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完了吗？为什么说通化的“官本位文化”是果而不是因？
起
（另外还有维舟的一篇“通化休克实验”可以参考，讨论了计划与市场问题。他还写了一篇“硬核抗疫与北方的衰落”。）
然而文中还提到一位高校教师吐槽东北“官场文化”，说做决策的都是官员，缺乏专业人士，这在现象上也是事实，然而在解释它时，是否可以将之归咎于计划经济残留的官场文化，乃至于泛东北的文化问题？
这种叙事路径颇为流行，但以文化和政治生态作为解释问题的根本视角时，是否是在把表层现象的果误解为因，乘着刻板印象的顺风车掩盖了深层次的问题？尤其是当简单把东北官场文化作为历史继承的产物时，是否过度强调了社会结构的简单延续而忽视了结构再生产的因素及其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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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官本位文化是果而不是因？正如“北方疫情何以至此”一文提到的，当地没pcr，没财政投入，简言之，没钱。要知道如今被诟病的机构简并中取消地级市疾控中心，当初不取消的时候，也被批评为“东北官本位文化”的冗政现象。至于是不是冗，那要看你是衡量它的政府经费绝对投入，还是衡量它的GDP占比。它没提到的一个问题是：更没有专家愿意留下。
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像金融、法律、计算机和医疗这些行业，越是受到重视和提升薪水（正如我们如今强调的善待专业化，可能会适得其反）（比如大庆的医护人员在所有国企事业单位普遍降薪时，薪水翻倍，而这不仅是大庆的情况，医生专业人员时越来越贵，而新入行者面临的薪酬差也越来越大）（医院药品不加价改革时，很多医生便抗议收入下降无法与其工作相称，但是否投入与产出相称，实际上是受到社会文化的一般估值的影响，比如医生的收入无法通过药品加价补充后，也仍然绝对值不低，比如和同样受过多年博士教育的人文社科从业者相比）（一个受到忽视的现象是，像金融管理局或药监局这样的机构的薪资，实际上早就已经受到市场价格影响，这些机构的专业负责人的薪水远超同级普通官员的数倍甚至十数倍，详情请查阅数年前的药监局改革），在一个内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里，偏贫穷的地区越是拿不到真正的专业人才。留下来的往往是非985211的本硕，而非双一流的专业博士群，这种情况下，官员不拍板谁拍板？北方，特别是东北，专业人员在决策层中的匮乏，与武汉的情况还不太一样，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非专业官僚，在不考虑贪赃枉法的情况下，其实相对便宜。
官本位文化都说烂了，但其实官本位的环境有时不在于官太强势，而在于其他声音的底气本身就很弱。就像这回黑龙江公务员选调，我没报名，但接到好几个非常亲民客气的地方组织部电话问要不要回家乡，就仅仅因为我在北师而且有司考证书。有些小地方连公检法都无法保证新人百分百有证，所以一边助理一边考，甚至是先辅警再慢慢考公，有司考证成了优势。官本位官威重？其他地方哪有这么低三下四求贤若渴的组织部？还反复多个地市组织部来主动联系硕士生？（选调还都是从科级或副科起步）但我还是没有回去，因为我觉得不划算，但我为故乡感到悲伤。反过来说，假如“专业人士”群体里有一半人连证都没有，或者读书的时候就是吊车尾，你让这个群体去给官员硬谏并自负权责？他们哪里有这样的底气和自信？我一个朋友学医的，他开玩笑说：你要得病就得胃病肝病这种主流的病，在哪都没啥大问题，千万别得脾病，咱这期末考试不考这个病，都是毕业现练的。
和北大的一位老师聊到这个问题，她说这个角度蛮有道理，但更根本的是“教育以及社会价值观单一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当前的教育和社会价值观取向上太单一，对成功生活的定义过于狭隘，大家都去追求过这个独木桥。“好大学的毕业生都不愿意去小地方”（其实准确来说，就像余杭区的清北生和深圳龙华的中小学老师清北扎堆一样，现在优秀年轻人其实不介意去“小”地方，没那么大野心，但薪水不能少，这个小，其实是穷的意思）。这位老师认为这是由于我们当前的“整个教育体系太过单一了”。另外，整个财政系统的钱是够的，但是分配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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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讨论两件事：一，什么是价值观单一，这又是否是教育体系的问题？二，怎么算整个财政系统，怎么算分配？
