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琪 | 作为一个哲学话题的文化大革命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白天有一个最重大的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的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这当然是一件太大的事情了。跟这件事情相比，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讲座真的算不了什么，只是谈一些理论问题，说给对于半个世纪前的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还感兴趣的人来听。我今天晚上讲的这个题目是“作为一个哲学话题的文化大革命”，所谓“作为一个哲学话题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谈文化大革命，我尽可能的只谈理论问题，尽量不涉及个人的经历和情感。
所谓只谈理论问题，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谈。什么是我理解的哲学问题呢？就是厘清概念。我主要想谈三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四对概念：一个是文化与文明，一个是红卫兵与造反派，第三个是存在与意识，第四个是资产阶级法权与乌托邦。本来我想说无产阶级乌托邦，后来无产阶级就不谈了，太复杂了，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全称也应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一般都不提“无产阶级”了。如何厘清概念，一般来说有两种思路：一个是把概念放在一个句子里面来分析句子；再有一个呢，就是把自己的经验带进去，使得这个概念的含义尽可能敞开，因为很多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很熟悉的概念，比如成分啊，三结合啊，一打三反呀，忆苦思甜啊等等，现在的许多年轻人都不大熟悉了。但是由于时间的限制，又不可能讲更多的经验上的东西，但是我还是按后一种方式努力使得这几个概念能够给大家留下一个比较清晰的印象，就是我是怎么理解这些概念的，仅仅限于我。
（一）对文化与文明的理解
首先一个是文化。本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现在不谈无产阶级了（这本来也应该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理论话题），就谈文化。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文化这个定义，按统计至少已经有这个一百五十多个，主要原因是文化的范围不一样，比如人类的，各个国家，各个地方的，还有建筑的，文学的，艺术的，饮食的，衣着的等等，都可以叫文化。因为它的范围不一样，所以没有办法给一个确切的定义。按照美国人贝西蒙•威廉斯的说法，我们就最好选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文化，我采取他这种办法。哪三个角度呢?就是一个是理想性的文化定义；一个是文献式的文化定义；再有一个就是对文化的社会定义。这三个不同的角度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文化问题。所谓理想性的文化定义，它标志着人类的某种生活理想或者文化创造上的一种最高标准，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就是人类在文史哲、艺术、音乐、绘画、建筑领域所达到的最高水准，比如我们都知道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曹雪芹、托尔斯泰、莫扎特、贝多芬、梵高啊等等，所有这些人，我们现在基本上认为他们代表着文化创造上的最高水准。第二就是联合国所认定的人类文化遗产，还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七大或者八大的奇迹呀，著名的文化遗址、文化建筑、名人的故居、城市街道里弄、金字塔、万里长城等等。第三呢，就是价值观念上的一种普遍追求。我个人认为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爱、和平这六个是最基本的，但是我后来注意了一下别的一些著名人物是怎么讲这种人类在价值观念上的普遍追求：小布什在“9、11”事件发生后有过一个讲话，我就很注意他在谴责“9•11”事件的时候谈到了五个基本价值：生命、自由、机遇、正义、和平。其中生命当然不用说了，但这并不是说生命的价值就对所有人来说是一样的。也许不重视生命的价值对我们来说反而很习惯，因为中国战乱、灾害的事情太多，死人太多，太普遍，大家反倒习以为常了。比如“文革”时，为保护一根木材牺牲生命都被认为是英雄行为。小布什特别强调了机遇，这也许特别和美国人的一种价值观有关。然后我又注意到了金大中在竞选成功后说他所信奉的普世价值是自由、人权，正义、和平和效率，他特别强调了效率。“机遇”和“效率”算不算普世价值？大家可以讨论，但我们总认为这些价值标准是好的，可以列入候选名单，就与中国人所讲的“仁、义、礼、智、信”一样。金大中的这些话刊刊登在98年11月2号的《参考消息》上，我把这些都保留着。这是小布什和金大中他们所理解的那种理想性的文化定义。
下一个就是文献式的文化定义。所谓文献式文化定义，就是在历史上保留下来的用文字或者实物的方式，记载反映我们人类的一种行为方式和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 中国人是特别崇尚历史记载的，一般认为《尚书》是一种记事体的史书之祖。尚书是以事件为线索来记述事情的；还有《春秋》是编年体史书之祖，它是以时间为线索来讲的；还有《史记》，是以人物为线索所做出的史书之祖。所以一个《尚书》一个《春秋》一个《史记》，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给我们留下来的一种文献式的文化记载。这种文献式的文化记载，实际上都带有一个总体的倾向，就是“通天地万物、警国家身心”，在“类比”中讲“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个主要还是和一种统治阶级的意识上的要求有关，那么这两种文化的定义：一个是理想式的文化定义，一个是文献式的文化定义，就都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不同意，那么到底人类有没有一种确定的共同的理想式的文化定义？这个说到底还是要我们来确定；如果认为有，就要有“有”的好处，如果说“没有”，就认为也许“没有”更好。但作为一种秩序要求，当然所有的人类共同体都是选择“有”的。问题只在我们想确定怎样的价值体系；也许用的是同一个概念，但理解上、解释上并不相同，于是就可能通过糟蹋掉人类的一些美好概念、词语而毁掉了某种共同体所应该共同拥有的美好愿望和规范，这是很可怕的。
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知道像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像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在那个时候都是不能演的，因为工农兵听不懂啊，芭蕾舞之类的演出也是不行的，那么就是说根本就不承认这种理想式的文化定义，也不承认有人类的普世价值。所以理想性的文化定义就没有办法讲，那时候象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曹雪芹还好一点，因为毛泽东曾经说过他看了几遍《红楼梦》，但是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他们的音乐，我们基本上都完全无法听到，还有海顿啊，这些带有一些宗教色彩的一些音乐更不能听了。古今中外的伟大思想家的著作也不能去学习、思考。文献式文化定义呢，按照《共产党宣言》里边的话就是：“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文献都表现的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所以你也很难说哪种文献式的思想就是当时文化的真实记录，记录下了当时人们真实的生活情况和思想观念。这是个很麻烦的问题。所以一个理想式文化定义，一个文献似的文化定义，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批判。中国的古人也知道“史失求诸野”，到民间去求诸真实的历史记载。
