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官场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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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经济学
前几天的推送过《朱善璐、季羡林以及厉以宁等北大权贵的那些事》《北大官场启示录》两篇，本文是谢宁回忆录《我在北京大学的三十年》的剩余部分。谢宁，北大中文系1981级校友，毕业后留校，在校党委办公室工作，曾任党委书记王学珍的秘书。
“目前北大的主要领导人中，张彦等都是黑龙江小地方出来的，没听说他们有特殊的家庭背景，如果他们是近些年的毕业生，基本上不会有留校的机会，更不用说能坐到现在的位置上。但也正是在他们的把持之下，北大已经基本杜绝了平民子弟的上升通道。”
文｜谢宁
丁石孙
丁石孙是1984年3月和王学珍同时上任的，王学珍任党委书记，丁石孙任校长。我第一次看到丁石孙是在电视上，当时我们1981级的学生到位于昌平的北大200号植树，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并在北大发表演讲。丁石孙在办公楼礼堂主持了演讲会。在我有印象的历任日本首相中，我认为中曾根是最有派头的。但是当我们在电视直播中看到身材高大的丁石孙穿着笔挺的西装，风度翩翩地致欢迎词，邀请中曾根上台演讲，姿态不卑不亢，举止极为得体，都不禁为之感慨：到底是北大的校长！在同学们的普遍印象中，丁石孙的风度丝毫不亚于中曾根，我们都由衷地为丁校长的气质所折服。
1985年我大学毕业后到党委办公室工作，我在办公楼二楼上班，丁石孙的办公室在一楼，他经常也会上来和书记们开会、商量工作，多半是在201的会议室或是王学珍的办公室。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上下班时经常会在办公楼前看见丁石孙，这时候的他穿的往往是一件洗的有些发白的蓝色或灰色制服，骑一辆旧自行车，在他停自行车要进办公楼或推车准备离开时，多半会有人上去和他说一些事情，下班时他经常是推着自行车边走边和人谈话。在办公楼上班的若干年里我有一种体会：我是书记办公室的秘书，经常会听书记们说话，处理事情，所以对历任的书记、副书记基本上都有一定了解；校长们则不同，虽然也能随时看到他们，但平时没有直接的接触，所以我对历任校长、副校长的特点、脾气秉性就不甚了了。
丁石孙离任后到民盟中央担任了副主席，费孝通先生退下来前，据说在民盟内部进行过多次测评，丁石孙一直是接替费老呼声最高的人选。于是他接任了民盟中央主席，并担任了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进入了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不过正如人们只知道蔡元培当过北大校长，而不大知道他还当过政府考试院院长等高官一样。在现有体制下，不管丁石孙是当民盟中央主席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基本上都是荣誉性质的，不可能有太多发挥余地。我们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丁石孙出席各种会议、活动，偶尔也会看到他回北大参加一些公务活动。
丁石孙任北大校长将近五年半，任期不算很长，我和他的直接接触更是极为有限，写不出更多内容。在丁石孙任内，我确实很难说出他有多少了不起的言行，我印象比较深的，是1986年他率先提出了把北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使北大师生深受鼓舞。他提出过北大应该像国外大学那样向社会开放，大学不是“管”的，而是要“经营”的；还说过他只是搞专业的，当校长并不合适，应该让会管理的人做大学校长。在北大的具体事务上，丁石孙也只是领导班子成员之一，何况他这个校长还要受到许多上级部门的干涉，不可能有太多的发挥余地。但我认为丁石孙仍然是北大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有特殊地位的校长，他应该是北大历史上最后一位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保持了自己独立人格的校长。在当时的背景下，丁石孙不可能对中国大的政治环境有多少影响，但是他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判断，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守住了作为北大校长的底线。
几年前我和曾任过北大社科处处长的苏志中闲谈，苏志中告诉我：丁石孙任职期间北大曾提出过对政治课进行改革，结果消息传到了上面，就变成了北大要取消政治课。教育部等部门开始追查，苏志中他们面临很大的压力。丁石孙知道后明确表态：不要理睬他们。我还听见过丁石孙曾以半开玩笑的口气说教育部应该取消。对于任何一位有独立思想、有自己办学主张的大学校长而言，来自行政部门的干预都是难以忍受的，蔡元培如此，刘道玉如此，丁石孙也是如此。但遗憾的是刘道玉、丁石孙这些有作为的大学校长却生不逢时，难以实现他们的理想和主张。
