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是私有化改革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与张平化、王卓超等人的谈话中曾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就不安稳了。”
毛主席还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毛主席的这些话，对我们认识“包产到户”极具重大意义，正是包产到户实施后，国企开始纷纷改制，大面积私有化开始，使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而现在，随着农村小生产模式的破产，是向资本主义大生产模式前进还是向社会主义大生产模式转变，这又是一个考验共产党的难题。本文作者明显带有一定的倾向，但提供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回味。故发出来供研究者参考。
杜润生是中共党内资深的“三农”问题专家。人民出版社新版的《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中共高层的决策内情，书中如实叙述了1978年以后农村体制变革逐步变化的过程。摘登如下。
1979年初，杜润生奉命重新回到农口，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王任重为主任)。
当年对集体化农业的体制应否进行变革，由于受到原有认识的局限，中共高层意见一时难以统一。最为突出的，就是能否实行“包产到户”。
(1)华国锋等对包产到户，最初都持反对态度。
华国锋和李先念都是很重视农业的。“惟独对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难以一下子转变过来。”一次在向李先念汇报内蒙古自治区搞“口粮田”的问题，杜润生问李：“中央对此事可不可以认可?”李先念考虑片刻后说：“为了救荒搞‘口粮田’可以同意，不要提包产到户。”
1979年初，国家农委召开七省(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三县(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农口负责人座谈会。会上发言赞成包产到户的占多数。会议期间，《人民日报》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头版发表王任重就包产到户问题写给人民日报社的一则批示：“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
3月15日。华国锋到会讲话。讲话中，“对于包产到户，他举了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讲到不要‘一刀切’。”
王任重两次到会讲话，讲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特别强调统一调配劳动力的优越性。王说：“合作化几十年了，到底是好是坏?基本上是好的。”杜润生说：“他们两位都是多讲道理，允许自由讨论，并没有上纲上线。”在此后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李先念说：“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有粮食吃，还是受穷嘛!”华国锋再次用湖南“三夏”抢收抢种的事例来说，非集体化不可。
杜润生认为：“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很大因素是要忠于毛泽东思想。”
后来，思想也有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任重调离农委，离任前与杜润生恳谈，王表示：作为过渡形式，他同意包产到户，前途还是应坚持集体化。杜润生在与李先念交谈后，李也表示：“你把我说服了，我是老观念，只记得‘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此后，三人不再坚持原来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
(2)在1979年那个时候，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态度也比较谨慎。
杜润生说，一次他带着为中央起草的农村工作安排意见去见胡耀邦，借机谈到“责任制”问题，提出是否可以“把1979年9月28日后提的‘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耀邦说：“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杜润生评论说：“在耀邦所处的位置上，时机不到，处理像包产到户这种带有政治敏感的大问题，还受着某种约束，是可以理解的。”
(3)碍于多数的反对意见，邓也是到1980年4月才正式表态。
关于邓对包产到户的表态，人们见到的是1980年5月关于农村政策的一次谈话。事实上在此之前，已含有支持的意思了。杜润生说，在1979年那次中央会议上，由于华国锋、李先念先后表态不同意搞包产到户。邓当场没有就此问题表态。但是邓说：“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杜润生认为：“这为他尔后支持包产到户留下伏笔。”
1980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中央召开编制长期规划会议做准备，将提交会议讨论的问题向邓汇报，胡耀邦、万里等在座。姚依林根据事先了解的情况提出，在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群众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邓听后说：“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这是邓小平就包产到户问题第一次正式表态。
(4)“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
尽管有了邓的明确表态，但在党内意见远未统一。在1980年9月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出现了“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杜润生说：“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关大道，不能退出。”就在杨易辰讲话时，池必卿插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次会议形成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纪要，正是依据这个精神照顾两方面意见的妥协产物。“阳关道”与“独木桥”也成了这场争论留下的一句名言载入史册。
涉及党内高层不同意见的争论，能像杜润生这样直呼其名，如实记述，把事实真相留给后人，确实不易。这些高层细节对于我们认识“包产到户”的历史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