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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将设纪念馆: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了解这段历史!

2017-11-28 战略观察家 瞰察者

25日,日本共同社发表“独家报道”称,上海将建立东京审判纪念馆,或成为抗日教育基地。

中国政府去年夏天批准了建设东京审判纪念馆的计划。上海市有关部门等正在市内甄选地点,建成时期未定。虽然开设日期未定,但纪念馆可能开在上海交大校园内,同时纪念馆内除了东京审判相关资料及图片外,还计划展示描绘法官及检察官、东条等人的巨幅油画等。

东京审判的巨幅油画

关于这段历史,你了解多少?

1945年8月苏军出兵东北,美军在广岛、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了,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当然要进行全面的清算和审判,要对德、日法西斯进行审判。早在1943年,英国伦敦成立了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当时中国也是参与者之一。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美、英、苏、中几个大国就开始谋划战后对德国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的罪行审判问题。

东京审判从1946年到1949年,是人类历史上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涉及罪犯人数最多的一次大审判。我们说的东京审判,并不是我们从电影上了解的在日本东京设那么一个法庭,东京审判的主法庭是审判甲级战犯的。当时国民政府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一共设立了10个法庭,分头审判日本战犯。所以说东京审判实际上是一个大范围的广义概念,东京的主法庭和亚洲各国的五十几个分法庭共同进行的审判。

据笔者了解,这么著名的审判,在中国的研究一度是空白,到目前为止,我们国人对其了解甚少,而且日本右翼这些年一直对其进行翻案活动。中日关系现在达到了空前的低点,我们怒斥日本右派的翻案行为,但是我们的批判往往局限于喊口号。对东京审判的研究长期以来在国内可以说基本上是空白,只有少数几个人写过少数知识性的介绍。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社会对这段历史的集体记忆都是模糊的。在2011年时,关于东京审判的历史,上海学校使用的高中历史课本不仅没有列入考试范围,而且仅有小字部分用寥寥数语作了简要概括……直到这几年,我们才突然发现,中日关系许多斗争的焦点,其实跟东京审判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现在是奋起直追,恢复对东京审判乃至对中日关系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

中日历史问题的最后一张牌

东京审判一直是中日历史问题的最后一张牌,当我们说起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不是一党一派说的,也不是东亚某个国家说的,而是11个国家代表同盟国审判的结果,是对日本近代以来的表现,对外扩张及伴随这种扩张产生的暴行的盖棺定论。而日本长年以来是不服气的。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对东京审判的过程太不了解,对它遗留的问题以及造成现在日本右翼的翻案,我们也太不了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笔者查阅资料了解到,主要就是当年国民政府审判到最后,宣布冈村宁次无罪。这样的做法极其错误,当时我们的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在报纸、广播上连续发表了两篇声明,一篇要求国民党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另外一篇要求冈村宁次跟国民党战犯一块儿审判。

当时中国自从接受日本投降之后,一边在遣返日本人员,一边就开始筹备这场审判。应该说中国是受难时间最长、受害人数最多、战争损失最大的国家,对日本帝国主义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国民政府当时从重庆迁往南京的过程中,就开始组织了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和战犯罪行处理委员会,由外交部、军令部、军政部等部门牵头,组织国内的审判。但这件事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一直处于半殖民地的状态,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横行霸道,而且他们有治外法权,在上海租界犯了法,由人家国家的领事来处理,中国人不能抓外国人,更不能判外国人。面对这样一场国际审判,中国人可以说是毫无经验,也没有先例可循,怎么办?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官和筹备人员就开始重新学习国际法,一切从零开始,看看国际上到底是怎么审判的,国际上到底有哪些法规。然而国民党最后却宣布冈村宁次无罪,这一点也一直被日本右翼抓住来翻案。

