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琪 | 探询人性幽暗
编者多余的话：近来的《局面》采访视频让江歌案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那些以“圣母”心态简单粗暴地将民意汹汹归为网络暴力的行为就是一种伪理性和伪道德正确。人类需要直面人性幽暗的深渊，民众的公共表达不仅重要，而且必须，因为所有在公共生活中的各种意见合奏终将让真理得到显现。
谈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纳粹德国，人们总会提到一些怎么也忘不了的人名、地名、事件、战役，作为把事件与地名最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广受注意的，恐怕离不了敦刻尔克和奥斯维辛。
恰好，昨天，2017年9月6日，我看了两部电影，一部是在电影院看的，英国人拍摄的《敦刻尔克》；诺大的影院空空如也，就我们三位观众；另一部就是晚上央视六套电影节目中的《缄默的迷宫》，与奥斯维辛有关。
关于《敦刻尔克》，人们已经说了许多，《东方卫视》还专门访谈了这部电影的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我只记得他说，要表现在短短几天里把几十万英军从败退的敦刻尔克撤回本岛，从哪里入手，是件很难的事。
在我的记忆中，英国是动用了所有的海上运输工具，从战船、游艇到渔船，但丘吉尔最多估计也只能撤回三、四万人。希特勒为什么会在最后时刻转移了战略进攻的方向，恐怕是个至今没有人能说明白的事；但一共只有八天，338226人就在飞机的空战与轰炸，在战舰炸沉、熊熊燃烧的海水中从敦刻尔克回到了英国本土，不能不说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每个人都在电影中看到了不同的画面：我看到的是几十万互不相识，溃不成军的逃亡军人还在有秩序的排队上船，看到的是他们一人一次只拿一块披萨式的干粮，看到的逃离时的秩序和速度，岸上的人的欢呼和赠送食物；当然还有让不让法国人上船的争执和用枪抵住一个不会讲英语的荷兰人时的愤怒。当他们远远看见英国的地平线时，嘴里喊出或低声说出的是“home”，而不是”country”\”motherland”或”native land”，我们却统统翻译为“祖国”。另一位90后的女孩子看得更仔细，她说“在争先恐后逃生的海水里和即将沉没的舰艇上，没有英雄主义和舍己救人，无论是慌不择路还是下意识伸向同伴的援手，都是人性在某一瞬间所做出或高尚或本能利己的行为。被击落在海上挣扎而幸运被救起的飞行员说的第一句话是‘下午好’；那个懵懵懂懂跟着老船长要去救人的男孩，怀着壮志想要一举成名，却不小心被人推搡着摔倒在船上不治身亡，连敦刻尔克的海岸线都没有看到，是他的同伴将他的事迹‘美化’后刊登在报纸上才了却了他的心愿。英国本土的命令是只带回自己的士兵，而当三十余万英军撤离后，在港口指挥的那位、当德国飞机呼啸而过时绝不趴下的司令官却选择了留下来救助尚未逃离的法国的军队。……那些侥幸生还的士兵在火车上踹踹不安地设想着该怎么样向家人交代这次溃败，但最后都化为了一句话，这就是‘回来就好’。这样的宽厚治愈了战争本身的丑恶，抚平了痛楚、悔恨、羞辱，绕开了成王败寇的惯例，抒发的是人类文明最宽大的善意。‘活着就好’，这是对活着就是胜利的认可——让有能力去拯救世界的人拯救世界，让普通的一般人也都问心无愧的活着，这样的军队和国家，怎么可能会不伟大？”
“伟大”的另一面体现在“为活着而干杯”的庆贺中。
到底人为了什么才活着？为了真理？为了正义？为了伟大的事业？
当你对真理、正义、事业产生怀疑时，就不活着了吗？
是还得活着，但总还得为了一个什么吧？
我们把这个要求尽可能降低，就只剩下为了爱，为了仅存的良知，为了给死者一个交代。
在我看电影《缄默的迷宫》时，随着电影中人物的思绪，也想到的是如何在把标准降到最低，最低后，但却依然有值得可以“为活着而干杯”的一刻。
这个“依然值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电影的主人公是法兰克福年轻的地方刑事检察官拉德曼。本来只做做交通违规的审查处理，很轻松的事业，也没有多大压力，但却偶然从别人嘴中知道了奥斯维辛这个地方。不看这个电影，我们本以为德国人都知道奥斯维辛，也都知道纳粹在集中营的罪行。看了这个电影（这是一部完全真实的电影，除了虚拟的主人公的名字，所有人物在最后都有交代），才知道他们的年轻人，也与我们的年轻人一样，对“土改”、“反右”、“文革”之类的事其实一无所知，甚至连名字也从未听过。
