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从总体上看，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幸福感下降了。
不要小看幸福感下降。国家搞建设、谋发展，不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吗?幸福感下降，关系到对发展成果的评判问题。这是其一。
幸福感下降，痛苦感就会增强。有时，人们辛勤劳作但不觉辛苦，日子清苦但欢声笑语，是幸福感在发挥作用。当幸福感削弱，痛苦、无聊随之显现。这是其二。
幸福感丧失到一定程度，生活就索然无味，严重时会悲观厌世，后者又是滋生自杀、摔童、砍人、报复社会等一系列极端行为的温床。这是其三。
不少媒体、专家分析过幸福感下降的原因，大致分两说：一是“欲壑难填”说，认为大家想法多了、追求高了，再好的日子也满足不了他们。二是“压力山大”说，认为现代生活紧张的节奏、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人们幸福感下降。这两说，要么指责民众心态不好，要么说民众心理承受力弱。总之，社会是没有责任的，想解决问题，只能自己调节、自己看心理医生。
我不同意上述说法。如果人们“欲壑难填”，最不幸福的年代，当是国家一穷二白、人民缺衣少食的年代。如果“压力山大”影响幸福感，那么，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卓绝、血雨腥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王进喜们、郝建秀们、焦裕禄们、钱学森们，他们压力小吗?媒体和专家，把人民幸福感下降解释为“欲壑难填”、“压力山大”，完全不着调。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国人幸福感下降呢?答案是：畸形社会压抑了人民的情志，导致情志郁结。
什么是情志?我们先不忙下定义。定义下不好，“情志”就变成了“情致”、“情趣”、“小资情调”，就变成了矫揉造作、无病呻吟，就变成了远离劳苦大众的东西，就又回到“欲壑难填”说那里去了。这是笔者最担心的情况。
回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脸上透着红光、心中充满喜悦，有火热的劳动场面、有亲密无间的民族大团结、有欢声笑语。在人们眼中，几乎每个职业都是神圣的，老师是园丁，护士是白衣天使，解放军战士是最可爱的人。“工人叔叔”、“农民伯伯”的称谓，经常出现在小学生的作文里。大家工作辛苦，但不觉得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家中没有电视、电话、私家车，但谁都不觉得缺少什么;朋友、同事间没事串个门不需要拎东西，谁都不看重那些;住桶子楼、共用厨房、一起炒菜做饭、谈天说地，乐趣横生。这，就是情志。
你想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但环境要求你先服从应试教育;你想以主人公精神投身国家建设，但劳动关系、用工合同告诉你：你连公司的主人都不是;你想追求心上人，但环境要求你先追求房子、车子、票子;你想关爱家人，但环境要求你先背井离乡出去打工;你想参加工作后回报父母，但环境告诉你“不啃老”就算万幸;你想与丑恶做斗争，但环境要求你先与它合作、为它效力，否则自身难保;你想为社会办点实事，但环境要求你先搞形式主义;你想助人为乐，但环境要求你先做好被讥讽、遭讹诈的思想准备。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情志不郁结才怪。
情志真的重要吗?非常重要!