在丁石孙校长之后，北大的行政化、官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权力的干预更是不断加强、无所不在，北大已经自觉自愿地彻底同化于体制。期待北大再出现蔡元培、胡适那样的校长已经如同天方夜谭，产生丁石孙那样保持着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校长也基本上不再有可能性。丁石孙之后的北大是一个不断自我矮化的北大，丁石孙之后的历任北大校长则呈现出持续矮化的形象。于是丁石孙校长留给我们的高大背影也就愈发显得高大起来，当我们在对蔡元培、胡适等老校长的风采感到无限神往的时候，还应该记得北大曾经有过一位丁石孙校长。
叶丽宁
叶丽宁是1987年从北大法律系本科毕业的，被选留到党委研究室工作，她是东北人，家是吉林市的。刚开始同事的时候我感觉她还是比较本分的，也没有表现出很会来事的一面。1992年任彦申提出拆掉北大南墙搞商业开发，为此成立了北大资源公司，后来发展为资源集团。此前叶丽宁曾和我说过呆在研究室没意思，想出去干点事情。我当时对前途十分迷茫，加之身患疾病，还对她泼冷水说有什么好干的，混日子罢了。但是叶丽宁有自己的打算，南街工程提出后，她主动要求去搞房地产开发。资源公司一成立，叶丽宁就担任了副总经理，从此开始了她在北大的风光岁月。几年之后，叶丽宁又当上了资源集团的总裁，更是成为了北大炙手可热的人物。从资源公司到资源集团，叶丽宁才算是如鱼得水，赵亨利对她的欣赏无关紧要了，她已经有了更深厚的背景和更广阔的舞台。记得南街资源楼建成不久，叶丽宁请我们几个以前的同事去吃饭、唱歌。我们正唱歌的时候，看到已经担任党委书记的任彦申也来了，他是来找叶丽宁的，要亲自修改资源公司的一份报告。资源公司是任彦申一手建立起来的，他对公司的事情经常亲力亲为，不过他以北大头号人物之尊专门来公司修改文稿，还是让我多少感到一点意外。
叶丽宁能够在资源公司平步青云，最主要的依靠无疑就是任彦申了。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坊间有很多说法，甚至说他们有特殊关系，邹恒甫微博事件中还坚持这种说法。对此我没有任何根据，不能妄加揣测。叶丽宁本人倒是没有什么姿色，刚到资源公司时穿着打扮还比较土气，有一次我看她穿着一条适合年轻女孩子穿的裙子，就开玩笑说她打扮的像个少女。不过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后来我再见她时衣着高级了，脸部也明显修饰过了。虽然有关叶丽宁和任彦申的传闻有些捕风捉影，但是他们之间存在深层的利益关系，形成为一种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应该是不会有疑义的，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叶丽宁会为任彦申安排许多他不便于出面的事情，提供许多正常途径不便于享受的待遇；任彦申则会完全信任、支持叶丽宁，就是她出了问题，任彦申也一定会全力施救，确保其共同利益不受到损害和追究。当然叶丽宁背后的靠山并非只有任彦申，以她这方面的能力，肯定和校内外多位权势人物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叶丽宁成了大红人之后我就很少再见过她，只是偶尔会听到一些关于她的传闻。大概在1990年代后期，有一位同事曾问我知道叶丽宁一年挣多少钱吗？我当时每月的工资最多1000元左右，就很大胆地估计她可能有几十万的年薪吧。但是这位同事告诉我叶丽宁的年薪是180万，而且只是固定收入。我尽管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还是不免为此感到吃惊。不过叶丽宁红火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2005年之前她就因为卷入新疆某公司的事情被有关方面带走调查过，随即淡出了北大资源集团。在此前后我参加过一次学校的财务工作会议，听财务部门负责人说其实资源集团并没有给北大上缴多少钱，但是用北大的名义贷了不少款。后来我又听一位曾在北大工作的人说叶丽宁发奖金，有一次就给自己发了300万，这些钱实际上是贷款来的。对有关她的这些传闻我无法一一证实，但恐怕也是无风不起浪的。到了2010年，因涉嫌私分国有资产，叶丽宁和资源集团其他几个人被海淀检察院立案侦查，检方初步核实涉案金额为2000余万元。不过此前叶丽宁已跑到了国外，司法机关进行了网上通缉。
以我作为同事的眼光，我觉得叶丽宁是一位比较普通的女人，她既没有出众的相貌，也没有过人的才能。以前北大党委机关选人的标准是比较传统的，就是有些风情、时尚的女性都不在考虑之列。叶丽宁应该是比较传统的女人，除了和领导的关系密切一些之外，她在党委研究室期间并没有任何突出表现。如果她一直在党委机关工作，估计至少能做到处级干部的位置，在家里可能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日子会过的平平安安，不会大富大贵，但起码是富足的。同她后来坐拥巨资、有多处房产、但是又不得不逃亡国外的生活相比，那个住在集体宿舍，买一台500元的收录机就很满足的叶丽宁或许幸福感还更强一些。当然叶丽宁是不满足于普通生活的，她有一种要一心向上、出人头地的欲望，这种欲望虽然使她红极一时，但终于又归于沉寂，而且是有国不能归，有家不能回。
