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同他的保健医生谈话时，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六二六指示”历久弥新，在该指示下创建的医疗卫生的中国模式，是全世界公认的典范，仍然引领着国际医疗卫生变革和发展。电影《春苗》是一部拍摄于文革期间的电影，它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在赤脚医生制度普及和推广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复杂的权力和技术关系，折射了医疗和技术问题背后的阶级问题。
《春苗》仅仅是一部关于赤脚医生的电影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既然如此，咱们社会主义公民如何建立并维护有益于咱们劳动者的制度呢?电影《春苗》以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制度为例，探讨了如何落实劳动者权力的问题。
马克思曾犀利地指出： “政治权力只不过是经济权力的产物”，“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全体劳动者如何实现“一切权力归劳动者所有”呢?苏联的政权模式没有体现出劳动者的管理权，只明确了“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力。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经济的谈话与批注》275页)”。劳动者没有管理医疗卫生的权力，也就不能保障健康，进而丧失更多权力。
没有救世主，农民只能等死吗？
《春苗》的故事背景是1960年代，解放已经十几年了，消灭了私有制的形式、建立了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公社也有了卫生院和正规医生，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没有根本改观。电影中的小妹得了急病高烧，村里只有一个好逸恶劳、骗钱害人却‘符合县里条文’的巫医贾月仙。送到公社卫生院碰到却是只热心给领导送‘养生报告’的杜院长和态度傲慢(面对贫下中农的急病真的很慢!)、见死不救的钱医生，还怪跑了几十里路来急诊的家属“为什么不早送来”，要推给县医院，小妹不治身亡。陪着去就诊的妇女队长田春苗非常气愤(搁今天就被逼成医闹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咱们贫下中农的孩子?!……这里不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卫生院!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但怎么办呢?难道只能等待学制长、耗费大的医学教育在N年后培养出足够的钱大夫式的医生来拯救农村医疗吗?广大劳动者的命运只能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吗?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 “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其实，解放后在消灭血吸虫病的过程中首次获得了动员、发挥广大农民智慧和力量的宝贵经验。但是在基层农村如何迅速建立起一个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符合实际的医疗制度呢?
1965年，毛主席也发现了城乡医疗资源严重不均，这年6月26日，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中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 毛主席看后严厉批评了卫生部的工作，做出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春苗就趁着这个‘东风’被村里人推选去公社卫生院参加培训，希望成为贫下中农自己的医生。
探讨权力问题：技术与权力的关系
春苗曾清醒地认识到医疗技能与权力的关系：“他们哪里是真心给我们治病，他们是把我们的命攥在手里欺我们、压我们!”很对，有些人就是要通过垄断技术来攫取和霸占权力，那他们能允许春苗为代表的农民学会技术之后而不再受制于他们吗?春苗到了公社卫生院后，被杜院长、钱医生安排去当杂工，根本不给她学习医疗技能的机会，也禁止其他医生教她，春苗只能从同情贫下中农的医生那里偷偷地学。下面这段对话非常生动地展示了这场‘技术’(即权力)的争夺战:
钱大夫：“你看看田春苗那双手，也能拿针头?” “拿锄头的手不能拿针头!”
到医院看腰病的水昌伯：“春苗，我们送你来，就是让你来拿针头!”
杜院长：“医学是科学，拿针头和拿锄头毕竟是两回事”“出了事故谁负责?”(以掌握科学的权威姿态相威胁)
水昌伯：“谁对我们贫下中农负责，我们最清楚!”(你再‘科学’俺们也不信高高在上的人能真心为俺们治病)
春苗：“难道有谁天生就会拿针头?” “我们这双手能推翻三座大山、能改天换地，也一定能拿好针头!”
既然他们要把持技术和权力，春苗们也不能等、靠、要，只能自己想办法从民间老医生(老石爷爷)那里学习低成本的中医药疗法，还在生产队的支持下自建卫生室，自采自种中草药，在自己身上练习针灸，亲自尝药为病人试剂量。在春苗的带动下很多村子也自主成立了卫生室，土医生们背着药箱上门巡诊，为社员提供方便的服务。这些卫生室虽土而落后，但其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趋势触动了杜院长敏感的政治神经。他破天荒地到基层视察春苗的卫生室：
杜：“你就用这些草草棒棒为病人治病啊?”
春苗：“你们不仅不给治，还要捆住别人的手脚?”
杜：“都成立卫生室了要我们卫生院干什么?还要我这个院长干什么?”(这才是关键!触动他的权力了)
春苗：“你们卫生院根本就不为贫下中农服务!”
