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野 | 民国政治的逻辑与国共关系的转型
民国政治的逻辑与国共关系的转型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方式，是在国民党原有的、一党训政的国家秩序之内，建立的一种不对等的合作方式。之所以采用此一方式，说到底，无非是当时的国共力量的对比，在政治上的体现。也就是说，两党关系对等与否，取决于两党实力对等与否。在抗战的前期和中期，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因此，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也没有实质性变化。
1944年4月─12月，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了最后的战略进攻：一号作战。是役对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由于日军在豫、湘、桂战场连续重创国民党军事力量，为此，迅速引起国共力量的互为消长，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两党力量的对比。
1944年5月，中外记者团在取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同意后，到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参观考察。图为毛泽东（前排左二）、朱德（前排左五）、聂荣臻、吴玉章（后排右二）、杨尚昆（前排右一）在延安和中外记者参观团中的外国记者合影
1944年10月，周恩来撰文指出：中共拥有正规军五十七万，民兵二百万，“几已达到国民党现有部队的相等数目”。并且，中共又在敌后建立了五九一个县政权，“几已达国民党政府失去的七百二十一县的百分之八十二”。[2]这里的两个“几已达”，就是指国共实力的对比。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一文件中指出：“最近八个月，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3]
所谓“几乎平衡”，当然是过高的估计，但国共力量的对比的确发生了互为消长的重大变化。问题在于：力量对比的相对平衡，必然引出政治平衡的要求。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正是这种政治要求的反映。
联合政府的提出，把改变两党合作的基础与方式提了出来。同时，也把改变一党训政的国家秩序提了出来。这样，也就引出了两种国家政体的对立：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
政治对立的形成，是民国的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接下来，双方又将如何推动这一对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同样，必然还是按照这个逻辑而展开。在两党的政治对抗过程当中，发生过两次重大的政治较量。
第一次是重庆谈判。蒋介石借助中苏条约和垄断日军受降权这两个条件，扭转了在一号作战的打击下所形成的被动局面，阻止了中共进占中心城市的意图，巩固了重庆政府的合法地位。在此条件下，蒋介石迫使中共收回了联合政府的要求，并再度承认国民党的国家法统。这样，中共七大所提出的联合政府政治路线，遭遇重大挫折。不过，尽管联合政府的口号被取消，但国民党关于取消解放区的要求则被中共顶了回去。问题在于，解放区的存在，就是联合政府的口号得以提出的基础，这个基础仍然存在，表明重庆谈判并非问题的最终解决，而是一次暂时的反复。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偕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会谈。图为毛泽东一行在重庆下飞机时合影。
第二次重大较量是政协会议。政协会议是一次较为特殊的政治现象，它的召开基本上不是以武力的对比作为直接依据，而是以一个超强的国际背景作为依据。从现象上看，政协会议表现为这样一个特点：武装的与非武装的、执政的与非执政的中国各党派，在一道国际“圣旨”──杜鲁门声明──要求之下，相当一致地遵奉西方政治学说为原则，相当一致地遵奉西方政治体制为范式，在一位重量级国际“钦差”──马歇尔──亲临督导之下，尝试着将西方政体及其理念全盘移植于中国，尝试着将武力的作用从国家政治中一举剔除，从而全盘改造民国政治的逻辑。
自国民党执政以来，将孙中山的国父地位神圣化，同时也将其训政学说神圣化，从而以国父的名义，作为推行一党训政的神圣依据。杜鲁门对华声明的发表，其中的一个重要作用便在于，他以美国总统的地位，直接的公开的点了孙中山之名，并且明确要求修改一党训政。这个中国各党派从来不能正面提出的问题，却被一位美国总统正面提了出来。这样，杜鲁门公开抹去了国民党罩在国父以及国父遗教身上的那层神圣的光环。孙中山的光环一旦被去除，意味着一党制便再也没有政治上的藏身之地。
蒋介石和毛泽东及国共两党代表在重庆举行会谈，研究战后双方关系问题。图为蒋介石、毛泽东与美国大使赫尔利等合影。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政协会议实际上就是一次对一党制的政治清算，实际上为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作出了理论意义上的最终裁决。从此，国民党再也不能正面地为一党制辩护。问题在于：对一党制的清算，实际上就是对国民党的批判。正如唐纵所感觉的那样：“在政治协商会，政府好似在受裁判”。[4] 可以说，一党制一经推上被批判的地位，实际上宣告了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的衰落。
政协会议的五项议题，看上去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议事程序，五路出击，四面围剿，没有给一党制留出任何得以逃脱的破绽，以至于“无形国大”（直选）这类事实上并无可操作性的议案，也被人们生吞活剥地接受下来。于是，看上去一党制相当彻底地被废除，国共以及各党派的政治利益，相当理性、相当公正地被重新分配。一个以武力取得的政权，却又以非武力的方式，在一纸协议上交出了半壁江山。
显然，政协会议的议程及其各项协议，无不表现为对国民的政治逻辑的反叛，这种现象可以是一时的，但不能是最终的。当政协会议以雄辩的方式，引经据典、酣畅淋漓地将民国的政治逻辑排斥殆尽之后，国共政争的方式骤然间返璞归真，重新回到原有的逻辑上来。
政协会议一个月之后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反过来，成为国民党对政协会议的“裁判”。从现象上看，二中全会对政协协议的修改并不算多，仅宪草原则数条，但问题的实质是一党训政制不愿就此退出舞台，只是由于这一政体本身不便正面坚持，为此，派生出某个或某几个枝节问题，通过这种派生的若干枝节问题的对抗，从而使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纠缠。总之，二中全会所爆发的强烈情绪，就实质而论，就是民国的政治逻辑的强烈反弹。
最后，国共选择四平决战作为全部政争的归结。从民国政治的逻辑来看，这是一种最为符合逻辑的选择，最为适宜将民国政治的游戏规则充分展示出来。因为，国共关于东北问题的争执，最为适宜变政争为战争。就现象而论，东北问题有两条似乎无懈可击的理由，足以作为武力相争的相当正义的依据：其一，外交问题；其二，恢复国家主权。以外交问题的名义，拒绝谈判便名正言顺；以恢复国家主权的名义，武力进兵便师出有名。
四平决战的意义在于：以战争的胜负，作为政争的结论。四平决战的举行，标志着国共政争的方式，完全回到民国政治最原始的逻辑上来。
综上所述，1944～1946年间，国共关系发生过一段政治转型的过程。从问题的提出、展开到终结，清晰地走出一道民国政治逻辑的轨迹。其间，发生过一次试图摆脱固有逻辑的尝试（政协会议），但是，这个尝试只不过是验证了固有逻辑的牢固性。按照逻辑提出的问题，同样，也必须按照逻辑而获得最后的澄清。
（选自《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 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 ，邓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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