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八高官冒死披露真相——触目惊心！

前国税总局副局长许善达透露：

中国的“政府收入”在非福利国家中是偏高的；而老百姓和企业的养老保险缴费负担，也高居世界第五位。

前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则通过大量数字，表达了对最近若干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不断上升的忧虑。

有的退休高官是在“两会”上“放炮”，因为他们具有全国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的身份。有的是在一些高层次学术论坛上说真话，他们作为当年“实际操盘人”，知道大量秘而未宣的数据，一经披露，令人震惊，发人深省。

原中组部长张全景

2006年11月，已经退下来的张全景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了“官多为患”的现象。他说：“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或加一个副职，甚至没有副职，现在讲克服官僚主义，减少事务，减少应酬，就这么一种体制，怎么克服，怎么减少？现在这么多人既增加了开支成本，又滋长了官僚主义。”

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

在2012年“两会”上，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说，因为没有“编制法”，给“买官”、“卖官”留下了无限的空间。“要是只有一个岗位，那还买什么呢?有的地方秘书长就有十几个，这怎么可以啊，官满为患啊！他说，“过去一个县委，百把人以上就是大县委。现在我到乡镇去看，一个乡镇有三四百名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

原证监会副主席李剑阁

曾担任过证监会副主席，现任申银万国董事长的李剑阁，2014年4月在博鳌论坛上，向与会的代表和记者揭穿了中国股市的一个秘密：厕所与股价异常波动的关系。他说，不少上市公司在召开董事会，讨论重大事项的时候，常常会有监管部门和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不请而至，要求旁听会议。旁听的人，常常比公司董事还多。由于这些人掌握实权，可以决定上市公司命运，所以企业无法拒绝。在会上得知重要内幕信息后，不等会议结束，就有人争着上厕所，然后上市公司的股价就开始波动。

原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

2013年12月，原证监会副主席，中投公司副董事长高西庆在三亚财经论坛上说：“我到证监会不久，证监会刚成立没几天，我们在开会时，我觉得证监会的发行审批这个权力不应该有，应该放出去。但有人就告诉我，不能这样说，不然把证监会的饭碗砸了，我才知道证监会还有饭碗的问题。高西庆的话，透露一个大秘密：所谓行政审批，很多时候压根就不是为了管理好市场，而是为了官员寻租。

原银监会主席刘明康

2014年4月1日，深圳举行第二次前海合作区咨询委员会会议，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在会上表示，领导层长期压制深圳金融市场，深交所就是案例。他的原话是：“更不要说上面长期对深圳的金融市场还是有一种压制，这是明摆着的。我实事求是地讲。不然的话，深圳交易所也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这一讲话，将深圳自1997年以来面临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也就是说在发展问题上，深圳要“克己复礼”，让着香港、上海，甚至还要让着北京。

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

他2006年在一次演讲中，披露了大量让人吃惊的数据：2000年，WHO进行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的倒数第四位，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