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琪 | 一代人的死活
1993年夏，我坐船从武汉去南京，途经九江，在地摊上买了一本书：《血祭红土地》，（胡平著，作家出版社1993年1月版）。
船到南京，这本像杂志一样的书也就看完了。
我很难用什么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这是一个一方面言语泛滥，另一方面又极度阂乏的时代。我们找不到意义充分的词句来规定人与时代的本质关系，甚至连简单描述的语言也没有。我们不知道如何表达心情，不知道“表达”与个体的独特感受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使用的仍是陈词滥调式的“官话”——越正式的场合越如此，电影和电视剧里也比比皆是，有时还是“文革”时的“套话”，真可谓天网恢恢，口无择言了。意识形态的话语高度合法化，日常化了，甚至就连反对者也不得不用同样的话语使自己反对“合法化”，所以结果是只能进一步强化权力的法律合法性话语。我有时甚至觉得这几年稍感清新的词语主要来自港台歌曲，特别是台湾校园歌曲；也许正是这样一些词语才造就着我们大不相同的下一代人的情感方式。
可是这样一些词语对我们老说毕竟太老了一点。回到20多年前，当我们不到20岁，或当《血祭红土地》的两位女主人公也不到20岁时，我们再这些词语面前依然显得太老。哪些词语是专门说给年轻人听的，可我们却并没有自己的青年时代；有的只是梦中幻觉，仿佛多少年后，当自己成熟了，真的成为了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时，自己才有自己的青年时代似的。
这里，有24岁的李九莲写给她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男友的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情书”：“昭银：你好！来信收阅。我觉得此信供你作取舍的参考较为合适。……一、对国家前途的看法：经过半年多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二、个人的打算：马克思说过：‘使人先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的度过自己的一生……”。
就是这封信，最终导致了李九莲的杀身之祸；枪决后无人收尸，一个名叫何康贤的退休工人便在夜色中用刀割去了李九莲的乳房和阴部，浸泡在自家的盐水中。
李九莲写给她男友的“情书”也就是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少男少女们表达爱情的标准方式。这方式是从小说和电影中学来的，也是党的教导，比如《青春之歌》中卢嘉川和江华之所以引得林道静心动，并不是因为他们向林表达了爱情，而是因为他们坦率地说出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看法和在此基础上的“个人的打算”。《红色娘子军》中洪长青与吴清华的关系，也先得从“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开始。李九莲是这样，我们那时也是这样。大家几乎是在通过用同样的词语讨论同样的问题来表达着同样的感情。认识的程度会有一些差别，但衡量程度的标准却是以后给出的，比如李九莲谈到对文化大革命，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对林彪集团的看法之所以在今天会被认为是“深刻”，是因为今天已有了现成的结论。所以问题不在认识的深浅，而是表达认识的文体、方式，以及文体和方式中所蕴含着的信念与勇气。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九莲写给她男友的这封信及她以后再狱中写成的《我的政治态度》堪称我们这一代人的文本典范。这种文本从方式上再现了社会政治权势和意识形态话语对人的思维的控制。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这种话语方式的控制下成长起来的，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不仅是认知现象，更是道德现象。李九莲因其“观点”而被杀，更因其道德勇气而被杀，因“观点”而被杀有偶然性，比如男友出卖了她的信，比如在赣州恰巧碰上了那样一些人；但因其道德勇气而被杀则更给人以命运的感觉，因为这样一种政治权势和意识形态话语的控制方式，所怕的不在麻木与被动，而在自觉与坚定。越自觉、越坚定的话语方式也就越想垄断控制，作为一种权势语言，它只想宣传、传播、劝诱、教导，或示意、认可、支配、说服；当李九莲表现得比这种权势语言在权势上（比如大段引证马克思的话）更为自觉与坚定时，就有了话语方式后面的利益冲突，哪怕这种利益只涉及到心理的平衡。
李九莲的死，差不多等于我们这代人的死，因为我们有着与她相同的信念与勇气（认识上的差异与不同微不足道，而且在任何权势语言的框架内，都允许并希望有认识上的不同，因为正是不同才构成了交往，才使权势成其为权势），而这种信念与勇气越坚定、越自觉，也就越不为权势者所容。
那位出卖了李九莲的“昭银”呢？
后来在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的一本《辉煌的青春梦——知青生活纪实》（这是我所看过的有关知青生活纪实的最好一本书）中，看到了一篇访《南京知青之歌》作者任毅的文章。任毅因创作了这首歌而被判刑10年。在一次公判大会上，一位名叫查金华的同学成了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头一个被枪毙的人，因为他组织了一个马列学习小组，并像李九莲一样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去谈论“对国家前途的看法”和“个人的打算”；查金华被枪毙后，又有人贴出了“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的标语，于是又出来一个“昭银”出卖了贴标语的人，下面是书中的原文：
在公判大会上，我看到他们两人（陈卓然与任毅的小学同学安某）神情都是镇定的，当陈卓然看到那个告密者时，他大声骂道：“总有一天要跟你算账！”突然他叫不出声音来了，看守抽紧了勒在他脖子上的一个尼龙绳，陈卓然被勒得眼珠都要挤出来了。这就是七十年代的新刑具。
