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汉奸：林柏生与胡兰成（上）
中国抗战期间，汪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部长林柏生和政务次长胡兰成等文化汉奸的所作所为，所造成的危害和恶劣影响丝毫不亚于那些正治汉奸、军事汉奸和经济汉奸。
林柏生，号石泉，1902年出生在广东信宜县一个南洋华侨的家庭。他早年就读于华侨出资开办的岭南中学，1922年秋考入岭南大学。
该校是一所开明进步的学校。在校内，林柏生接触和阅读了一些革命书籍，思想十分激进，常在同学之中发表演说，讴歌革命，成为学校里一名激进的“左”派学生。
1923年初，孙中山重返广州就任大元帅。羊城的革命空气甚浓，岭南大学学生受其影响闹起了学潮，林柏生亦积极参加罢课活动，但为校方所不容，被开除出校。
林柏生离开岭南大学后，执教于广州执信中学，任训育主任。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次年7月又出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林柏生由执信中学校长曾醒引荐，任汪精卫秘书。从此，他一直追随汪精卫，成为汪的亲信。
1925年9月，林柏生由汪精卫保荐，偕新婚妻子徐莹一同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深造，和王明、张闻天等成为同学；
并与陈春圃同被指定为国民党中央的联络人。一年之后，林柏生离苏返穗，担任黄埔军校正治教官。从此，他成为汪精卫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
1927年底，汪精卫在与蒋的争权夺利中失败，被迫“引退”并去法国，林柏生亦随同前往。
在旅法期间，林柏生创办《留欧通讯》（后改称《欧美通讯》），这是他办刊物之始。
其时，汪精卫为争夺国民党中央的最高权力，打出维护国民党“法统”的旗号，鼓吹重新改组国民党。
林柏生为汪精卫摇旗呐喊，深得汪精卫的赞赏。1929年冬，林柏生又被汪精卫调到香港创办南华通讯社，次年2月，又创办《南华日报》，自任社长。
在1929年至1931年间，汪精卫多次联合国民党内各反蒋派系与南京蒋集团争夺权力，林柏生不遗余力地为汪精卫的反蒋活动大造舆论，扩大其正治影响。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汪合作，汪精卫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他为了控制舆论，创办《中华日报》，指定林柏生去当社长。
1933年，在汪精卫的提携下，林柏生成为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由重庆飞往昆明，次日再转飞越南河内。
不久，日本首相近卫文发表了《调整中日关系之原则》的宣言，汪精卫随即响应，派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三人携“电报声明”稿赴香港，并让他们把“电报声明”稿交给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香港《南华日报》社长的林柏生，以便在《南华日报》上发表。“电报声明”稿的内容是主张中止抗战，对日求和，共同防G。
汪精卫臭名昭著的“艳电”，最终通过林柏生拍板，在1938年12月31日的《南华日报》上刊发。
对此，军统头子戴笠亲赴香港，托人要求和林柏生谈谈。戴笠说：“最近看到你写了很多和平论的东西，和重庆对立着，可不可以到我们所属的阵营里来做宣传呢？攻击的文章可不可以停止呢？”
林柏生一向认为，香港是英国殖民地，港英当局对华人带枪限制极严，重庆特工即使有枪，也不敢乱来，即便开枪，动静太大，杀手亦难逃掉。因此，面对戴笠的要求，林柏生置之不理。
