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大学何其多,西南联大只一个!
文化亡了,
才是真的亡了。
西南联大
1937年,
北大、清华决定联合招生,
直至7月10日,
招生委员会,
还在地下室里油印考卷,
为即将来临的招考做准备。
不足一月,日军攻陷天津,
在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宣布:
“我们首先要炸掉南开大学!”
南开师生得到消息后连夜撤离。
29日,日军向南开图书馆炮击,
军人拉着汽油焚烧校园,
熊熊烈火伴随黑烟烧了一夜。
被炸毁的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废墟
早在8月28日,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
接到了来自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
公函要求:
三校南迁长沙,
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
被日军轰炸的南开
时值暑假,战事紧急,
撤退毫无组织,只能各自奔命。
朱光潜扮作商人挤车出城;
闻一多除却手稿,
连行李箱都没带;
与教授相比,学生境遇更为艰难,许多学子家乡沦陷,身无分文,“逢车便上,遇庙而栖”,一路乞讨,辗转南下。
长沙临时大学旧址
然而,
片刻安宁再次被警报声打破,
上海、南京沦陷后,
长沙立成危卵,
为保住文化血脉,
临时大学决定西迁昆明。
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就此拉开序幕。
日本人打到城外时,
闻一多夹着书,拉上孩子就走,
路上碰见臧克家一脸惊愕地问:
“那么多名贵的珍本你都不要了?”
闻说:“大片国土都丢了,几本书算什么!”如果留下,日本人承诺继续教学,年金丰厚。当教授,有人抄书,有保姆、厨师、洋车夫,而闻一多带着饼干、孩子,拂袖而去。
闻一多
南迁之路共有三条,
教授、学生们携老扶幼,
一路辗转颠簸,历尽艰苦。
三支队伍中最令人钦佩的,
当属有“文人长征”之称的
“湘黔滇旅行团”。
旅行团由200多名学生和少数老师组成,徒步至昆明,军事化行军,翻越3600里,
一路风餐露宿、遭遇土匪,饥寒交迫。
湘黔滇旅行团行军途中
4月28日,
284名师生抵达昆明。
这是近代中国最黑暗、最恐怖的日子,
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
中国西南角,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成立。
联大成立之后,
校训定为“刚毅坚卓”,
其条件之艰苦令人无法想象。
一间宿舍要住40个学生,
教室里只有椅子没有课桌,
图书馆里面所谓的书架,
不过是在废油桶上放一块木板。
起初,
教师、学生只能在校外租住,
后来好不容易置地,修建校舍,
清华校长梅贻琦请来梁思成夫妇设计,
两人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
梅贻琦一看,当即否决:
“联大没钱建这样的房子。”
夫妇两人只好再改,
前后五稿,越改越简陋,
从高楼到矮楼再到平房,仍不被采用。
梁思成忍无可忍,
把方案往地上一摔:
“你们到底要什么样的校舍?”
梅说:
“除了图书资料室做砖瓦建筑,
教室用铁皮做顶,
其余统统做茅草屋。”
听罢,梁大怒:“茅草屋农民都会建,干嘛要我这个建筑专家来设计!”
梅贻琦赶忙拉住他:“国难当头,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当晚,他和林徽因重新设计,林徽因一边改一边流泪,哭的是联大,也是中国。
梁思成一家在昆明
后来,
联大遭遇财政赤字,
连这样的铁皮屋顶都没保住,
只能卸下来转卖给当地,
所有屋舍都改成茅草房。
西南联大校舍
彼时,昆明通货膨胀,
拿北大校长蒋梦麟的话说:
“物价一日三跳,有如脱缰野马。”
大教师们穷得叮当乱响。
蒋梦麟
以当时的物价来推算,
联大薪金最高的名教授,
一个月连40斤豆腐都买不起,
多半教授只能以吃稀粥度日,
更别提那些收入一般的老师。
难怪当时昆明人都说:
“如今只剩下三样便宜货,
邮票、电影和助教。”
有一年,
昆明冬天异常寒冷,
他只好去赶马人手上买廉价披风,
晚上当被褥,白天裹在身上御寒。
一次出门,一个乞丐追着他要钱,
他无可奈何:
“别追了,我是联大教授。”
乞丐扭头便走:“你早说嘛,
害得我白跟了你半天!”
