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通识教育，不仅深刻影响了那一代学子，更是每位中国人的必修课
《西南联大通识课》：每位中国人的必修课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这样一所传奇的大学在中国短暂存在过：它屋舍简陋，却大师云集；颠沛流离，却人才辈出，留下了许多精彩的故事。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国立北京大学和国立清华大学都遭受波及，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甚至直接被日军炸毁，家底全无。同年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三所名校组成联合大学，这所由清华、北大和南开组成的战时联合大学，被称为西南联合大学。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常委的身份，共同领导这所战时联合大学。
从1938年5月4日开课，到1946年7月31日结束，西南联大在云南办学八载，弦歌不辍，这是在全国抗战中，联合到底的唯一一所大学。
八年时间，入学8000位本科生和研究生，但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可见考试之严格，教学之严谨。
虽然毕业人数被腰斩，但他们却代表着中国顶尖的学者水平，放眼世界范围，也是一流的——从这3882名毕业生里，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获奖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位人文大师。
在那个时代，联大的物质条件和教学条件都极度贫乏，但这所只存在了八年的“最穷大学”，却被赞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一张豪华师容的课程表
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枬森，曾撰文回忆他在读书期间的课表。
“国文老师是沈从文，英语老师是李赋宁，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我还选修了数论和《庄子》，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
在哪里读书，能有幸见到这么豪华的师资力量？
答案是：西南联大。
1937年8月28日，“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接到了一封公函。公函要求：三校南迁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
开学没多久，淞沪会战宣告失败，上海和南京依次沦陷，武汉危在旦夕，长沙唇亡齿寒。
为了保住文化血脉，学校决定“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
其中一路，需要完全徒步3600里才能抵达昆明，后人因此称之“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
这个说法并不过誉。
立校仅8年，西南联大共输送了3882名毕业生，这其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4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不少人惊讶这所学校存在时间之短，更多人震惊它培育人才之丰。
如果你没有听说过这个大学，也许你听说过它的一些校友。
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汪曾祺、何兆武、邹承鲁……
以上人物，全都师出西南联大。
让杨振宁和汪曾祺推崇的大学
著名作家汪曾祺曾回忆自己考学的艰辛：
“1939年，我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大学。到昆明，得了一场恶性疟疾，住进了医院。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住院，也是唯一的一次。高烧超过四十度。护士给我注射了强心针，我问她：要不要写遗书？我刚刚能喝一碗蛋花汤，晃晃悠悠进了考场。
考完了。一点把握没有。天保佑，发了榜，我居然考中了第一志愿：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疟疾缠身，喝了一碗蛋花汤也要撑着进考场，发榜考中的第一志愿让他喜不自胜。
杨振宁更是曾不吝赞美之词，称赞“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联大精神
西南联大的厉害，不仅仅在于它带出来的这批学子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它之所以是中国教育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最关键的原因是在于它所开创的联大精神。
时任西南联大校长的梅贻琦说过的一句话：“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后来也被无数人奉为圭臬。
在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的带领下，整个联大充满了开放、活跃向上的气氛：
学生和老师之间针对某个见解打大辩论，互相论证；
老师和老师之间，也会出现各开同一门课，拿出看家本领分享真知灼见，吸引学生去听课，甚至教授之间也互相旁听；
教师做学术也有极大的自由，上课讲什么、怎么讲，全都由老师自己决定，他们自己注重创新。
1980年代，沈从文出国访问，研究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他：“抗战条件那么苦，为何西南联大八年培养的人才，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
沈从文回答了2个字：自由。
是的，是自由。那时候的联大，让众人知道，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
教授们不仅传道受业解惑也，更是身体力行，培养出学子们刚毅坚卓的文人风骨。
（西南联大校训：刚毅坚卓）
这种“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的筑成，同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三位校领导早年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