就在这一天，陈卓然被枪决了。时年20岁，和他一齐处决的还有其他10人。我的那小学同学被判了15年，而那个告密者却当场释放。这就是所谓“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的政策，他要的就是人卑鄙无耻。
看来我们这一代人不死不行，因为这代人被教育得太坚定、太自觉了；如果我们有了权势，我们也会如此坚定而自觉地整别人，因为只有在树敌和对敌斗争中才能表现自己的坚定与自觉，那么在我们还没有权势的时候，别人为了证明自己已足够坚定与自觉，当然也就应该先整死我们。
在结束这段内容时，我想起了秦牧刊登在《深圳特区报》上的一首“完场诗”，全诗如下：
别人笑我是奸臣，我作奸臣笑别人；
我须死后才捱骂，别人生前早亡身。
还有夏衍老先生在“文革”期间据清末一首打油诗所进行的改写。清末流传的打油诗是：
闻道头须剃，如今尽剃头。
有头皆须剃，不剃不成头。
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
请看剃头者，人亦剃起头。
夏老先生改为：
闻道人须整，如今尽整人。
是人皆须整，不整不成人。
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
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如果把“整”字改成“杀”字呢？
是人皆有杀，不杀不成仁？
我忽然真的感到了一阵恐怖。
因李九莲一案而被杀（成仁？）的另一位女性叫钟海源。她也是我们那代人的一个典型：静静听别人说，默默干自己的活；在永远闪晃着的女性光辉中，有一种母爱的慈祥与依从。这种安宁与忍受是我们那一代人在感情上的慰藉，而在所有的红卫兵组织与知青部落中到处可见到钟海源式的女性，也正是他们才使哪些叱咤风云的战士们在意识深处会猛然想到“家”。
她静静地走向刑场，死前默默地让别人把她的肾脏换走。
与李九莲之死比较起来，钟海源的死更具悲剧性。她是因那样一个特定的事件而死于那样一个特定的时刻，否则，我们今天就会在菜场的某一角落里看到她正与菜农为一两分钱而讨价还价。
在遥远的知青部落的遗址，不知还有多少钟海源式的女性正以她明亮的眸子注视着我们。
我们知道她们在，但我们找得到她们吗？难度眼前这个正为一两分钱讨价还价的40多岁的妇女就是记忆中的钟海源吗？
如果李九莲还活着，她会成为政治家、企业家，总之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当你向她提及当年那封写给“昭银”的“情书”时，她会哈哈大笑，或摆摆手，作出不值一提的样子。
但钟海源却会把一切都珍藏在自己的心里。
1978年4月30日，钟海源的死刑在新建县执行。
一位姓H的武警干部是行刑者，他讲述了当时的经过，其中包括钟海源未加思索地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然后穿上有八成新的花格呢短大衣，把齐腰的长辫在脑后盘成两圈发髻，包括在行刑车上为了保住她的肾，用又长又粗的金属针管隔着裤子扎针，包括向钟海源的右背处打上一枪，趁她未死时开刀取走她的肾，然后再给尸体穿上衣服，挂上牌子照像，正面，侧面，全景，特写……
这位武警干部说：“一年、二年、三年，过去了。除了当年的五、六月间，福州军区的（前线报）在一版醒目位置发表了题目大意为‘九四医院敢闯国内外医学禁区，人体肾移植手术顺利成功’的消息，对我来说，我曾参与的对钟海源行刑的一切痕迹，都淹没在了似水流年之中……。”
在钟海源死前差不多两年，1976年12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曾刊登了一个名叫B.C.佩尔的荷兰人写的文章，他讲述了1951年在朝鲜战场上所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一天，他作为联合国军的一员，奉命去小河取水，正在这时，对面也来了一个志愿军战士。俩人都荷枪实弹，充满敌意而又言语不通。但不知是种什么力量，他们双方竟在敌视中相互点了点头并慢慢后退到自己的阵地上去。自然，他们都未取到水，也就是说未完成任务。但这位荷兰人每念及此事便激动不已，故登报寻找这位与他狭路相逢的志愿军战士。
我不知道这位荷兰人最后是否找到了这位志愿军战士。但这篇文章让我激动了整整一夜。我一直想象着这位志愿军战士回到阵地后，他该怎样解释自己未取到水呢？编一个理由？或是“良心的谴责”下向部队坦白，于是受到处分或就此复员，就此背上永远洗刷不清的“历史污点”？
今天，这位钟海源的行刑者也感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当他看到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钟海源的平反决定时，这种薄纸，“将原以为枯萎、凋落了的，却一直顽强蛰伏在心灵深处的全部细节、全部视觉、全部嗅觉、全部感觉，一下子给杯盘狼藉地扒拉了出来”。
就连回忆也并非是纯个人的，其内容与形式都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于是我们看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良心的谴责：一是因为未完成任务，未杀死真正的敌人；一是因为完成了任务，杀死了假想的敌人。
当我们今天想起“文革”，并有真正的良心谴责时，到底是哪一种？
一个李九莲，一个钟海源，一个死于她的思想，一个死于她的正直。她们的死，确实为我们这代所曾有过的“过去”划上了一个句号。也许随着我们这代人的死，整个这套最能体现权势的话语，包括其文体、格式、框架、语气都该死去。王朔的出现就是一个信号。
这就是一个失去了乳房和阴部的女性，她不会再有后代了；钟海源虽经无数双手的剖开缝上，缝上再剖开，但她的肾毕竟移植到了另一个人身上，使那个人多活了一年，而且，她还有一个特别善解人意，宽厚纯朴的女儿。想来这位女孩子又到了22岁的年龄，她说：“是的，我是很想了解妈妈，可是又觉得不太好了解妈妈，仿佛妈妈是个谜。”
“文革”这一页揭过去了，但它作为“谜”仍时时困扰着我们，并不知什么时候又会被一张薄纸给杯盘狼藉地扒拉出来。
该文刊登于《花城》1995年 第1期
编辑：张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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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世上只剩下两种人：他们不愿意思想，因为那太痛苦；我们不得不思想，因为那太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