杜： “我们的卫生院不是设在农村吗?每天来看病的不都是贫下中农吗?”
春苗：“群众说你们医院虽小架子大，身在农村不向下，你们简直像老爷!”
就这样的一个卫生院居然是县里树立的一面‘红旗’?这究竟是为什么?!杜院长并非关心基层卫生室，而是带着‘上面’的令箭来关闭卫生室、没收药箱的。
社员们怒了：“为什么贾月仙能挂牌子，春苗不能背药箱?”
巫医贾月仙挂牌不仅‘符合县里的规定’，而且还能从老相识钱医生那里搞到紧缺的西药，高价卖给村民。而春苗开的药方去公社卫生院拿药，被斥责为：
“田春苗没有处方权，这是规定。”
水昌伯：“你们霸住了药箱，卡我们贫下中农的脖子，这是哪家条文规定的?!”
呵呵，当年国民党、日本人也都明白控制医药资源是打击对手的重要手段。这哪里像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呀……
人民政权建立后，如何防止少数人成为新的特权阶层？
解放后，虽然实现了形式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有了私有制下的剥削和压迫，但如何操作落实全体劳动者的‘领导权’仍然是个崭新的、极具挑战性的社会课题。如前所述，苏联沿袭了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1950年代已经形成了新特权阶层。我国当时只有苏联经验可以借鉴，各行各业保留了与工资、福利挂钩的等级制度。由于文盲率很高，解放前的文化、教育、技术精英大多在解放后受到重用，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解放前夕积极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的大学生(几乎没有工农出身的)很多被吸收为党员，但其中多少人具有共产主义觉悟?从他们30年后的行为来判断，凤毛麟角。工农大众除了相信共产党代表自己的利益，基本没有实质的权力。咱们来分析一下电影中的两个阵营，在全社会都有代表性：
新老精英：杜院长(党员)、钱医生(地主儿子)、梁局长(党员，隐在幕后)、巫医贾月仙(与钱是一伙)
劳动人民：春苗、方医生(工人子弟，新分配到卫生院的医学院毕业生)、大队党支书、贫下中农
影片中方医生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钱与我们作对这我懂，可杜为什么?他是个党员、还是个领导啊!” (党员、领导就一定遵循共产党的宗旨、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吗?)
春苗：“当初小妹死的时候我以为只是钱这样的医生不好，可后来把我们排挤出卫生院、关闭卫生室、没收药箱的还有杜和梁局长。。。杜名义上是共产党员，可实际上他已经是钱在党内的代理人了。” “钱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又找到了杜这样的人当靠山，想继续爬到咱们身上作威作福啊!”
方：“我还是不明白，都文化大革命了，他们还能这样对待我们?”
春苗：“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啊!杜利用手中的权力，重用钱那伙人，打击我们赤脚医生和革命医务人员，压制群众运动。。。毛主席制定的16条告诉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当权派，我看杜就是这样一个走资派!现在不把他们手里的权夺回来，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卫生战线的文化大革命就难搞彻底，针头也永远拿不到我们贫下中农的手里!”
方：“要夺杜手中的权，他们很可能要和我们拼命啊!”(没错儿!文革中你死我活的拉锯斗争印证了这一点。)
梁局和杜院都用‘反党’的帽子来威胁春苗和方医生，阻止他们造当权派的反。杜院长们自恃代表党的权力，对春苗们威逼+利诱：
群众：“春苗要是再为贫下中农看病连党员都要丢了。”(党员这个头衔当年含金量很高)
杜：“党员嘛，要有组织观念，要尊重上级领导”“一个人要带上反党的帽子，那就一切都完了”“没有省里的精神、县里的指示，我杜某是不会随便行动的。”
春苗：“现在是文化大革命了，你杜文杰还想一手遮天?。。。你们这样做能代表党吗?!”
杜以等级制的价值观揣测：“田春苗她们为什么想当医生啊?还不是想扔掉锄头柄、脱产当医生呀?咱们投其所好!” 以物质刺激和特权待遇来拉拢赤脚医生培训班的年轻人(注意：当时的脑体差别、工农差别确实很大)。
从文革结束后的结果可以明显看出，春苗们的斗争失败了(附网友们在电影《春苗》视频后面的评论)……为什么会失败?需要大家认认真真地总结教训。影片中的田春苗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很强的斗争意识，但千千万万的王春苗、李春苗呢?他们遇到类似的威逼、利诱会怎样呢?他们有团结斗争夺取劳动者政治权力的意识和行动吗?
附网友评论《春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