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告别革命”思想略考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
—— 鲁迅《而已集·小杂感》
（一） “一石激起千层浪”
20世纪 90年代初，中国当代著名思想家李泽厚旅居美国，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他依旧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的一言一行仍受到学界（甚至媒体）的格外关注。身处海外的李泽厚，并未停止思考，相反，他的思想仍在不断的开拓、深化、前行，创造力依然生机勃勃！90年代以来，他又相继推出了《我的哲学提纲》、《论语今读》、《己卯五说》、《世纪新梦》、《历史本体论》、《告别革命》、《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伦理学纲要》、《哲学纲要》、《回应桑德尔及其他》、《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等一批沉甸甸的著作，向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界，不断地贡献着自己的人文思考与关怀，其思想的深度与广度，还远未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到。
但是，如同在鼎盛时期一样，“波斋”里的李泽厚仍旧未逃脱掉来自各方的批判、指责、诽谤和攻击的命运（当然，不是指正常的学术批评和探讨）。其中，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争议的，是他与刘再复合著的《告别革命》一书。
1995年5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李泽厚与刘再复对话录《告别革命 —— 回望二十世纪中国》（至2015年，《告别革命》已出第八版），甫一出版，立即在海内外激起了强烈反响：赞成、激赏者，有之；质疑、批判者者，有之。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连载全书，并刊载了美国芝加哥大学邹谠教授的文章《革命与〈告别革命〉——给〈告别革命〉作者的一封信》。邹谠对《告别革命》一书给予很高评价：“仔细阅读，一字不漏，反复思索，方知此书虽以对话录形式发表，但对中国20世纪之文化、思想、政治、文艺有极深刻之分析。而对话之中又有一完整的思想系统，是我24个月以来阅读之专著，对我最有启发的三本书之一”。“你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分析，以及贯通全书的思想系统，引起我深沉的思索。……我仔细研读大作后，我常喜悦与兴奋”。“你们两位对话中回望20世纪的文化与政治的思想系统就是对学术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此书的“这些结论与命题只能在中国的历史与实际情况中找到，它们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对世界社会科学，对现代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独特的贡献。从西方理论出发，但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作出西方学者所看不到的结论，所不能提出的命题，这是中国学者对世界思想理论的贡献。”对此书，我“极度欣赏”。国内也有许多著名学者赞同《告别革命》中的观点，譬如袁伟时就认为：“李泽厚、刘再复教授在上一世纪90年代初提出‘告别革命’，冲击了近代中国研究中把革命神圣化的死水一潭的局面。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至少有启发人们深入思考之功，不应也无法轻率抹煞。”（《辛亥革命的是是非非》，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12月）
而更多的是海内外的一片“声讨”浪潮。在大陆，《告别革命》被列为禁书，至今不准出版。官方学者批判“告别革命”是唯心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旨在反马克思主义，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人员摘录了该书的三万余言，以《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一书给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一些甚么问题？》为题，印发了内部批判材料。材料共二十九页，分为“告别一切革命”、“革命破坏一切”、“关于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的社会生活”、“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关于文化与艺术”、“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关于中国未来的道路” 等十一个专题；每个专题下还加了诸如“只要有中国特色，不管社会性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主张多元文化的和平共生” 等批判性小标题。在海外，该书遭到异见人士的猛烈批判,他们认为，对话颠倒了人的位置，指出苏联的失败不完全在于没抓经济，而很大程度在于专制，在于人们对民主人权的追求。认为对话宣传的是新权威主义，为共产党维持政权出谋划策，并为共产党压制自由作辩护，是“讨好政府”、“讨好邓小平”，是在“扮演曾国藩、李鸿章似的扑灭革命的刽子手”。宣称李泽厚和刘再复，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批判精神，已告别了六年前的自己，等等。
但令人颇为吊诡是：激烈声讨批判“告别革命”思想的两方——国内主流派与海外异见派 ——在政治理念上则是水火不容、截然对立的！所以，在香港报刊上，有人撰文不无感叹道：李泽厚和刘再复真是两面不讨好！
此外，在学术文化界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颇含揶揄之意)，即认为李泽厚九十年代提出“告别革命”思想，是一个重大的、突然的“大转变”，甚至有的批评暗指这种“转变”含有“投机取巧”之意，等等。