梅贻琦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南开中学堂，后前往美国留学，归来任职清华校长。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梅先生多次和清华教授多次筹商，配合国家抗战，做出一系列准备：
清华在湖南长沙筹办无线电等特种研究所；
在岳麓山下兴建校舍，将部分贵重仪器、书刊、档案逐渐向长沙转移；
在南昌与航空学校共同进行航空工程的研究实验。
在梅先生眼里，知识分子们更是要团结起来，用自己的力量配合抗战、与国家共存亡，用科技兴国、保留民族文化血脉。
蒋梦麟在《西潮》中记载，当年他在日本留学，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绩博物馆里，看到甲午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简直使他惭愧得无地自容。夜间看着游园的几万盏电灯照耀如白昼，他却孤零零站在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不禁泫然涕下。
1908年夏天，他参加了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前往美国加州大学农学院深造。在那里，他某天领悟到了：为什么不研究研究如何培育人才呢？于是他毅然决定转到社会科学院，选教育为主科，星星之火，也要燎原。
张伯苓则是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后来在“通济”轮上服务时，目睹国帜三易，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再教育。创办新教徒，造就新人才。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
41岁的张伯苓，辞去天津南开中学校长职务，赴美考察私立大学，研修心理学、教育行政学、近代教育史。他希望在天津亲手创办一所私立大学，与欧美的著名大学一试高下。
于是，后来有了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
三位校长的经历，是融进了他们的骨血里，他们的言传身教，影响了周围的教授们，教授们再逐渐影响了学子们，这才有了被众人赞誉有加的联大精神。
师资力量强大
那个动荡的时代，西南联大这个学园里面，老师们都是大师级人物，学识过人，学生们自主努力学习，其中许多人都成了各行各业的专家，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
数学家华罗庚，是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之一。
华罗庚只有初中毕业文凭，但他的学识早就超过大学。华罗庚的初中老师叫王维克，曾经到巴黎留学，是教育家、翻译家，并且还是意大利诗人但丁的杰作《神曲》的译者。王维克看到华罗庚勤奋好学，很欣赏他，在当了初中校长后，王维克请华罗庚到学校工作，做会计兼事务。
之后，华罗庚在王维克的鼓励下，大胆写了一篇批评当时一个叫做苏家驹教授的论文有错，因为这篇论文，熊庆来教授注意到华罗庚，还以为他是一个大学生，打听以后才知道华罗庚竟是一个失业青年，学历只有初中文凭，可他的学识惊人，熊庆来教授写信给华罗庚请他到清华大学，当助理员。
华罗庚在清华园，既有了糊口的工作，又可以在国内最高学府吮吸知识的营养。华罗庚在工作之余可以去旁听，熊庆来教授还会亲自指导这个天才学生，一个没有正统读过大学的人，不久之后已经可以去听研究生的课程，同时华罗庚还自学了英语和德语，熊庆来教授更是推荐华罗庚前往英国剑桥留学。
留洋后，一心挂念灾难深重的祖国，决定回国，而欣赏华罗庚的熊庆来教授推荐华罗庚到西南联大任教。
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大翻译家许渊冲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
在联大读大一的时候，许渊冲就把林徽因的诗《别丢掉》译成英文发表在《文学翻译报》，这是许渊冲最早的翻译作品。
许渊冲从事文学翻译六十余年，专注而专业，译作涵盖了中、英、法等语种。许渊冲的翻译集中在中国古诗英译，形成韵体译诗的方法和理论，被称为“诗译英法唯一人”。许渊冲先生的译作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包法利夫人》、《红与黑》等中外名著。
那时候的西南联大，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大咖云集”，师资力量雄厚。教师们都是学识丰富的大师，而在这里学习的学生，许多人都取得卓越成就。
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张荫麟、冯友兰等等都在那里授课。而这七本《西南联大通识课套装》就集合了大师们的文化精髓。
为回馈广大喜爱这套书的读者，《西南联大通识课》很快又推出第二辑，以更广阔的角度，挖掘西南联大的知识财富。
第二辑分为四本，《西南联大诗词课》《西南联大文化课》率先出版，紧接着收官之作《西南联大古文课》《西南联大国学课》也与大家见面了！
2022年，借西南联大建校85周年之际，天地出版社隆重推出《西南联大通识课》纪念版，囊括了出版的全部7册！分别从文学、国史、哲学、诗词、文化、古文、国学七个不同的角度重现了西南联大具有开拓性和系统性的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其实是一种大学培养人才的理念，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具有远大眼光、通融见识、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而非仅仅是某一个狭窄专业领域的专精型人才。
很多人可能听过牛津通识系列，那也是一套涉及哲学、文学、心理学等10个领域近100本书的通识系列读本；而咱们今天介绍的《西南联大通识课》则是有关中国国情、历史文化的通识教育读本，因此也更适合我们中国读者。
有人说：国之不灭，源于国魂之不灭；国魂之不灭，源于教育之兴盛；教育之兴盛，源于教师之修养；教师之修养，源于风骨之长存；风骨之长存，源于文章之长存。
要想国魂不灭、风骨长存，最好的方式就是多多阅读这样，凝结着先辈们智慧结晶、不废江河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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