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矛盾的变化：中国网络意识形态的现状与隐忧

即中西方关系自2015年底以来的不断恶化，这种恶化从美军战舰2015年底进入南海岛礁12海里以内开始，经历了2016年南海仲裁、2018年贸易战、2019年HK风暴、2020年疫情对抗和2021年新冲突等，每次冲突都使得中美民间互相观感急速恶化，这不仅仅促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也很大程度上带来了中国自由主义的衰败——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本质上亲西方思潮，是不可能在中西方对抗日益加剧的时代找到道义基础的。

考虑到中西方关系未来还会继续恶化，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衰败还将继续，除非中西方关系未来改善，否则自由主义不会复兴。

事实上，当前中国自由主义的衰败，与中国近代史上的两种情势是一样的。如：

1931年中日关系急速恶化后，曾经在辛亥时代风盛一时的大亚细亚主义在中国迅速衰败，那时候的国民党要员如汪精卫等很多同盟会元老，作为坚定认同亚细亚主义的忠实信徒，他们对中日开战是非常痛苦的，很多人接受不了这种结局，甚至选择是投敌加入伪政府——而亚细亚主义在抗战中的消亡，更使得其几乎被中国人完全遗忘了。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急速恶化，在曾经对苏联极度仰慕的部分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造成了巨大的思想震动。

因此，今天中西方走向冷战，第一个巨大的冲击就是指向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衰退是历史的浪潮的第一波，这同时也促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这种思潮变化的情势，并不让人意外。

第二种因素，乃是代际认知分化或者说代际矛盾

相比于外部因素，中国社会的代际认知分化，同样对网络意识形态造成了深远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的中国人受惠于开放和市场带来的好处，尤其是知识青年，更是如此。60后、70后大学生毕业后，很快以较低的成本在城市定居，过上了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规则认同度是非常高的，这一代高知人群甚至普通人很难理解任何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反感情绪。

这种心态大致一直持续到80后左右，但到了90后年轻人中，则发生了真正的变化，至少相当一部分90后知识青年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认知与前辈不同。我们很难理清变化的时点，但新一代年轻人对市场经济规则的看法确实是负面的，至少比前辈更不好。

最明显的迹象，就是中国新一代知识青年尤其是小镇迁居到大城市工作的知识青年，在经济上更崇尚财富平等而非自由竞争，对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合理性的看法更加复杂化，甚至偏负面。

60后、70后往往很难理解90后、00后的认知，因为在他们眼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曾带给他们相当明显的地位提升和财富增加，他们不可能理解相当一部分新生代为何会反感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但是，假若一个人真正经历过当前大部分90后知识青年的工作生活，就会真正理解变化的原因何在。

1、相比于对自由和权利的渴望，新生代年轻人更能感受到市场经济对他们的“压迫”——这实际上是中国自由主义衰败的另一个原因，他们在经济政策上固执的自由主义坚持遭到越来越多新生代年轻人的反感。

譬如，我以前曾经在一个媒体公司工作，刚开始一个月薪水是税前4800，税后3000多，后来上涨到税前6000，税后4900，最高时达到税前8000，税后6000左右。租房每月花费是2000元，吃饭花费每月也是2000左右，一个月省吃俭用，结余1000-2500左右，一年满打满算存留3万元，这点钱若是想在大城市买房是不可能承担的。

说起来，80后小镇青年毕业时，买房压力还不是非常大，至少是可以实现的，房价至少不是特别夸张，但90后小镇青年毕业后，房价基本就上冲到他们不可能承担的地步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么，很多人一定会问，90后年轻人不可以回老家找工作吗？实际上，确实很难，我自己就曾经尝试过回老家找工作，但最终发现这并不合适。因为越来越普遍的产业集中，三四线老家没有什么靠谱的工作，私人企业收入一般很难超过3000，地方国有企业进去非常困难，事实上，只有考公务员才行。我当年回老家后就是试过很多办法，但最终还是去外地乡镇当公务员去了，这是亲身体会，感受最深——三线城市真的很难有好的工作机会。