我们剩下的一个呢，就是对文化的社会定义，或者是人类社会生活意义上的一种文化。如果我们没有了那种理想的和文献式文化定义，就只剩下一个对当下的生活、当下的观念的一种记录，那么当时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底是怎么理解文化的？回想起来：一个是觉得这个文化和传统有关。就是过去的应该死掉了，应该埋藏的东西呢，还活在今天。所以毛泽东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在我们的舞台上演，这些应该通通打倒。这个是当时对文化的一个理解：就是过去的应死掉的、埋藏的东西还活在我们的今天。所谓“破旧立新”中的“旧”，就是指过去的、传统的文化。再有一个呢，就是文化人，把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文化”理解成一种文化人。我还记得我在五十年代的时候，那时候讲学文化实际上就是学认字，普及文化就是扫盲。那个时候的文化就指的是认字，就是扫盲，就是普及文化的活动，而穿戴整齐呀，戴个眼镜啊，拄一个文明棍啊等等。大家觉得就叫文明，这就是当时对文化的一个理解。那么在逻辑上，最有文化的，当然也就会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为什么是“资产阶级”呢？因为无产阶级一般来说都指的是没有多少文化的人。他们上不起学。
最重要的是“封资修”。要打倒封资修的各种文化形态。所谓封，是指封建社会，就是过去，留下来的；资，资产阶级，是和贪图享乐、爱打扮、想吃好的这样一种思想观念有关，凡是想吃好的，想享乐的，就和资产阶级有关；然后修呢，主要指的是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武装斗争，想和外国进行什么和平竞赛啊，而且想睁眼看看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啊，这些多半都和修正主义有关，所以那个时候理解的文化呢，就是一个是古代的传统文化，所谓“四旧”，应该打倒的，一个是和文化人有关，如果和文化人有关，那么当然所谓的最有名的文化人、学者、学术权威，就是那些在人们心目中最应该受到尊重的文化人当然就是最危险的。再有一个，“封资修”的意识形态。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忘记了武装斗争，忘记了农村包围城市。所以那个时候理解的文化大革命呢，有破的一面也有立的一面，破的一面就是批判那种理想性的文化定义和文献性的文化定义。批判理想性的文化定义，就是把那些古今中外最有名的文化名人基本上都打倒了。没有看过、没有听过的，也属于打倒对象。文献式的文化定义批判的结果呢，实际上就等于是烧掉了很多书、画，砸掉了各种纪念物。我在一个材料上看到了国家文物部门宣布说我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应该一共有四万多处，现在只剩下两万来处了，有两万多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后来的大规模建设当中毁掉了。那么也就是说至少有一半的我们的文献式的文化就这样消失了，我们没有太在意，但是它真正是我刚才讲的这种文献式的文化定义。然后就只剩下一个记载在当下的一种生活状态的文化定义。“文革”时的文化遗产当然在今天来看也已经算是“文献式”的文化遗产了。对过去的文化上的破，主要是在批判当中，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基本上就是这样理解“文化”的。“立”的就是八个样板戏，就是“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每个人都看了几十次。
那么文明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首先有两点要说一下，一个是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常常混同在一起，不大分开，我在许多地方都看到过这样的消息，对文化跟文明这两个概念就不加以区分，比如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又说大约在五千八百年前我们中华文化已经在长江和黄河流域有了这样那样的遗迹，等等，就是说文化和文明到底怎么用？搞不清楚。把文化和文明混同在一起。后来柏杨先生在读《资治通鉴》的时候，他说：中华、中国这样的概念，他已经决定不用了，这是二十年前1998年他说的。他用的是西汉王国，西汉政府，汉朝，唐朝而不用中国和中华。因为中国、中华这样的概念非常含混不清。而且文化跟文明在我们的观念中也含混不清。
“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在西方哲学中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要表达五点看法：第一，就是英国和法国喜欢用文明这个词，德国比较喜欢用文化这个词。第二点，英国和法国对文明这个概念，可用于政治、经济、宗教、技术、言谈举止、教养等各个方面。德国的文化呢，集中于哲学、宗教、思想艺术这三大领域，实际上也就是真、善、美，或者说知、情、义，就是人的内在力量，用文化来强调人的内在力量。而英国法国的文明呢，更多地用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等各个领域的外在活动方式。第三个呢，英国法国用文明这个概念来标识进步，把文明认为是人类共同进步的成果，而德国用文化这个概念呢，更多强调的是民族的差异性。像尼采、马克思•韦伯和斯宾格勒，他们都用文化来强调差异性的一面。为什么德国要强调自己的差异性呢？这和德国当时，就是十九世纪初又自卑又自大的一种心理有关，所以他们更强调的是人内在力量，而不是外在的行为规范。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德国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就是德国和英国、法国在文明上的不同。所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面马克思说：德国的复活日将由高卢雄鸡来宣布。就是说德国的复活日是离不了法国的。他看到了法国远远在文明上走在德国前面的一面。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英国、法国因自己的文明而自豪，德国因自己的文化而自豪。第五个，英国、法国更强调文明的外在行为规范。德国更强调文化的内在德性。在这里，我说一下有几本重要的哲学书，一个是加拿大的麦金泰尔。当他对外在的行为规范表达不满的时候，就开始把眼光转向古代，写了一本after virtue 就是说“德行之后”或者“追寻美德”，想回到亚里士多德，重新寻求德性的道德含义，还有一个叫迈克尔•斯洛特，他写了一本《从道德到美德》的书，就是对功利主义的这套道德观念和传统的美德，在概念上加以区分，到底一个社会、一个人的特质在哪一方面应该受到赞赏？是道德观念还是人自身的一种德性，他说我们看莎士比亚作品的时候，对莎士比亚剧中的人物很难做道德判断，但是却可以看出一个人有没有德行。所以他说我们应该从一种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念回到一种德行观念上去，这是加拿大人和美国人，他们开始强调文化从人内在的力量转向对外在行为规范的重视。而德国人是反过来。我们读一下，诺贝特•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和荣格的《文明的变迁》，就是这一个德国人，一个瑞士人，他们反而都强调的是文明。这个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把文化跟文明这两个概念对立起来，告诉我们这两个概念对德国人来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味。