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六年度关键词之 】“不会犯错的人”
二零一六年年度关键词之
“不会犯错的人”
作为一名典型的战后文人，和别人一样，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里最迫切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的，一战加二战，给欧洲文人们带来的冲击是根本性的，几乎锁死了他们的视域。让他们无论思考什么问题，都绕不开这样一个基本线索：
“为什么标榜理性的现代文明，会产生纳粹和大屠杀；斯大林可以冷酷地下达大清洗指标，或者精于计算般地让几百万农民在公社化运动中饿死？”
“为什么标榜科学的现代文明，会不节制地制造出远超战争必需的战争机器并最终造出核弹？”
总结一句话：启蒙理想破产了！
启蒙理想输的彻彻底底，在那个时代的文人们看来，人类变了，它变得不像人了：是启蒙理性和科学让人变成这个样子，人的高贵和尊严在工具理性的无情逻辑下，毫无价值。乡愿和思乡病再没有比那时这样浓厚，文人们渴望回归，渴望在现实的冷酷中找到一点温存。回到康德！回到本真！文人们想要回去。
也有文人不想回去，但他们并非是因为爱着这个现在，相反，他们认为现在是最凶险、最恶毒的。只不过他们认为这个恶毒的现实有一个悠久的历史，这个历史让过去蒙上灰尘，劣迹斑斑。人已死！理性已死！
汉娜·阿伦特说得很对，现在（二战后的现在），成了一个谁都不愿提及的禁忌，一个丑闻，一道伤疤。这个名叫“现在”的伤疤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因为被两拨人拉扯着，一个叫过去，一个叫现在。
但是，眼下，这道伤疤在表面上正在愈合，虽然它早已往皮肤下面烂下去，烂入骨髓。是的，我们这些年轻人，谁还记得二战的创伤或者核战争的阴影呢？谁还记得世界被美苏两大帝国撕扯，人命不过是为打赢核战争而必要的损耗罢了。谁还记得在中国发生的风云变幻和罪行累累？我们没有这样的记忆，这是我们的幸运。
我们一生下来就是无罪的，是没有不良资产的，我们不需要为任何人、任何的历史去还债。我们很灵敏，也很轻佻。我们不需要理解人的异化与自由问题，也不需要为任何政治成果买单。年轻一代的中国准文人们，佯装自己在思考一些人类重大问题，但他们不过是在自欺欺人，或者说，他们在等待、在呼唤，召唤未来的某个重大时刻，让那个尚未到来的时刻提前把自己塑造成全新的文人、全新的人。
2016年不就是这个尚未到来的时刻嘛？确实，弥赛亚尚未到来，但使徒约翰已经来了，他带来了“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是：那个“不会犯错的人”死了。
米兰·昆德拉曾经在《被背叛的遗嘱》一书中提到过这样一种人物虚构：“不会笑的人”。那是他在清算纳粹和斯大林罪行时所使用的概念工具。一个不会笑的人，一个天生的残疾，一个无能者。是这样一种人，把原本在欧洲日常生活和民间故事里的那种嘲讽和自嘲精神给贬低了、有罪化了。这样，“开玩笑的人”（或者“讲故事的人”）不再是某种可以说出真理、或者至少能给予人在苦难中活下去的理由的言说者，而成为一个罪人、有恶德之人、不劳动的蛀虫、废物、疯子。这样，世界不再开放，而变得封闭起来，人的品质变得单薄了，人没了高度，全是侏儒。
在米兰·昆德拉看来，现代性的危机就是起源于此。
如今，20多年前，“不会笑的人”这个形象在叶利钦和克林顿的疯狂大笑里烟消云散。人们发现笑话是多么完美的作品，讲笑话的人是多么完美的人：是严肃毁了整个20世纪，拯救21世纪，必须靠幽默感。所以，你看二战后的美国总统们，他们一个赛过一个会讲笑话。
但是，整个20世纪下半叶，其实我们是经常在笑的。综艺节目、脱口秀、肥皂剧，我们一直在笑，笑个不停。嬉皮士运动、大麻、性爱、日本的ACG，一切都很轻松，一切都不严肃。
下行而上效，既然20世纪下半叶的人不爱严肃，那我们干嘛要这么严肃，徒增他们的紧张呢？好像他们跟着我们紧张，就能解决政治问题一样。既然贱民们不关心政治，认为生活史多元的、社会是多元；那么我们干嘛要拿出一串串紧迫的问题让他们看呢？反正我们从来不把他们当回事，他们不过是票仓、是一堆数据，他们又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