面对海内外来势汹汹的质疑、批判、围攻，李泽厚明确地表示：“这本书并非严格的学术论著，没有严格的引证大量材料，没有严格的论述论据，只是表达我们一种看法，当然这种看法的后面是有长期的学术研究和思索作基础的。但这本书居然引起巨大反响，说明我们的看法和我们提出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甚至触及了某些人的要害，因此才引起强烈的反弹和剧烈的批评。我们欢迎批评，即使被扣上‘反马克思主义’、‘死守马克思主义’、‘否定一九四九年的革命’、‘拥抱专制’、‘学术水平极低’等等帽子，也没关系。反正帽子已经够多，再加几顶而已。最重要的还是那句老话，要理性地探讨问题，讲话要负责任。”（《告别革命》，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1年，第六版，第245页。以下简称《告别》）
那么，李泽厚广受非议的“告别革命”思想是如何提出的？意图是什么？本文想就此进行一些极为粗陋的梳理。
（二） “不是血淋淋的斗争，就是死亡”
早年的李泽厚，也曾是一名充满热情的、激进的革命青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当然也狂热过”。（《走我自己的路（对谈集）》，中国盲文出版社，2002年，第186页。以下简称《对谈集》）
1946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李泽厚，开始接触并信仰马克思主义，李泽厚回忆：第一师范“也是名学校，但当时学校充满一种复古氛围，死气沉沉。……当时进步学生运动开始风起云涌，时局也日趋动荡，学校却保守到连《大公报》之类小骂大帮忙的报刊都少见。我只好每星期天过河，在城里的书店站上一整天，饿着肚皮贪婪地翻阅着各种杂志、报纸和书籍，这其中的主要读物就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新书。正是在这种大量阅读和比较中，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我的一些马列基本知识，是在书店里站着读、在课堂上偷着读得来的（我故意选择靠最后的排次，上课时我也可以偷看自己的书），有好些是‘禁书’，是冒着一定的危险来读的。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比被动灌输的东西印象要深得多。并且，在这种阅读中，自己逐渐培养和增强了判断是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应该说，这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繁琐的东西，比较注意书籍、文章中的新看法、新发现，比较注意科学上的争辩讨论……这恐怕都应追溯到自己那个贫困、认真、广泛阅读的青年时期。”（《走我自己的路（杂著集）》，中国盲文出版社，2002年，第2—3页。以下简称《杂著集》）“40年代后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严格被禁的白色恐怖下，对我反而更具有吸引力。当时倾心革命，想穷究原理，于是由毛泽东而马克思，由马克思而黑格尔，而希腊，而其他。”（《杂著集》第425页）这时的李泽厚，崇拜革命，“思想是愈来愈左，醉心于《西行漫记》、《历史哲学教程》之类的书，自以为革命是正宗，根本瞧不起储安平和《观察》”。（《杂著集》，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401页。以下简称《杂著》）
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革命的倾心，促使李泽厚倾向共产党，并做了不少实际的“革命工作”。李泽厚回忆道：“全班就我一个人倾向进步，后来被学校拉进黑名单，还突击检查我，不过我事先把书藏好了。……我当时太高调了，周围人都以为我是共产党，连我弟弟都这么以为。”（《李泽厚：关心现实的学者》，2009年 10月9日《三联生活周刊》）“我当时有红帽子，因为我革过命，我冒着生命危险传送过毛泽东的油印文告。……还送过军旗图样，送给土八路。……一个朋友‘树竿子’。拉队伍，那是个朋友，同班同学，他跟彭德怀差一个字，所以我记得，他叫彭远怀。……初中一年级下象棋他下不过我。他说他将来要当皇帝，我说你当皇帝，我就打倒你。他这时树竿子，树竿子要有军旗。我就从长沙搞了一个军旗尺寸藏着送给他。不过这次不能算什么‘革命’工作。我去的时候，他正在枪毙一个恶霸，挺有劲的。……那时侯我是要加入共产党的，我有一个机会，在湖南大学。后来因为母亲死了奔丧，等回来以后再找这个人，就找不到了。……没加入……但是我已经做过狠多事情，省一师第一批地下党员中，一些人直接间接受过我一些影响。他们解放后公开时作报告还提到李泽厚受迫害。”（《浮生论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05—106页。以下简称《浮生》）
1948年，李泽厚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给同学的毕业赠言亦充满着暴烈的火药味——“不是血淋淋的斗争，就是死亡——敬录KM语赠别本班同学”。李泽厚回忆说：“KM就是Karl Marx，那时我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当时不敢讲马克思，那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的1948年春，只能写KM。‘血淋淋的斗争’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激烈的革命情绪，跟谭嗣同在《仁学》里面讲的‘只有使新旧两党流血遍地，中国方有复兴希望’是同样的主张。那个时侯年轻，确实有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当时有这么一种激进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尊敬的。”（《杂著集》第455页）
由于思想激进，人们怀疑李泽厚是共产党，所以毕业后，即失业，找不到工作。处在极度苦闷中的李泽厚，却以欢欣的心情、敞开的心扉，拥抱即将来临的新中国。
（三） 由“狂热”到“冷静、怀疑和告别”
李泽厚的这种激进的革命热情，一直保持到建国初期。开国之初的新气象，给李泽厚以很大的冲击，他对革命后的新中国充满了期待：“1949年的胜利，的确带来了一个新中国。一个不再受百年来的各种帝国主义欺压的独立的中国……1949年的胜利也带来了一个空前统一的中国……1949年的胜利还带来了一个社会平等的中国……这是充满了理想和希望的开国时期，这是马克思主义经由一场荡涤旧社会、打倒剥削者的革命之后带来的新鲜气象的胜利时期。”（《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91—192页）