人的情志需求与生俱来。婴儿需要母爱，你不能把这种需求解释为物质需求——奶嘴永远代替不了母爱。你也不能把它解释为文化需求——婴儿不识字。人长大了，有恋爱的需求。同理，这也不是什么物质需求、文化需求。小伙子找不到对象，你送他个芭比娃娃、让他去读言情小说，无以排解他心中苦闷。
人的情志需求不可剥夺。谁都不想被关进监狱，尽管监狱里吃、穿、住、医疗、图书室一应俱全。人无法忍受终生被弃孤岛，哪怕孤岛上建有别墅、备有一生享不尽的山珍海味。情志和阳光、空气、水、食物一样，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人的情志需求是多样的，但有规律可循。人的情志需求是多元、多样、随性别、年龄、文化变动的，但其基本内核是相对稳定、一致的。身处好的环境，不管男女老幼，人们普遍身心愉悦、欢声笑语;身处不好的环境，人们普遍压抑、悲观、愤怒。哪怕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民众情志郁结、苦闷孤单，基督教说一句“你们是上帝的孩子”，不少人就跟着去了。所以，情志需求并非变幻莫测，它有规律可循。
情志需求较少地依赖物质，却较多地依赖真实人际关系，后者又取决于社会存在状况。革命战争年代，有人吃草根树皮，有人冒枪林弹雨，别说荣华富贵，连生死都置之度外。在这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宜将胜勇追穷寇”、“战场黄花分外香”的情志，一点都不缺。单论满足情志需求，古代社会未必差，当代社会未必好。通信不发达未必差，有了互联网、微信、QQ群未必好。没有高高在上的理论未必差，有了这个观、那个梦未必好。一切源于真实、淳朴的民风，而民风是否淳朴，取决于真实的社会存在状况。
满足情志需求，要多一些直接，少一些曲折。你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但摆在他面前的是被领导、是说了不算，只有通过曲折的思考才能明白一些。姑娘说，我爱的是你这个人，但没房、没钱免谈，你要费多大的思量才能明白她到底爱什么?法国哲学家帕斯卡说过，“心有它自己的道理，是头脑永远不能明白的”。情志需求是心的道理，理性思考，在此不起作用。
不能正视人的情志需求，遗患无穷!
当代社会，有相当一部分人，生活极不幸福，但说不清道不明。记者采访他、领导干部慰问他，你说收入少，人家想下岗待业人员收入更少;你说工作忙，人家想你在现代化车间，风不着、雨不着，用不着掉皮掉肉、流血流汗，退一万步讲，真把劳动强度降低了，工厂就亏损倒闭了，你也失业了;你说没有尊严，人家心想：是啊，谁都想像大老板、领导干部一样风光，可能吗?所以，你要么一言不发，要么违心说点对方能听懂的——希望工资再高些。而这样说，并不见得真好。
很多人的思维模式，正陷入物质的怪圈：一切苦难，说到底是物质匮乏;一切问题，说到底是经济问题;一切不公，说到底是分配不公;一切实力，就到底是资金实力;一切梦想，说到底依赖财富增长。人们的眼睛在聚焦，聚来聚去就聚到了钱眼儿里。于是，国家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代会、“两会”几乎开成经济工作会议;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等同于经济发展目标;改革的思维，和厂长思维一样，目的是扩大生产、再扩大生产。我们正在把国家变成一座大工厂，以满足人们日益膨胀的物欲。原因何在?
几十年前，我们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请注意，这里提到的是“文化需要”而不是“精神需求”。文化需要，可以通过发展教育事业、文化产业等加以满足，可以多出版书籍、电影、音乐、动漫，说到底，还要靠物质上的繁荣加以解决。这就把情志需求忽视了、排除在外了。情志需求，这一基本的、重要的需求，变得没有名份，摆不上桌面。
马克思发现工业化社会导致人的异化，但根据当年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异化问题一直是国内理论界研究的禁区，以致于人们在探寻不幸福根源时，尤如搜寻马航730客机，信息芜杂、充满曲折，主观不符合客观的说法比比皆是，找来找去，总是找不到“情志郁结”这个点子上去。
“情志郁结”不是笔者的创造，中医理论中就有情志郁结一说，并认为情志郁结可以致病。笔者反对将“情志”一词任意变换说法，比如变换成“情绪”、“情调”、“心理健康”，哪怕变换成“情感”、“情操”也不恰当，任何变换，都会洗脱社会的责任，把主要责任归为个体人的心理素质或道德修养，从而得出“咎由自取”的结论。
我深信，热爱正义的人们，追求幸福的人们，致力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们，一定会倍加关注人的情志需要。我们、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子孙，欲将建设的美好社会，定是一个能够满足人们情志需求的社会。当然，把情志问题研究透，把研究成果普及开，在全社会达成共识，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这事，不能急也不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