事实上，我过去工作过的媒体企业还是非常人道的，至少基本保证双休，上班时间也不会超过8个小时，工作环境是比较安逸舒适的，虽然收入不高，但个人时间却也丰富。

相比之下，当前相当一部分企业，早就开始推行996工作机制，有的甚至是007，基本不给员工个人留存时间，新生代年轻人为了工作，早上八点钟起床，晚上十点回家（为了节省房租，需要路上一个小时通勤），一周只有一天休息时间，这种时间范畴的工作，收入往往并不算高，或者说也很难让他们有安居的希望，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新生代年轻人会对市场经济感恩吗？

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作为曾经的独生子、小皇帝，作为曾经的小镇做题家和天之骄子，以及作为现在的知识青年，感受到的乃是市场经济竞争规则下的巨大的压力和苦涩，他们即便不仇视市场经济，也绝不可能怀有什么感恩心态。

目前而言，虽然我没有看到这些年轻人提出什么类似于北一辉、托洛茨基那样的激烈反市场经济理论主张，但这种新问题的抛出是迟早的事情，这代表着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重大问题，且迟早会构成一个不可忽视的挑战。

2、同样，相比于对私人产权的尊重，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年轻人更能感受到这一概念对他们的“压榨”而非助益（在这部分新生代年轻人中，他们称之为压榨），至少就我接触而言，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年轻人对所谓的私人产权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有些人甚至认为应该无情地打击“为富不仁者”。

搞清楚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60后、70后甚至部分80后知识青年进入大城市后，逐渐成为了大城市中产阶级，随着地产价格暴涨，这些人的财富迅速累积，但这个累积的代价是新生代小镇年轻人支付的，这不可能不让他们反感。

对此，我曾经苦口婆心劝说过一个年轻读者，说为何我们需要对市场经济和私人财产报以尊重，他冷笑尖酸的回应至今让我难忘：

“我凭什么尊重这种狗屁规则？凭什么比我毕业早五年的同事明明没有我优秀，却买到了一座我现在需要三倍价格才能买得起的房子？凭什么那些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深圳农民什么都不做，一天收的房租比我这个勤劳好学的优秀工程师几个月还要多？凭什么那些房东打打麻将，一年房价上涨的好处比我一辈子勤勤恳恳工作还要多？我现在没有钱、没有女朋友、没有时间，很快连青春和希望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让尊重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凭什么？”

一部分年轻人称自由主义为，“自由的压迫员工，自由的炒作房价”

我常常看到60、70后常常抨击新生代年轻人的激进左化，甚至称之为颓废或者不可救药，但实际上，就像所有历史呈现的那样，每一代人基于不同的角色和经历，会对同一件事务存在不同看法，这是必然的。如果60后、70后经历了长时间的漫长工作后，薪水依然难以提升，生活看不到真正改变的希望，而且又体会过类似于蛋壳公寓事件的悲哀，当资本套利而走、房东呼喝上前，又有谁还会继续保持对所谓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的尊重呢？

这就是历史啊，我读世界历史的时候，常常感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新生代年轻人被激烈的民族主义和均贫富意识形态所吸引，缔造了北一辉引领之新生代激进民族主义和仇富思潮的迅速崛起。看历史的时候，我曾经不能理解当时的日本新生代年轻人在经历了大正繁荣之后（指1905年-1928年的日本经济繁荣），为何会如此仇视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直到近几年目睹当前大部分新生代年轻人的境遇，总算是解决了我过去对历史的困惑。

马克思说过，经济地位决定意识形态的流向，事实也果然如此。自由主义思想对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的坚持，使得他们不可能获得大多数新生代年轻人的认可，新一代的大多数将自由主义思想视为给资本、买办张目的洗脑，对其极力声讨，乃是新生代经济利益决定的，而非一种单纯被迷惑。

