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治心切的弊病：不可低估的负面效应

诚如上篇文章所示（链接：《北京清理安全隐患：政府的好心为何遭到指责？》），官僚机制对政策往往具有巨大的扭曲效应。决策者眼里的仁政和良政落实到基层，就很可能扭曲为苛政和恶政。

譬如：

王安石在中央实行《青苗法》，试图通过官方低息贷款给农民，助其渡过灾年，同时也为国家赚取财源，并以此在全国大力推广，结果落实到地方，官员们为了竞争考核，往往将这项政策变成了政府强逼农民借贷，以此增加自己的新法政绩，最终给农民们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以致于大量农民被迫抛耕，蜕变成流民，而宋神宗也不得不罢黜王安石。

崇祯时期，朝廷增加对抗后金的辽饷征收，向农民增加田赋。结果天子要求加一里，落实到地方就成了一分，以致于皇帝觉得很小的税负，到了农民身上就成了活不下去的重担。随着辽饷的不断增加，河南、陕西的贫民已经无法通过耕种活命，于是他们被迫沦为流民，铤而走险，祸延天下，明朝遂亡。

“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竟至十两”

——明末大儒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描述三饷征收对农民的压力，这显示出政策落实的巨大扭曲效应对农民的危害

心匪不仁计则穷，减夫派饷事重重。

可怜三百年夭下，断送忧勤惕励中。

——清初萧正模回顾明朝的灭亡，并认为崇祯求治心切，加剧了流民泛滥，最终适得其反

“庄烈帝勇于求治，自异此前亡国之君（《明亡述略》）”，“嗟我先帝，焦虑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张岱）”

——崇祯以急于求治自命非亡国之君，但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很多亡国之君恰恰因为他们急于求治

隋朝的灭亡同样离不开隋炀帝的求治心切。征辽、开运河、修东都，虽然都是旷古绝今的大事笔，但落实到地方，则是民众的灾难，隋朝民众为了生存，不得不大量逃亡，形成大规模的流匪，最终巅峰了煌煌大隋。

古代帝王由于身处禁中，很难真正获取第一手的情况，下级官员们为了保住乌纱帽，又往往报喜不报忧，这使得决策者很容易高估政策施行正面效果的同时，低估其负面后果——隋炀帝也直到来都朝会的大多数地方长官因贼寇蜂起道路阻绝无法入都时，才知道他推行的开河、征辽政策已经使得天下大乱

事实上，无论崇祯，还是隋炀帝，他们都是思维健全的勤奋有为之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这些君主高估了民众的承受能力（帝王很难体会到穷人的生活，就像穷人很难想象帝王的生活），低估了政策的变形效应，这种勤奋和有为最后都变成了老百姓眼里看不到尽头的烦扰和暴政。民众一旦无法通过正当手段谋生，就不得不铤而走险，走上对抗朝廷的歧路，这最终加剧了整个国家的败亡。

所以，历史的教训值得借鉴，如何在“求治”的过程中，防止政策变形对民众生活的侵扰，显然是后来者值得深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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