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琪 | 我的一九七六
（我素所膜拜的今皆銷毀,我昔所銷毀的今又崇敬。）
公元一九七六年，對當代中國來說是天崩地裂的一年。“天”自然是靠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所維持著的中央秩序，“地”是社會下層的廣大民眾。“崩”就是“崩塌”，隨著毛的去世，這種秩序已無法維系；“裂”就是“陷落”，陷落於迷惘與受騙的深淵之中。幾億人應該同時感受到了這種崩塌與陷落，盡管事實上並沒有，或者說用別的解釋遮掩了過去；而且所有這一切，其實都在瞬間完成；它快到還未及消化、清理，就被隨後的歡天喜地取代：“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然而在此之前，又有一個看似緩慢的醞釀過程。
我用了整整兩天的時間，重看了我一九七六年的日記。
那一年，我二十九歲。元旦那天，我就引用了不知誰的一段話來述說自己的心境：“三十歲至四十歲，工作與家務事纏身，四十歲以後，就是接連不斷的有關死亡的消息並考慮著自己的死。”
果然，那一年，盡管我還未到四十歲，身邊就已經開始充斥著“接連不斷的有關死亡的消息”；既有“黨和國家領導人”，也有自己的親人；幾乎整整一年，都是在悼念、流淚、追思、肅立以及隨之而來的批判、遊行、歡呼、慶賀中度過的。從一九七五年開始，或者說從陳毅逝世開始，謝富治、譚甫仁、張國華（也許很多人已經不知道他們是何許人）、董必武、李富春，一個接一個，到一九七五年底，十二月十六號上午六時零五分，“我們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之一，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光榮的反修戰士康生”去世，給一九七五年畫上了一個句話，並預示著更多、更重要，頭銜更偉大的人物也即將離去。
無論對我們這個國家還是對自己的家庭來說，最大的事情總與死亡這個詞語聯系在一起。這是另一意義上的家國一體，同時也說明了某種類似於死亡、虛無、復活、新生的循環一直暗中支配著我們的情緒性生存，支配著我們的一切。
看那時候的日記，第一，看到了自己的虛偽。這種虛偽具體表現為把自己的“情緒性生存”轉化為“茍活式生存”；於是，曲筆、隱晦、影射，不斷以自我批判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認識，時時不忘表幾句忠心、喊幾聲口號，就成為了習以為常的表述方式。實在不行了，就在日後幹脆抹去或撕掉。我有一連好多天的日記都被撕去了，現在重看很後悔，但當時一定是不得已的。大概從我記事起，就知道私人的信件、日記都是要公開或會公開的（否則就一定有見不得人的東西）；“文化大革命”達到了一個高峰：幾乎所有最重要的“罪證”都是通過抄家從信件、日記中查獲的。當然也有寫好準備讓人看的日記，比如《雷鋒日記》。於是我們也就有了樣本，有了模仿的對象，凡不符合的，一般來說也就是要不得的；輕則受批判，重則判刑直至殺頭。在這樣一種背景下，記日記、說心裏話本身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或者說是一種風險極大、被認定為犯罪的幾率極高的行為。這已經成為了全社會的、也就是幾乎所有人所不斷沿襲的傳統和習慣性了的“茍活方式”。幾乎所有的家長和親近的老師都會反復叮囑；可不要在日記中亂寫啊！