1936年2月26日，贫穷的日本新生代年轻人军人在北一辉激进民族主义和仇富思潮引领下，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大革命

中国网络代际认知的变化轨迹

关于中国新生代年轻人思想变化的轨迹，其实是有迹可循的，笔者作为曾经的舆情工作者，对此一直关注，并体会甚深，下面我以自己观察的几个节点，列出中国互联网思潮的变化，以此笼统的划出新生代年轻人的思想变迁。

1、2016-2017年颓废思想的出现

在至少2015年之前，大多数中国新生代年轻人对市场经济竞争是抱有正面看法的，但是，2016年出现一个尤为值得注意的网络舆情，预示着这种看法的变化：

2016年7月，中国著名喜剧演员葛优在1993年《我爱我家》中的颓废躺瘫剧照激发了整个互联网的热情，相当多人（以年轻人为主）转载这种照片，对之报以积极评价，使之成为当月最热的舆情，事后，一份官方媒体这样评价道，“一张20多年的瘫躺剧照，没有任何宣传、营销、炒作的情况下，为何有越刷越火，火到巅峰的势头呢？有专家认为，葛优躺其实是一个负面颓废形象，可以理解为当前快节奏的状态下，人们对葛优躺的羡慕嫉妒恨”；

2017年7月至11月，一位叫周立齐于2012年盗窃被捕后的视频也开始爆火，原因是周的几句话，如“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竟然点燃了广大网民的热情，进而引燃了舆情。而且这个视频，2013年就出现了，但在当时毫无反响，却于2017年爆火，与葛优躺一样，这种舆情显然是触摸到了新生代年轻人的共情之处。

这两件舆情，从舆情分析来看，如此巨大的热度，实际上，表明了相当多新生代网民思潮的第一个变迁点，对市场经济秩序呈现出消极的看法。事实上，到了2017年末，中国互联网舆情大数据中，可以清晰看到“内卷化”一词的引用频次急剧攀升，这个曾经的古老词汇越来越多出现在中文互联网上，作为新生代工薪阶层对时代焦虑的表达。

2、2019年4月-2021年5月初仇富思潮的出现

从代际认知的角度看，2019年4月是一个中国互联网意识形态的重要节点，这个月，彼时的中国首富马云提出了九九六福报的看法，结果遭到了新生代年轻网民的疯狂批评，这一舆情事件点燃了中国新生代对企业家的负面看法，从此以后，年轻人攻击富人的舆情事件越来越多。

2020年，相当多以小镇做题家的年轻人在互联网上攻击丁真、攻击《后浪》、甚至攻击清华合唱团，2020年后半期，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新的词汇——“打工人”，这个名词是新生代将自身处境地更加负面化，对自身经济阶层的更加具象化，实际上也更加具体地表达了自身的不满。

2021年5月，大批网民猛烈攻击了腾讯高管张军和著名演员张国立，这进一步显示出代际认知的差距和仇富思潮的明确化。

说起来，部分中国新生代网民对前辈精英阶层的敌视，并不一定因其体制内外、立场左右而变化，否则不能解释他们猛烈攻击《后浪》、《清华合唱团》。

与大多数海内外观察家想象的不同，这是一种经济矛盾的体现，而非政治矛盾的异化——他们本质上是不满于经济秩序，一种他们眼里，他们需要付出比先辈更高、更重代价的经济秩序。

他们的这种愤怒还会进一步延伸和变化。

未来网络的变化：自由主义的破灭与新生代矛盾的出现

尽管自由主义的激进面人所共知，但事实上，现代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有产者思潮，她体现了有产者实现有产后对政治权力和更大经济利益的追逐。从本质上看，他对更渴望追求基本经济利益的无产者毫无吸引力，这也是英美之外的自由主义者历来只会把事情搞砸的原因——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人数稀少的自由主义者依赖于无产者的不满，却在事成之后无法建立无产者真正渴望的经济秩序，进而引发新的动荡。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多数源于体制内外的有产阶层，他们往往倾向于将这种本质上服务于自己利益的思潮视为人类道德的唯一追求，并虚伪地自我感动不已。说起来，我常常看到这些人不能理解中国新生代年轻人为何对自由主义如此反感——新生代年轻人不仅厌恶政治自由主义，更仇视经济自由主义——但实际上，这仅仅表明他们根本不了解大多数中国新生代的境况。