不过话说回来，叶丽宁无论是成为风光无限的女总裁还是成为了通缉对象，其根本原因都在于北大的校办产业管理体制。北大的校办产业始于1980年代，在当时办学经费非常紧张的情况下，通过创办校办产业增加一些收入，补充办学经费的不足，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到了任彦申时期，北大的校办产业进入了鼎盛期，甚至将其作为办学方向上的重大突破，一时间似乎校办产业就可以为北大提供丰厚的资金来源。比资源集团影响大得多的方正集团，更是夸口说以后国家给北大多少投入方正就给多少。但是任彦申离开北大后不久，我听当时主管财务的常务副校长闵维方在办公楼礼堂介绍北大的财务状况，他通报说之前5年北大的资金收入总共是30多个亿，其中校办产业上缴了1个多亿。我当场估算了一下，占北大这5年总收入的3%多一些。我不免十分失望，北大的校办产业名气那么大，销售收入那么多，对学校的回报却极为有限，还占用了学校的不少资源，真可谓是“枉担了虚名”。以后我没有再听到这方面的具体数据，但是校办产业在北大的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一直不高则是确定无疑的。
虽然校办产业给北大的回报十分有限，但却并不妨碍公司高级管理阶层获得高额的收入，叶丽宁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不过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校办公司和北大的产权关系并不明晰，给北大上缴不上缴？上缴多少？并没有明确的规则，往往由公司和校方私底下讨价还价，这样就存在很大的运作空间。虽然公司给北大上缴的不多，但是他们却会和校方的权力人物建立密切的关系，公司有独立的财务，掌握着巨额的资金和大量的资源。在学校正常的体制下，某些权力人物在资金的使用，资源的获取，个人的享受方面毕竟会受到一些限制，而这些校办公司都可以充分提供，甚至还可以为某些权力人物的子女、亲属提供安排和帮助。我偶尔就听到某某领导被某某公司“搞定了”的说法，这种“搞定”的含义外人虽不清楚，但当事人都会心知肚明。在北大的某些权力人物和校办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多种利益共同体，叶丽宁和任彦申不过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对。校办产业尽管对北大贡献不多，但确实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也让一部分人享受起来了。
叶丽宁虽然倒台了，但是北大校方和校办产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依然存在，学校和公司之间依然没有权利义务方面的明确规则。叶丽宁这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校办公司的经营者毕竟还是北大的人，他们可能多少还会考虑北大的利益。但是据我了解，目前北大校办公司管理阶层的组成人员更加复杂，利益诉求更加多样。对于北大的校办产业而言，产生叶丽宁的土壤依然存在而且更加肥沃，叶丽宁应该不会是最后一个被通缉的北大校办产业负责人。
王德炳
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合并之前，王德炳是北京医科大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2000年初北大和北医大合并，原北大党委书记任彦申调离，王德炳担任了合并后的北大党委书记。王德炳曾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当北大的党委书记，他担任这一职务显然是过渡性的，是出于北大和北医合并后的平衡而做的安排。我见过王德炳的次数不多，对他没有多少了解，总的感觉他还是一个比较厚道的人。
王德炳的背景和心态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北大有多少举措和作为。他任职期间，凡是我经历的统战方面的工作，例如要推荐党外代表人士，要举办什么会议和活动，请示到王德炳那里，他一般都不会提出什么意见，只是强调一下要考虑到医学部。学校在2001年曾举行过全校统战工作会议，王德炳作为党委书记要做报告，他只是把统战部起草的报告稿念了一遍。对待其他事情，他大体上也是这种态度。从王德炳本人的经历和北大、北医合并的背景看，他强调要考虑到医学部也是合情合理的。
对于王德炳的任职情况我了解的很少，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事情。倒是刚刚宣布他卸任之后，我在勺园餐厅吃饭，听到他对周围人说卸任当天他就举行了家宴，庆祝他不当北大党委书记了。对于不少人梦寐以求的北大党委书记一职，王德炳毫不恋栈，如同卸下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其朴实、率真的一面令人印象深刻。
王德炳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每年年初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召开之前，统战部都会召开座谈会，听取即将出席“两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王德炳卸任后参加过我们的座谈会，我查了一下当时的记录，他在会上说：现在大学校园内外商业气息太浓，大学应该安静下来，避免浮躁；农民问题会影响到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农民收入提高不了，就不能解决扩大内需的问题。农村的教育、医疗卫生状况令人担忧，自己回河南南阳老家看了看，在南阳农村很多小孩都上不了学，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很普遍；医德医风也是人文教育的问题，现在片面强调科技，对人文教育强调的不够，要注意协调好人文和科技的关系。要注意医学教育的质量，大学不能只强调扩招，要注意保证质量。过去教育部没有管过医学院校，现在医学院校基本上都与其他院校合并，由教育部统一领导，合并后怎么管理、医学教育怎么发展，需要切实重视、认真研究。
