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变法为什么日本成功了而大清却失败了？（图）
在近代国家变革中，日本的明治维新经常和中国近现代的改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庚子新政，辛亥革命）作为比较。
两者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不幸的是日本人选择了开国，清帝国则选择了顽固地闭关自守，实在守不住了就“中体西用”，直到甲午战争，日本人用最残酷的成人礼让中国人明白他们信奉千年的“中体”也完了。
之后中国人开始尝试拥抱西方文明，从百日维新到政府提出的预备立宪，再到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一个比一个激进，但都没获得成功。
为什么日本人成功了，而当时的中国人失败了？
按照文学作品的说法，那肯定是因为明治天皇英明神武，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脑袋短路，甚至很多人相信要是光绪能再狠点把慈禧做了，或者袁世凯关键时刻反个水，那中国会是另一番景象；
还有人（比如鲁迅先生）认为日本维新志士比中国官僚更加眼光长远，大公无私，日本民众比中国民众更能深明大义。
换句话说，中国人是没救了，这就是所谓的“国民性”理论。这理论在今天也大行其道四处泛滥，反正一出事，就是国民性问题。
国民性这个概念比想象中的更危险也更荒谬，它提出的时代，正是二十世纪初期人种学说（一个已经被证明失败的学科）泛滥成灾的时候。
刨去科学上的荒诞性，这套理论系统正好服务于当时的侵略思想，试想鸦片战争中英国人打败了中国人，是因为人家盎格鲁撒克逊人人种好，甲午战争中日本人打败了中国人是因为人家大和民族人种好，这不是扯淡吗？
人种学说是一种另类的泛道德主义，它把一种技术问题强行解释为一个天然的道德问题，然后用解决道德问题的办法去解决技术问题——你给一台蓝屏的电脑讲五讲四美，期待着这台电脑良心发现后恢复正常，这可能吗？
中日近代变革的不同结果，最根本的原因，是两国的起点不同。换句话说，十九世纪的时候，两国从政治、经济、教育各个方面的国庆存在根本上的不同，完全不在一条起跑线上。
很多人认为日本与中国很像：我们用汉字他们也用汉字，我们有皇帝他们也有皇帝，我们是黄种人他们也是黄种人，他们的皇宫京都就是唐帝国长安城的微缩版，甚至很多人相信日本人就是徐福带走的三千童年童女的后裔。
这种表象带给我们一种错觉，那就是日本就是一个缩小版的中国，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缩小版的中国，所谓的“小中华”是朝鲜，而不是日本。
这世界上有非常多有意思的学科，其中有一门叫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专门用地理知识来解释国家结构甚至是国际关系。
中国古代最大的灾难在于水患，一条黄河千古泛滥，但洪水是可以治理同时可以预防的（修筑堤坝，建立分洪渠道等等）。
但在农耕时代所需要的人力物力也是惊人的，这也就无形的增强了华夏部落的向心力，只有所有人齐心合力才能铸成堤坝，疏导洪水。
大禹治水虽然是神话传说，但是也从间接印证了华夏民族从分裂走向统一，水患的存在是不可忽略的客观助力。
从地理上讲中国处在东亚的大陆的中心，它的东面和南面是浩瀚的太平洋，西南是海拔数千米的青藏高原，在工业革命前，这些天然的屏障也就决定了古代中国的敌人主要来自于北方和西北，同时中原地区适合耕种的土地也使中原帝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在过去的千年中，从金人、到蒙古人，再到女真人，中国数次被外族侵略甚至灭国，这也就无形间加强了民族的凝聚力，也使大一统的观念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人心。
历朝历代的君王无不把一统天下作为己任，所以无论是高耸陡峭的秦岭，还是浩瀚的长江，都无法阻挡中华帝国的统一步伐，只能造成短暂的分裂。
相比之下，日本列岛的地理情况和中华大地则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日本列岛处于板块交界地带，地理上可谓多灾多难，按理说自然灾害导致的结果应该和中国一样，使民族凝聚力空前增强，问题是日本列岛面临最大的灾难是地震，而地震不像水患，无法提前预防，也就没有集合人力物力的必要。
同时，作为一个资源贫瘠、耕地面积狭窄的岛国，外部世界对日本缺乏征服的动力（唐帝国在白江口战役击败日军后，并没有攻入日本本土），加上海洋作为天然的屏障，除了不停作死的蒙古帝国外，日本本土在二战结束前并没有受到过外族侵略。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没有外敌，自然就是内斗。
地理环境影响了民族对大一统思想的看法，也就进一步的影响到了社会的统治结构，与从秦帝国开始就是中央直辖的郡县制不同，因为既无必要也无好处。
