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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是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农业集体化的保障、及集体中社员们敢想敢干的自信共同催生的。1968年《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作“赤脚医生”。《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个报告，推动了“赤脚医生”在全国的发展。赤脚医生大多数是当地农民或上山下乡的知青，由社员们推荐出来的值得大家信任的年轻人。经过短期培训掌握基本医学知识和技能后回到家乡，不脱离集体劳动，在田间地头迅速解决简单的伤病，大大加强了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另一方面，将价格低廉的针灸、中药纳入治疗，大大降低了医疗成本，有利于在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的广大农村全面铺开。由于赤脚医生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也有利于他们因地制宜地进行公共卫生和防疫工作的设计与推广。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安心在自己的家乡工作，与外来的城市医生有很大区别。有些自作聪明实则狭隘的人质疑：“农村的赤脚医生也算医生?你生病咋不到农村找他们看病?” 我们反问：“文革前沿袭的老一套精英式医学教育每年能培养出多少医生?这些医生中又有多少愿意去农村长期工作?强迫他们去不是又被控诉为‘迫害知识分子’啦?!”
赤脚医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在定期的培训、或工农兵大学中带着很多问题有的放矢地学习，这样的学习非常有效，且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在培训基层赤脚医生的过程中，医学教育工作者也开阔了眼界，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地编写符合实际需求的教材。《赤脚医生手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南北方的病种不尽相同、能就地取材的草药也有差异，所以该手册分别出了‘南方版’和‘北方版’，有的省还根据本省情况做更细致的改进。由于《赤脚医生手册》深入浅出地讲解常见病、多发病，简单实用、图文并茂，深受群众欢迎，成为健康必备宝典，印刷量仅次于毛选，还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至今仍发挥着作用。
1968年12月5日，经毛泽东亲自批示，《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介绍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以赤脚医生为一线工作者的合作医疗制度，“解决了贫下中农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难”的做法和经验。文革期间，《人民日报》开辟专栏，从1968年12月8日到1976年8月31日，连续组织了107期“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讨论”，主题是宣传合作医疗的优越性、交流农村合作医疗的经验。1973年还创刊《赤脚医生杂志》，“供农村赤脚医生、公社卫生院以及厂矿、部队的基层医药卫生人员阅读”，“内容包括：巩固发展合作医疗的经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预防为主、用中西医结合、新医疗法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的经验;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制备及使用药物，特别是采、种、制、用中草药的经验;医药卫生技术革新的成果;有效、廉价、易行的土方、验方;国内外医药成果专题概述;中西医药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讲座等。”(节自杂志发刊词)。
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合作医疗制度在文革时期得到迅猛发展、达到高潮，到1977年底，全国赤脚医生有150多万名，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达到390多万人。赤脚医生(人员)与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保健站”(机构)一起，成为解决我国农村缺医少药的“三件法宝”。几乎村村有赤脚医生、人人加入合作医疗，大大提高了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这一医疗制度作为以最少资源保障最大人群健康的成功经验向世界推广，覃祥官、王桂珍曾作为赤脚医生代表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介绍经验，受到发展中国家代表的热烈欢迎。但这样一个低成本、高效率、有益于最广大农村群体的医疗制度，随着资本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集体的解体于1980年代被彻底瓦解了……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在汇报中讲到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时，主席发怒了。他在严厉批评了卫生部的工作后，讲了这样的意见：“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黄钰祥后来回忆说：“他们还是肯学的，就是文化差一点，我们讲课都要讲得比较通俗，原来的医药书不能用，因为从医学基础学起来，时间也不允许，他们只能培训几个月，就要去给病人看病。所以我们自己编一些讲义，油印一下，给他们用。 ”