“四人幫”被粉碎後，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七號的日記中，我寫道“重新翻閱日記，感慨萬千。日記中用隱晦語言所表達的牢騷、不滿、苦悶和仿徨，其實都是針對‘四人幫’的”。那麽今天再看這段話，就知道它依舊是一種對自己的掩飾或辯解，因為“四人幫”被粉碎了，“牢騷、不滿、苦悶和仿徨”也依然存在。問題只在於這是一個不允許有“牢騷、不滿、苦悶和仿徨”的國度或時代。直到今天，我們才終於看到了它所導致的社會公信力的幾近喪失，看到了人與人之間的隔膜與猜忌，看到了僅只是文字或聲音中的“牢騷、不滿、苦悶和仿徨”，終於演變為彌漫開來的全社會的暴戾之氣（就在昨天晚上，七月十一日，在上海的“紀實頻道”中，重播了連續發生在北京大興、遼寧鞍山、廣東佛山以及雲南羅永昌的“滅門慘案”，都是自己殺自己一家，也就是殺比自己更弱小或最容易被屠殺的人，有的竟可以連殺十人，連自己兩歲的孩子也不放過）。
第二，看到了自己生存之不易。日記中時不時就會記上從某某處又借了半斤糧票、肉票，多少布票、糖票以及隔一段時間就要把幾十公斤的蜂窩煤運到妻子的工廠（連續拉車上坡一個半小時），還有到處尋找油毛氈搭建防震棚的文字。我在這方面是很無能的，當然，妻子一個人帶著剛滿一歲的兒子，還要上班，更加不易，這種不易幾乎超出了今人的想象。
那一年，我是陜西省勞動支隊的教員，後來被下放到第一中隊（全是政治犯）去帶犯人上工；再後來又被上調到管教組當教員，上上下下；伴隨著這一過程中個人境遇和心情的起伏，就是周、朱、毛的相繼去世，就是北安门事件（那幾天的日記全被撕去了），就是反擊右傾翻案風，猛烈批判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就是“四人幫”的被粉碎，學習中央二十四號文件，就是在收音機裏忽然聽到了“洪湖水，浪打浪”的歌曲，看到了李淑一懷念楊開慧的文章《萬裏長空且為忠魂舞》，讀到了郭小川的《團泊窪的秋天》，並以因缺少睡眠而紅腫脹痛的雙眼註視著一些人在那裏繪聲繪色地描述著電視中所能看到的畫面。
我相信我們自家也會有電視機的，不必再到外面仰著頭看公共電視；別人有的，我們也會有，但，那又怎麽樣呢？
我在日記中抄錄下了費定的《不平凡的夏天》中的一段話：
夜晚在森林裏迷了路的人知道，白晝和可通的道路一定是存在；可是他明了這一點，並不能減輕他陷在黑暗裏的感覺。
但至少，那時還有相信；回頭想想，那種生存之不易，還是比現在單純多了。
第三，看到了在政治大漩渦中小人物的無奈與掙紮。一九七六年中有五個月，我都是在陜西人民出版社的招待所裏度過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來往於西安市與華縣之間，有時一天時間就跑兩個來回。
我住在出版社是為了出版我與另一個人合作的劇本《廣闊天地》。就是這麽一個劇本，前前後後寫了差不多一年，審查過來審查過去，每一個情景、每一個場景、每一句唱詞都要嚴格把關，反復斟酌。除了編輯（可敬的楊啟倫編輯，您還在嗎？）把關，還有軍代表。我們已經厭煩到了極點。僅僅一個階級敵人用何種方式破壞知識青年的試驗田，就可以討論幾十次：既不能讓階級敵人太過囂張，也不能讓他們顯得過於愚蠢；既不能讓這種破壞造成的損失過於重大，也不能讓這種破壞造成的損失過於重大，也不能顯得無足輕重。就連階級敵人應該“姓甚名誰”，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相應的，主人公或英雄人物的姓名也需認真對待。
我住在一個套間裏，門前有兩株丁香。