这种革命情愫，甚至影响到李泽厚在北京大学四年（1950—1954）的学习和学术研究中：“我写作那篇康有为的论文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那个时候，整个社会风气比以前好得多，国家独立（不受外国欺侮）、统一（不再有军阀割据和内战），社会上也比较平等、公正，所以，知识分子对革命都极为崇拜，我自然也如此，认为历史已经作了结论，应该革命，不能改良，并用这观点来论述了康有为。但我仍然给了康有为在当时可能是最高的评价，我说大同书是“有卓越远见的天才著作”，对康有为的许多启蒙主张，也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但当时因为革命神圣，因此在批评康有为的局限时仍然过分。”（《告别》第110—111页）
因而，李泽厚这时虽然也读到了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序（大概是1951年），但一场大革命之后的“清新空气”，仍然使他对革命总体上是高度评价的：“尽管我当时对改良派作了相当的赞许和肯定，但基本上还是人云亦云地认同于大陆人文学界的‘既定’结论，即认定以康有为为主要代表的戊戌变法的改良思想，在20世纪初由于反对革命，就日益成为‘反动’——‘阻碍历史前进’的东西了。革命，只有革命，才是推动中国政治、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杂著》第303页）
但是，也正是从大学开始，潜藏在李泽厚心灵深处的，那种从中学时代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养成的独立判断和独立思考的精神，甚至从小所受鲁迅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影响，开始在他灵魂深处蕴育发酵起来。他开始慢慢走上一条不同于当时绝大多数人的道路。就是说，在别人越来越崇拜和坚信“革命”的时候，曾经的激进革命青年李泽厚，却渐渐地由“狂热”，趋于“冷静”，“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我当然也狂热过，后来慢慢冷静下来。”（《对谈集》第186页）
在大学四年期间，在大量自由阅读以及学习、研究过程中，李泽厚独立不移的精神，得到大大加强和深化。“我在大学里基本上没怎么上课，就是上了两年联共（布）党史课，因为你不去不行，他点名。我坐在课堂里没办法，只好自己看书，或者写信，别人还以为我在作笔记。其实，我的笔记全是自己的读书笔记。我上大学时，好多课都没有开，中国哲学史没有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我没有去听。那时候，苏联专家来讲课，选派一些学生去，我没有被选上，当时我自己暗暗高兴，谢天谢地。当时苏联专家名声高，号称马列，其实水平不高。他们经常把黑格尔骂一通，又讲不出什么道理，我当时想，这和马克思列宁讲的并不一致，当时翻译了不少苏联人写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但是我翻读了几本之后就不再看了。”（《杂著集》第7—8页）“但是当时不能说，说了不得了，反正我就养成独立判断的能力。这个很重要。我大概从中学时代就养成了。读了书以后，要想想这本书到底哪些对哪些不对？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苏联专家只是跟着斯大林讲，毫无学问。所以你总得有个自己的看法，这点很重要。”（《浮生》第104页）“现在看起来，我在大学占便宜的是学习了马列的原著，不是读别人转述的材料。所以还是读第一手材料，读原著好。……我们读了第一手资料以后就可以作出比较判断，不必先看转述的东西。”（《杂著集》第8页）
同时，李泽厚对一些人和事也“看不惯”：“解放后我看到一些人入团、入党。那太容易了，就是积极一点呀，‘表现好’呀等等。但50年代初，抗美援朝的时候，我还激情满怀，当时，我在系里讲演还很受欢迎。……反正算一种带有鼓动性质的讲话、发言，掌声热烈，我自己也是满腔热情的，但已经慢慢消退下来，越来越看不惯，越来越看不惯。……看不惯狠多现象……包括这种积极分子，想入党的积极分子，他们有的是投机，明显投机，有的太幼稚，狠可笑。有的完全是为了个人利益。”（《浮生》第107页）“我二十几岁，刚刚进大学就碰到思想改造运动，我有什么好改造的？我早就冒危险偷偷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什么呢？改造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今天没去扫地啊，不喜欢上课啊，等等。”（《杂著集》第28页）
这种“看不惯”和“冷静”，到“文革”中期，发展为对革命的“怀疑”和“告别”。
“文革”是李泽厚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正是在文革中的深入思考与探究，才为日后李泽厚思想(包括“告别革命”）的“喷涌”奠定了坚实而厚重的基础。
在“文革”中，李泽厚对一直视为神圣的“革命”产生了动摇、怀疑和不满，至“文革”中期，终于舍弃了“革命”理论，走上了“告别革命”之路。文革中，李泽厚是被动应付，是一个“逍遥派”，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在北京，算是个‘逍遥派’，看法虽然也有一些，但是不介入那些纷争。不过机关跟学校有很大不同，因为都是成年人，所以不像学校里闹得那么凶，虽然两派之间争斗也很厉害。我那时候已经结婚了，就尽可能不去所里，开个病假条，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不到所里去，在家里看看书。”（《李泽厚近年答问录》，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94页。以下简称《答问》）
但对他来说，这只是置身“事“外，而不是置身“世”外，这个乱哄哄的“世”是躲不过去的。并且，也正如他所说，他是非常关心政治（但不参入政治），他开始了反思与探索：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开始对这种“造反有理”、“革命总是正确的”的观念 产生了怀疑。为甚么一定要革命呢？革命为甚么一定就是好的？就是正确的呢？这种“先验”原则是从哪里来的呢？由于对改良派有过一些研究，对一贯被视为“保守”、“倒退”的康有为、严复有些同情和了解。（《告别》第288页）