事实上，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所有自由主义者对体制的挑战，本质上是一种有产者之间的内部斗争，这种冲突是温和的，也是有规则的，因为彼此的矛盾不涉及经济利益。

在过去几年里，基于对自由主义的共同反感，体制和新生代结成了强大的联盟，借助内外有利因素，他们基本完全压倒了自由主义浪潮。

但是，这并不代表历史的终结。

因为，真正决定未来网络舆论斗争朝向的，绝不是自由主义这种既没有官方支持，又缺乏群众基础的知识分子空中阁楼式思想，而是基于经济矛盾——新生代年轻人对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的日渐不满，这才最有可能是未来矛盾的主流，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网络观念变迁问题。

因为，无论与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存在多少分歧，官方依然是市场竞争和私有产权的支持者和捍卫者，这就决定了——随着资产价格的上涨和工薪收入的停顿，大多数新生代年轻人在经济上与现有规则的矛盾会越来越明显，而自由派的瓦解和资本的低头，会让这种矛盾愈来愈难以掩盖——这种冲突，最终会难以避免地指向官僚阶层。

考虑到中西方矛盾越来越尖锐，这种思潮如果出现，必然是以越来越强烈的民族主义为掩护，裹扎着对富裕前辈的仇恨不断升级的，最先被新生代攻击的将是被称为资本和买办的企业家，随后则是官僚阶层，如果这种经济矛盾不能缓和，那么这种趋势将很难停止。

历史不会忘记，20世纪30年代，日本新生代年轻人，在北一辉民族主义和均贫富思潮的引领下，打着“尊皇讨奸、斩杀国贼”的旗号，先是猛烈攻击日本的财阀，随后则是猛烈攻击日本的官僚，最后发展到挑战整个日本体制的程度。

同样，今天俄罗斯的纳尔瓦尼，也是举着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大旗起家，引领俄罗斯的新生代，先是攻击的财阀为富不仁，然后攻击普京政府的官员贪腐，最终实现远远超出过往俄罗斯自由主义反对派政治成就的。

就我个人来看，中国的代际意识形态变换风险与中国的地缘风险一样，都是中国未来需要警惕的重大风险，对此，我们必须引以警惕，不可轻视。

总结

在当前贫富分化日趋明显和中西方对抗不断加深的世界，中国自由主义无论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个既没有时势，又缺乏群众的没落思潮，它只能是知识分子聊以自嘲的沙龙。

对中国未来真正可能构成威胁、并抓住新生代灵魂的激进思潮，一定是基于强烈民族主义，同时在经济上致力于无情推进均贫富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潮，就是北一辉式的思想。与此同时，就像群众政治的历史所揭示的那般，一个贫穷的新生代群体必然仇恨的真正直接压迫他们的有产者，这决定他们必然呼唤能够对有产者冷酷的群众领袖。

但是，这样的意识形态必然是激烈冲击现有经济秩序的，也是必然反体制的，尽管它的旗帜可能颇有迷惑性，但无法回避的经济矛盾改变不了这种本性——对此，应该尽早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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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显示，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贫穷一代新生代年轻人的意识形态偶像往往是一个轻视财产的激烈民族主义狂人，如北一辉、希特勒这种才能承担。自由主义对国家构成的威胁，绝不可能与之匹敌。而这些年轻人的偶像一旦被证明是一个贪财的家伙，就会立刻失去吸引力。

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能够在20世纪30年代初脱颖而出，两个原因：大范围的新穷人和剧烈的国家屈辱感，矛盾决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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