王德炳只参加过一次统战部的座谈会，但他谈的这些内容我认为都是比较实在、有针对性的，对教育、农民、医疗问题都非常关注。王德炳是血液病方面的专家，对他的医术我没有什么了解，他应该是一位有造诣的资深医生。王德炳担任北大党委书记只有两年，他担任这一职务主要是由于北大和北医合并的需要，并非完全是本人所愿。他既没有时间充分进入角色，也没有深入了解北大的愿望，不大可能对北大的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主张。王德炳卸任之后就回人民医院行医了，他在北大没有做什么令人称道的事情，但似乎也没有做什么让人非议的事情，他只能是一位力求平稳的过渡性的人物，也许他更希望人们知道他是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
吴志攀
吴志攀当上校长助理、副校长之前，我已经离开了办公楼，我对他是只知其人，知道他当过法律系主任、法学院院长，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了解。2002年底我申报教育管理研究员职称，吴志攀是评审组组长，当然我最终没有通过小组评审。我以为吴志攀对我没有任何印象，不过就在职称申报期间，他曾私下对我说我的文章写得不错，他指的是我在北大校报上发表的一些评论文章。我当时用的是笔名，吴志攀看过，大概在我的申报材料里知道了那些文章是我写的，所以才有了上面的评价。此后我和吴志攀总共也没有见过几次面，偶尔遇到时他会打一下招呼，或者问我最近又写了什么文章。
2003年底北大召开第十一次党代会，吴志攀兼任了校党委副书记，随后又成为党委常务副书记，分管组织、干部工作。我那几年对学校的状况极为失望，另外我虽然在机关里资格较老，但一直没有任何安排，大批比我年轻的多的干部早就纷纷上位，我已经完全边缘化了。或许是当时还有些看不开，有些怨气，也有些清高吧，总之我对学校的事情，特别是对学校领导层的情况不闻不问，当然对吴志攀也没有任何接近、了解的愿望。
到了2008年底，学校突然调整了统战部的干部，调校团委副书记张小萌任统战部副部长。不知道领导们是怎么考虑的，总之我接到了吴志攀亲自打来的电话，询问我是否有时间？能否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我接到电话就估计和统战部的干部调整有关。吴志攀话说的很客气，我却觉得有些多余，他是主管干部工作的常务副书记，我只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普通干部，何况至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校领导和我正式谈过话了——除非有很特殊的情况，否则我没有必要拒绝吴志攀的谈话要求。到了吴志攀的办公室，我看到桌子上、沙发上、地上到处都堆满了书，房间本来就不大，更感到没有落足之地。吴志攀大概也觉得屋里太挤，就领我到了办公楼202会议室，他平时说话声音就不大，这时候可能更觉得不好开口，口嗫嚅而不能言。我看吴志攀为难的样子，就主动说这件事情我早就听说了，我不会在意的，也无所谓什么一官半职的。既然已经说开了，吴志攀也显得轻松了一些，又表示说以后可以安排我做统战部的副部长。我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北大的干部运作已经到了随心所欲、不讲任何规则的程度，觉得他这样的许愿不太现实，统战部已经有两个副部长了，怎么能再随意增加呢？就再次表态说我不会介意这些事。
也是在2008年底，应该是吴志攀和我谈话后不久，忽然听说季老收藏的字画被人盗卖，一时间各种传闻沸沸扬扬。此前在301医院负责照顾季老的秘书是吴志攀的夫人杨锐女士，听说季老不让杨锐做秘书了，甚至有传言说她是监守自盗，还有传言说杨锐对季老不好。我迄今没有见过杨锐女士，不过以吴志攀的身份和为人，我不相信他的夫人会做什么对不起季老的事情，季老听信谗言、被人利用是完全可能的。至于季老字画事件还有什么复杂的背景，是否有人借此针对吴志攀我就不清楚了。据说杨锐女士为此受了很大委屈，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吴志攀也说过有什么事冲我来呀，为什么要整我妻子的话，但是一直没听说他有实际的行动。
到了2010年初，闵维方忽然在一次学校干部会上宣布了教育部的决定，免去吴志攀党委常务副书记的职务，改任常务副校长。原因据说是吴志攀担任了几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不符合干部任职的有关规定。虽然常务副书记和常务副校长是平级的，但谁都明白吴志攀的地位下降了。尽管有关干部任职的规定很多，但认真执行的情况似乎并不多见。我不了解有关规定，不过也听人说担任独立董事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再说就算是吴志攀违规了，都是党员领导干部，为什么他又可以当常务副校长？这样处理明显有排挤吴志攀的意思。如果他能够拍案而起，表示说老子不干了，哪怕再去多做几家公司的独立董事，或者专心于学术研究，搞他喜欢的文学创作，倒也不难博得人们的佩服。但是我没有听说吴志攀有任何表示，而是老老实实地去做常务副校长了。