我曾经是革命的积支持者。但从“文化大革命”中期以后，我由“革命”逐渐转到了“告别革命”。我对《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第一句话——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哲学（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产生了怀疑。我承认，从古至今存在着阶级压迫、剥削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和革命在某些情况某些时候，也的确是重要甚至主要的历史合理演员，但毕竟马克思夸大了它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一般的说，在日常社会生活和长期历史进程中，阶级合作和协调是更为显著的方面。而且，马克思的革命学说与他的基础理论有逻辑上的缺失和矛盾。……我由40年代对马克思的全面接受转到六七十年代对马克思有舍有取。我基本舍弃他的革命理论和经济学说，但仍然肯定唯物史观的基础部分（不是全部）。我觉得马克思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经济学家或革命家，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哲学家。（《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82页。以下简称《实用》）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到伯恩斯坦（Bernstein），都把经济看作根本。……我赞成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所以主张回归经典，回到‘根本’。这是我在‘文革’时期就形成的看法，可惜无法发表。（《告别》第17页）
李泽厚对“革命”的反思，一方面基于对中国现实的深入观察与思考，另一方面还有学理上的深厚积淀，可以说是两者的融合。李泽厚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提出“自然人化“的实践观点，以及在60年代初提出“积淀”观念，开始构建自己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这些都为“告别革命”提供了深厚而坚实的哲学背景。而“告别革命”思想的直接来源，是恩格斯：
至于“告别革命”，倒可以说直接来自恩格斯。……我第一次读《法兰西阶级斗争》序（大概是1951年）便注意了这点。恩格斯晚年看到当时军事技术装备的发展，深知革命（当时是大城市[如巴黎]工人起义的街头巷战）如无正式军队参与，已不可能成功。而当时工人可以参加投票的议会选举却成绩很大，极有可为。恩格斯曾多次表述过放弃革命、转向改良的看法。例如在1874年的《英国的选举》文中，他认为虽然仍由资产阶级全面控制，工人作用甚微，但他说，“暴力革命在许多年内是不可能了……因此只剩下一条开展合法运动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8卷，第57页）。在1886年为《资本论》写的序言中，恩格斯说马克思也得出“结论”，“只有英国这个国家，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能完全由和平的手段来实行”。其他国家则不可能。但这里便显出，马、恩并不认为“革命”是绝对不可改变的教条和圣物，是一条各国必经之路。既然英国当年可以，其他国家以后也未必不行。伯恩斯坦正是根据欧陆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状况，认为欧洲各国“民主制度的发展会使阶级斗争趋于缓和”，“为阶级斗争创造了更为缓和的解决方式，在一百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1898年10月20日伯恩斯坦声明》）。可见，伯恩斯坦倒是非常忠实于马、恩，他把马、恩对英国的看法推广到欧洲大陆。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伯恩斯坦和他所依据的马、恩晚年观点是正确的。所以，我们的“告别革命”也可以说是有“经典作家”（马、恩）的依据的，前面引用过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1895年序中已明确承认了马克思和他所犯的革命错误，这就不只是仅指英国而言了。这篇被伯恩斯坦称之为恩格斯“政治遗嘱”（写于恩格斯临终前）的极为重要的文章，在苏联和中国都长期被掩盖下来，以前的《马恩选集》不收这篇文章，人们对这一点所知甚少。伯恩斯坦不过是直接承续恩格斯晚年这一观点加以发挥罢了。”（《答问》第265—266页）
文革中，李泽厚曾拟了几个研究提纲，“我读书、写文章，但文章没有发表。能发表的文章我不愿意写。那段日子我也不断想问题。我后来发表的文章，不少是在那个时候思考的。”（《对谈集》第93页）这时的李泽厚，承继着50年代以来的哲学思考，开始提出有悖于当时的“革命哲学”的“建设哲学”，并从哲学层面理出了一条“要改良不要革命”的“中国自由主义”之路。这一思考的结果，高度凝聚在李泽厚写于1970年—1976年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一书中，“我将康德与马克思连接了起来。我以‘主体性实践哲学’又称‘人类学本体论’……反抗当时的正统意识形态。”（《实用》第280页）
（四） 大力倡导“理性”和“渐进”
因而，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李泽厚在“文革”中后期，就已经“告别革命”了，只是不能说、也不敢说而已。
写于文革出版于1949年的李泽厚哲学名著《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则将“告别革命”思想进一步深化、升华。李泽厚提出马克思主义应从批判的哲学、革命的学说创造性的转换为建设的哲学，李泽厚以马克思的实践（制造和使用工具）观点，深入分析研究康德，创造性地提出了完全不同于流行于大陆的“斗争（革命）哲学”的“建设哲学”——主体性实践哲学（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李泽厚指出：“我认为应该明确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革命的哲学，而且更是建设的哲学。不但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建设，而且因为建设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整个人类来说，是更为长期的、基本的、主要的事情，它是人类懒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光批判，是并不能建设出新的文明的。我们要从人类总体的宏观历史角度来鲜明地提出这个观点。”（《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55页。以下简称《华讲》）
