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抑郁症母亲
母亲叫我谈恋爱别找冬天出生、A型血的姑娘。我问为什么，她答，容易抑郁。
NO.
291
一
半夜，恍惚听见客厅里窸窸窣窣。起初以为是深冬的风劲头十足，钻进屋子叮当乱撞。可渐渐明显的翻找声和夹杂其中的柜门碰撞，声响从轻声变得急促，职业敏感告诉我，这是人类的情绪。
我绷紧肌肉起身，从床头柜里摸出伸缩警棍，光着脚走到卧室门边，屏息隔门听了一分钟左右，没有两种声音同时响起，确定外面只有一个人。
拿住劲旋转门把，拉开一条一人宽的口子，闪身出了卧室，又拿住劲轻轻阖上门，反锁两圈，抽出钥匙，从门下的缝里塞回去。这样，熟睡的老婆孩子便有了一道安全屏障。
借着昏暗的夜光，没看见客厅里有人，地上也没有散落的物品，卫生间空荡荡的，父母房门紧闭，书房因为装修的原因堆得满满当当。既然如此，声音的来源只能是厨房。气温好像又低了一些，手心却反常地出了汗，缩紧身体，缓慢踱向厨房。
同时推门开灯，我举着警棍，低沉地问了一句：“谁？”原来是母亲。她蹲在橱柜旁，唇色灰白，上身因为受到惊吓而本能向后倾斜，乱糟糟的短发倒向一边，遮住一只眼睛，也因此放大了另一只眼睛里的尴尬和无助。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时间和她往杯中倒酒的动作一起停滞。
“妈，你这是……”
“我……老毛病又犯了。”
二
母亲所说的老毛病，是困扰她将近四十年的重度失眠。
外公有一家自己的小型工厂，主营手工制作的鞭炮和烟花，另外接一些缝纫和刺绣的活计，母亲初中没毕业就进了工厂做事。外公为了表现自己的铁面无私，不仅不会关照母亲，还会多派些工作量给自己女儿。母亲不能按时完成就要加班至深夜。逢年过节厂里需要三班倒时，外公也把母亲的工作时间全都安排在后半夜。母亲那时还是十多岁的姑娘，身心发育都未达到 40 37438 40 15092 0 0 1958 0 0:00:19 0:00:07 0:00:12 3553成年人的状态，但家族生意红火带来的虚荣远远大于整夜未眠的困顿。久而久之，母亲习惯了这种通宵工作的状态，第二天不用补觉也依然生龙活虎。
八十年代初，外公成为镇上第一个购买电视机的人，摆在工厂的院子中央，播放80版和83版《霍元甲》时几乎能聚集整个镇上的居民。接着又让母亲成为镇上第一个骑上高档自行车的姑娘，那辆托人从天津买回的飞鸽牌自行车，一天好几趟地穿过大街小巷。
风光终结于母亲二十四岁，那年外公意外去世，留下外婆和五个孩子。不久之后工厂垮了，工人散了，自行车龙头上那只纯白色的鸽子渐渐落满灰尘，再也没有张开过翅膀。
与外公一起离开的，除了优越的生活，还有忙碌的夜晚。这时母亲才发现，即使没有了日夜颠倒的工作，自己也很难正常入睡，不仅睡眠时间短，质量也差。好在当时足够年轻的身体仍然能够消解大部分疲惫。
外公走后两年，母亲嫁给父亲，离开小镇，来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第二年，我出生，失眠的梦魇第一次在母亲的生活里展露狰容。那时还没有“产后抑郁”的说法，父亲将母亲那时的状态描述为“脾气臭、不愿说话、讨厌孩子”。其中那个被讨厌的孩子，就是我，我成为那个年代鲜有的没喝过一口母乳、被父亲带大的孩子。