吴志攀虽然主管过好几年干部工作，他改任常务副校长以后，他所主管的离退休工作部增加了一位副部长，据说他事先毫不知情。后来离退休工作部部长也进行了调整，此时校党委书记已经由闵维方换成了朱善璐，但还是没有人征求吴志攀的意见。有一种比较夸张的说法是吴志攀看到原部长在收拾办公桌，就问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要给新部长腾地方，他才知道部长已经换人了。
几年前我有一次见到吴志攀，我也是有意想看看他的反应，就问他答应过我的事怎么样了？我指的是他答应我做统战部副部长的事情。吴志攀先是一脸茫然，经我提醒后表示一定尽力去办。过了些日子，吴志攀遇见我后问我的事情解决了没有？我不禁觉得好笑，就说你是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我的事情解决没解决你应该先知道呀，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到了我写这本书期间，我再次碰见吴志攀时他还问事情解决了没有？并表示他还要去说。我只好说不用再说了，再说就没意思了。吴志攀又立即表示“我和晓黎说”。张晓黎是现任的统战部长，即使吴志攀要兑现诺言，他应该和党委书记，或者是主管干部工作的党委副书记，起码也得和组织部长说。他作为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尚且对学校的干部任用没有任何发言权，更何况只是中层干部的统战部长了。我想吴志攀也不是故意推脱，而是他说话根本就没有分量，他可能也没有向那些人提出要求的勇气。
我和吴志攀的接触很少，基本上就是上面说的这几件事。吴志攀在专业领域应该是有造诣的，特别是他作为一位法学家，文笔也很好，他的散文不失为上乘之作。听说吴志攀还会写诗，画画也不错，是很有些才气的。吴志攀几年前出版过《闻道与问道》一书，其中有他对北大一批著名学者的认识和感悟，以及对许多教育问题的见解，很多观点都体现了他对公平正义，对教育改革，对美好事物的追求。通过他对我的文章的评价，我知道他对我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是肯定和赞同的。吴志攀长期处在北大三、四号人物的位置上，是完全有机会、有条件表达他的意见，提出他的主张，从而影响学校的决策，哪怕只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也行。但遗憾的是我没有听他说过这样的话，做过这样的事，如果他甘愿同流合污，我自然没什么好说的，偏偏他私下里又表现出一些洁身自好之处，似乎他是另有所求的。实际上吴志攀的这种姿态，只能让他在北大领导层中充当花瓶的角色，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真让他负责肖家河项目这样关系重大的事情，他又明显敷衍了事。甚至在他的妻子和他本人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他也没有任何抗议，而是心甘情愿地任人摆布，或许他这样做是为了所谓的“顾全大局”。对于一个连自己的妻子都不能保护的人，还能指望他在别的事情上挺身而出、维护公道吗？
吴志攀则不仅对上软，对下也同样如此。我听说他任常务副书记时有一位中层干部到退休年龄了，他叮嘱组织部门过半年办退休手续，组织部门怕不好办，拖到了一年后再办。结果这个干部找吴志攀一闹，他马上就改口说不退了。我以前不愿意接触学校领导，主要还是有些怨气，不过对他们多少还有些敬畏。自从吴志攀和我谈话之后，闵维方等领导也对我表示了安抚之意，反倒让我一下子看清了他们虽然表面上为所欲为，其实并没有足够的底气。否则他们完全可以对我不予理睬，即使我主动去找也可以打打官腔。
前两年网络上突然传出吴志攀的一条微博，是针对社会上屡屡出现的老人摔倒了没人扶现象的。吴志攀写到：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被网友评价为是一条相当硬气的 “撑腰体”微博，也有网友怀疑其真实性，据核实确实是吴志攀发的。吴志攀或许是平时软弱惯了，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偶然对一种小概率事件表现了硬气的一面，其实他只需要在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时表现出一点硬气来，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了。
以前我认为吴志攀有点像三国时的刘表，“善善恶恶”，也是“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不过当我看到《资治通鉴》上东汉桓帝时杜密对刘胜的评价，觉得把吴志攀比作刘表还是有些抬举他了。杜密评价说“刘胜位为大夫，见礼上宾，而知善不荐，闻恶无言，隐情惜己，自同寒蝉，此罪人也。”实在是极为精确地刻画出了吴志攀这类官员的形象。北大之所以堕落到现在这个地步，虽然有多种因素的作用，但是也和领导班子中有一些吴志攀这样的人关系很大。正是他们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尸位素餐，“自同寒蝉”，从而使任何荒唐的决策都可以在北大畅行无阻，他们也将是北大历史上的“罪人”。