4个月的学习，王桂珍基本掌握了医学知识和一般的治病方法。当速成班结束后，按照江镇公社的统一安排，王桂珍和其他学员都回到农村，当乡村医生，给农民治病。
王桂珍结业后回到大沟大队当了一名乡村医生，直接给大沟的农民看病。平时，她背起药箱，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们治病；农忙时，她也参加农业劳动。开始，农民们并不相信王桂珍能治病，说：做一个医生要学好几年，这个黄毛丫头只学4个月就能当医生？能看病吗？但王桂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
王桂珍为了减轻农民的医药费负担，在村边一块地上种了100多种中草药。村里支持她，专门建了土药房，供她和姐妹们制作中草药。平时，她总是利用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想出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让身边的老百姓少花钱也能治病。
王桂珍所在的大沟大队，是以种水田为主的。当地农民种水田，无论插秧，还是除草、施肥，都要赤脚下田劳作。王桂珍是不脱产的乡村医生，有了病人，她背上药箱就去看病，看完病回来，就下水田与社员们一起劳动。她下水田劳动，自然是打赤脚。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她在水田里劳动时，就被叫去给病人治病，来不及洗去脚上的泥，赤着脚就去给病人看病。当地农民有一个通常观念：“赤脚”和“劳动”是一个意思，他们见王桂珍是既参加劳动又要为农民看病的医生，就自发而又自然地送给王桂珍一个称呼：“赤脚医生”。实际上，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的意思。“赤脚医生”是在农民中自行叫起来的，是老百姓送给王桂珍的“口碑”，是对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的赞赏。
但是，农民们送给王桂珍的这个名称，还只是局限在大沟大队范围内。上边下去了解王桂珍事迹的干部们对此不太理解，有的人甚至认为这种称呼是对王桂珍的讽刺、挖苦，是对乡村医生的污辱之词，至少算是不雅之词。市里有一个干部到大沟大队听说农民叫王桂珍“赤脚医生”时，很生气地对大队干部说：“怎么能这样称呼一个学雷锋的模范人物呢？今后不许这样叫！”
但是，农民们可不听这一套，照样叫王桂珍“赤脚医生”。而王桂珍的事迹，被江镇公社领导认定为学习雷锋精神的好典型，在江镇范围内大力宣传。
或许是王桂珍的事迹传播日久影响较大，或许是她的事迹经过近三年时间的沉淀经验更加成熟，上海市党政部门于1968年派出记者前往川沙县江镇调查、采访她了。当地农民热情接待了来采访的记者，并且一件一件向记者们介绍了王桂珍的事迹。记者们被感动了。他们意识到，王桂珍的做法，与毛泽东几年前作出的指示，以及他所提倡的方式是暗合的。考虑到这一点，记者们没有把采访结果写成一篇一般性的报道，而是写成了一篇调查报告。在写作过程中，记者们对王桂珍的事迹作了认真调查了解。
同时，对毛主席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期关于改善农村医疗条件的指示进行了反复体会，觉得江镇公社王桂珍的做法，是切合毛主席指示精神的。因此，这篇调查报告把本来就有着内在联系的毛泽东指示和王桂珍的事迹，进行了深入发掘，由此形成报告的主题。调查报告中，对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培养“赤脚医生”的情况作了生动记述，怀着深厚感情对王桂珍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作了报道。
写作中，记者们对文字也精益求精，尽可能使文字生动活泼一些，并且首次在文稿中使用了当地农民对王桂珍的称呼——“赤脚医生”。记者们直接将当时全国人民都生疏的“赤脚医生”一词用到标题上，并且将这篇调查报告与大的改革方向联系起来。它的题目最后定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中第一次把“赤脚医生”定义为：“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赤脚行医。”
调查报告送上去后，又经过一些修改加工，便顺利通过了。1968年夏，上海《文汇报》在重要位置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中央宣传部门的重视。当年9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期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是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很是抢眼。阅读《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刊载这篇文章的人首先要探究什么是“赤脚医生”，原来，就是指半医半农的农村卫生员。
这篇文章也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毛主席仔细阅读了9月14日《人民日报》上转载的这篇文章，并且在他看过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毛主席的批示，是对王桂珍事迹的肯定，更是对不脱离农业生产，亦医亦农，在乡村中直接为农民服务的医疗模式的肯定。他的批示下达后，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在大队一级设立乡村医生，并且都称为“赤脚医生”。由于毛主席是在介绍王桂珍事迹的调查报告上写下“赤脚医生就是好”7个字的，王桂珍也就成为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看到，赤脚医生的信誉来自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他们是农民选出来的，同时他们还是保存着农民的本色。
如果和现在得医生比较，当然还有一个当年还不太明明显的特征：赤脚医生只是看病，而没有赚钱的必要。
从这一点上说，赤脚医生是真正的医生，是纯粹的医生，不带任何商业气息。
然而，这对于病人想找的医生来说，那实在是太重要了！
对于病人来说，一个医生如果同时又是个商人，那是十分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