最愉快的有兩件事：一是可以從省出版社的圖書館借閱大量塵封已久而且不會有人再看的圖書，我基本上兩三天一本的速度讀書，做筆記（一旦楊編輯來了，就裝作在改劇本），每每在本子上抄錄下一段自己所喜歡的話，就要在下面註明“僅供批判”；二是不斷有兒時的夥伴和中學的同學來聊天，一說就是一天。我羨慕並懷念著他們的睿智與機警，往往一兩句話就道破了事情的本質，但我不敢把這些話記錄下來。聲音與文字有別，說什麽不要緊，要緊的只是別記下來。某一天，一位新到出版社工作的工農兵大學生住在了外間，我只知道有了這麽一個人，他白天上班，晚上寫作；我是白天在屋子裏看書、改劇本，晚上早早就睡了。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知道了他叫賈平凹，似乎是一部什麽兒童文學作品的作者。後來，他就搬走了，去了哪裏，不知道。再後來，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經別人提及，早已聲名鵲起的賈先生便題贈我一本《高老莊》，以紀念這些日子裏幾乎從未說過一句話的邂逅。
這段日子，最讓人不安的還是掛念自己的親人，但又不知該如何表現。我有兩位親人在這段時間內相繼去世，一個是我的岳父，一個是我的二姨，都在西安的醫院裏，而我真的未能如人所願地去照料、問候。我的母親再這段時間裏也住院做了子宮肌瘤的手術，我也只能做到在手術室外等候結果。我的妹妹和妻子的妹妹都還在農村插隊，需要我上下活動一下以便設法離開。但我都沒有。不是不想，也不是無能為力，但就是沒有。在忙什麽？說不清，懵懵懂懂，似乎總把關心國家大事、與朋友間的高談闊論放在第一位，但又似乎更願意一個人靜靜地坐在桌子旁發呆。在日記中文字表達自己的掛念遠勝於行動。這恐怕是一種毛病，讀書人或知識分子（我那時還不知道自己算不算知識分子）身上固有的一種毛病。
這種毛病體現在工作態度上，就是我更願意帶犯人去上工，一個人在半山腰望著遠處的炊煙，每隔一個多小時喊一聲“抽煙嘍”，於是看著犯人們一個接一個地半躺半臥在那裏，把自己卷好了的煙葉對上火，享受這難得的十五分鐘休息。
我不想回到管教組去寫每周一次的“敵情匯報”和每季一次的“宣講教材”。
有幾件政治性的大事值得在這裏記述下來。
一是唐山地震後，陜西要有大震，而且震中就在華縣一帶的說法不絕於耳。明嘉靖三十四年（1556）十二月十二日夜半，就在華縣這個地方發生了一次地動山搖的大地震，造成八十三萬人死亡，為世界地震災害史中最大的一次災難。唐山地震是不是名列第二，我不知道；反正唐山地震後，整個陜西人心惶惶，特別是華縣，人們在自建的防震棚中差不多住了半年，而且一有風吹草動，就四下奔逃。這種情況反復出現，勞改隊裏可能發生的情況就更成了重中之重。天天開會，雙值班，值班時不准睡覺，平時不能回家，加強防範措施，加緊搜集敵情動態。我知道妻子一個人帶著孩子，但無能為力。八月十六日夜，風大作，電燈搖晃不已，緊急集合，隨時待命。後聽說是陜南地震，波及關中。於是又很掛念遠在勉縣的劉、齊夫婦。那個時候，沒有電話，電報也極不方便，只有通信這一種聯系方式。發議論、談感想，寫信可以，遇到地震之類的事，想問候一下，就只有仰天長嘆了。八月二十二日，一個名叫衛增科的犯人自殘，想用小刀自我閹割，說是閹割後就吃得少了，自己總餓。我估計大約也與性的沖動有關，但那個時候沒有人會涉及這個領域的問題，似乎這類問題根本就不存在似得。看著他包紮後血淋淋的下身，不知他如何會有一把小刀，於是所有人也就變得緊張異常，如半夜或淩晨緊急集合，在大雨中把所有犯人都集中在操場之類的事已成家常便飯。到十月初，中央到省地震臺均通知近期將有破壞性大地震發生在銅川、商洛，特別是關中東部，於是全部進入臨震狀態。那些天秋雨連綿不絕，少華一個人帶孩子反復上下樓，把日常用品運送到自己搭建的防震棚中，而我則堅守在“階級鬥爭的最前線”。日記中的大部分內容均與此有關。它也構成了我一九七六年記憶中的一個永恒不滅的畫面。