张 彦
我认识张彦是他当哲学系团委书记的时候，当时他的家庭遇到了变故，时任党委副书记的朱善璐曾帮他安排过家事，其间张彦来过朱善璐的办公室。张彦比我小六七岁，是哲学系1988级的本科生。虽然参加工作比较晚，他的仕途却十分顺利，从哲学系出来后，先后当过招生办公室主任，校团委书记，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主任。到了2003年底北大召开第十一次党代会，张彦则更上层楼，当上了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当年他只有34岁。张彦从考入北大到成为校级领导，前后不过用了十几年时间。
大概是因为我能写几篇文章，张彦见到我时还有几分客气。有一次我在艺园餐厅和几个朋友吃饭，忽然肩膀上被人一拍，回头一看，是张彦带着一帮学工口干部从包间走出来了。张彦停下来和我们寒暄了几句，两个女干部一左一右地趋奉着站在他身边，斜弯着身子做出随时准备搀扶的样子，和张彦大约只有半步距离，感觉上再近一些会显得太亲密，再远一些又不足以显现她们对领导的关切，正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后面跟着的才是学工部长、团委书记等一批干部。此前我虽然见过张彦的做派，但这次看到他众星捧月的阵势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说了几句话之后，张彦慢悠悠地踱着方步，两只手前后大幅度地摆动着，在学工干部们的簇拥下派头十足地走出去了。
张彦除了主管学生工作之外，还主管学校的安全保卫等工作。由于我所在的统战部人员很少，学校有关安全保卫工作的会议一般都是我去参加的。这类会议开得还比较频繁，大概每三个月就要召开一次，一般都是由保卫部长安国江主持的。安国江是部队转业干部，我印象中人还比较朴实，但是一到召开安全保卫会议，我感觉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吹捧张彦。每次宣布张彦讲话前，安国江总要说：“下面请张彦书记为我们做重要指示”，然后我们就开始听张彦慢条斯理地做“重要指示”；有一次在稻香湖酒店开保卫工作研讨会，张彦头一天还没有到会，但安国江提前告诉我们说，明天张彦书记会来给我们“揭示保卫工作的真谛”。第二天张彦讲完话后会场休息，那天天气比较寒冷，我看见他身边至少跟着四五个人，有给他拿着外套的，有拎着皮包的，也有空着手侍立在旁边的；还有一次在外研社培训中心开会，安国江又事先告诉我们说“张彦书记最近对保卫工作又有许多新的思考”。在安国江等人的吹捧下，张彦每次讲话都是自我感觉极其良好，讲起话来拿腔拿调、派头十足。我有时候听一些领导讲话，特别是听一些比较年轻的领导讲话，往往对自己的智商感到怀疑，因为这些领导经常会用一种开导式的语气给我们讲一些浅显的道理，听张彦讲话有时就让我有这种感觉。
张彦近几年的地位还在不断上升，先是2010年兼任了副校长，2011年又在和另一位党委副书记于鸿君的竞争中胜出，当上了校党委的常务副书记，成为了仅次于党委书记、校长之后的北大第三号人物。学校的两办、学工口等部门称呼张彦时，规范的提法都是“张彦常务副书记、副校长”，而不会称“张副书记”或“张副校长”，否则就和其他副职没有区别了。近两年我曾有两次替统战部长参加了学校安全稳定工作一线小组会议，安全保卫会上的张彦已让我难以接受，但是和他在“一线小组”会上的表现相比，还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我这些年极少参加学校的会议，偶尔参加过几次，感觉北大的会议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不管开什么会，谁是这个会上的最高领导，基本上整个会议就成为这位领导的个人表演。朱善璐是如此，张彦也是如此。
在这个所谓“一线小组”的会议上，我看到张彦是摆足了派头的，完全是他一个人在发号施令。保卫部长安国江一向以吹捧张彦为能事，虽然他年龄比张彦大了十多岁，但张彦却是毫不客气，一口一个“老安”要如何如何的话，安国江则一直十分认真地记录着“张彦书记的重要指示”；张彦对学工口的干部，更是一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口气；2012年叶静漪当上了党委副书记，并接替张彦主管学生工作，她虽然比张彦大了六七岁，但在张彦面前却完全像一个小学生。我参加过的两次“一线小组”会都是有关学生工作的，第一次会上因为叶静漪刚接手，张彦就以一种完全是居高临下的口气对叶静漪说：这次（学生工作的事）还是由我替你说，下次就该你说了，我让你说你就说。叶静漪则十分乖巧地不断点头称是。
我参加的两次“一线小组”会议都只好提前离场，倒不光是觉得讨论的事情比较好笑，主要还是看不惯张彦举手投足间表现出的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用他们东北话说就是太“嘚瑟”了。我虽然一天的领导也没有当过，但级别很高的领导我还是见过一些的，就是当今最高层的领导人中，在他们比现在的张彦更年轻、职务更高的时候，我也是见过几位的，但没有见过像张彦这样的。恐怕只有内心极度膨胀的人，才会有他那样的表现。
