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评论:支持监督，才是最好的“道歉”|私家车从事网约服务出事故 保险公司只赔交强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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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赟
【锐评】支持监督，才是最好的“道歉”
姜赟
近日，在黑龙江甘南县因暗访校园营养餐而被殴打的记者，得到了两声“道歉”。一声来自甘南县县委书记，承认自己管理干部宽松软；一声来自清博大数据公司，认为其副总裁的不当言论给当事人和公众带来了感情伤害。这两声为事件与言论而道歉，值得肯定，但也许公众更希望看到，为事件与言论背后的“逻辑”而道歉。
无论是记者在校园的现场遭遇，还是在派出所遭人殴打；无论是清博公司副总对记者的谩骂，还是支招“把火引到记者身上”，这一切都源于一部分人对舆论监督的认知扭曲和激烈抵触。正是这样的认知和抵触，制造了一起又一起记者被打事件，甚至像洛阳电视台记者被捅身亡的恶性事件。清除认知“雾霾”，真心诚意接受舆论监督，旗帜鲜明支持舆论监督，才是最好的“道歉”。
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少领导干部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舆论监督，视监督为抹黑。当自己治下发生公共事件，往往不首先检视自己工作的缺失，而把问题归咎于媒体找茬。
“种牡丹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当一些政府部门不是通过舆情分析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封堵传播时，少数如蚁附膻的所谓舆情机构便有了可乘之机。公共部门用“钱”不用“担当”来处理问题的思维惯性，让自己的危机成了人家“公关”的商机。双方合谋操控舆论，捂盖子、下稿子，舆论之水被搅浑搅乱引向歧途，衍生出更多的问题。
旗帜鲜明地支持舆论监督，就要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打人的警察被撤职了，黑龙江的营养餐工作检查也开展了，相关领导也道歉了，当事记者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会感到欣慰，但核心事件的追问不能因此而被遮蔽。为何学生不在食堂吃饭也得在饭卡里存钱，到底是承包食堂还是委托管理，为何乡镇校食堂大多由企业承包……到目前为止，舆论监督仅仅解决了抗拒监督的“搅局”问题，而媒体追问的核心问题还没有答案。挖出农村营养餐背后的蛀虫，深入调查、事后追责是题中之义，敲响警钟、举一反三是必要之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意识到，激浊的目的是为了扬清，曝光问题是为了推动问题解决，监督丑恶是为了防止类似现象再次发生，舆论监督将贯穿于依法治国的全过程，贯穿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过程。而作为媒体从业人员，也要依法依规开展舆论监督。惟其如此，政府治理与舆论监督才能形成良好互动。
南京江宁某公司职工张某在业余时间通过“滴滴打车”平台从事网约车服务，在去年7月下旬撞倒骑电动车的程女士，导致对方重型颅脑损伤，且留下伤残。因赔偿问题，程女士将张某及其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告上南京江宁法院。昨天，江宁法院就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张某的车辆具有营运性质，保险公司只就交强险部分进行赔偿，三责险内不负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保险公司赔偿12万元，张某赔偿15.9万余元。
记者获悉，这是江苏首例网约车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具有一定典型意义。
网约车撞人后，保险公司拒赔——
你用私家车投保，却私自从事营运
31岁的张某是南京市江宁区某汽车公司的员工，平时利用业余时间在“滴滴打车”平台上揽活。去年7月28日下午，张某从南瑞集团门口带了一位乘客去恒大绿洲小区。17：05左右，张某拉着乘客沿前庄路由西向东行驶至清水亭东路丁字路口拐弯时，和骑电动车直行的程女士发生碰擦，导致程女士倒地后颅脑受到重创，张某自己的车也被撞坏。送医院后，昏迷不醒的张女士被诊断为急性闭合性重型颅脑损伤。
住院期间，程女士花去了医疗费9.9万余元。今年3月出院后，经司法鉴定，程女士因颅脑损伤导致轻度精神障碍，日常活动能力受限，构成九级伤残；颅骨缺损6平方厘米以上，构成十级伤残。
因相关路段无监控，警方无法查清事故双方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所以未对双方责任进行划分。车祸发生时，张某的私家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100万元商业险。事故发生后，张某及时与保险公司取得联系，要求保险公司出险并理赔。
但保险公司得知张某当时正在从事网约车营运时，立马拒绝了张某的理赔要求。保险公司认为，根据《保险法》第52条的规定，如果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车主应及时通知保险公司，重新约定保费或者解除合同。张某在投保时是按照自用私家车的性质交的保费，比营运车辆要低不少。现在，张某从事网约车服务，属于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但张某并没有按法律规定尽到告知义务，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偿商业险的部分。