当然，这是在深广的哲学层次上的提出的。而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由于中国大陆极其复杂的现实境况，使得李泽厚即使在80年他如日中天之时，也不敢明确地大胆地表述自己的“告别革命”思想，只能在少数朋友中，只能在一些文章、谈话中偶露一二。譬如：
我在1979年出版《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时，尽管拥护革命的基调未能大改，但有意识地有所变更。例如讲严复时，我硬塞进了这么一段与主题并无直接关系的话：
“严复对资产主义社会的了解比改良派任何其他人更为深入，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把个人自由、自由竟争、以个人为社会单位，等等，看作资本主义的本质，从政治、经济以及所谓‘物竞天择’的生存竞争进行了论证。并且指出，民主政治也只是‘自由’的产物。这是典型的英国派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与强调平等的法国派民主主义政治思想有所不同。在中国，前者为改良派所主张，后者为革命派所信奉。然而，以‘自由贸易’为旗号的英国资本主义，数百年来的确建立了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更为稳定、巩固和适应性强的政治体系和制度。其优越性在今天也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严复当年的眼光是锐利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页281，北京1979年版）
这话现在看起来实在平淡无味，但记得当时写时，还不免胆战心惊。当时春寒尚重。“凡是”尤存，“革命气氛”仍然浓烈。我想，不要被人识破话中有话就好。所以，不止这一处，这本书好些地方都是“点到为止”，不多发挥。后来一些人告诉我他们还是“注意”到了，这使我非常高兴。同时也高兴它们没有一直未为官方理论家所“侦破”。其实，关于这点，侦破了也很平常。就是说，我认为，改良并不一定坏（错），而革命并不一定好（对）。虽然这并不是说中外古今所有的革命或革命主张通通都错了（这需要具体分析），但就本世纪中国来说，一味地提倡革命，肯定革命，歌颂革命，的确并非好事，而是思想史上值得研究和总结的一大问题。”（《告别》第288—289页）
又譬如，李泽厚1988年11月在《广州日报》发表的《关于改良与革命答记者问》指出：
不能盲目崇拜革命，因为不是任何革命行动都是好的，包括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等等，都值得重新研究和评价。说戊戌变法不是革命的，不是贬低它。不少国家搞改革或改良，效果很好，例如英国、日本。哪里需要革命，哪里需要改革或改良，要具体分析。我有个想法，过去讲过，但没有写文章。我说：康梁的改良或改革，有可能成功；而辛亥革命则注定是要失败的。它反掉了千百年来的皇帝，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便只能变成军阀割据。有个象征集权的皇帝，从上而下地搞改革，要比推翻政权好得多。……所以我对康梁的评价高于辛亥革命。（《对谈集》第112页）
这篇答记者问，是李泽厚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简略而明确地谈论“告别革命”的观点。李泽厚解释道：“随著1980年代禁忌逐渐解除，学术气氛逐渐活跃，我终于敢在少数朋友中宣讲‘戊戌变法可能成功，辛亥革命一定失败’、‘辛亥革命未必必然或月必要’之类的论调了。不过此调虽然已讲十年，却至今未敢捉笔为文，文字上从未正式提过。因为‘怀疑’、‘反对’、‘否定’辛亥革命，这还了得？海峡两岸大概都得起而‘全国共诛之’了。于是，我只好在记者来访时偶尔透露说，‘包括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等等都值得重新研究和评价。’（见《走我自己得路》（修订本）页502，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当时未敢提其他的革命。但即使如此，讲后也仍心怀惴惴。幸好，报纸一般第二天就扔，一个小消息没人注意。辛亥革命的学术讨论会经常举行，我也如例被邀请参加，只是我不敢也不能撰文发表这通议论罢了。”（《告别》第289页）
其实，整个80年代，李泽厚在许多文章中大谈“理性”、“渐进”等等，都是他“告别革命”思想的直接或间接的表露。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譬如：
……我提倡“渐进”、“改良”、而不赞成革命、“空谈”。（《对谈集》第45页）
今天要继承五四精神，应特别注意发扬理性……不只是激情而已，不只是否定而已。（《杂著集》第276页）
我是提倡理性的，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中国需要理性，而不是非理性。（《杂著集》172页）
…… ……
只要我们打开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那部著名的《走我自己的路》，此类观点、看法、思考比比皆是，扑面扑来。也正因为如此，一些激进的青年学者责怪李泽厚过于理性，过于保守，甚至斥责李泽厚是“封建卫道士”（刘晓波）。
（五） 公开提出“要改良不要革命”
20世纪90年代初，李泽厚移居海外，在新的语境下，李泽厚对“革命”和“改良”进行了更为深广地思考。
李泽厚说，“……政治激进主义在80年代末被推到了极端。当时我就不乐观，也很担心，结果果然如此。我认为损失很大。……它让人反省；这个反省不仅是反省80年代，而且是反省整个中国近代史。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海外也好，海内也好，都在对政治激进主义进行再认识。这是以前所没有的。”（《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83页）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李泽厚将自已在80年代还“闪烁其词”、“欲言又至”的“告别革命”观念，明确、公开、系统地倡导出来，鲜明地喊出“要改良不要革命”的口号！