鉴于形势紧张，港英当局对军统的活动开始严加防范。1939年1月17日，香港英国皇家警察厅的正治部部长通知林柏生下午三点前去谈话。
这天中午，陈璧君在九龙汉口道26号私宅请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等吃饭。饭后，林柏生前往警察局正治部。
下午三点，林柏生到达警察厅与正治部部长会面。部长说：“我们得到证据，重庆特务想暗杀你！你要提高警惕，注意不要出事情！”
并说：“当心暗杀团，不能不讲求一点防御的方法。你要是写封信到警察厅来，我们可以允许你携带手枪防身。”
林柏生说自己不会打枪，因此也不需要配枪。
下午四点左右，林柏生穿着名牌西装，带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匆匆从大街上走过。
当经过历山大厦门前时，突然有两个大汉用铁棒从后面向其头部猛击，林柏生受伤倒地，顿时血流如注，奄奄一息。
而两名大汉仍不罢手，继续用铁棒向其额头面部痛打。就在这时，有两名外国水手从这里经过，当场将一名杀手擒获，另一名趁机逃逸。匆忙赶来的警察将林柏生送往玛丽医院急救。
虽然遭到两名大汉的突然袭击，但林柏生头上带着软质薄绒礼帽，伤口不深。
他随后住了数月的医院。头上所留下的疤痕使他在汪伪“公馆派”中大出风头，压倒了褚民谊和陈春圃等人，成为汪精卫集团投敌的八个“首义”分子之一。
而被擒获的那名杀手“陈林”，被判处15年监禁，后在监牢里因流氓间的私人斗殴而身亡。由此，军统特务也与此事摆脱了干系。
此后，林柏生积极追随汪精卫，在汪伪国民政府伪宣传部长任上，“风生水起”，干了四件“大事”。
第一，宣传指导“清乡”。林柏生担任“清乡委员会”委员之后，伪宣传部在林柏生主持下举办“清乡”宣传周，为“清乡”大造舆论。
伪宣传部特设“清乡委员会宣传委员会”，采用流动剧团、电讯队、书报流通队、歌咏队等组织形式进行大力宣传。
与此同时，林柏生还派“记者视察团”前往苏州等“清乡”地区采访写稿，为日伪“清乡”运动涂脂抹粉。
他甚至亲自出马，多次到“清乡”地区“视察”，鼓吹所谓思想上的“清乡”和“新政”。
第二，为对英美宣战而大造舆论。1943年1月9日，汪伪国民政府发表《国民政府宣战布告》，向英美宣战，并决定在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中设最高国防会议，林柏生任最高国防会议委员。
同年11月，林柏生所控制的伪宣传部宣布“确立战时文化宣传体制，动员文化宣传总力”，以广播、报刊、电影、戏剧等为工具，鼓吹在“大东亚战争”时期，要加强“反蒋”和“反英美”宣传;
“务使思想上之决战与武力上之决战相互辉映，以共同完成此伟大艰难的战争”;
表示“有一分之心血，当为协力大东亚战争而尽其一分之努力，有一分之物力亦当为保卫东亚、建设东亚而用得其当”，“吾人之笔即吾人之枪杆”，“虽效死疆场亦所弗辞”。
第三，林柏生积极推行汪精卫发起的“新国民运动”。他参与制定了“新国民服”“青少年服”和“模范青年服”。
林柏生自比希特勒手下的戈培尔，对法西斯的一招一式不胜向往，“青少年服”就是以法西斯的青年挺进队制服为模仿对象。
另外，规定了“新国民宴席”，以节约、反浪费为名，限定每次宴席几个盘几碗菜，然而实际上则无人照办；还制定了一套“新国民体操”，并通令各学校照此操练。
第四，借反鸦片而大卖鸦片。伪宣传部是个清水衙门，看到别人发财，林柏生也便挖空心思、另寻门路。
如他经常打发人，通过各种关系去敲诈专卖鸦片的“宏济堂”，每次也能弄个十万八万元的。
渐渐地，林柏生的胃口大了，不再满足于此。趁汪精卫赴日治病之机，他串通陈公博，煽动一批青年学生开展“三禁”运动，搞了一次“示威游行”，砸烂了一批烟馆、赌馆和舞场，并声称要在3个月内彻底扫除烟、赌、舞，意在诈取更多的钱财。
后来由于日本人出面干涉，“三禁”运动不了了之，而查获的20多万元也不知去向。
其后，禁烟总局重又登记发放鸦片专卖牌照，林柏生干脆也领了“牌照”，请专人干起了买卖鸦片的勾当。