法院一审作出判决——
私家车从事营运，保险公司不赔商业险
张某认为，跑网约车不属于营运。此外，擅自把家用车辆用作营运、出了事故保险公司不赔，属于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应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但对方并未告知。
今年5月，程女士将张某及保险公司作为被告，一起告到江宁法院，索赔25.5万余元。法庭上，张某认为，程女士骑电动车没有戴头盔，自身有过错，应承担一定责任。但法院认为，虽然交警无法区分双方责任，但事发时张某驾车右转，程女士驾非机动车直行，转弯应当避让直行，张某未能避让，存在过错。而驾驶电动车佩戴头盔非法定义务，故认定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程女士因该次事故产生的损失，首先由张某车辆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
对于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三责险内赔偿的问题，法院认为，保险合同是双务合同，保险费与保险赔偿金为对价关系，保费是根据危险程度评估决定的。当前，营运车辆的保费接近家庭自用的两倍，其原因也在于此，这是社会常识，也是保险公司的预估。以家庭自用名义投保的车辆从事营运活动，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公司，双方协商增加保费或解除合同返还剩余保费，否则对于保险公司显失公平，这是《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内在逻辑。
就该案而言，张某通过打车软件接下不特定人的网约车订单，并收取费用，符合营运的特征，但张某并没有履行告知义务，且其营运行为导致事故发生，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责险范围内不负赔偿责任。
经计算，法院确定程女士的损失合计为27.9万余元，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12万元，扣除此前垫付的1万元，尚需赔偿11万元。张某赔偿剩余的15.9万余元，扣除垫付的5.9万余元，还需赔偿9.9万余元。
律师向网约车平台提出交涉——
滴滴公司参与分成，理应承担部分责任
一审判决后，记者采访了张某的代理人、江苏朗华律师事务所王晓雪律师。
王律师表示，今年9月，省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我省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的通知》，通知要求，网约车平台经营者承担承运人责任，对于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安全责任事故等，应承担先行赔付，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乘客及驾驶员转移运输服务风险。但这一点中所称的承运人责任，是针对车内乘客发生的意外伤害等情况，并不针对程女士这样的车外人员。
而今年11月起施行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对于网约车的准入也只设定了一般性的要求，没有针对其应投保的险种作出具体规定。
王律师认为，在张某注册“滴滴打车”时，我国尚无任何针对网约车的规范，滴滴公司并没有将只投保了普通保险的家用车排除在预约平台之外，而对家用车辆从事营运服务可能出现的理赔风险，滴滴公司从未进行过任何提示，却收取了平台费，参与了对从业者收入的分成。根据权利义务的对等原则，在事故发生后，滴滴公司理应承担一部分赔偿责任。
王律师称，她已经通过滴滴公司的客服平台进行了正式的交涉，滴滴公司的平台承诺下午三四点左右给出正式答复，一旦有正式答复，将第一时间通知记者。昨天下午发稿前，记者联系了王律师，但王律师告诉记者，滴滴公司仍然没有回复她。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看看外地怎么判
北京网约车肇事，网约车平台被判担责
今年6月17日，在北京海淀区，秦女士骑着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停在机动车道内的一辆轿车内的乘客突然打开车门，秦女士撞了个正着。肇事的是一辆网约车，司机、乘客、网约车平台和保险公司都认为自己没有责任。近日，海淀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相关费用；网约车平台公司和擅自打开车门的乘客都要进行相应的赔偿。
法院认为，司机是接受网约车平台指派，履行平台与乘客的客运合同。因此，司机属于提供劳务一方，造成他人财产损害的，应该由接受劳务的一方，也就是网约车平台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车辆使用性质改变，因此保险公司只承担交强险内的赔偿责任，而至于商业三责险，有合法的免责理由。
（本文转载自天津君辉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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