我虽然在北大30多年了，但对于北大的许多现状还是有些孤陋寡闻，我在近一两年才听到了所谓“标配”的说法：这些年北大的毕业生能留校从事党政工作的，基本上都有家庭背景，多半是各级官员的子女。如果其家长是司局级干部，就可以称之为“标配”，即标准的配置；如果其家长职位高于司局级，就称之为“高配”；如果是低于司局级的，自然就是“低配”了。一般的平民子弟已经没有多少留校工作的机会，一些权贵子弟更可以在权力的庇护下一路畅通，他们可以被保送进北大，保送读研究生，然后留校工作，进而很快获得提拔，“保送、保研、保留、保提”一条龙服务。张彦作为长期主管北大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作为一位重量级的实权人物，我不敢说这些事情都是他一手操作的，但如果说出现这些情况和张彦都没有关系，恐怕也不会有人相信。前几年两个经济学院官员子弟保研的事情就牵涉到张彦，一时在网络上被炒得沸沸扬扬，只是后来不了了之了。目前北大的主要领导人中，朱善璐、张彦都是黑龙江小地方出来的，没听说他们有特殊的家庭背景，如果他们是近些年的毕业生，基本上不会有留校的机会，更不用说能坐到现在的位置上。但也正是在他们的把持之下，北大已经基本杜绝了平民子弟的上升通道。张彦在北大干部的选留、提拔、使用、安排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是我这个局外人能说的清楚的，但却是很多相关人员都明白的。
在北大目前的领导层中，我认为张彦还是有一定能力的，我曾听他讲过北大的校园管理，认为北大的管理应该体现出文化，不失为有针对性的见解。张彦以34岁的年龄进入北大的领导班子，难免有些年轻得志，特别是他任党委副书记以后的这些年，正是北大彻底走向官僚化体制的时期。作为一位年轻又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张彦受到了身边很多人的过度吹捧，如果他政治上比较清醒，知道自己今后的路还很长，应该对这些吹捧保持一定的警觉，对权力、利益的运作保持一定的分寸。但我看到的张彦却是完全沉浸在权力带来的快感中，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言行、做派已经让很多人看不惯了。他大概和朱善璐一样生活在梦境里，如果不能及时从梦中醒来，恐怕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杨河
杨河是2001年担任党委组织部长的，此前他是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党委书记，不过我不认识他。杨河到组织部以后我才见过他，我看他头发已经完全花白了，以为他岁数比较大，其实当时他只有四十多岁。此后我也只是偶然在一些场合见过他，他2005年底担任了党委副书记，位居张彦之后，随后开始分管统战工作。
2006年前后中文系的孟二冬教授被作为模范教师代表进行了广泛宣传，北大校报在2006年3月出过一期介绍孟二冬先进事迹的专刊，校报的编辑让我为专刊写一篇评论。我对宣传孟二冬的情况也有所了解，就写了一篇《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句空》的一千来字的评论。杨河作为党委副书记还分管宣传工作，每期校报的清样都要报给他审查。也是在2006年初，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发明人，被誉为“当代毕昇”的王选教授因癌症去世了，王选去世时担任着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的职务。王选的成就和影响力都很大，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教育部等部门组织了一个王选事迹报告团，准备在全国各地宣讲王选的先进事迹。因为王选的主要贡献是在北大完成的，有关的报告稿自然就要由杨河牵头负责了。方正公司此前已经起草了一份王选主要事迹的报告稿，但没有得到认可，于是杨河点名让我负责撰写主报告稿。他对我说看了我关于孟二冬的评论，觉得写的还可以，所以考虑让我撰写。
我接受任务时离预定的报告会时间已经很近了，就在对材料没有充分消化的情况下匆忙动笔，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起草了两三稿。其间杨河曾对我提过具体建议，例如他提出可以参考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的评价方法，让我很受启发。报告团一共准备了4份报告，杨河数次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统稿，有时一边听大家的意见，一边亲自动手在电脑上修改文字，还先后两次和我们一起去教育部开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虽然我对自己写的报告稿不很满意，但总算是完成了杨河交代的任务。
北大的统战工作按说是由党委书记主管的，杨河只是协助书记分管。但实际上闵维方对统战工作基本不管，也没有专门来过统战部，只有一次接受党建工作检查时陪检查组来过，平时的各项事务都是杨河主抓的。我觉得杨河对统战工作是比较上心的，经常会主动来统战部。北大一般每年召开两三次党外人士座谈会，如果是闵维方、许智宏等人参加，只会泛泛地通报一下学校的事情，也不留多少时间让党外人士发表意见。统战部每年也要召开几次民主党派负责人会议，杨河一般都会参加，他对学校情况介绍的比较全面、具体，对一些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会主动进行通报，例如有一次他对季老文物纠纷的情况就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各党派负责人对杨河的到会是比较欢迎的，北大的民主党派在学校没有任何权力，闵维方、许智宏等主要领导参加相关会议往往只是走形式，杨河的态度则体现了一种对他们的尊重。