他说正是文明使人类的行为发生了特殊的变化。然后他专门讲了礼仪、礼貌、谈吐方式、就餐方式，餐桌上如何使用刀叉、随地吐痰等等这些问题。然后我们看到他在扉页上注明这本书是献给死在奥斯威辛的他的母亲还有他的父亲，我们就明白他已经意识到这个时候讲文化是不行的，应该想到文明问题。这是诺贝特•埃利亚斯。荣格也是从文明的角度来谈潜意识，谈生命意识，谈梦，谈普世价值，谈良心和良知。如果我们也能够把孟子所讲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也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可能会理解更深刻一些，就是我们还没有从文明的角度像荣格那样去谈这些问题。所以这两个德国人，也都在强调文明。麦金泰尔和斯洛特呢，也开始从对外在行为规范不满走向对内在德性的注意，而德国人埃利亚斯和荣格那儿又从对内在力量的注意，慢慢的转向了外在的行为规范。注意一下英法和德国对“文明”、“文化”的不同理解和观念上的转变，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
我为什么要讲文化跟文明的这种复杂关系呢？就是从上面这四个人的例子来看，文化标志着一种多样的、特殊的传统或习俗；文明呢，更多的带有一种普世的、一般的、人类以制度或规范方式制定出来的一个共同的标准，这是文化和文明的不同含义。中国的这个“文”字，无论是文化还是文明，这个“文”本身的含义，就是某种加上去的意思，就是它是一种交错的、添加上去的意思。比如纹身、刺面，纹身的那个“纹”和文明、文化的这个“文”原来是一样的，都是通用的，这个就是加上去。比如说吃饭不算文化，也不算文明，但是怎样吃就有一个文化问题和文明问题，它是加上去的。“文化”(culture)这个词与“农业”（agriculture）有关；“文明”（civilization）则和“市民、公民”（civil）有关。我个人呢，就把它扩大的理解一下，就是说，文化这个词呢，它的反面应该是愚昧，就是没有文化，愚昧。这近似于阿伦特所讲的“平庸的恶”（不是等同，仅仅在某种含义上的近似）。它基本上是属于愚昧，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过“红小兵”，也就是十几岁的孩子在砸烂各种最为名贵的文物古迹。大家都看过那个电影《朗读者》啊，比如说她就没有一点文化，但是她也参与了很多纳粹的活动，这个是和愚昧有关。文明呢，它的反义词应该是野蛮。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的行为是文明的还是野蛮的，就是文明的反义词应该是野蛮。它是一种被语言的教化所训练出来的有意而为之的恶，它和平庸的恶，和没有文化是不一样的，这个文明的反义词就是野蛮，野蛮的行为方式。
所以到现在呢，这个全球化的兴起与今天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文化的多样性中还到底有没有一个文明的，一般性的标准的问题，或者是人类共同进步的一个标准，还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是否可以看成是一种普遍的一种文明的标准，这个问题，现在面临很大的麻烦。无论是英国退出欧盟也好，还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然后说是要回到美国自身，使美国重新强大起来等等也好，好像这个全球化，就是文化的这个全球化的贸易和文化交流运动，遇到了重大的挫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文明就特别成为了一个大家关注的一个概念：无论文化上的差异有多大，能不能用文明的方式对待它？所以也就不能再把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混同在一起。
所以呢，文化大革命整体来说就是以一种愚昧的、也就是没有文化的行为方式来破坏文化，破坏理想性的、文献式的文化。然后又是以一种非文明的，也就是野蛮的方式来处理社会矛盾。我自己感觉到一个愚昧、一个野蛮，对应的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来破坏理想性和文献似的文化成果，来处理社会矛盾。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特征。下面，我想念两段西方哲学家的原话。一个是斯宾格勒，他说：
文化是人类精神的内在力量，文明是文化的客观有效性，文明是结局，是精神最外在的非自然状态，是扩张后的僵尸，是取代了大地母亲的、用石头堆砌而成的城市，是随着诞生而来的死亡，是不可逆转的结局。
这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里的一段话。告诉我们西方的没落是因为“文化”变成了“文明”。然后是杜威的书《人的问题》，杜威是这样给文明和文化下定义的。他说：
文化是个人力量的发展以成为真正的人。文明是按照公民社会的职业、角色对人的各种机能进行训练，文化是一种气质，不存在进步，只是精神的更迭，而文明是物质生活不断积累的结果，按照效率原则改进着。
这是杜威的对文化跟文明区分所做的两个不同的定义。那么我念完这两个人的这两段话以后呢，我想得出四个结论：第一个，就是语言文化的世界是我们的生活的世界，它标志着人的精神活动和人的创造活动的范围。它已经使得自然界失去了它原本的一个本来的一种原初性。想象中的自然世界的那种原初性可能成为人们对语言文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不满，就是想象中可能有一个原本的世界，后来被语言文化的，就是文化和文明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破坏了。这是一个。第二点就是语言文化的世界，是一种非遗传的，但又具有强制性的一种塑造功能。它塑造着我们的一切。这是文化功能学派特别强调的文化对人的行为方式和观念的塑造功能。第三个，文化反思，从一开始就是从不满现实衍生出来的，具有很强的感性色彩。凡是提到文化反思就都是不满现实。这个是个很重要的特点，“五•四运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都具有这样的特点。第四个，在否定了文化的理想性定义和不认为存在文化的统一的真善美标准，也不知道保护文化的遗产的时候，那么相对于文明的野蛮，和相对于文化的愚昧，就成为大家无意识中的一种有意识地追求，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能感觉得到的一种行为方式上的有意、无意的追求，以无文化和不文明为荣，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就是说都想表现得更加野蛮和更加愚昧，越没有文化、行为举止上越不文明可能说明自己出身贫苦，于是也就显得越好，因为没有文化吗，当然也就可以理解。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个人所概括的四点体会。
（二）对红卫兵与造反派的理解
下面我来说一下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不同，正如文化跟文明常常纠缠在一起一样，关于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和造反派这两个概念作为一个历史事实也纠缠在一起。