从我记事起，父亲对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妈身体不好，不要惹她生气，不要吵她”。我当时并不知道母亲的身体具体是哪方面不好，从外表看她和其他孩子的母亲都一样，只是觉得母亲喜欢把自己锁在卧室里。当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敲开房门，把自认为很开心的事情告诉她，甚至会遭到她的无端责骂。时间长了，无论好事坏事我都不习惯跟母亲说，渐渐远离了那道房门。
不善言辞的母亲朋友很少，在失去了我与她的沟通后，更加寡言。大概在我读小学时，母亲的失眠确诊为病理性的，她开始接受中医治疗。厨房变成药材仓库，墙壁贴满各种偏方，原本就没花多少心思、并不可口的饭菜，也彻底告别了我的生活。
当时父亲在派出所工作，我大部分的中、晚餐，都是父亲从那里打包回来的剩饭剩菜，所以我经常在同学面前戏谑自己，“老子是吃警察局的饭长大的”。
三
父亲工作忙的时候，母亲也会在周末带我出门，可她从来不带我去小孩子喜欢去的地方，只是绕着城市漫无目的地走。她走在前面，尽力迈大步幅，而我走在她的右后方，吃力得跟着不敢多言。实在走累了，会问母亲这么走有什么意思，母亲回我：“多走走，走累了好睡觉。”
有一次在路上碰见下班的父亲，他给口干舌燥的我买了一瓶健力宝，当橙子果味在口腔里扩散，再化作一口气心满意足地嗝出时，一旁看得吃惊的母亲似乎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健力宝是可以哄我开心的。
母亲的睡眠在中药的调理下，渐渐好转。我发现母亲开始经常购买健力宝，放在我的抽屉、书包和床头柜里。并且当这些印有裸体男人扔铁饼的白色易拉罐出现在我房间各个角落时，母亲的情绪和精神状态也会变得不错。千禧年后，健力宝淡出市场，母亲就改买其它的碳酸饮料代替，碳酸饮料成为我揣测母亲情绪的“天气预报”。我把这个发现告诉父亲，父亲让我试着多和母亲说说话，说我毕竟是她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她还是希望我能开心的。
童年的经历却让我始终无法鼓足勇气。
高中时我决定以体育生的身份参加高考，每天下午都要赶去操场训练，大约练到晚七点结束，七点十分第一节晚自习开始。由于学校是封闭式管理，新搬的校区周围也是一片荒凉，七十多个体育生的晚餐成了大家头痛的问题。
绝大多数体育生的母亲会在家中打包好饭菜，等训练结束就从学校铁门的镂空里递进去，看着自己的孩子们吃完再离开。而体育生中的绝大部分又会在母亲离开后，翻墙出去谈恋爱、打传奇、玩泡泡堂和跑跑卡丁车，我是唯一一个每天饿着肚子上完三节晚自习的体育生。
高三临近体育高考时，训练量猛增，晚上不吃饭实在难以支撑我度过三个小时的晚自习。在一次放月假回家，我发现房间里放了两箱芬达，猜测母亲近期睡眠应该不错，于是怯生生地提出送饭的要求。母亲少见地露出笑容，从未见过地拥抱我，答应了我的请求。
第二天，母亲在我学校附近租了一间简陋的民房，每天很早就从很远的家中赶来，带着食材，给我做早中晚三餐。长期远离灶台，母亲做饭的手艺已经很生疏。她买了食谱，照着上面的步骤做，做完早餐送到学校大门外，我隔着铁门吃完，她又回去研究中饭。接着中午送来，再回去研究晚饭。解决完我一天的果腹难题，母亲才赶末班公交回到城市另一头的家中。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个月，直到我体育高考结束。母亲起初只是看着我吃，后来她会带来两份饭菜陪着我吃，我和母亲一边吃饭一边隔着铁门有了交流。这三个月里我和母亲说的话，超过了之前十几年的总和。母亲第一次知道我擅长什么项目、拥有什么梦想，我也第一次从母亲嘴里听到“焦虑”、“抑郁”等词汇。
我问母亲:“这么跑来跑去给我做饭，累吗？”
