予奖章,这不能不使陈昌浩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失落和尴尬。毛儿盖会议和沙窝会议
7月28日,毛泽东等来到了毛儿盖。由于张国焘借口“组织问题”未圆满解决而一再贻误战机。为了统一思想,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毛儿盖以南20公里处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再度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沙窝会议召开的前一天,鉴于攻打松潘的战机已经失去,中革军委制定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即《夏洮战役计划》。计划的中心意图是:红军继续北上,穿越松潘草地,经阿坝进入甘南,在洮河与夏河的广大地域形成发展趋势。为适应战斗需要,把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包括在毛儿盖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军委纵队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包括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的小部分,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8月15日,朱德和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先头部队从卓克基出发前往阿坝。同一天,右路红军的先头部队在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的率领下也从毛儿盖向北出发了。但是,左路军的行进方向不是在向右路军靠拢,而是越走离右路军越远。此时的张国焘仍在试图自阿坝向西,进入甘肃和青海交界的边远地区。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明确了一个重要原则:以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左路军作为战略预备队迅速东出跟进。张国焘分裂党中央
1935年8月21日,右路红军离开毛儿盖。由于张国焘的拖延,既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因敌情变化未能实现,红军不得不改道经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松潘草地北上。在红军右路军过草地的时候,左路军先头部队占领了阿坝,但其大部队依旧滞留在卓克基一带。8月24日,中央致电左路军,再次阐述北进战略,催促左路军全力开进,断不可“坐失先机之利”。为了说服张国焘,跟随右路军行动的徐向前、陈昌浩也在同一天致电,表示北进计划“箭已在弦,非进不可”,且“右路军单独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乃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而此时认为红军绝不会走进绝路的胡宗南,知道红军已经穿过了松潘大草地,立即命令一个团火速赶往包座,与驻守包座地区的另一个团会合,在包座至阿西茸一线阻截红军。红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意识到:如果红军不能打下包座,那就只有被迫退回松潘草地。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在听取了叶剑英的汇报后,决定必须拿下包座。8月31日中午时分,攻打包座的战斗打响了。经过激烈战斗,红军终于拿下了的包座,打开了北进甘南的通道。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立即致电张国焘,通报攻占了包座,再次要求左路军立即向东靠拢,以便红军迅速北进。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9月1日,张国焘终于下达了东进的命令。但是,左路红军部队东移的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发来了电报,说由于嘎曲河水上涨无法渡河,不但已经命令部队返回阿坝,而且还要求右路军掉头重新向南进攻松潘。这封电报在中国革命史上导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在红军已经被兵分两路的局面下,这很可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大分裂。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立即召开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张国焘说嘎曲河涨水不能渡,完全是一个借口。四方面军连嘉陵江都过来了,哪有一条小河过不来的道理?至于说缺粮,在他们出发的阿坝地区筹粮,要比我们出发的毛儿盖地区容易得多。我们进入草地时带的粮食不比他们多,右路军的官兵都走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在如何对待张国焘的问题上,来自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态度最为引人注目。徐向前态度十分明确,陈昌浩在考虑再三后也认为中央的北进计划是正确的。于是,两人联名给张国焘发出了一封电报,电报表示:“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当天,张国焘回电,没有解释,没有答复,只有命令:右路军即准备南下。徐向前和陈昌浩感到事情严重了。晚上,陈昌浩来电话叫徐向前去中央开会。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聚集在周恩来的病床前进行了紧张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七人联名再次致电张国焘,要求其迅速北上。张国焘焦急地等待着右路军开始南下的消息,结果等来的却是中央北上的决心毫不动摇的电报。9月9日,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告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军决不可分开行动”。张国焘已经不可能回头了。事态急转直下,陈昌浩的态度随即也发生了变化,他同意张国焘南下的主张。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更严重的事件发生了。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了张国焘给陈昌浩发来的一封密电,指示陈昌浩劝毛泽东与其一起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这封电报是一个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危险信号,流露出的“杀机”是显而易见的。叶剑英立即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住地。毛泽东看完电报,从口袋里掏出一截铅笔头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下来,叫叶剑英赶快回去,不要让人发现他到这里来过。数十年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到叶剑英的这一举动,称赞叶剑英是“吕端大事不糊涂,诸葛一生唯谨慎”。他曾摸着自己的脑袋说:“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当时,红一军团已经北上到达了甘南的俄界,毛泽东身边只有红三军团的3000多人马。彭德怀对张国焘的野心已有洞察,当张国焘以总政委的名义收缴了各军团相互联络的电报密码时,他命令红三军团机要人员另外编制了一套新的密码,以便在紧急情况下与红一军团保持联系。