1965年的11月10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北京等地的报刊都不转载。毛泽东就认为北京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一个独立王国，他感觉到他自己没有力量来影响北京。于是1965年11月17号毛泽东就飞到了上海，要求出姚文元文章的单行本。然后从1965年的11月17号到1966年7月18号回到北京，整整有八个月的时间，他一直在外地，生活在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在这八个月里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我把这些大事概括为八条，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已经有权力遥控北京，重新获得了支配全国的权力：第一就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5•16通知”，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里面的领导权。请注意这里就讲到文化革命指的是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以及资产阶级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但是在“5•16”通知的最后一段话，当时的人都没太注意这段话；当然也不排除正因为注意到了这段话，才给自己带来无穷后患：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成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没有人去想这里的赫鲁晓夫指的是谁，大家都以为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用语。开这个会议，通过这个决议，毛泽东都不在北京，是由刘少奇主持，所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全票通过，“5•16通知”就这样通过了。这是第一件大事。这段时间向毛泽东传递消息的人主要靠周恩来、康生和江青他们。第二天，5月17号，刘少奇就说他回了一趟老家，就是湖南花明楼，他自己的成分应该是地主。接着周恩来就说自己出生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然后林彪说自己的成分也应该是地主。请注意啊，这种重新讲成分的情况是只有高干子弟他们才能知道的，我们是不知道的。当然，没有人想到毛泽东应该是什么成分，也没有人敢问。这是“5•16通知”通过后的5月17号的事，家庭出身的问题一下变得严重了。因为连这种地位的人都说自己的成分要变一下。5月18号，林彪在北京讲了一次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要防止政变。然后周恩来、叶剑英，他们就开始调动军队说要保卫首都。5月25号有了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当时很多人就说聂元梓这些人写大字报，属于右派分子，因为矛头直接指向了当时北京大学的领导，然后毛泽东6月1号在杭州就让全国电台广播聂元梓大字报，说这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于是就出现了一大批红卫兵。这些红卫兵最早得到了上层的各种消息，包括像刘少奇他们说自己的成分啊，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得到这个消息，有了这个倾向，而且认为文化大革命主要针对的就是刚才念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动份子（这些人的成分或出身大都不好）。当时有一个社论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然后这些人就被叫做牛鬼蛇神，武大的校长李达，南大的校长匡亚明，清华的校长蒋南翔等等，从1966年的五月到八月就死了一大批人,就是被红卫兵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搞死了，因为他们随便就可以抓人，一大批人包括我们都知道的老舍、言慧珠、傅雷等等都被整死了或自杀了。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因为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有针对学术界、文化界的，也有针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学校，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阶段，应该继续的去抓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和他们身后的黑手。学生中要划左、中、右，认为出身不好的人写大字报是阶级报复。李井泉还说四川至少要抓二十万右派分子，这一段时间是很恐怖的。主要整的是文化界有名的人和出身不好的人。然后毛泽东1966年7月16号畅游长江，显示他身体其实很好。他是65年11月17号离开的，66年7月18号回到了北京。19号就下令撤销工作组，说实行了白色恐怖，要信任群众，要放手发动群众，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时候才有了本来意义上的造反派。前面所有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思想，打倒那样一些人，还有文化界的各种领导人，他们那些人主要是革命干部子弟，他们胆大，而且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觉得他们根红苗正，应该是接班人。他们才是红卫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行的是白色恐怖。毛泽东回来了，说应该信任群众、发动群众，这个时候等于解放了这些一般的群众。一般人现在想象不到，那些被解放的一般的民众是多么幸福和感激毛泽东，天天晚上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就觉得是毛泽东使得大家成为了造反派。造反派指向谁呢，不再是那些刚才说的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那些人物，因为他们已经是“死老虎”，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工作组，是派工作组的那些领导机构一直到中央的刘少奇，邓小平，因为那段时间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在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还没有回来，毛泽东回来以后就下令取消工作组，说你们实行白色恐怖，然后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使自己也成为了一个造反派。当然，后来，一开始造反的红卫兵也说自己是造反派，但他们并不是造工作组的反，不是造自己父母的反，但红卫兵就和造反派这两个概念却混淆起来了。
红卫兵和造反派并不是一个可以混同的概念。当时红卫兵出身都很好，说是“工农革干”（包括工人、贫农和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实际上是红五类，红五类中的“革干子弟”最重要，以他们为代表。黑五类就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子弟是绝对不可能加入红卫兵的，他们每天一开始就是天天必须念写在课桌上的一段话：“地主狗崽子们竖起你们的驴耳朵儿听着，什么老子的父母打下的天下要靠我们保卫”等等一大段话。所以那个时候是红卫兵，后来工作组还要抓右派，都是指抓出身不好的人；而反工作组到反派工作组下来的各级领导的时候才有了造反派，这一定是要区分开来的。我说这段话的意思到底在哪里呢，就是当时的这种区分是从成分出发，对人的这种出身上的区分是把一种自然秩序和人间秩序等同起来。宋代的大思想家张载说：生有先后,小大、高下，是谓天秩。知序然后经正，知秩然后礼行。这种秩序纲常，实际上就讲的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这种秩序是不能乱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就是说人是要分等级的，或者说君子小人之分吧，这是中国的传统的一种秩序观念。用自然伦理的秩序取代人为设计的政治秩序。然后红卫兵在这种情况下就出来了，就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的这个运动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时间比较短。造反派几乎有两年时间，从1966年毛泽东回来撤销工作组，我们几乎可以把1966年7月16号毛泽东畅游长江，18号回到北京这天作为一个界限，回来了以后才有了造反派。然后群众感觉到自己得到了解放，然后就仇恨派工作组下来的这些领导，就起来造反。其中夹杂着各种不满与仇恨，因为以前的各种运动毕竟冤枉了太多的人。1969年九大以后呢，当时的所谓造反派实际上就受到很大冲击，死亡人数应该以百万计。那个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文化大革命武斗，这里面也包含着当时新政权对造反这个行为的一种不满和报复性地对待。社会的撕裂与对抗一直延续至今。信任、尊重的心意消失不见。这是我要讲的区分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同时区分了红卫兵和造反派两个概念。
