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探索未知，中国人输在哪里？
近代以来，最令中国人莫名其妙的事情，莫过于中国竟会在大航海时代被西方全面超越。
“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瓦斯科·达·伽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
——梁启超评价郑和航海技术相对于西方的领先优势
要知道，1405年，当中国的航海家郑和带领中国船队远涉西洋的时候，其所率领的船队，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都远远超越90年后的西方航海家达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即便在航程上也不遑多让。照理来说，中国理应在航海成就上远远超过西方才对。
一衰一兴的原因
然而，东西方航海事业的命运却并未决定于技术。西方的航海事业，自达伽马和哥伦布之后日趋兴盛，逐渐奠定了西方近代崛起的基础，相比之下，中国的郑和下西洋，在经历了几次规模弘大的下海喧嚣之后，则戛然而止，最后竟彻底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
对此，清末民初的舆论领袖梁启超不禁充满疑惑：“顾何以哥氏（哥伦布）、维氏（达伽马）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郑和）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意思是，郑和的航海为何没能发扬光大？而西方的探险家却为何能够开拓出人类的新纪元呢？
不过，若是究其根本，就会发现，东西方航海的理念和组织模式的完全不同，最终决定了两个文明在航海事业的成就。
受命于大明朝廷出使西洋的郑和船队，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垄断贸易或者劫掠财富，而是为了宣扬大明的国威，度化愚昧的远人，“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史·郑和传》），“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天妃灵应之记碑》）。
在下西洋过程中，郑和船队为了“昭示恩威”而不惜成本。据《永乐实录》记载，当时苏门达腊与柯枝(今印度科钦)等地胡椒每百斤价格约1两白银，而明政府在《给赐番夷通例》中则规定每百斤胡椒的采购价为20两白银；与此同时，沿途各国最需要的中国产品，如茶叶、丝绸、瓷器等，郑和船队则低价甚至无偿赠送于当地首领。在巨额的经济回报诱惑下，远方各国争相来贡，此举无疑弘扬了大明的国威。
但是，对大明财政来说，下西洋的航海行动实际上是一笔负担沉重的亏本生意（与此同时，明政府禁止民间从事海贸），也引发朝野上下巨大的非议和反感。到了明宪宗成化年间，明廷试图再下西洋，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结果车驾郎中刘大夏不但将档案藏了起来，而反驳道，“三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虽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可见郑和下西洋，实属靡费巨大、难以为继的政策。
事实上，到了明成祖后期，明廷已经无力给官员发俸，不得不以南洋上供堆积下来的香料、苏木抵扣官员工资。
相比之下，西方航海事业则完全不同。从葡萄牙航海的开拓者恩里克一世到探索印度洋的达伽马，再到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西方航海家从事航海事业的唯一动机，就是获取更多的财富，不论是通过贸易，还是通过杀戮，这就使得他们的身份与其说是文明的先驱，不若说是时而贸易、时而诈骗、时而杀戮和征服的武装商人。
1502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第二次进入印度洋，他在东非到波斯湾的广阔海域不断打劫阿拉伯人的商队，收获颇丰，当他抵达印度时，又征服了当地城市Calicut，并逼迫周边富裕但孱弱的统治者交出大量财富，然后满载而归（100年前，郑和也曾抵达此地，赏赐当地统治者大量财富，换取对方朝贡），由此一跃成为巨富；
1511年，追随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另一位西班牙航海家贝拉斯克斯在发现古巴之后，随后将之征服，并以当地人为奴隶挖矿种地，为自己聚敛财富，跟随他的海员们都因此发了财；
1521年，贝拉斯克斯的部下、航海家科尔特斯征服了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国家阿兹特克。他被西班牙国王委任为当地的总督，王室将墨西哥的土地与印第安人通通交给科尔特斯，科尔特斯则开始奴役印第安人挖掘贵金属，供应西班牙制造业，赚取丰厚的收入；
与郑和的下西洋行动相比，这些西方航海家的航海行动，不仅成本极其低廉，而且能够为母国带来巨额的财富。葡萄牙一度因对印度贸易的垄断和对巴西的掠夺，国力得以急剧提升；西班牙则长期依靠来自美洲的白银充实国库，并称雄欧陆。
