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 传统政治的四大流弊

文：钱穆 编：屏营、李强

钱穆所处的年代，西学东来，势不可挡，儒家被认为是“弱国愚民”的根源，国学渐渐失宠，但大多数人的批判却流于表面。针对这一现象，钱穆认为：我们如果说一个东西失败，更要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况，要找出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究竟失败在哪里，本文即钱穆所分析出的中国传统政治的四大流弊：

第一大流弊：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

从秦到清两千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了。我们平心从历史客观的方面讲，这两千年在政治上，当然有很多宝贵的经验，但也有很多的流弊。

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在此我只想专举我们认为一些不好的趋势，再一陈述。至于好的地方，我们且暂略不讲了。

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这从某一方面讲是好的，一个国家该要有一个凝固的中央。政治进步，政权自然集中，任何国家都走这条路。开始是封建，四分五裂，慢慢地就统一集中。

然而自汉迄唐，就已有过于集权之势。到宋、明、清三朝，尤其是逐步集权，结果使地方政治一天天地衰落。直到今天，成为中国政治上极大一问题。当知中国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地方没落，已经有它显著的历史趋势，而且为期已不短。地方官一天天没有地位，地方政治也一天天没有起色，全部政治归属到中央，这不是一好现象。

国家统一是我们政治上应该绝对争取的。但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第一事。

清朝军机处

第二大流弊：

传统政治造成社会阶层趋向于平等。

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其他关于废除一切特权的措施，除却如元清两代的部族政权是例外，也可说是始终一贯看重的。因此封建社会很早就推翻了。

东汉以下的大门第，也在晚唐时期没落了。中国社会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去，官吏不能世袭，政权普遍公开，考试合条件的，谁也可以入仕途。这种平铺的社会，也有其毛病。平铺了就不见有力量。

中国传统政治，规定只许读书人可以出来问政，读书人经过考试合格就可做官。读书人大都来自农村，他纵做了官，他的儿孙未必仍做官，于是别的家庭又起来了，穷苦发奋的人又出了头，这办法是好的。不过积久了，读书人愈来愈多，做官人也愈来愈多，因为政权是开放的，社会上聪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这条路，工商业就被人看不起。

西方社会就不同，起先根本不让你做官，实际纵使封建贵族，也没有所谓官。于是社会上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才结合着争政权。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会。

中国很早就奖励读书人，所谓学而优则仕，聪明人都读书，读了书就想做官去，所以使中国政治表现出一种臃肿的毛病。好像一个人身上无用的脂肪太多了，变肥胖了，这不是件好事。但这现象，直到今天，还是扭转不过来。 

科举考试

第三大流弊：

皇权逐步升，政府的权逐步降

长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这种情形下的知识分子，至多也只能维持上三代。

起先是一个勤耕苦读的人出来问世，以至飞黄腾达，而他的下一代，很快就变成纨绔子弟了。于是有另一个家庭里勤耕苦读的人物，又再昂起头来。我们只看宋明两代的宰相，多数是贫寒出身，平地拔起的。

然而天下太平，皇帝可以两三百年世袭着，做宰相的人，前十年还在穷乡茅檐下读书，但皇帝已是有着七八世九十世的传统了。相形之下，皇帝的地位和尊严，自然一天天提高。

皇室的权，总是逐步升，政府的权，总是逐步降。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上的大毛病。虽说此后这一毛病可以没有了，但读历史的仍该知道这回事，才能对中国以往政治有一种比较合理的认识。

第四大流弊：

中国的政治制度一天天地繁密化

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这一趋势，却使中国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

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教条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事实化。何以呢?因为他们一切政制，均决定于选举，选举出来的多数党，就可决定一切了。法制随多数意见而决定，而变动，故说它重人、重事实。

我们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这当然只说是教条化。制度之下，人才就受束缚了。所以明末的黄梨洲要慨然说：“有治人，无治法。”这因一向制度太繁密，故使他太不看重法，太看重人，而要提出此主张。

但尚法并非即算是专制，而中国历史上平地拔出的人愈后愈多，而自由展布之才，却愈后愈少了。此后的我们，如果不能把这种传统积习束缚人的繁文琐法解放开，政治亦就很难有表现。刚才我们讲，中国社会上想从政做官的人太多了，但又再加上这些法令制度的繁密，来重重束缚他，这就是中国政治没有起色的根源。上面我们说过，中国社会早已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所以在这个社会里的一切力量都平铺散漫，很难得运用。因其是平铺的，散漫的，因此也无组织，不凝固。然而我们面对着同一事实，却往往讲两样的话。

一方面说我们是封建社会，一方面又说我们是一盘散沙。不知。既说是一盘散沙，就证明其非封建。但我们的将来，要是不走上西方资本主义的路，那么我们又如何来运用我们将来的新政，使社会再有一个新的共尊共信之点而向此中心再度凝结呢?

这又是今天政治上极重要的一件事。 

我将最后申说着一点。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但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

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

我们说，我们要建立法治，现在我们的文书制度，层次之多，承转之繁，使人一跑进这圈套，就无法得转身。再加上民主二字，好像什么事都待集体商量过，于是文书递转以外再加上开会忙。照目前情形，只要开会和递转文书，已够使每一个人在政治上不能表现出才能。

我们天天说我们的法不够，其实不够的不光在法，更在才。这也不是我们之无才，乃是我们的才，不能在我们的法里真有所表现。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人才无可表现，于是有大乱。若专要法制来束缚人，使人人不获尽其才，则必将会酿乱。

我们现在将如何酌采西方的新潮流，如何拿自己以前的旧经验，来替自己打开一出路，来创新法，运新才，这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传统政治的流弊使中国日益衰落。钱穆在寻找病源的同时，更想要找到生源——那就是中国历史里面自有一股生生不息的一股气，叫“中国历史精神”。

●中国人对待中国历史，应该有一种温情与敬意。

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批判中国，而是在批判之余，不是一个彻底的否定，对由前人、前贤，整个历史积累下来的东西产生一种感情。在面临现代与传统两个世界拉扯的当下，钱穆希望我们能对自己的历史保持着“温情和敬意“。

 ●“为了一个更光明的明天，我们就可以对昨天与今天毫无眷恋？”

难能可贵的是，钱穆并没有在线装书中逃遁现实的痛苦。也从未将古代中国想象成一个完美的乌托邦，他只是在一片文化虚无主义的论调中，重申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它是由特别的历史际遇与地理环境所致。它的内在生命力可以保证它在面对各种挑战时，仍能保持自身，而最危险的情况是，今天的我们忘记了保持这种内在生命力。

●钱穆不仅是精于治史的史学家，更是难得的深入人心的讲史者。

真正的学者不会躲在象牙塔里面，成为犬儒主义的信奉者，也不会故意造出一堆故作高深的词汇，然人摸不到头脑，而是要与时代发生联系，用自己的人格践行者自己的理想。钱穆不只是在讲学问，更是在讲自己的生命历程。所以他的书，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生动好懂、符合大众口味。

……

不管是否认同钱穆的观念，阅读钱穆的作品，我们都能从中看到扎实的史学研究、宏观的文化视野，更有一种我们无法无视的思想内涵。他提供给读者的，不仅是知识；感动读者的，不止是情怀，而是打通古今、提升格局的其他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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