从我的角度来说，年轻人追求过更好的生活，这本身无可指摘。但问题是什么叫做“好生活”？价值观单一论切入的批判点正在于此：我们缺乏对“好生活”的“好”的多元定位。但在我看来，这不能说错，但仍然是表面现象。要问一句：为什么？是简单的单层结构和价值灌输教育所导致的吗？其实不然。若说是单一，也未必是教育的问题，或者说，未必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问题，而是“社会教你做人”的问题。这种单一不是单一本身，不是文化和社会价值到个人价值理想的滴灌，而是再结构化的结果：走那条路的人成功了，走其他路的人没有，而就算一个人自己不在乎单一定义上的成功与否，他还会存在代际的问题。就像在东北，高知识水平的孩子留在当地，就算不图钱，连能聊天的朋友和伴侣都找不到，大庆其实不算贫穷，但想找个咖啡馆也要打车二十几块钱。
而不留在当地，上一辈每天工作六小时很有生活，虽然收入低积蓄少（国企到手月薪三四千，存款不少，但房子不值钱）但没有异化，这很好。但是到孩子一代，如果想要专业化，他要出去读书。这个立刻就会教育到他们的孩子，外地人歧视你家孩子，反过来老夫老母到老了痛悔这多元价值的一生，觉得不如早年多“单一价值地拼一拼”。这里说的歧视，不一定是歧视东北文化本身（虽然甚至这也有），而是歧视你没钱，出不了国，缺乏多元素质不会玩，等等理由。人未必是价值观单一才想要单一定义的成功和好生活，更不能从他现在想要的东西就去推断他的价值观单一。而是很多多元价值的东西，就算他想要过另外一种生活，但是他或他的后代也得不到。这也是我说的没退路的意思，从小东北孩子就被教育有出息的话就离开东北。这不代表他在单一价值上认同北上广深或二线大城的生活而厌弃东北，而是体现了地方特殊性和全国乃至全球普遍性之间的双向流动机制没有打通。这样不去追求单一价值 结果不是选择了不同价值，而是至少两代人就此锁死在地方性不同价值里：不可兑换。其他生活方式的价值是以游戏币形式存在的。这不是由于单一价值定义了在任何时刻的A大于B，而是在长远的时间流里，2大于1。在文化和经济资本都不可兑换的情况下，强调多元价值和安于自身存在（自身的游戏币式存在），非但不能解决单一价值锚定的问题，反而可能通过对价值边界的强调而加剧价值单一化。我们越是推崇安于此地的生活本身，工资不高但完全够用而且生活的很好，广义上的消费投资比就越高，这种模式在代际之间就越不可持续。我们当今的社会之所以单一化，不是简单的“缺乏多元价值体系”，而是由于缺乏向“单一价值体系”流通的途径，单一社会价值观的形成不是由于过于强调经济价值的重要性缺乏退出机制，恰恰相反，是由于人们可以退出但无法重新进入。应对的策略并非是解决从一元到多元的退出的多样道路，而是确保人们可以从多元中重归经济一元的能力不会因其在多元中的沉浸而减损。我把这种策略成为“通过畅通追求一元的途径而消解一元的唯一性”，而非鼓励多元甚至从话语上抑制对一元的追求，那只会适得其反。
再看财政系统和分配的问题。真的存在一个“整个财政系统”这种东西吗？前两年的社保全国改革之前，东北地区的综合社保是22%，而梅州是14%，其他江浙广东地区也广泛在16%以下。请注意，这里我还没有计算私企广泛的逃税和逃社保问题。就像央妈书记郭树清前不久说的：“国有企业总体上从政府得到的是负补贴。平均而言，国有企业的税负大约是民营企业的两倍。国有企业实际上还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私有工厂和外资公司长期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税费优惠。各级政府安排国企相关预算，主要用于分流安置富余职工、补助职工社会保障和公共事业支出。”
这反过来逼走公司，而公司越少，越缺税和社保，就越是不能给出政策优惠，恶性循环。但为何会这样？这是由于之前国企上缴比例远高于私企，有些地方和行业至今仍是如此，比如大庆在中石油系统里，而全国汽油价格保价设置了天花板和地板价。这是为了利好制造业，我也很理解。国内自然油价超出天花板价，油气企业不可以赚取高额利润，因为限价。但是当自然油价低于地板价时，实际油价不可以低于地板价，私营油企可以赚取差额利润，但国有企业必须把这部分超额利润上缴中央财政（这就是中石油为什么不涨股价，而大庆地区国企也十年没涨过工资的原因，因为它为了大局让利了（用油大户多在发达地区），而让利没问题，但它没收到足够的反向让利不说，还被污名化为文化不行，没有“企业家精神”，这就过分了，不客气的说，很多发达地区的高文化资本持有者应该幸好它没有）。这就没能实现藏富于地方，这不是体制和管理而是一个很简单的现金流和资本沉淀问题。1976-78年左右，大庆一地上缴财政占中央收入七分之一强，每年上缴金额可以买下一个济南。这个比例在整个七八十年代都以一个略低于七分之一的形式存在（这还没有计算早期石油外销换外汇带来的价格稳定成本）。而像南方早期的小生意，比如浙江村的小服装产业早期，资本回报率，按项飙说的几乎每两年就翻翻，这比全球大资本平均回报率还高十倍左右（见皮凯蒂），这不可能是“自由市场”的结果，而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投机倒把”被视作罪名，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也有特定历史时期具体经济运行机制现实的缘故。