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吃是问题,住也是问题,
华罗庚放弃国外大好机会,
到联大只能租住农家牛棚,
在牛棚上搭了间摇摇欲坠的屋子。
每天吃饭,下面牛粪熏天,
晚上睡觉,牛在柱子上蹭痒,
摇得一家人根本无法入眠。
华罗庚
夏天,
粪臭加上牛蝇满天,
华罗庚要批改作业到深夜,
然后埋头钻研自己的学问,
一晚上被牛虱咬得遍体鳞伤。
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
他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
彼时,闻一多自己开辟菜园,
勉强对付伙食,其他方面,
则靠卖书、卖衣、治印换钱。
治印为艺,以此谋生为文人所不耻,
而从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
闻一多留下了1400多方印谱,
可见其治印之勤,经济之窘迫。
其中酸楚,岂是一言能尽的?
闻一多治印
为了维持基本生活,
联大教授 “各显神通”。
费孝通曾在街上卖过大碗茶;
吴大猷为妻子治病到菜市场捡牛骨。
费孝通与妻子
相比之下,
理工科教授就“牛”多了:
物理学家赵忠尧在家生产肥皂;
化学系的高崇熙善于种花,
栽了一大片剑兰拿到市集上卖;
化工系谢明山研制出了“西曼”墨水,
在昆明市场上居然畅销一时;
生物系教授更是建了酒精提炼厂,
为医院解决燃眉之急…
梅贻琦在清华住洋房、有司机,
到了联大,
夫人韩咏华只能上街卖米糕,
“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
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
为改善教授生活,梅四处“谋财”,
几乎卖光了家里所有的东西。
就是如此窘迫,
听闻教育部打算从艰困的经费中,
拿出部分钱补助困境中的教师。
西南联大校委会召开会议,
最终作出了一个决定:
所有教师联名拒绝政府的救济!
“全民族都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还有许多的人民比我们还要艰难,我们有什么理由接受政府补助呢?还是让这些补助用于抗战吧。”
国民政府为保全人才,
给相当数量的学生发放贷金,
这笔钱算下来少得可怜,
仅够维持一天两顿糙饭。
“想吃早点是没有的,
要吃点好的,只能去校外兼差。”
于是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
当编辑者有之,做家教者有之,
会计、翻译、电影放映员有之。
对于联大师生在外兼差的情况,
昆明人曾有一个有趣的说法:
“若是梅贻琦校长下令封校三天,
不准师生出来,昆明大到政府机关,
小到民营企业、中小学校,
恐怕全都无法正常运转。”
顾得吃,也就顾不上穿。
联大的文艺社团阳光美术社,
曾经画过这样一副漫画,
身穿长袍的学生从背后掀起袍子,
露出的衬裤居然遮不住屁股。
大家常年穿着体面的长袍衫,
里面的衣服早就破烂不堪,
鞋子“空前绝后、脚踏实地”。
“穷得连抢劫犯都懒得多看一眼”。
学校里,
无人攀比穿着、吃住,
大多数人以坚韧卓绝之心求学时,
反倒是那些特殊分子感到不自在,
孔祥熙的侄女每次坐车到学校,
把车停得老远,生怕被人瞧见。
泡茶馆是联大学生必做的功课。
联大没有固定教室,亦无课桌,
宿舍灯光黯淡,根本无法阅读。
“看书、写作都是在茶馆里面。”
一条龙翔街,一条凤翥街,
一眼望去密密麻麻全是茶馆。
学生只需花几分钱点一杯茶,
实在喝不起茶,就喝白开水,
想坐到何时就坐到何时。
老板娘似乎也并不在乎生意,
甚至有人中途吃饭,临走前说:
“茶别收了,我还得回来。”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刚毅坚卓”的顽强精神,
始终贯彻在联大人的心里,
尽管物质生活艰困,朝不保夕,
他们依旧激情不减,弦歌不辍。
无怪乎上世纪40年代初,
林语堂路过昆明时发出惊叹:
“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
精神上了不得!”