（三）对“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解
下面要讲一个比较晦涩一点的问题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基本的信条，就是我们认为都是“存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意识”里这个“存在”在哲学上是什么意思？“意识”是什么意思？并没有认真讨论过。
这个“存在决定意识”以后就简化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又简化为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再简化为家庭出身、家庭成分。所以这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呢，就衍生为一种家庭出身、家庭成分来决定一个人的立场，决定一个人的观念，基本上是从这里来的。这个成为了一套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象曼海姆他们专门研究意识形态的人，曾给意识形态概括出三个特点，我想简单说一下：一个就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就是说它总想用一种外在的东西来告诉人们：你的观念是被一种外在的东西所决定的，这种外在的东西可以是生产力，可以是国情，可以是文化传统，总之不以你的个人意志为转移，所以你的这种思想观念是被一种外在的东西所决定的，这是唯物主义的一种信念。第二个大的特点呢，就是它总是站在大多数人一边或者代表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所以意识形态永远都会说它是站在大多数人一边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语言要尽可能的简化，越简单，越便于理解和传播。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说的马克思主义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比如黑五类红五类的划分等等，一打三反、斗、批、改，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等等。这些都非常简单，就是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要求，它要求简单明了，易于宣传、普及。
与此有关，这里有马克思的四段话很有意思，学哲学的不能不高度关注：第一段话是“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恩选集第一卷第18页）。第二句话“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选集第一卷第31页）。第三段话是“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马恩选集第一卷第35页）。第四段话：“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是那个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对费尔巴哈来说也不存在的自然界”，（《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选集第一卷第50页）。这四段话都非常有意味，是我经常去想的。我补充一下我的理解与看法：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也可以理解成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等于人的本质的实现。因为社会关系是人在自己的行为中创造的，创造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本质，社会关系的实现就等于人的本质的实现，这是第一段话。第二段话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等于说生活就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生活本身就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这应该没有任何问题。第三段话，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社会并不是先于人的意识的一种客观存在。意识是社会的产物，但社会并不先于人的意识，也不是在人的意识活动之外、之前就存在着的一个东西，社会不是这样的东西。然后第四段话比较长，但是意思很清楚，就是说没有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这些都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面的几段话，没有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如果说在人的有意识的社会生活之前，连自然界都没有，那么当然也就没有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所有这一切都应该被理解为人类历史的产物。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所生活的自然界。这并不是说。先于人类的历史就没有自然界，而是说那样自然界在没有人类历史的时候，对我们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客观外界的一切，只有当它们变成人类意识的对象时，才成为了客观外界的存在。所以在我们讲存在决定意识的时候，我更加强调的是人类社会中的有意识的活动。如果我们可以假设，有一个先于人类而存在的自然状态（以此反对人类的创造活动、特别是语言所构造出来的这个生活世界）的话，我们也可以假设，有一个先于人的意识的一种纯粹意识。这种纯粹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没有规定性的抽象意识的存在。宗教上当然也可以把它解释为人格化的上帝，黑格尔哲学说成是绝对精神，中国的古人则理解为“道”，或者“天”。这是一种哲学，或者理解为信仰；因为涉及原初、本来、开创这些概念，都是无法用经验证明或推翻的。