毛泽东处变不惊,他先是亲自找陈昌浩,就南下还是北上这个问题,再次征求他的意见。陈昌浩说,既然张总政委命令南下,就南下,这个问题不必要再争论了。毛泽东听罢说:“既然要南进,中央书记处总要开个会。周恩来同志和王稼祥同志因为生病在三军团,我们去三军团跟他们一起开个会吧。”陈昌浩点头同意。晚上11点,毛泽东又特地去看望了徐向前。他站在徐向前住处的院子里,问他对北上或是南下的意见。徐向前十分为难地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也不好。”毛泽东听后,让徐向前早点休息,然后告辞了。毛泽东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10月10日凌晨,乌云密布,星月无光。毛泽东一行出发去红三军团,此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这时,红一、三军团已经恢复了联系,毛泽东吩咐:“发电给林、聂,说行动方针有变,叫一军团在原地等着。”到达了红三军团驻地巴西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五位政治局委员立即召开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巴西会议”。会议认为,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还能招致红军内部发生武装冲突的严重后果。经研究决定,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迅速北上,脱离“政治危险区”,向红一军团靠拢,之后与红一军团一起向甘南前进。1935年9月10日拂晓,叶剑英携带着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牵着他的黑骡子,率领军委二局等直属单位以“打粮”为名离开前敌司令部,向红三军团驻地巴西赶去。一直跟随红军大学行军的军事顾问李德在这个时候表示:我虽然同毛泽东一直存在分歧,但在张国焘这个问题上,我拥护毛的主张。他对红军大学党总支书记莫文骅说“:中央决定北上,把你身边的人组织好,要密切注意李特,不要让他把队伍带走了!”(红军大学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由红四方面军的军事学校和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团联合组织的,政委何畏和教育长李特都是张国焘的心腹。中央红军的干部团在红军大学中叫特科团,团长韦国清,政委宋任穷。干部团中的干部大多是红一方面军的,学员大多是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是在9月10日凌晨三点接到出发命令的,命令由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合签发。宋任穷立即集合队伍,阐明了南下和北上的两条路线,说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意的就留下,结果红军大学全体人员都表示愿意北上。学员们出发的时候,政委何畏跑到了陈昌浩那里,报告了中央红军已经单独出发的消息。陈昌浩一听十分震惊,他不停地说:“我们没有下命令,他们怎么走了?赶紧把他们叫回来!”陈昌浩派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兼红军大学教育长的李特率领一队骑兵去追。叶剑英率领军委二局刚刚赶上军委纵队,便有四个持驳壳枪的人追上来要找叶剑英。博古问:“你们找他干什么?”四个人怒气冲冲地回答道:“先把他打死了再说!”接着,一名骑兵通信员将一封信交给彭德怀。“陈昌浩命令我停止前进”,彭德怀看了信随手递给毛泽东。毛泽东说:“给他打个收条,后会有期。”天亮时分,李特率红四方面军一队骑兵在狂奔了30多里路后,终于追上了红三军团的殿后部队。“你来干什么?”彭德怀挡住李特的去路。“回去,陈政委命令你们马上停止北进,返回原地待命。”李特气势汹汹地说。“陈政委那里,我已去信说明情况。回去吧!”彭德怀说。“你们不停止北进,我们绝不回去。我们要找毛泽东,跟他讲理!”李特不依不饶。“你敢!”彭德怀吼道:“要找毛泽东,先从我身上踩过去。”慑于彭德怀的威名,李特和红四方面军的骑兵倒退了几步。听到后面有人在大声喧哗,走在红三军团十团队伍里的毛泽东,返过身查询究竟。李特一见毛泽东,便追上去放肆地责问道:“总司令、总政委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要走?”毛泽东说:这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中央认为北上是正确的,希望国焘同志认清形势,率领左、右两路军跟进。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也可以。中央欢迎。希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什么意见,可以随时电商。“你们这是逃跑,立即回去!”李特越说越激动,他一只手在空中使劲地挥舞,一只手紧按腰间的左轮手枪。“你想干什么?”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李德见李特行为放肆,便大步跨过去,用双手紧紧抱住李特的臂膀。毛泽东继续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边敌人的力量很强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建立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我们在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跟上来。”毛泽东说完,轻蔑地瞥了李特一眼,说:“放开他,我们走!”李特碰了一鼻子灰,气急败坏地回到前敌司令部向陈昌浩报告:“一方面军还向我们放了警戒,我们打不打?”当时何畏和李特都力主派部队尾追。陈昌浩问徐向前:“我们怎么办?”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徐向前这句掷地有声的话避免了红军的一场自相残杀。陈昌浩见状,只得说:“既然这样,就分道扬镳吧!他们走他们的,我们走我们的。”当时,即使与红一军团会合,中央红军的这支部队也就只有8000多人,而张国焘却有8万多人。况且中央红军的第五军团(第五军)、第九军团(第三十二军)以及朱德、刘伯承都在张国焘那里。一年半之后,毛泽东在延安一次会议上谈到北上行动时,心有余悸地说:“当时,稍有不慎,就会打起来!”在以后的岁月里,提及这段历史时,毛泽东称(这)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图片源于网络，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