1992年，李泽厚在美国丹佛市作了题为《和平进化，复兴中华：谈“要改良不要革命”》演讲。这是李泽厚出国后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首次明确地、公开地提出了“告别革命” 的主张。李泽厚回顾了自己从“倾心革命”到“怀疑革命”和“告别革命”的心路历程；分析了为什么辛亥革命 “未必必然” 和“未必必要” 的原因。提出“要改良，要进化，不要革命”，指出改良“它比革命更为麻烦，更为复杂，更为琐细，更为缓慢，更为捉襟见肘，更为令人生气。因此它需要更多的意志、信念、耐心、毅力，需要更为细致、繁琐、枯燥、复杂的调停、协调、和解、妥协、合作的工夫和功夫。”（《杂著》第307页）在谈到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时，李泽厚指出，“……我始终拥护邓小平紧抓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这两条，并也认为一切有关的政治改革，包括各方面的民主、自由，也只有在这前提下，根据中国的情况，有计划和有步骤地，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地逐渐前进、推进，才能真正搞好。” （《杂著》第313页） 但李泽厚也指出，“不要革命，并非不尊重过去革命所高扬、所提供、所表现的英雄气概、牺牲精神、道德品质、崇高人格。它们仍然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太上立德’，这些英雄们在这个方面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杂著》第319页）
同时，李泽厚与好友刘再复断断续续地进行了近三年的论谈，回顾了20世纪中国走过的道路，触及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许多领域，提出了诸多新见解、新观点、新思路，归总起来就是“告别革命”这个总理念。刘再复曾详述他与李泽厚所进行的长谈及《告别革命》成书过程：
1992年1月初李泽厚来到美国，而且来到科罗拉多，他在科罗拉多学院（The Colorado College），我在科罗拉多大学（U.of Colorado at Boulder），相距只有2小时的高速公路。于是，我们见面、打电话很方便，自然就常一起谈论。抚今追昔，海阔天空，谈哲学，谈文学，谈中国，谈美国，谈毛泽东的乌托邦悲剧，谈邓小平的“实用理性”，谈政治、经济、文化、情爱的多元。……
开始我们只是随便聊聊，但我很快就发现李泽厚谈论的内容许多是他著作中未曾表述过的，他的许多学理性见解非常独到和宝贵，确实称得上‘真知卓见’。……我特别感到李泽厚的充满理性的谈话，非常难得。我所说的理性，是指扬弃情绪、扬弃道德义愤的思考。李泽厚一再表明，他的思索只对两者负责：一是对历史负责，一是对人民负责。有责任感才有理性。……因此，我开始对谈话作些录音和作些记录。将近三年之中，从科罗拉多到斯德哥尔摩到温哥华，都如此，这样不断进行，至今整理出来竟有二十多万字，可作为一部书籍出版，这真是意外的收获。
这部书稿，我们最初起名为《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后来又加了一个正标题为《告别革命》。这一正标题也可说是整部对话录的主题。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尽管这些行动在当时有其各种主客观原因或理由，但到今日，是应该予以充分反省、总结和接受其经验教训的时候了。对20世纪中国来说，这可能才是最根本的反省。在此新旧世纪之交，许多朋友都在展望21世纪，我们也展望，我们的展望就是要明白地说：我们决心“告别革命”，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21世纪不能再革命了，不能再把革命当作圣物那样憧憬、讴歌、膜拜，从而再次悲歌慷慨地煽动群众情绪，最终又把中国推向互相惨杀的内战泥潭。当然中国更不能冒充世界中心而向外输出革命。21世纪应当是中国进行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自我壮大的世纪。……
在整部对话录中，有一小半是靠录音整理出来的，而大半则是靠记忆而书写下来的。当然，两种方式最后都由李泽厚作了仔细校阅和补正。我所以能记下来，一是因为李泽厚的谈话思想明晰，便于记忆。我平素读书就注意读思想，不太注意读文彩，所以脑子中的思想膠汁比较多。二是我对李泽厚格外尊重。……在我从青年时代走向中年时代的二三十年中，我亲眼看到他的理论启蒙了许多正在寻找中的中国人，并看到他为中国这场社会转性开辟了道路……
……谈话之初，我们就共同觉得，这个世纪中国的豪言壮语、惊人妙语实在太多了，那种雄纠纠气昂昂的慷慨激情也实在是够充分了。今天还是谨慎一些为好。宁肯小心翼翼，稳健探索，决不横冲直撞，危言欺世；宁肯作平实观察、常识谈论、绝不作稀奇古怪的眼睛。我们认为，这才是经过百年暴风骤雨、付出巨大代价的世纪末中国所真正需要的态度。而我们的谈话，采取的正是这种态度。让我感到踏实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做的是一件比较切实的、该做的工作，这就是反省20世纪中国的基本思路。这些流行于社会并被我们的心灵接受的思路，除了上文已经提过的暴力革命有理的思路外，还包括历史决定论思路、辩证唯物论思路、政治伦理宗教三位一体的思路、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有理的思路、两项对立的思路、意识形态崇拜的思路等等。与这种思路不同，对话录主张以经济为本，主张阶级合作、阶级调和，主张多元共生，主张改良渐进，主张开放舆论，主张政治与文学的二元论，主张社会与政府的区分，主张注意历史发展的二律背反，主张重新确立人的价值等等。……我们所以要回望20世纪中国，就是为了使故国人民从百年风浪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发生悲剧性的圆圈游戏。李泽厚很重视英国的经验哲学，特别是海耶克（F.A.Hayek）的政治哲学和巴柏的科学哲学。因此，他认为对20世纪中国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给予认识上的提升，意义非常。……李泽厚所总结的毛泽东在思维上犯了‘迷信意识形态’和‘迷信战争经验’这两条根本性错误，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告别》序）
1995年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对话集《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即刻在海内外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本文开头已经谈及，这里不再赘述。
综上，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90年代李泽厚公开提出的“告别革命”思想，对他本人来说，早已在“文革”中期就已经形成和确立了，实在算不上是什么特别“新鲜”的思想。在这一问题上，可以说李泽厚1989年前后并无重大的变化，更无原则性的改变。如果硬要说有“重大变化”，那就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整个“气氛”的改变（如海内外出现了反思革命的观点、倾向等）以及处境的不同（身在海外等），较之七八十年代，“告别革命”观念以一种更加公开、更加明确、更加系统的形式被提了出来。