我们到底怎么理解意识呢？意识就是意向性活动，有意向的一种活动。那么这个先于意向性活动的意识是什么呢，就是它没有任何意向性活动，也没有任何规定性。但它仍然是一种意识，就指的是一种能量、或者能力、创造力的存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讲存在实际上就讲的是这种没有规定性的、没有有意向性活动的，也可以理解为“无”的这样一种意识性的存在。我现在想借用一下老子的话，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为和”。有人解释说：“道生一”，这里的“一”就指的是“气”，“一生二”，“二”指的是“阴阳”，“阴阳”之合成三，于是生成万物。老子还说“道常无名，无名，天地之始”，这种没有意向性的活动是无名的有（存在）。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无名的存在？社会，社会关系的总和都和这种无名状态的、但又具有能动性的意识存在有关呢？是为了在假设中强调那种最初的一种能动性存在，正是这种能动性，这种能量的集合体使得我们人类有了自己的意识活动，即对自身的意识活动的起源的意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上理解存在这个概念的一种观念。所以易经上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化成”，这里理解成动词，就是变成的意思。这个变成，它一定是意识的活动，就是一种有能量的活动，它才能变成、化成。文化，就是意识的化成。在这里的化成，就指的是一种交叉的、添加上去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存在决定意识，实际上就要求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人对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创造，要追问这种创造的意向，当然与某种利己的幸福观有关；而为了获得幸福，就必须承认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这里涉及到群己的权界，涉及到个体的权利与尊严。从无名的、无规定性的、可以理解为“无”的“有”（存在），到个体的有意识的活动，再到对自身权利的意识，在逻辑上，它要求我们把存在、社会、社会关系都理解为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物，否则就谈不到人的自我意识。人没有了自我意识，也就没有“他者”意识，没有信任、尊重、合作的意识，就会成为一种事实上的孤独的存在。这种孤独的存在不但使得人意识不到信任。尊严，还会导致一种非常可怕的专制状态的持续，因为你不得不承认你作为个人只是一种很孤独的存在，只有靠国家管理的秩序才能保证你所有的一切，而国家从你这里压榨、剥夺的一切都是你意识不到或愿意承受的。至于国家这个“利维坦”从何而来，各有各的说法，但作为中国人，我们绝不相信它会来自妥协和契约。
这是我在哲学上所理解的“存在决定意识”。
（四）对“法权”与“乌托邦”的理解
最后我讲一下法权和乌托邦的问题。法权，就是德文里Recht这个词，在德文里面它既有法law，也有权利right的含义，它比英语的法和权利这两个含义的都要丰富一点。黑格尔说法权是自由的实在。指的是法权就是要把人的主观自由即意识、意志、情感的自由，在客观领域里面得到实现。客观领域就是指政治生活、伦理生活、情感生活中得到实现。法权中的法和权都是专属于人类社会才有的概念。作为概念，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在黑格尔那里就是它的三段论：首先就是抽象的法与自由，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存在。抽象的、无名的法与自由；第二步就是主观自由，就是自我用法、用道德来达到自我约束，这就是被存在所决定的意识，就是主观的自由。第三步才是具体的自由，就是法与自由在伦理世界中的现实性。在伦理世界中，在经济、政治生活当中法和道德得到了实现，这个叫具体的自由。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人要意识到我们的主观自由是被一种抽象的、无名的、具有普遍性的法与权所决定的，这就是上面所讲的那个存在决定意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话题。
张春桥是毛泽东非常欣赏的一个人物。张春桥1958年9月发表了一篇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他的这个法权不是德语的Recht的,也不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law和Right（法和权利），他指的是一种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的特权，他把这个叫法权。他要反这个特权思想，这是很得人心的。他说共产党应该实行供给制，官兵一致，一律平等，共产党就是靠这个打败国民党的。1958年10月3号，毛泽东给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这篇文章加了按语，然后让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当时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意义，什么叫资产阶级法权，都不太知道，但是当时有一个人对张春桥的文章提出了批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关锋。关锋是用化名来批评张春桥的，关锋的文章发在《哲学研究》上。关锋说张春桥没有区分资产阶级法权和封建社会法权，资产阶级法权相对于封建社会的法权应该是一种进步，这种观念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当时也是不被允许的；第二呢，他说资产阶级法权讲的是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而无产阶级是没有私有财产的。没有私有财产，所以无产阶级也就没有可破的法权。这是关锋化名的文章，但张春知道这文章是谁写的。以后呢，张春桥关锋两个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后来王、关、戚：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打倒了，恐怕和当时关锋批判过张春桥有关，这是我自己猜想，就从那个时候起两个人就发生了分歧。在我读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文章中，我觉得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的文章写得比姚文元的文章要好一点。但那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了。那个时候大家都根本不知道洛克所讲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等等这些概念。在文革当中，我们只能围绕法权提出三个问题来进行讨论：
第一个，就是文革当中一开始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就是是派工作组来抓右派学生和右派学生背后的黑手，还是相信群众发动群众，这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是抓革命促生产，目的还是促生产，还是突出政治，政治挂帅，这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毛泽东就是站在相信群众发动群众，突出政治，政治挂帅这一边的。刘少奇邓小平呢，就是派工作组抓右派学生，抓革命出生产，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说一下，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是一个整体性的一种呈现，它先于人的知识和道德。文化大革命中人完全处在一种宗教状态当中。这个是首先要明确的。到底是怎么处于这种状态当中的呢，就是说，我刚才讲到这种和文明相对的那种野蛮状态，是一种被语言所洗脑所教化而成的有意而为之的恶，它和那种愚昧、那种平庸的恶，还是稍稍有些不同。这种恶是非常狂热的。我想当年在西方中世纪时，奥古斯丁说好教徒高于好公民。然后启蒙的时候就说好公民高于好教徒，首先人要当一个好公民，这是启蒙运动当时的一个口号。我们呢，怎么启蒙？都从来没有提到过公民这样的概念，直到今天。我们那时候讲的那就是埋葬帝、修、反，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这里面也可以讨论几个问题：