慢慢的，一些人名和事件浮现出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一个名叫门格勒的纳粹医生，他专门用活人做实验，特别是双胞胎，而电影中的西蒙，他的两个女儿就是这样死去的。门格勒在哪里？在阿根廷；在阿根廷的还有艾希曼；而奥斯维辛的最后一任司令官理查德•拜耳则就住在德国，而另一位当场摔死一名孩子的纳粹分子舒尔茨则还在歌德中学当老师。
这是需要慢慢从几千吨历史资料中翻检出来的。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过的德国军人有八千多人。如果不是谋杀罪，其他任何罪名都已过了期限，不予追究。谋杀？杀了谁？谁是目击者？谁作证？与拉德曼关系最好并一直为这件事努力工作的记者格尼卡说：犯人逃跑，最后打死，算不算谋杀？他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因为他17岁时曾在奥斯维辛工作过，亲眼目睹纳粹军官把一个犹太人的帽子扔到护栏之外，让他去捡，然后说他逃跑，被击毙。而他，当时就站在旁边看。为此而羞愧不已。所以一直未对任何人说起过。就连自己最好的朋友，也有这段历史，还有自己的父亲，当兵时也驻扎在波兰，还有自己的女友的父亲，当年也是纳粹分子，还有……德国的总理阿登纳说了，大家要向前看，历史的伤疤就不要去揭开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现在不一切都好好的嘛？
拉德曼出生于1930年，他不会参与、也不会知道过往的这些事，所以总检察长（犹太人）才让他来调查这件事。但他渐渐发现，他的父辈几乎所有的人，都以某种方式参与了纳粹的战争与暴行，或者，最多，也就是如格尼卡一样在一旁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发生。
由德国来审判自己的整整一代人民，能这样吗？
拉德曼决心辞去这项工作。但他还想了却西蒙最后的愿望：在奥斯维辛为自己死去的两个女儿用意第绪语念一段送葬文。
他和格尼卡去了奥斯维辛。铁丝网围着的牢房。一切都很熟悉，因为我也刚刚从那里回来。
到处是草地。草地里埋着什么？最直接的回答就是埋着死难者的尸骨；但进一步，我们就会想到，那里埋着的是声音，一种如果不让它发出，它就永远也发不出来的声音。没有了这种声音，所有的人就都可以做出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活着，尽管每个人又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罪犯。
最后的审判发生在1963年的法兰克福。有211名纳粹分子受到起诉，17人被定罪，包括拜耳这样的司令官；而被涉及到的人则更多。但门格勒还是逃脱了，最后游泳时淹死在巴西，而艾希曼，则被押解回以色列，有厚厚的一本《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放在那里，让所有的死去者都发出了自己微弱的声音。从此以后，奥斯维辛再也不是一个有意被掩饰的地名了，当然，也连同那段历史。
是的，没有人写，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那些无辜的死难者就会永远被深埋在地下，没有人知道他们，更不会有人知道是谁杀死了他们。在我们这里，需不需要对“文革”的不断反思？也有人如同阿登纳一样，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太复杂，太难搞清楚了，何必再揭开已经愈合了的历史的伤疤，只纠缠过去干什么？但事实上，“文革”，真的过去了吗？有那么多人现在向被自己抄家、毒打过的老师道歉，也有那么多人写了那么多文字揭露如此可怕的所曾发生过的一切，但，我们为什么就拍不出一部类似《缄默的迷宫》这样的电影，告诉我们的下一代，趁我们这代“作恶者”还活着，赶快让更多的声音留存在这个世界上，以警示我们的后人？
2017年9月7日，上海
编辑：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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