母亲回答:“不累，反正我也睡不着。”
四
上大学后，课程里有运动心理学和运动医学，虽然不是完全对口的学科，但还是会在课后跟老师聊一聊母亲的病。那段时间，与母亲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母亲也因为这种改善，度过了几年相对平稳的正常生活。
2009年我进入刑警队工作，真正吃起了警察局的饭。次年，父亲调去县里一个看守所任所长。我经常熬夜加班，出差抓人。父亲单位隔三差五有人自残，甚至还发生过一起嫌疑人脱逃事件，母亲的睡眠质量因此又变得起伏不定。
尽管我从未因办案负过伤，脱逃的嫌疑人也很快抓捕归案，可提心吊胆的工作环境还是引发了母亲病情至今为止最大的一次爆发。
2010年夏天，已经参加工作的我像往常一样准备出门上班，看见母亲背对着我坐在沙发上低声啜泣，扶手上摆着一把美工刀。走过去询问情况，还没开口就被母亲一把抱住，她整个人剧烈颤抖起来，“妈妈很难受……不想活了……真的不想活了。”
夏季衣服单薄，母亲的泪水很快渗透T恤粘在我的皮肤上，冰冰凉凉的感觉让人镇定下来。“妈，你怎么了？”我问道。
“妈妈这段时间，夜里一分钟都睡不着，吃安眠药也不管用。觉得害怕，可又不知道在害怕什么，耳朵里一直有拍窗户的声音，可爸爸说他没听见”，母亲短暂停顿，望向窗户，回过头来继续说道：“白天觉得好累，却依然睡不着，刚刚坐在这儿，胸口闷得慌，喘不上气，见你要出门上班，就担心你回不来了，你爸也回不来了，就觉得一切都要完蛋了。”
母亲说“一切都要完蛋”时，甩开我的手，双腿蹬地，身体后退到沙发的另一端，声音变得尖锐刺耳。我不知该如何接话，母亲却又迎上前来，重新注视我，刻意让自己声音变得好像很冷静，“儿子，帮妈妈一个忙好吗？”
我还在犹豫要不要点头，母亲却没有迟疑，几乎在我点头的同时脱口而出。“你能不能想办法帮妈妈弄一点氯硝安定，你跟医院打交道多，一定有办法的。”
氯硝安定是抗惊厥药物，一般是精神病医院给患者使用的，副作用巨大且容易产生药物依赖。我工作时不时会跟易躁易怒、肇事肇祸的精神病患者打交道，对这种药物有所了解，因此我一直反对母亲使用氯硝安定。母亲经常服用的安眠药是舒乐安定（艾司唑仑片），主要作用是抗焦虑，药性较小，即便如此也很难在医院里开到大剂量。几年前母亲犯病时，我曾利用工作之便恳请医生开过一些规定剂量之外的舒乐安定，没想到母亲犹记至今日。
我内心仍坚持不让母亲碰氯硝安定，却不忍让此时的她再受刺激，于是敷衍答应。待母亲情绪稍微平复一些，我便向单位请假，想凭借自己的力量陪伴母亲穿越这无边的黑夜。
五
那天下午，我和父亲带着母亲去省城寻医，之后辗转上海和北京。没有医院能给出准确的诊断，只把病情描述为神经衰弱引发的中度抑郁，除了药物控制，更重要的是情绪调节。顽固性失眠以及衍生而出的抑郁症，想要完全恢复，很难。
在北京住院治疗期间，医生支开我和父亲，对母亲进行了几次一对一交流，这样的治疗方式在我们这座小城市还未出现。谈话内容记录成册，转交给我和父亲，希望作为家属的我们可以对母亲有更多了解。
信纸上满满记录着母亲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琐事，我的注意力则停留在第一页几个由母亲亲笔填写的常规提问。
“兴趣爱好：散步、做饭、看电影”。
“喜欢的事物：大海”。
从来没听母亲提起过与“看电影”和“大海”有关的事，也不清楚这些从未做过的事情怎么会成为她的喜好。不敢敲响她卧室房门的我，更加没可能看到她心门里头的世界。
