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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琪 | 个人以死为国家谢罪—我看 《朗读者》

2016-07-31 陈家琪 安斯本文化



《朗读者》 又名 《生死朗读》 ,获 2009 年第 81 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奖,影片女主角汉娜的扮演者凯特·温斯莱特摘得最佳女主角桂冠。2月23日晚,电影频道现场直播了这届奥斯卡奖的颁奖典礼。我看到当凯特·温斯莱特走上领奖台时那种发自内心而且不加掩饰的激动,她对着坐在台下的梅丽尔·斯特里普说:能与你同台竞技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但,梅丽尔·斯特里普,你承认现实吧!


现实是什么?不仅仅是因为影坛上又多了一位影后,而且,也许是更重要的,就是人们又开辟出了一条重新阅读二战、重新理解纳粹的思路,其中所涉及到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个人与国家罪责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有好几位德国总理代表德国向二战期间特别是被屠杀的犹太人的谢罪;我们也都知道已经有无数的小说、戏剧、电影在努力展示并试图理解德国历史上的那一页罪恶。当我在电影中看到这位名叫汉娜的前奥斯维辛集中

营看守坐在被告席上接受审判时,脑海里却浮现出另一幅画面:1961年4月11日,另一个名叫汉娜的女人坐在耶路撒冷的一间审判室里旁听。被审判的人叫阿道夫·艾希曼,而这位汉娜就是后来写出了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的汉娜·阿伦特。


艾希曼是个满嘴空话的人, “没有陈词滥调他根本就不会开口”,整个审判过程中他一直张口结舌,答非所问。 “在整个听证过程中,每每论及艾希曼在犹太人被灭绝时所起到的作用,其结果总是:他并非灭绝的组织者,而只是一个执行者,正像他不断申诉的那样,他仅仅是承担他的职责”。电影中的汉娜也是这样说的,而且反问法官:在那种情况下,你会怎样?



阿道夫·艾希曼


但作为旁听者的汉娜却由此而发现了一种 “平庸的恶”,指的是那种平凡、平常,既不是恶魔,也不是怪物,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了的恶:不思想,不激动,陈词滥调,因循守旧,标准化了的表达方式与行为方式。


阿伦特至少提出了两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意义,是相对于我们都经历过的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恶而言的) :第一,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遭受到灭绝性的屠杀,但至少在一开始,当时德国犹太社区的领导机构在协助迫害犹太人上并不逊色,因为正是他们 “帮助签发身份证明和财产清单,帮助抓捕犹太人,把他们押解到集中营,并移交社区财产,照章充公”。阿伦特说,这是整个黑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章,也是犹太人所最不愿意提及的痛点;第二,像纳粹主义这样的极权政权,为什么恰恰是靠如艾希曼这样平庸而又肤浅的人来支撑的呢?


当我看着电影里的汉娜坐在那里无助地回头张望时,脑海里飞快掠过的,就是另一个汉娜的这些话。


然而,电影中的汉娜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她不识字,当然更谈不上思想;但她有 “陈词滥调,因循守旧,标准化了的表达方式与行为方式”吗?


没有。


因为什么呢?因为她没有文化——不识字。


不识字是好还是坏?


我们能这样问吗?伦理问题不仅仅只是一个评价问题,也不仅仅只回答是好是坏的问题。伦理意识起源于人在某种境况下对某些特殊问题的处理方式;只有相对于对这些问题的解决 (反应) ,才谈得上好坏:而对这些问题,我们又可以问:是自己的问题,还是他人的问题?是个人的问题还是国家的问题?


其实,自己的、他人的、个人的、国家的,常常混杂在一起。人的反应方式也是一个混合物;它更多依赖于某种本能的反应 (我们不否认这种本能反应又更多依赖于传统的、文化的、周遭人们的影响) 而不是事后的论证、推理和有意识的选择。


在汉娜身上,我们最明显地感受到道德动机的混合,其中一眼就能分离出的自然是 “同情”;当这里的 “同情”与个人的欲望 (需要) 结合在一起时,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美好;当这种同情与国家的责任 (需要) 混合在一起时,我们就发现了它的可怕。前者具体体现为她与迈克的交往,从一开始单纯的同情到相互需要的性满足;后者就是她在法庭上所不得不面对的指控:由于负有国家的责任,她不能打开着火的牢门,致使三百多人被活活烧死。




就个人的欲望 (本能、需要) 而言,她与迈克的交往,可以说成是对一个比她小 20 多岁的青少年的性引诱、性教唆;也可以理解为是她想满足一个青少年对性的神秘、好奇,像一个母亲那样去教会他怎样做爱 (一种非常奇怪、几乎不能被人理解的心理动机,不是吗?) ——当然,更重要的,是想满足自己由于不识字,所以无法去读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只好听人朗读的欲望 (本能、需要) 。哪怕当她是一名监狱看守员时,也每每要那些即将被处死的年轻人为自己朗读作品——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可怕的变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在极特殊境况下的美好情怀。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混合在一起,构成一个人的行为的总体动机。


汉娜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她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人,充满爱心 (同情心) ,这种爱心可以使她忘记年龄、忘记过去、忘记死亡阴影;只有一点是她所不能忘记的,这就是自己的不识字。为了掩饰这一点,她对迈克可以大发脾气,为了掩饰这一点,她不惜让自己被判重刑,而当她在二十年的监牢生活中终于学会了识字,而且给迈克写了不少回信后,就在自己出狱的前夕,很坦然地站在那些让自己获得了极大满足的伟大作品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因为她识字了,因为她读了那么多书,知道了纳粹帝国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所以,她不愿意活着面对世人,只好委托迈克把自己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钱捐献给当年监牢里的幸存者。


这笔钱最后用于对犹太人的普及教育活动。




她不但以自己的死为国家谢罪,而且把自己的所有都愿意捐献给受害者——其实,这里的受害者也应该包括她这样的人,她的死就是一种捐献,或者理解为领受:离开世界时,会比来到世界更美好,因为只有那里,才会告诉你什么叫爱。


还是要识字、读书,但不要忘了,这种识字既可能使你变成艾希曼那样的人,也可能使你变成汉娜这样的人,差别只在有没有爱,有没有同情;当然,作为一种必然的混合物,除了爱与同情,还应该加上思考,这种思考,可以是为自己的,也可以是为国家的,其中就包括着死这种形式。



本文已刊登于《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02期



编辑:张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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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世上只剩下两种人:他们不愿意思想,因为那太痛苦;我们不得不思想,因为那太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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