首先，针对奥古斯丁所说的好教徒高于好公民，启蒙运动提出了相反的好公民高于好教徒，这很重要。无论你参加的是哪个教派，都要首先是个人，是个公民，这一点不说明，难免进入狂热状态之中；第二，类似于“存在决定意识”，“人”就是“存在”，种族、性别、家庭出身、职业等等都是“意识”；或者如海德格尔，把“人”理解为“存在者”，不同于“作为存在的存在”，这都是一些哲学上的基本概念，而我们却始终未能深入进行这样的逻辑推论；第三个呢，就是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围绕着一个中心的理念展开的思想斗争。希腊的时候是存在问题，中世纪的时候是上帝问题，近代的前期是自然，比如自然法的问题、天赋人权的问题；近代的后期是自我就是单个人的存在问题。现代的前期是权利，权利与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后期是生命、是女性主义、是同性恋、是爱、是面对新技术，比如智能人的伦理问题。我们发现人类历史在不同时期的斗争，都围绕着不同的核心理念展开。文化大革命呢，1966年到1968年的是两个司令部和两条路线斗争。1968年以后有一个继续革命问题，什么叫继续革命？革谁的命？毛泽东说七八年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的文化大革命指什么？是指打倒走资派还是指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包括消除三大差别。这个问题呢，是必须要考虑的。毛泽东曾经对林彪说你的接班人就是张春桥了，但林彪不说话。张春桥始终得不到承认，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接班人。这也许是万幸，否则发生在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的一幕就可能在中国先行上演。当然，第二次庐山庐山会议的时候林彪他们垮台，跟张春桥也有很大的关系。但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继续革命还真的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发展到70年代，也应该说是超出了毛泽东本人的预计，他也想不到这文化大革命最后会成为这个样子。当然，年龄渐老，身体不支，死亡临近都是问题。
到1968年底要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是要解决几百万上千万中学生无处可去的问题，但后面也有进一步的考虑，还是一个如何继续革命的问题。不能再造反了，至少在行动上不能，那么思想上呢？不能允许自由思想，这就堵死了思想上“继续革命”的路。实际上，各地的基层政权，他们所理解的继续革命，既不是针对当权派也不是针对资产阶级法权，而是指向了文革中造反最为激进的“三种人”，还有就是早已整习惯了的敌特分子。从1968年到1970年，抓各种反革命组织，所谓叫“一打三反”。“一打三反”就是打击现行反革命，三反是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但是“三反”大家感觉不明显，严重的是“一打”。当时很厉害，张志新、遇罗克、林昭都是这个时候被枪毙的，都是在一打当中作为反革命份子被枪毙了。当时各地都成立了很多读书小组，有的叫毛泽东思想读书会，有的叫共产主义小组，也都被作为反革命组织抓起来了。到1971年。由于发生了林彪事件，“一打三反”才过去了。但是由于是群众专政，所以残酷的镇压仍然存在。这个时候呢，运动成为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继续革命成了新政权的一种不断搞运动的方式。
真正怎么样来继续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问题。一个是资产阶级法权，张春桥在理论上提出了，毛泽东后来在上海1月革命以后呢，通过上海工人阶级，当时认为上海是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工人阶级最集中，就是想探索一种新的国家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我们都很清楚它的榜样就是巴黎公社。当时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三结合。就是原来被解放的领导干部，军队代表和造反派组织的群众领袖三结合，成立新政权的领导，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特点，消灭社会分工。军队也是要当工人、当农牧民。工人既学军、学农、也学文，农民包括农林牧副渔，整个来说都要学军、学文、学工。请注意，当时也提出了农民可以开办小工厂，向工人学习。学生要学军、学工、学农。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就是砸烂了公检法，实行群众专政。精兵简政，防止官僚主义，说是精兵简政，防止官僚主义，但是群众专政是非常可怕的。大家想一想，如果不经过法律审判的群众专政会导致多么可怕的结果，这个是很容易想出来的问题。第四个呢，就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供给制。2月24号，毛泽东说叫公社还是不行，把上海人民公社改为上海革命委员会，主任就是张春桥。最重要的这四条呢，三结合也好。这个仿照巴黎公社的消灭社会分工也好，打烂公检法也好，消灭商品生产也好，就是怕人有私有的观念。那么再推广下去呢，就是说害怕人有自己的思想。因为你的思想也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是私有的，是属于你自己的，这就不允许。怕有私有观念。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所以在当时看似一切崭新的国家的新的统治形式下，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群众式专政。它已经不再是所谓那种愚昧的，平庸的恶，而是一种非常野蛮的，被语言训练而成的一种恶，反法权，最后变得既无法也无权。乌托邦是建立在一个对群众运动的迷信和对大多数人的一种相信的基础上。当时在北京搞学生运动，在上海搞工人运动，其他地方就是把市民发动起来，农村的就是把农民发动起来。很多人说文化大革命有乌托邦色彩，根据就是1966年5月7号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这个“五•七指示”的核心意思就是军民结合，军队要学工学农。军民要接结合起来，工人农民部队学生都要兼起来，全民皆兵。然后到8月1号，《人民日报》发表一个社论说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认为“五•七指示”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贡献，要缩小或者消灭三大差别，就是城乡，体脑，工农差别，使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而且全民皆兵，全国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1958年毛泽东在读了张春桥这篇文章以后，就想通过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实行一种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供给制。当时体现的方式呢，就是吃大锅饭，都不准回家自己做饭，全部在集体吃饭。但是实际上呢，所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后来导致的灾荒是很严重的。砸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巴黎公社的这个核心原则是说所有的官员都可以随时撤换。当时学巴黎公社的原则，确定了三条基本的原则：一个是少数服从多数；再有一个废除行政领导的高薪制。像陈永贵啊，吴桂贤这样一些人后来都当了副总理，但是还是拿工分，还是在原来的工厂里面拿自己的工资，废除领导阶层的高薪制。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再有一个呢，就是没有废除征兵，巴黎公社是废除征兵，认为国民自卫队是唯一的军事组织。但是中国没有，因为要备战备荒为人民。我们讲的是全民皆兵，都变成民兵，可以发枪。然后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要商品流通，搞一种供给制。任何一种商品的流通，哪怕你拿几个鸡蛋到市场去卖，都可以叫做投机倒把，于是很多人就认为“五•七指示”加上巴黎公社的原则，上海人民公社的崭新的国家形式呢，体现的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我对这一点的是不同意的。