1944年秋，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已成败局。11月，汪精卫病死他乡。陈公博主政后打算让林柏生出任伪安徽省长，掌握实权。
原来，按照禁烟总监的计划，要减低烟土成本，必须在安徽、淮海两省扩大种植面积。
但原任安徽省省长的罗君强采取不合作态度，这事一直未能进行。刚巧周佛海有意要罗君强到上海，陈公博就顺势将林柏生调去主皖，以利发展皖省种烟，想在“鸦片专卖”上大捞一票。
谁知林柏生到任后，变本加厉，与上海方面的烟土商暗自勾结，派省保安队运烟，不意被日本宪兵队查获扣留。林柏生在蚌埠得此消息，只得亲往南京向陈公博认错，请求陈出面解决。陈以伪军的委员会名义发文，将被扣伪军提解到宁，交由林柏生偷偷地释放。
1945年5月的一天，秘书处突然接到南京的一份密电，而且指名要林柏生亲译。
原来，伪政府限令安徽省要在半个月内“征集”8万名壮丁运往大连。林柏生立即召开各地专员、县长联席会布置任务，一时间，安徽沦陷区的伪军纷纷出动，到处强抓壮丁，弄得鸡犬不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即。此时，曾经叫嚣要与日本“同甘苦，共存亡”的林柏生，突然一反常态，公开宣传陈公博提出的主张“党必统一，国必复兴”，他说：“这是陈主席提出的一个新口号和新决策！”
林柏生不仅在口头上宣传，而且派自己的亲信去阜阳与何柱国将军联络，并亲自陪同何将军的代表去南京会见陈公博，继续谈判“合流”之事。为此，还专门设立一部电台，直接与何联络。
上述之举，并不是林柏生有所醒悟，而是寻找退路。当然，这只是林柏生为个人前途所计、妄图逃脱的一个美梦而已。
就在日本投降前夕，他为了能顺利出逃，嘱咐伪省秘书长代行省府事，自己匆匆去南京“开会”。
其实，林柏生已与陈公博约好，一起逃往日本，企图逃避惩罚。1945年10月3日，林柏生与陈公博等人被从日本引渡回国，后羁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之中。
1946年5月25日，首都高等法院第一庭对林柏生汉奸一案进行公审。起诉书列以下罪名：一、发表“艳电”；二、诋毁中央，诽谤领袖；三、颂扬日寇，“发表抗战必败论，摇撼人心，沮丧士气”；四、对美英宣战；五、勾结日寇，秘密言和，“畏罪逃往日本”。
林柏生逐一为自己辩驳，不仅如此，林柏生还企图为汪伪政府鸣冤叫屈。
当审判长问： “那为什么要承认‘满洲国’呢？”林柏生说：“这是不得已的事情……我们为使华北不要为东北之续，华中为华北之续，所以忍痛断绝……”
公审过后回到看守所，林柏生依然“意犹未尽”。于是，他又写一份“补充说明”，从他的汉奸罪名“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入手，企图再次为自己辩驳。
首都高等法院于1946年5月31日上午再次开庭。十点半，林柏生被押解到庭，问过年龄、籍贯之后，审判官即起立宣判：林柏生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
然而，林柏生心里并不想死。自己说过不上诉，只好暗中授意妻子徐莹，赶紧搜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尽快上诉。
徐莹急急打点家中财物，四处奔走，收集证据和材料，很快送出了呈送最高法院的申请状。8月1日送上去，8月16日被最高法院驳回：“核准原判决。”
徐莹于8月19日又跑到首都高等法院，递上一份“为林柏生补陈再审理由之申请状”，长达上万字，列举了林柏生一大串证人及证物，请求再判。
10月7日，首都高等法院特种刑事裁定，驳回再审的申请。1946年10月8日下午，林柏生在老虎桥伏法，被执行枪决，当场毙命。
（本文选自炎黄春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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