东京审判

在西方,东京审判被遗忘和否定

相比于中国,西方对于东京审判更是淡化,似乎东京审判除了日本以外,几乎就被淹没了。在西方有一本讲东京审判的书叫《被遗忘的纽伦堡》,为什么西方关于东京审判的著作都采取这样的标题?主要原因是因为在西方,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的巨大影响力没有办法相提并论,此外,有限的西方出版东京审判的著作中,对东京审判是持质疑甚至是否定态度的。因此,在西方世界,东京审判一方面被淡忘,一方面被否定。

而且,东京审判中唯一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先生在中国有很大影响力,但是在世界上,提到东京审判时,影响最大的是印度法官帕尔,因为他在审判没有结束的时候,提出日本的所有甲级战犯全员无罪,所以他在日本被认为是圣人,他现在在日本有15座纪念碑,在靖国神社就可以看到有很大的帕尔的碑。

西方对东京审判的被淡忘和被否定,造成的结果是日军在亚洲地区实行的侵略和伴随着侵略的暴行在西方就被淡忘了。南京大屠杀在西方是模糊不清的,长期以来大家都不知道。大家知道张纯如那本《南京大屠杀》,97年出版的,出版之前西方是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包括大量的暴行、侵略都是模糊的,他们认为侵略是有原因的,是互动的过程,而不是日本单方面的责任,所以有个叫布拉克曼的作家曾经对这点是非常感慨的,他说这样一个巨大的罪恶在西方世界已经被完全遗忘,因此他出版了一本《另一个纽伦堡审判》,讲述了东京审判的故事。

与西方、中国不同,日本数十年来有关东京审判的著述从未间断,这本《另一个纽伦堡》的日译本也在原著面世不久即在日本出版。日译本的译者是以后著有十分扎实的大部头著作《东京审判的国际关系》的日暮吉延。在谈到布拉克曼这本书时,日暮吉延在给日译本写的长篇解读中写道:本书的“根本目的”是将东京审判从“遗忘的深渊”中打捞出来。日暮吉延认为这点对于日本也有意义。因为今天日本的历史认识之所以与国际社会产生分歧,原因之一是对战时日本的行为缺乏正确认识,所以认识对于昭和前期做出总结的东京审判是有意义的。

不该遗忘的东京审判

很长一段时间内,东京审判研究在中国内地是被忽视的。关于二战的非中文文字作品中,直到十年前,即使是在中国,梅汝璈法官及其团队成员也几乎不为人知。大多数研究东京审判的学者,都知道澳大利亚首席法官威廉·韦伯和美国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季南,即使是日本学者,很多也不知道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还有一位重要的中国法官出席。

事实上,中国的参与,是东京审判正义性的一个重要元素。作为参与东京审判的11个国家之一,中国不仅是最大的受害国,还通过东京审判行使了一个大国的权利。东京审判也是确立中国在战后国际地位的一个体现。更重要的是,从对日审判理念的萌发,到审判进入实质筹备阶段,再到组织检察官和法官前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投入工作,以及庭上的检控和庭后的判决,自始至终,中国都和盟国共同推动了东京审判的各个环节。

最近几年,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洪流已经开始。日本立教大学历史学教授粟屋宪太郎是日本东京审判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由他撰写的《通往东京审判之路》曾引起领域内极大震动。他认为,关于东京审判有两个研究高峰,一是在东京审判之后,一是最近。第二个研究高峰的出现与东京审判史料的大量公开有很大关系。有关国际犯罪研究的发展也推动了东京审判的研究。他同时指出,关于东京审判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慰安妇问题、大轰炸、原子弹问题、731问题等都还没有充分研究。之后一系列国际法庭都以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为先例,这一领域也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挖掘。

上海交通大学近年来一直努力推动东京审判以及相关课题的研究。成立于2011年的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通过对东京审判以及其他战后B、C级审判史料的搜集、整理、编纂和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开发的“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也在论坛上亮相。这是全球第一个通过数字化手段完整容纳了东京审判的核心文献和研究成果的数据库,将推动国际东京审判学术研究迈进数字时代。

如今,上海讲建立东京审判纪念馆更是将东京审判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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