十五天后母亲出院，回到家中调养。我和父亲开始盘算起各自的年休假该如何使用才能带母亲出去旅游。最终我和父亲决定同时休假，陪母亲去海南，看南方的海。然后我回来上班，父亲单独带母亲飞大连，看北方的海，单位的集体出游也把母亲带上。
这一年的下半年，是我记忆里母亲最快乐的时光。在三亚，母亲从浪花里钻进钻出、跳上跳下，再也不是那个只会闷着头压马路的中年妇女；在大连，父亲被我远程怂恿，单膝跪地为母亲戴上一串贝壳项链；在桂林，我模仿《印象刘三姐》的舞蹈片段，逗母亲笑得合不拢嘴；在西安，母亲时隔多年重新骑上自行车，披戴夕阳，耗时两小时绕着古城墙骑行一圈，即使中途翻车摔伤也没能中断这场14公里的重返青春之旅。
此外，我几乎每个月都安排父母去看电影。从《唐山大地震》、《山楂树之恋》，到不久前的《摔跤吧爸爸》、《芳华》。有次安排他们看了《毒战》，结局所有警察全部牺牲，母亲看完病情又加重了，父亲因此叮嘱我选片一定要谨慎，对我们来说这些只是电影，对母亲来说却是一剂药。
在我和父亲的努力下，母亲暂时度过这波病情，有段时间甚至可以不用服药也能睡上五、六个小时。母亲有时还会跟我开些自嘲式的玩笑，叫我谈恋爱别找冬天出生、A型血的姑娘，我问为什么，她答容易抑郁。
六
母亲的病，两三年一次小反复，七八年一次大反复，按时间推算，差不多又要到大反复的时候。偷酒喝或许就是先兆，常规药物如果能够持续有效，母亲是不会尝试其它方法的。
既然已经被我撞见，母亲索性把我拉到餐桌旁，面对面坐下。父亲泡的药酒装在十斤容量的玻璃瓶里，母亲抱着有些吃力，我伸手示意交给我，母亲摇头拒绝。药酒从满满当当的人参、当归、菖蒲中涌出，快速聚到瓶口，落进杯里才显出年头久远的粘稠。
“陪妈喝点。”说话前，母亲已经抿下一小口，辣得龇牙咧嘴，狰狞的眼角竟然有泪珠溢出。我没有举杯回应，周身被一种无力感包围：我依然没能治好母亲。
出生以后的这三十年，我在心底埋怨过她缺乏耐性的说话方式，憎恨过她没有给我像许多人母亲那样的宠爱，可当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带我到尘世上的人夜里贪杯的模样时，她已经在这样的煎熬中度过了一万一千多个夜晚。
“前几天陪你爸在外面吃饭，你爸喝多了，我帮他代了一点酒，晚上发现能睡着一小会儿，我就想着今晚再试一试。”母亲见我楞在座位上，以为我在气她喝酒，解释之后又转为乞求的语气，“这毛病想要完全治好是没希望了，陪妈喝点，能稍微改善一下就行。”
我赶紧喝了一口酒，喉部灼烧感把眼泪逼了回去。突然想起点什么，急忙发问，“妈，你今晚没吃安眠药吧？”
“放心，没吃，我知道吃安眠药不能喝酒。”母亲似乎也想起了什么，端着晚餐余下的剩菜进了厨房加热。
就着菜和母亲回忆录式的絮叨，杯中酒很快见底，我刚微醺，不胜酒力的母亲则倒伏在桌上，侧过脸去看向窗外。“妈妈是不是变得很丑了？”像在梦呓。
“不丑，就是没休息好，有点黑眼圈，眼睛里血丝有点重。”
“呵，小时候你总是说妈妈的眼睛好看呢。”母亲连续嗝着酒气，“你呀，一定不记得了，有一回你在幼儿园，还因为跟同学争论谁的妈妈眼睛好看打架呢，你一定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母亲背部均匀起伏，伴随微弱的鼾声。我打开空调，给她搭上一件外套，用自己面前的空酒杯碰了一下她面前的空酒杯，心里默默祈愿：如果可以换得你的安睡，我愿意从今以后每个夜晚都放弃看你美丽眼眸的机会。
-END-
作者 | 张强，警察
编辑 | 马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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