（六）“告别革命”之真义
李泽厚提出的“告别革命”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李泽厚指出，“‘革命’可说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1911年辛亥革命、1927年‘大革命’、1949年革命、1966年‘文化大革命’不过其荧荧大者。中国人经历了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巨大革命。革命成了不可亵渎的神圣观念，反革命成了不可饶恕的最大罪恶。”（《实用》第269页）长期以来，我们所强调和突出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它的“阶级性”、“斗争性”、“革命性”，什么事情，前面只有冠以“革命”一词，似乎就显得特别崇高、神圣、伟大，这已成了不容半点质疑和动摇的定论。至今不是还有人要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吗？不是还有人呼唤“文革”吗？
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李泽厚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共产党宣言》一开头宣称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便是相当片面的，它是为革命而写。这个马克思起草的革命经典，文辞精美，感情充沛，宣传鼓动效果极大，但好些论点却有问题。马克思说，“阶级斗争”并非他的发现，发现者是法国历史学家们。但由于他把阶级斗争说成是人类历史的主要线索，并为以后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便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误导。”（《答问》第243页）“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本人开始，包括恩格斯、伯恩斯坦、考次基到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毛泽东，到卢卡契，葛兰西和批判理论，基本上都是一种革命的学说，批判的学说，或者发展为暴力革命、武装斗争的战略策略，或者发展为文化批判、日常生活的批判，等等。阶级斗争也始终是其中的某种基本线索。对于马克思本人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大一部分关于革命的理论、观念、论证，我是有怀疑的。例如马克思在上个世纪中叶就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进行社会革命；其实，按照唯物史观，当时全世界是走向资本主义时代，而不是走向共产主义，并不需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又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落后国家可以先搞社会主义革命等理论，也如此。有意思的是，百多年来的历史证实着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念非常正确，同时却又证实着他的一些革命理论和战略策略非常不正确，而且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从逻辑上和理论内部结构上看，这两者也并无‘必然’的联系，相反，我认为其中是存在着矛盾的。但是，也要看到，古今中外大概没有哪一种哲学思潮能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具有鼓动知识分子结合工农百姓进行群众革命，并影响达百年之久，它具有某种宗教的力量，这又是不能低估或轻视的。”（《实用》第117页）
由此，李泽厚提出了具有原则性转换意义的“建设哲学”的观点。“建设哲学”，就是针对过去那种“革命哲学”、“斗争哲学”而提出的。李泽厚指出：“我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毛的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我想把它界定为‘军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极为复杂的环境中，它成功地完成了一场现代的农民革命。第二阶段就是我说的‘建设的哲学’，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试图发展的东西。……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解构这种毛的马克思主义或军事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修正和打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理论或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这些神话。”（《李泽厚对话集·九十年代》，中华书局，2014年，第10—12页。以下简称《九十》）
但现实“利益”的考量和历史的“惯性”，使主流意识形态至今仍视“革命”为不可挑战、不可置疑的“圣物”。而且李泽厚的“告别革命”一词，无疑是一个非常刺眼的提法，自然会引起强烈的反弹（甚至包括情绪上的）。这种过度的非理性的“反弹”，还使一些批判者把李泽厚没有的观点也强加到他头上。如，指责李泽厚是要否定一切革命，是在肆意假设历史等等（国内主流派）。但正如袁伟时教授说：“李泽厚的观点……不是说过去的革命都全盘否定，他没有提出这样一个论点;而是说要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今后不能再搞革命了。过去的革命，实际上中国人得到的东西不多。所以，革命就不能够再进行了。基本的意思是这样的。但是，有一些思想僵化的人，认为这样就否定掉了革命政权的合法性，特别是否定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我想这个是过度解读了。至少李泽厚没有这样讲。”（《袁伟时教授谈辛亥革命》2011年10月3日“腾讯历史网”）又如，指责李泽厚拥抱专制，否定民主等等（海外异见派）。这些来自海内外且政见互不同者对“告别革命”的批判和指责，显然都是无的放矢，浅陋失当。
