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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当阳】刘宝田与当阳敌后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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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当阳往事 讲好当阳故事

《话说当阳》第四十期

刘宝田与当阳敌后抗战

撰稿:贺大霖

内容提要:当阳沦陷前夕,党派刘宝田回到了家乡。他和一批共产党人重建党的组织,点燃抗日烽火,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展开了英勇不屈的敌后斗争。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阻止日军西犯,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本期《话说当阳》节目,将为您讲述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当阳敌后抗战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点击观看节目视频)

1940年6月,日本侵略军突破国民党军襄河防线侵占襄西,6月8日当阳县城沦入敌手。日军占领当阳后,对沦陷区人民实行残暴统治,烧杀奸掳,无恶不作,当阳人民遭到空前浩劫,中共当阳县委在鄂豫边区党委和襄西地委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坚决斗争,在敌后创建了当阳抗日民主根据地。

陶铸引领 刘宝田加入共产党

说到当阳敌后根据地的创建,先要说到中共当阳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因为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当阳苏区已不复存在,共产党组织已被国民党剿灭殆尽。说到中共当阳组织的恢复重建,必先说到一个人,就是点燃当阳敌后抗日烽火的火种,这颗火种就是刘宝田。

刘宝田是当阳淯溪刘家河人,家道殷实,是当东地区的豪富。刘在武汉读中学期间,恰遇北伐大军攻占武汉三镇,刘宝田参与了该地区的学生运动,诸如欢迎北伐大军,张贴标语,集会游行,救助伤员等等。其父亲知道后,将其召回家中禁锢。由此,刘宝田结识了当东地区的一批青年才俊。其中大部分是土地革命中失去组织关系的,如周美成、刘华廷、魏霁岚、洪范等。

1935年夏,当东地区各地方势力联合起来,将草菅人命的淯溪区长尚信安击杀。刘宝田、刘华廷、周美成等人受牵连被捕。以“共产杀人嫌疑未决犯”的罪名将其押解南京军人监狱关押。同狱的有著名共产党员陶铸、孙晨光等。刘宝田受陶铸、孙晨光的教诲,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深刻变化。七七事变后,陶铸、孙晨光两人被党中央营救出狱,临别时,陶铸嘱咐刘宝田:如能出狱,可去找共产党。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夕,刘宝田等人一案被法院以“予以不起诉处分”全案释放。刘宝田出狱后几经周折,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找到了陶铸,经陶铸介绍,刘宝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6月,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瑛通知刘宝田:省委决定在日军入侵武汉之前,要分配党员到各地去发动群众,准备沦陷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省委决定派你回当阳完成这项任务。刘宝田衔命,回到了当阳。

回到当阳 点燃家乡抗日烽火

刘宝田堪称抗日时期当阳的第一名共产党员。回乡后,随即联系上一大批朋友在脚东港、清平河、淯溪河一带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组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当阳支队”,办抗日壁报,订阅新华日报等。1938年秋,刘宝田介绍了一批骨干份子入党,在刘家河、脚东、庙前、慈化等地建立党的支部和小组。自武汉回乡,经过短短4个多月的辛勤工作,刘宝田这粒抗日火种,点燃了家乡的抗日烽火,启迪了民众,也初步展示了他的领导才能和人格魅力。

1938年10月,刘真从宜昌奉命到当阳检查党的恢复重建,经报批准,成立中共当阳特别区委,刘真任书记,刘宝田、魏霁岚为委员,隶属于荆当远中心区委领导(书记曾志)。1938年12月,改建为县委。从此,党在当阳中断了数年的组织机构得到恢复,当阳人民有了自己的领导核心。

在恢复重建各地党的组织的同时,由于刘真、刘宝田为首的当阳县委指导思想正确,纪律严密,虽然国民党各级政府对群众组织,特别是武装组织及武器控制极严,但是,当阳县委在日军铁蹄踏进当阳之前,已经掌握了不少地方武装,如联保处、抗日国术队等在内的数百人,100多条枪的武装力量。为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当阳沦陷后,当阳党组织所掌握的脚东、慈化两地武装汇集到香炉山地区,以国民党地方武装名义成立了荆当抗日游击大队,刘宝田任大队长,童勋伯、刘震东分任中队长。当东地区的群众大都逃难于此,党员也都集中在这支队伍里。县大队一面保护难民,镇压土匪汉奸,一面袭击四处抢劫的零星日军。

1940年8月,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主力挺进襄西,荆当抗日游击大队与主力部队会合后,被整编为新四军襄西独立团第二大队,刘宝田任大队长,下辖童勋伯、刘震东两个中队,共计200多人枪。从此公开打出共产党、新四军旗号,成为襄西敌后游击战争的主力部队。

敌后抗战 打击日顽前赴后继

1940年10月,刘宝田离开主力部队奉襄西地委命令,开辟以香炉山为中心的当阳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率领刘华廷、洪范、刘震东、魏霁岚、胡芝田等十余人枪回到当阳,随即成立新的中共当阳县委和荆当抗日游击大队,刘宝田任书记,兼荆当大队长。着手恢复各地党的组织,搜集零星枪枝弹药,壮大武装实力。这时的当阳敌后,国民党部队撤走一空,新四军襄西主力部队已达两个团,当阳县委利用其主力声威联合东安、南宁、西靖、官文四个乡的爱国人士、开明乡绅,成立了当阳县四乡联合办事处,亦称当东区署,公推刘华廷为主任,开明乡绅雷冬伯为副主任。当阳敌后根据地初步形成后又相继成立了大公乡、真理乡、光洪乡、万寿乡、临沮乡、新建乡和脚东镇、淯溪镇、慈化镇等14个乡镇。

当阳抗日民主根据地跨越日军重兵防守的荆当公路两侧,汉宜公路一侧,东临襄沙公路,西与日军襄西最高指挥部的当阳县城仅一河之隔,与日军重要据点河溶、淯溪等地,不过四、五公里。境内既没有高山大泽,又没有纵深的回旋余地。由于敌我距离近,因而日军的“扫荡”、袭击的突然性强,所以根据地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众多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如襄西行政委主席龙剑平、襄西妇救会主席陶先秀、当阳县委书记王建桥、45团参谋长杨子仿等都牺牲在当阳大地上。

除了日伪军的“扫荡”、袭击外,土顽郑家良部也是当阳根据地的一大祸患,该部数次进攻骚扰根据地。如1942年8月,趁我襄西主力部队东调之机,倾巢出动接连两次洗劫脚东港,打死打伤根据地干部群众数百人。1943年8月,郑部再次骚扰时被我新四军主力击溃。该部打着抗日的旗号,却长期危害沦陷区人民。1944年秋,该部投降了驻河溶日军,最终沦为汉奸队伍。

虽然当阳根据地敌情严重,环境险恶,但根据地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有力地钳制了敌军,对于配合正面战场作战,阻止日军继续西犯,起了应有的作用。到抗日战争胜利,根据地面积扩展到1300余平方公里,人口约15万,党员600余人,近千人参加了新四军主力部队。

在坚持敌后抗战的6个年头里,党史资料显示:当阳县英勇献身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共5670余人。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当阳敌后战场的英雄们将永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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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当阳市融媒体中心

《话说当阳》栏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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