这实际上是：东北等地的老实上缴-维持了国家存续和稳定以及共同市场-遵守当时“落后的”法律让出共同市场-小商贩占领市场实现特殊的经济形态：小型资产在对手受限的场域下的垄断，获取了超额利益。他们的收益是内嵌在“落后的守法者”的支撑里，而不是独创性的神话。我不否认他们的先锋性，但遵守规则的人尤其是在遵守规则中奉献的人应该得到基本的尊重，否则此后的任何规则体系都难以良性运转。（我本身不反对改开。比如，增长极理论当时在国内影响蛮大。没有增长极，万一走印度路线就麻烦了。但是，改开的果子在地区间分配不匀。如果仅仅是经济资本的不均还不要紧，但现在连文化资本也产生了同样的倾斜，变成文化批判：你不能既要又要，对不对？）进一步，现在发达地区或大城市周边土地值钱，很多人去保护私有土地产权，而北方土地不值钱，因为留不住公司和人（原因上面已经说了）。土地的不平等比收入的不平等在当今中国更甚。出于此，很多身边朋友把被拆迁户（甚至是有一定补偿，虽然低于“市场价”补偿的强拆户）视作特权阶层。
近些年来，养老保险的跨省转移支付（乃至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全国统筹）实际上解决了部分问题。但医保，由于其监管“道德风险效应”的困难性，也由于发达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力量，它实际上连地级市统筹都没有完全实现，很多县城的医保是自负盈亏的。这就回到了我们通化困境的问题：北方疫情何以至此？几年前，黑龙江某县的医保局局长为了节约保费以免断供，甚至和地方医院闹上信访局，一叶知秋，可知医疗资金内循环的张力。而为何如此紧张？这是因为包括东北在内的北方地区大量的人口外流，他们在年轻时在大城市交了社保，包括医保（尚且不用算入他们的劳动力和消费力带来的繁荣效应），而医保在老了回家乡之后，不到十五年是无法全部带回来的，尤其是经常跨地区换工作的人更是如此。结果就是，他们给发达地区交社保，但劳动力价值随衰老而干涸后，回家乡吃社保（养老保险转移支付就部分针对这个问题，而尚且没有针对前面所说的起跑线输血的恶性循环效应，而在医疗保险中，甚至连种部分的转移支付这都不存在）。
因此，当我们惊叹于上海的精细化管理和流调时，以及当我们惊讶于通化这类北方城市的专业化能力低下时，我们要意识到这是一个一体两面的问题。上海的精细化花的不仅仅是上海的钱，而通化等地的医疗紧张，以及由此而生的借用其他系统人力粗暴一刀切应对疫情导致物资最后一公里失效，最后少数边缘地区的边缘人口缺少食品，是与这一链条紧密捆绑在一起的，链条的另一端是“市场化，非计划，发达而医疗能力精细的北上广”。P.S.这就是我为什么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不返乡政策（当然，这个返乡不该仅仅理解为返回农村地区，这太歧视了，即使这里有农民工无法远程办公的因素）的原因，因为这笔钱在劳动力输出地拿不出来的，它们的医疗系统资金没收到已经输出的劳动力的缴纳。很多人在这同一链条的两端进行比较并试图找出区别性特质，比如东北官僚文化，这是方法论上的错误。根本上说，两者是一因二果，而非各有一因以相区别。不能治标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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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试图反思以“文化”作为切入视角进行分析的根本方法论问题。在某些时候，它即使不是循环解释，也是过于表面的。更严肃的是，当我们分析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时的文化视角针对的根本就是不同的东西。比如，用文化视角批判“西方文化”，这里的文化一词，指的首先是一套话语，其次才是这一话语的具体实现和运作。但当我们用它指向“东北文化”时，它指向的首先是实际的具体运作和生态（虽然这其实一点也不“具体specific”）层面，而不是某种话语体系。低文化资本的地区没有文化话语合法性，它也并非是垄断式的“文化”，而只有这种成系统的文化话语才可以作为原因，“东北XX文化”在这个语境下还只是结果，倒不如称之为“东北XX处境”。文化批判视角，通过把链条两端进一步撕裂和拉远，阻碍了我们的深入反思，合法化了结构，遮蔽了广泛的联系网络（它是problematic的，但我并不想在这里简单而激进的说这种地区不平等结构是irreasonal，没理由或不“应该”的），反倒会使这个困境更严峻，而非更容易得到解决。但愿我们都能避免智识上的偷懒。请让更多人看到这篇文章并展开讨论，去查阅具体的数据和细节。
东北完了吗？看你怎么理解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