这样一来，一个现代政客就诞生了。他并不完美，他抽过大麻、也辍过学，但他绝没有卖过国；他有点小脾气，也会失意、也会踟躇，但他一直很勤奋；他和老婆吵过架，也偶尔不关心孩子，但他家庭幸福，绝没有出过轨而且一生只爱他的老婆。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轻松的人，一个过着轻松生活的人。他是21世纪的好人，善人，是全人类的榜样。
这样一个好人不会犯错，他是一个“不会犯错的人”。他没有能力犯错，他在犯错这件事上是废物一个。当然，这不代表他做的事都是对的，说的话都是对，而是说他做的事都是无用的鸡毛蒜皮，他说的话都是绕圈圈的废话。
这种人的典型就是奥巴马，这种人扎堆的地方就是联合国。
但是，战争太残酷了，人性太阴暗了，我们作为人，不能那样活。我们要以小丑、以无政府主义者、以宅男为榜样。这样的人没有一丁点的行动力，但至少他们没有危险，他们不会犯错。
这不就是科耶夫为我们描述的“末人”的生活吗？历史的关键的、重大的东西（比如生存权、法权、人权）都被解决后，人们要活在永久和平之中。这样，商业的同质化活动所消耗掉的激情量还太少，人还要在最细枝末节的东西上消耗过剩的激情。二战后科耶夫去过美帝变革后的新日本做考察。去后他就下出判断，日本的文化代表了历史终结之后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因为日本人对物品和器皿的爱已经到了近乎变态的程度。这样，现实（人—人）反倒成了虚假的、不重要的，虚伪（人—物）反倒成了重要的、核心的生活方式了。
是的，和人一起生活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因为和人一起生活的前提是你必须承认别人是和你一样的人。和物、和大麻、和风景、和一条狗、和虚拟的卡通形象一起生活是轻松的，是令人愉悦的。当然，后一种生活自人类历史诞生之时就一直存在，只不过它一直是被压抑着的、不被公开的、丑闻一般的状态罢了。
如今，后一种生活大行其道，不愿和人一起生活特别有说服力和市场，比如这样的鸡汤：
“一周的职场生活，尽是同事间的尔虞我诈，以及对老板的阿谀奉承。这样的生活让我们没了自我，扭曲了个性。看看吧，外面的环境多么糟糕，到处是雾霾和汽车尾气，这都是技术带给人的灾难！听听吧，哪还有田园里的牧歌和农民们质朴的笑容，尽是电子音乐的嘈杂和网络垃圾。想想吧，你有多久没有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了，你有多久没和妻子和父母说声晚安了。在日常的繁忙里，你早就忘记了最重要的东西了。现在，你需要一点小任性和小放纵。这一次，只和自己过一天。武夷山度假村欢饮您！”
你们看，个性和自我是个极其廉价的东西，什么人都可以有。只要你不和人打交道，只和自己或者和物打交道。但是，别忘了，黑格尔曾经告诉过我们，和物打交道，是奴隶的特权。
但是主奴辩证法是说奴隶终归会成为主人的。确实，奴隶们成了主人，与物打交道的生活是唯一正确的政治正确。政客们想过人的生活？可以，你只要承认奴隶的特权就行。
所以，奥巴马在任何场合、在任何问题上都能谈一谈环保问题、或者LGBT群体问题，不仅如此，他在任何场合、在任何问题上都不忘把自己批判一番。他不说任何有可能犯错的话，因为那样一来，就不轻松了。他也从不批判任何人，除了他自己。因为任何自嘲在这里，和德国浪漫派式的反讽如出一辙，是要否认政治问题的严肃性和现实性，是政治无能的表现。
眼下，2016年，这个“不会犯错的人”死了。奥巴马即将卸任、他的精神接班人希拉里没有接班。川普上台了。大家还想把他当个笑话、当个小丑（这是在夸奖他），因为不这样就没法理解（当然，中国知乎上的愚民们除外）。
但是，这是在说川普是福音和“好消息”吗？并不是，就像本文前面论述的，这些年轻一代的准文人们，自以为和那些想过轻松日子的“末人”们不一样，他们在呼唤，在召唤，他们想要一个政治强人来矫枉过正。殊不知他们和那些欧洲醉汉、日本宅男们一样，是没有坚强意志的。这是他们的先天不足，补不上来的。他们没有坚强意志，却希望找个有坚强意志的人替代他们，这可行吗？很显然这不可行。
编辑：大口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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