其次，與這種“臨震狀態”相始終的，就是毛主席的去世以及隨後一個星期的悼念活動。對我們來說，最大的糾結竟然是“犯人能不能悼念毛主席”這樣一個看似荒誕的理論問題。“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現在，毛主席去世了，“敵人”要悼念他，有的也大哭不已，是不是在裝？允許不允許他們哪怕真的在“裝”？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反復爭論沒有結果，報告給上面，也沒有任何回復。首先，這是一個根本無法回答的問題；其次，我後來才知道，最上級在那個時候其實完全無心考慮這樣的問題，他們有他們更為緊迫也更為現實的問題。而我們卻天真地以為這才是一個了不得的大事。都是政治，可我們怎麽變得如此幼稚可笑？說是幼稚可笑，又不敢有絲毫差錯；不敢有絲毫差錯，其實又根本沒有拿得準的標準。這就是我們在政治漩渦中的真實處境。九月十六日，也就是下面的悼念活動結束的前一天，我們自行決定三百多名“無帽就業人員”前來悼念，而我的任務則是密切監視現場動態。也就是這一天，兩報一刊發表了社論《按既定方針辦》。
又過了幾天，十月六日，“四人幫”就被抓了起來，於是西安百萬人出来，天津二百萬，上海四百萬。北京一百萬人開慶祝大會，與九月十八日悼念毛主席時的人數一樣多。全國各地天天鑼鼓喧天，人們喜氣洋洋。吳德大聲說：“我們的黨勝利了！無產階級勝利了！人民勝利了！”我也想寫一篇“還我真理”的文章，把切身的經驗教訓總結一下，談談歷史辯證法，但苦於沒有時間，所有的資料也還都壓在防震棚裏。
那篇文章幸虧沒寫，否則又不過是一番自我嘲弄而已。
我們總是在自我嘲弄中。
元月八號周總理逝世時，自己在西安改劇本，天天想看的就是一份《參考消息》，但是買不到；再就是想看大字報，然而一切都很詭異，人們戴著黑紗，電臺裏沒有音樂，忽然上面又有指示下來，不準開追悼會，不讓戴黑紗、佩白花；到七月六號朱德去世，連想在電視上看一下追悼會的現場都沒有，只好看電影《難忘的戰鬥》和《鶯歌燕舞》。
這一切正常嗎？
但妳能有這樣、敢有這樣的疑問嗎？
一個人，能用、敢用怎樣的曲筆才能極其隱晦地把這種疑慮記錄下來？
看著一九七六年的日記，我覺得自己既悲哀又可笑。
阿.托爾斯泰在《兩姊妹》中，用律師史莫可夫尼克夫與達莎在海灘散步時的話說：“我看出我們是在錯誤地生活著。這些不間斷地享樂會一旦在絕望的爆炸中結束的。但是我們有什麽辦法呢？”下面又是高爾基在《回憶托爾斯泰》中的一段話：“少數人需要一個上帝，因為他們除了上帝之外什麽東西都有了；多數人也需要上帝，因為他們除了上帝什麽東西都沒有。”
我，或者我們，到底是“少數人”還是“多數人”？當然，更重要的是：怎麽會想到上帝？我這樣問著自己，然後就是對自己的批判，習慣性的批判，自己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薔薇色的未來，
我衷心將自己獻給新的感情，
在心靈上我正如嬰兒新生；
我素所膜拜的今皆銷毀，
我昔所銷毀的今又崇敬。
這是屠格涅夫在《貴族之家》中寫下的一段話。我也把它抄在了我的日記本上，應該算是對一九七六年的一個總結。
（小编注：原文是简体，因老大哥的审查机制无法上传，故改为正体。小编识别不全文中因字体转换而造成的错字，故可能订正不完全，还请见谅。本文刊登于《书城》2012（11）。）
文字录入：张九天 图文编辑：杨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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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世上只剩下两种人：他们不愿意思想，因为那太痛苦；我们不得不思想，因为那太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