“所谓大学者,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这句话,
一针见血指出了联大培养人才的关键:
大学能否成功,
全凭有无好的教授。
联大教师队伍,
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
正副教授占教师总数一半以上。
破格录用教授方面,
联大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沈从文小学读完后就去当兵,
发表许多小说,从未当过老师,
也未去国外留学,联大聘为教授。
沈从文
当时的联大学子,
简直是幸福到了极点。
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枬森,
回忆在联大读书时的课表:
“国文老师是沈从文,
英语老师是李赋宁,
物理老师是吴有训,
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
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
我还选修了数论和《庄子》,
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
而这些名震全国的教授,
讲课又各有各的风格。
冯友兰
杨振宁先生曾写道:
“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联大念过书,
因为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是非常好的,
这个传统在我身上发挥了最好的作用。”
课时安排上,让学生充分自学,
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
不读死书,不死读书。
杨振宁的准考证
后来,沈从文在美国讲学,
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
条件那样差,生活那样苦,
为什么联大短短八年的时间,
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30年还多?”
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
自由。
西南联大操场
翻译家何兆武口述《上学记》中提到:
“没有点名、出操升旗,也不呼口号。
个人行为绝对自由。
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
喜欢看的书才看,
喜欢听的课才听。”
何先生联大七年读了四个院系,
读工学院,觉得没兴趣,
于是转入历史系,考了哲学系研究生,
后来又觉得无趣,转去学了外语,
在此基础上才有日后的成就。
何兆武先生
最可贵的是,联大师生之间,
平等、诚挚,
关系和谐,教学相长。
哲学家金岳霖讲课的时候,
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
“这个问题,请说说你的看法。”
有时,干脆让学生讲上十多分钟。
更有甚者,同学当面顶撞金先生:
“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
金先生不以为忤,不断地附和:
“唔唔,有几分道理。”
后右一,金岳霖
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放纵,
联大对学生功课审核之严苛,
放到今日来看几乎无法想象:
联大前后注册学生多达8千人,
实际毕业的人数4千人都不到。
每一个学分都必须严格修到位,
如果不及格,就要从头重修。
谈及这所只存在8年的大学,
美国弗尼吉亚大学教授伊瑟雷尔说:
“这所大学的遗产,属于全人类。”
昆明遭遇空袭,联大被炸宿舍
这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学府,
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
而非 “小人”的“同而不和”。
一座大学若是“同而不和”,
那只会越办越“小”。
正因为如此,短短8年,
联大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
为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
科技、国防等各战线培育出骨干力量: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位获得者,
8位出自联大。
2000年以来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科学家当中4位是联大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
联大师生有171人,学生近百人。
抗日救亡的铁流中,
同样有他们刚毅的身影。
九年间,先后共有1200余名联大学子,
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大军,14人牺牲。
西南联大做到了真正的育才育人。
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
完成了一生中重要的学士论文,
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
为日后杰出成就奠定了基础,
最终两人获得“诺贝尔奖”。
“思想独立,学术自由”,
让联大绽放出无与伦比的光辉。
傅斯年的《贡献大学于宇宙的精神》,
一开头即说:
“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
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
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
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
大学才有他的自尊性。”
抗战胜利,梅贻琦做最后演讲
就像梅贻琦在演讲中说的:
“联大没有强迫,只有诱导,
没有盲从,只有信仰。
联大的存在和光荣的获得,
依靠自由民主和活泼的传统,
联大绝不自私独占这全民羡慕的传统,
这传统必须普及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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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个人在坚守,
总有一件事要完成。
茫茫人海,
匠心之城。
不喧哗,自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