杨河在有关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通常都有比较充分的准备，能讲一些有针对性的意见。例如有一次他对党员干部讲统战工作方法，提出要做到“明、诚、稳、细、和”，意思是说对统战工作要做明白人，要真心诚意，要稳妥、稳当，要讲求“润物细无声”，要宽容、和谐。如果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恐怕是提炼不出来的。对党外人士希望参政议政，参与学校管理、监督工作的愿望，杨河提出一方面学校应该提供这样的平台，另一方面党外人士自己也要积极争取机会。诸如此类的讲话还有不少，虽然不敢说有多大突破，但大都比较实在。
杨河对我及其他同事也是关心的。2008年底学校调整了统战部的干部，大概是怕我有想法，吴志攀找我谈了话。过了几天，杨河又亲自到我的办公室和我谈话，态度非常诚恳，当时我的妻子和孩子还在外地生活，他对我的家庭情况也表示了关切。我对谋求一官半职早就没有了兴趣，这时候也知道了杨河在干部安排上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我体谅他的苦衷，对他的细心周到表示了感谢。付新以前是北大校医院的党委书记，为人处事很正直、能坚持原则，结果受到了排挤，从正处职的院党委书记安排到统战部做副部长。付新2010年下半年发现患了乳腺癌，杨河知道后非常重视，会同医学部有关负责人一起到北大肿瘤医院，对付新的治疗问题进行了妥善安排。
虽然杨河在学校领导层没有多少实权，但他还是在自己的权限内对我给予了很大支持。我前些年一直在北大校报上零零散散写一些评论，虽然主要是一些批评意见，但口气上还是比较温和的。到了2008年之后，我对学校的状况愈来愈难以忍受，再写此类评论时明显加大了力度，有的文章直接对北大的现状进行了批评。2009年底我写了一篇《北大应以整体改革的形象重铸辉煌》的评论，将近4000字，其中有不少文字是比较尖锐的。校报的编辑看后觉得内容太敏感，担心杨河不同意发。我说你们不妨先拿去试试，结果清样送去审查后杨河未表示任何反对，文章一字不改地得以顺利发表。此后我又写了几篇类似的文章，杨河都顺利地放行了。其间我没有和杨河进行任何沟通，他也没有主动提起过，但他是以默许的态度对我给予了支持。
2011年初统战部部长进行了更替，杨河曾透露过对这次更替他事先是不知情的。此前宣传部任命了两位副部长，我听宣传部的人说他也是不知情的。主管领导过问不了主管部门的干部任免，这是闵维方时期北大干部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从我的角度看，我认为杨河有比较软的一面，不能据理力争，但是设身处地从他的处境考虑，确实也有独木难支、比较为难的地方。在北大极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不好对他有更多的苛求。在新任统战部长在场的某次会议上，杨河除了对新旧两位统战部长进行了充分肯定之外，还对我做了比较高的评价，可以说是一种“力挺”。我明白他是为了让我在新的环境里有比较宽松的空间。
2011年年中在杨河等人的争取下，组织部门算是给我安排了一个正科职的位置，距离首次有人提出给我解决正科级待遇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据说还是非正常操作的，因为统战部按规定是不设内部机构的，尽管其他部门经常可以“因工作需要”任意设置岗位。我当然也没必要拒绝，起码可以增加一些我不知道具体数额的津贴。这时候我对北大的干部运作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觉得实在没必要为此自寻烦恼，不过杨河还是力图让我更进一步的。朱善璐上任后事必躬亲，倒是能主动参加统战口的活动。2011年底我们举办统战系统新年联欢会，杨河陪同朱善璐一起参加了。我在台上主持联欢会的过程中，杨河在台下又向朱善璐说明了我的情况，并且随即就将朱善璐的表态告诉了我。过了几天，朱善璐专程来统战部，又当场表示要将我的事情在学校领导层里讲一下。我感到奇怪的是北大的干部部门对主要领导人的意见从来是坚决贯彻的，甚至不需要领导人主动发话，为什么在我的事情上多位领导都表了态，但就是没有人落实。当然他们大概是很不愿意给我安排位置的，他们也会揣摩主要领导人未必真想解决我的问题，不过杨河对我的支持一直是真诚的、实在的。
2012年6月北大召开了第十二次党代会，杨河这年58岁了，没有再进入新一届党委，不过他随后出任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级别也从副局级提升为正局级。在北大近些年来的领导班子成员中，杨河是一位比较难得的有正义感、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作风上又比较朴实、正派的干部。在北大极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杨河确实很难发挥作用，但他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是一位能让人尊敬和信任的学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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