最重要的在哪里呢，就是什么是乌托邦，这乌托邦本来的含义，本来就指的是不可能实现的彼岸世界的东西，但是可以成为人的信仰，或者我们平时所说的心愿、希望，总之是眼下对未来的一个向往。但毛泽东却相信乌托邦在此岸世界是可以实现的，只要借助自己手中的权力，借助至高无上的威望，借助大多数人所表现出来的狂热，只要发动起群众就可以实现。比如供给制呀，消灭商品生产啊，消灭官民，城乡，工农，体脑差别等等就可以实现。乌托邦的本来含义既包含有对现实的批判，也包含对未来的向往。我觉得这里有三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大家可以看看莫尔，康帕内拉等人的书，还有让-克劳德•卡里耶尔的《乌托邦的年代》。他们讲的乌托邦，作为思想背景，第一，是和上帝的末日论，最后的审判有关，就里有一个末日的问题，末日临近，该怎样活着？第二点呢，最重要的，就是和国家的消亡、和无政府主义的实现有关。因为一切政府的管制，说来都是对人的生活、感情、自由自在的工作和潜能的实现是一种束缚，所以它要反对政府、反对国家。第三呢，是历史的终结。人类历史是一定要终结的。所以它是国家的终结，政府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只有当这三者终结以后，才谈得上乌托邦的实现。当然前提是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和个体对于生命的全新理解。而这几乎是永远不可能的。乌托邦认为人类历史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这也很可能导致一种可怕的虚无主义。于是就只剩下今天的享乐和放纵。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今天。我们就只有活在今天，昨天已经过去，不可能再来了，明天还没有到来，我们也不知道。当这种虚无主义的状态把大家带到了只相信活在今天，活在当下的时候，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好像历史在观念上已经终结了的观念，而不是弗兰西斯•福山所说的那个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这是我们所理解的乌托邦的这么三条：上帝的末日论、无政府主义和国家的消亡、历史的终结，那么这根本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所讲的那个乌托邦：靠领袖的权力，靠权威，靠政府把政府的权力作为中介来实现供给制。那么谁来切蛋糕呢，谁来保证供给制的公平和公正呢，完全想不出来。你怎么能够保证那些分给大家东西的人完全就是好人呢？所以我写那个《小议“伪善”》，实际上也是暗含这个意思，就是大家都觉得好像就相信他们肯定是好人。其实文化大革命中，要求走后门，去买一辆单车呀，或者买一点糕点、买点糖果去“走后门”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连买一点盐和买一点糖都需要托人去找关系。你怎么能够保证更大的范围或者领域能够保证一种公平的供给呢，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法国人让-克劳德•卡里耶尔写了一本书叫《乌托邦的年代：1968-1969》，我就觉得这本书非常有意思。我们都知道1968年5月，所谓红五月，法国的学生运动，大家常常把法国的那个学生运动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似乎他们也在搞文化大革命一样。我把这段这本书中的我认为很有意思几段话念一下，那个才是所谓的乌托邦的对现实的反抗和自我迷茫中的放纵。一个是那本书的第三到第四页的一段话：
不要重工业，不要战争，不要贸易，打倒金钱，工作可耻。让我们一同歌唱懒散的生活态度，提倡无固定对象的多性伴侣的性爱活动（那个时候，避孕用品和避孕药丸就发明并普及了）。从1967年的“爱之夏”开始到1968年整整一年，这场运动推广开来，甲壳虫乐队跑到印度去寻求思想，寻找一种自己根本不知道要寻找什么的精神导师，头发是越留越长，衣着越来越嬉皮士化以让世人瞩目（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恰恰是相反的）。
这是另一段话。最后，作者写了一段“后来”：
六八年人（我们今天就说是文革人吧）这个词现在已经明显带有贬义，它甚至是一种骂人的说法。在新旧两代人之间显而易见，让人感触更深的是我们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改变。没有纪律性，从不交流，拒绝服从，贪得无厌，个人主义无限膨胀，所有这一切都直接间接的与1968年有关。因为当时的风气就是没有规矩，让孩子放任自流，到八十年代开始承认孩子们的权利。差不多在世界的各个地方，我都能看到一个这样的人，他慢悠悠的走在人行道上，留着长胡子，长头发，穿一双草鞋，宽大的衣服皱皱巴巴，肩上挎着一只吉他。有时候身边会伴着一位年轻的姑娘，更多的时候是跟着一只狗，大部分时间是他一个人。目光散漫，对周围的人熟视无睹，他来自另一个时代和另一种意识。他的组织在遭受了灭顶之灾以后，受到人们的冷嘲热讽，但并不想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在他身上，依稀可见一副昔日的画面：金钱和权力不会高高在上，爱情自由自在的在街头荡漾。当他弹起了吉他的时候，我们看到乌托邦走上了行乞的道路，但是我们的幻想就在他的吉他声中。
这是让-克劳德•卡里耶尔关于法国、纽约、布拉格这些国家和城市在1968年间的记载，他在一年多中所跑的这几个地方所感受到的乌托邦就是无政府主义，不要国家，相信末日到来，要求最高的自由自在的享乐，只享受今天。然后六八年人就成为一个带有贬义的词，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一个人背着吉他走，他说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些人，也都让他想起了六八年人。那个时候的“六八年人”与我们不同，今天的弹着吉他行乞的流浪者也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跳着“广场舞”的老年人不同。但两种景象，都会让我们想到“六八年人”或“文革人”这个在几分伤感中又不知所措的时代。
这是“六八年人”给他们留下的东西。文革到底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什么东西，什么是我们当时心目中所涌动的一种激情，一种想为之献身的精神；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理解法权与乌托邦问题；还有当年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这两个概念，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是怎么被混淆想起来的。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可以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加以讨论的，特别是存在决定意识这样一种观念，到底怎么理解存在，哲学上讲的这个存在是什么意思，还有法权这个概念，大概我就说这些。第一次用这种方式来讲，耽误大家时间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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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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