李泽厚指出，“告别革命”有其特定含义，“我所说的‘告别革命’，是指告别以大规模群众性暴力流血来推翻原有政权的激烈行动，而非泛指任何巨大的变革。《告别革命》一书开宗明义便是如此强调和明确界定的。许多人连这一基本概念都没看清楚，便大肆批判起来。而且告别革命也不是说，以前的所有革命都错了，这一点书里也反复说过。”（《答问》第265页）在与刘再复的一篇对谈里，李泽厚非常明确地阐述了他为什么要提“告别革命”观念：
我们只是“告别”革命，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或否定过去的革命。因为像革命这样重要的、复杂的历史事件和问题，持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态度都是不妥当的。以往是简单的肯定，凡革命的都好，所以我们才讲革命带来的负面作用，我们反对或否定的是过去那种对革命的无条件的盲目崇拜和歌颂。但这不是说，革命包括辛亥革命只有负面价值，也不是说革命在任何时期都缺少理由。我完全不这样看，因为革命也确实可以带来许多好东西，例如发生过革命的地方，平等、集体、社会正义等观念都比没有革过命的地方强烈得多。这便是革命的好遗产，可以继承和发扬。我们之所以要告别革命，是为了避免下世纪重复用大规模暴力流血的方式来更换政权（这是《告别革命》开宗明义对“革命”一词的界定）。因为今天中国社会正开始处在转型期，千百年来的传统社会开始真正进入现代化，各种社会矛盾会越来越突出，亿万农民脱离土地进入城市，贫富悬殊、阶级分化日趋剧烈，千奇百怪的现象到处可见，旧有秩序或动摇或崩溃，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各种不满都会呈现，甚至每个阶级阶层都会有各种不满，它们就是酝酿革命的温床。记得托克维尔（Tocqueville）一百多年前便说过，革命（不是指传统的农民革命）不是在最贫穷的时候，而是在经济起飞、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的时候最容易爆发。今天对现实经济政治体制不满，想要革命的情绪仍然存在，所以我们才觉得应该总结本世纪的经验来“告别”革命，指出连那个万口称颂、少有异词的世纪初的辛亥革命也未必必然、未必必要，它带来了许多负面价值；从而指出历史本可以有另一种选择（改良道路）的可能性。这不是追究过去革命的罪过，或把革命当作“贬词”。为甚么非褒即贬呢？这一种非此即彼、以价值判断替代事实分析的思维方式，大概还是你所说的“一元化模式”吧？！（《告别》第251—252页）
刘再复在《告别革命》辛卯版序言也再三强调说：“革命，这是辛亥革命的主题，也是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主题。李泽厚先生和我讨论这一主题并通过《告别革命》一书表达一种期待：期待21世纪的时代内容应当有一次历史性的‘主题转换’，中华民族的生活重心应从革命转换为改革，从暴力转换为维新，从战争转换为建设，从‘你死我活’转换为‘你活我亦活’。我们期待：‘革命’这一大理念在新世纪只是一种学术讨论的‘话题’，不再是历史实践的‘主题’。时代的基调、时代的主旋律如果能从‘阶级斗争’（20世纪基调）转向‘阶级调和’，那将是中国人民的巨大幸运。‘改良’并非投降，它同样需要各种必要的甚至是激烈的斗争，但决不是那种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流血的‘革命’。”（《告别革命》辛卯版）
李泽厚还比较了“革命”与“改良”：“革命可说是一种能量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量积累，积少成多，积小成大，看来似慢，其实更快。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就是积累。我们现在只能做一点建设性的、积累性的工作，这其实才是最有意义的工作。……改良并不容易，实际上改良更加复杂，更加艰苦，更需要耐心，更需要毅力，更需要意志。做改良家不像做革命家，只要一腔热血视死如归就行了——改良者需要更多的知识、经验和学问，要做许多更琐碎、更麻烦的工作。当然具体的革命工作也很复杂、艰难和琐细，但较之改良，还是更干脆痛快。改良者需要与自己憎恶的人对话、协商、妥协、退让，需要和自己不喜欢的人打交道交朋友，这非常不容易。”（《告别》第65页）所以，李泽厚指出“改良”并不是“投降”，“我讲要改良，不是反对一切斗争，那叫投降，不叫改良。改良不是投降，不是顺从，改良恰恰是斗争，而且可能是非常尖锐的斗争。”(《李泽厚对话集·二十一世纪（二）》第169页)
从“告别革命”的观点出发，李泽厚反对过去那种乌托邦式的社会工程设计，指出“……‘乌托邦’的整体社会工程设计一定会导致灾难，相反，根据经验出发来不断修改、不断探索的前景，反而比较可靠。革命常常就是凭一种观念、一个理想，为达到一个目的而去做的整体社会工程设计。而现在，不要再搞那种庞大的社会工程设计了……重要的是从几种具体的、比较实际的经验中，探索前进道路的多种可能性，不断地积累、反思、修改、前进。”（《九十》第87—88页）
可见，李泽厚提出“告别革命”，其重心不在“过去”，而在“当下”与“未来”，它虽有对中国过去革命运动反思的意味（即革命虽然带来一些好东西，但也有极多负面作用，对革命不应再无条件的盲目崇拜和歌颂），但是更重要、更关注、更强调的是中国的“当下”与“未来”（即不是要追究过去革命的罪过，而是为了避免重复用暴力流血的方式来更换政权，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不应再靠“革命”而要靠“改良”来推动），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展望与憧憬 —— 回顾历史是为了展望未来。已过去的历史是不可假设的实在过程，但未来都却是可探索、展望过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可以使人们不犯或少犯错误，从而“以有助于人们去主动创造历史，这在今天，比任何时候，将更是大有意义的事情。”（《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499页）
从而，关注和着眼于“当下”与“未来”的中国，“告别革命”，“告别暴力”，提倡理性、多元、法治、渐进，在“经济——自由——公正——民主”的改良之路上，实现“西体中用”的“转换性的创造”，奋力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现代性道路，不失为未来中国发展的一条健康平实的建设之路。这，恐怕才是李泽厚“告别革命”之真义。
编辑：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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