到了后来，荷兰、法国和英国等国的商人们，各自组建了用于航海贸易和掠夺的“东印度公司”。这些商业公司，最初仅仅只是将征服掠夺和垄断贸易当做一门盈利的生意，他们埋头拓展自己生意，却在无形之中完成了旷古绝今的惊人伟业。
荷兰东印度公司侵略并征服了印度尼西亚的沿海地区，控制了好望角；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则通过连横合纵和欺诈收买，制服了庞大的印度，使之成为英帝国的奶牛。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克莱武指挥公司的军队，在1757年6月的普拉西（Plassey）会战中，通过收买孟加拉主帅贾法·阿里（Mir Jafar Ali ），击溃了孟加拉王公纳瓦布（Siraj Ud Daulah）的军队，占领这片当时世界上最富饶的土地，并进行了最无情地劫掠
由于西方的航海行动，不仅使航海者本身发了财，而且也让航海发起国获得了无可估计的土地和财富，巨大的财富回报使得西方的航海探索能够持续推进下去，为现代商业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进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前进方向。
大航海的教训
事实上，西方在大航海时代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航海技术成熟之后，能够将耗资巨大的航海事业成功商业化，使之成为盈利不菲的商业行动，进而以巨额的利润鼓动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涌入这项事业。
1434年,葡萄牙恩里克王子派遣的船队，征服了当时令欧洲人恐惧的博哈多尔海角，大大拓宽了欧洲人航海的里程，这标志着西方航海技术的成熟。到了1469年，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开始将南部非洲的探索和征服工作，交给商人费尔南·戈梅斯（Fernao Gomes），后者迅速使整个几内亚湾的贸易活跃起来，港口、码头、货站、要塞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拔地而起，海航行动的利润滚滚而来。
此后，西方各国涌现出一大批致力于海外冒险的公司，并将航海贸易发展成当时收获最丰厚的行业。以此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其中，西方的航海事业得以迅速发展，其技术也很快碾压了中国。
欧洲各国用于航海扩张的商业公司及成立年份
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
丹麦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16年）
葡萄牙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28年）
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64年）
瑞典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731年）
奥地利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774年）
相比之下，中国的下西洋，则是不折不扣的亏本买卖。事实上，即便明成祖再热衷于向海外夸耀中国之富强，他也不可能将这种足以摧垮大明财政的海航行动持续推行下去。而且，随着“下西洋”的中止和海禁命令的颁布，那些能够制造当时世界上最先进舰船的中国造船厂，也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市场，而有技术的船工们为了讨生活，不得不另谋行当，久而久之，中国曾经傲视寰球的造船术和航海术也就完全退化了。
以生产郑和宝船的龙江造船厂为例，该厂由建立至嘉靖年间经营了超过一百年。但到了嘉靖后期，由于海航船百年来无人问津，工匠们为了谋生，大都抛弃了祖艺，懂得造船工艺的人已所剩无几
从公元8世纪到公元15世纪，西方在与伊斯兰世界的对抗中，左支右拙，处境艰难，但是，大航海以及由此带来的巨额财富和资源，使得西方得以弯道超车，彻底改变了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力量的对比，实现了屌丝逆袭；相比之下，中国航海事业则在郑和下西洋的短暂炫丽之后，进入了长达600年的昏睡。梁启超曾为此叹息道，“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
事实上，大航海的失败，并不是中国国民性的问题，也非文明认知度的问题，而是明廷航海事业的经营模式失当所致。当西方从航海探索中重塑生机的同时，大明却因为不断下西洋而穷得只能给官员发香料抵偿俸禄——后者的航海探索事业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所以，梁任公所痛前人之事，实谓可悲可哀，然今人哀其事而不鉴其训，恐复使后人复哀今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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