日本在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所谓的和平时期也类似于中国春秋时代的封建制度，大家共奉天下共主（天皇或者幕府将军）。
中华帝国对地方的直辖在明清这600年中达到了农耕时代的高潮，而日本最后一任统治者德川幕府虽然占据了日本1/4的国土，并且直辖江户、京都、大阪等政治、经济、军事中心。
但是德川家康在建立幕府的时候还通过相互监督，人质觐见，特务政治等手段加强幕府的权威，但是依然无法对各个藩实现有效的直接统治，一直到垮台德川幕府竟然连各藩的土地、人口、矿山等核心资源的数目都不清楚。
不同的统治结构又必然影响到人才系统的选拔，进而产生更加深远甚至根深蒂固的文化惯性。
中国从两千年的秦帝国开始面积就超过400万平方公里，明清两朝的实际统治区域都在1000万平方公里上下，帝国要直接统治如此巨大的疆域，则必然有最优秀的人才选拔系统和最成熟的管理结构。
于是从秦帝国的职业官吏，到两汉的举荐制度，再到三国时代的“唯才是举”，九品中正，最后归于以考试成绩为基础的科举选拔，从三省六部，到内阁，再到军机处，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无时无刻的不在优化着选拔程序和管理系统（科举也称为了农耕帝国时代难得的相对干净地方）。
这样，帝国的精英，无论出身显贵还是贫寒，无不以金榜题名，称为特权阶层的一员为人生奋斗目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由此而来。
而日本因为本身土地狭小，加上被切成肉丁的藩国（德川家康把全国3/4的土地分割成200多个藩国，每个藩国的大小不过一个县城，甚至乡镇的面积），统治难度大幅度降低，藩国也就不需要专业的人才，更不需要高效的官僚系统。
所以幕府体制下的各个藩，官员是世袭的（农民和武士阶层不存在正常的新陈代谢，非正常的新陈代谢例如收养等情况存在，可是又哪有那么多绝户的武士呢？）。
武士虽然给人感觉是职业军人，但是他们也担当着管理、财政、维持治安等任务，相当于各个藩国的官僚阶层。
因为几乎不存在改变自己阶层的可能性，于是这种门阀式的世袭制度，把大部分人才留在了民间。
不同的统治结构也就造成了社会上层精英对地方的不同态度，中华帝国通过科举选拔的人才，作为地方的官员如同旅店过客，他的主要任务是和地方的实际统治者（士绅豪强）打好关系，完成帝国中央布置的任务，然后继续升迁，最后进入中央称为帝国实际的掌控者（这也是中国人的“天下观”），所以自然也不会对所在地方有什么感情。
在一个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家，维持地方的稳定是第一位的，而稳定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人民保持贫穷，挣扎在生存线上，这样就失去了反抗中央的能力。
所以中华帝国的地方官员不仅不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反而会在保证赋税充足的情况下，尽量保持地方的贫穷，在贫穷的稳定中，商业贸易几乎不存在（有钱人也因为缺乏投资的机会，只能把银子埋在地里，这又造成了商业进一步的通货紧缩），构建民法、商法也就纯属多余。
中华帝国虽然有着《大明律》、《大清律》这样或那样的的法律文件，但是根本上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制定，在将某些法规上升到道德高度的同时，诉讼的原则就是让起诉者亏本。
在这样的法律系统下，虽然帝国会以一种超级稳定的姿态存在，但是根本不可能孕育出像权利、义务、物权、破产、清算这些概念。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帝国的土地上，无论是头脑灵活的商人，还是脑洞大开的科学家都会被视为不务正业，甚至潜在的颠覆因素，只有老实巴交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和以四书五经为教材、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官僚后备军）才是良民和人间正道。
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古代虽然有着辉煌的科技和商业时代，但是到近代却彻底没落。
中学课本中讲过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现代医学中也有大量技术以中国古代医学为雏形（比如导尿管技术最早在唐朝就有记载），可是无论是商业还是科技，在中国老是这么萌芽着，雏形着，就是长不大。
原因就是在中华帝国最吃得开的人，不是拥有专业技术和头脑的人，而是善于交际，八面玲珑，处事圆滑的人，即使到今天依然如此。
在这种统治思想下，中华帝国虽然面积巨大，资源丰富，明清人口已经在一亿以上，但是本质上却只是一个巨大的村落集合体，亿万老百姓出于一种生存而非生活的状态。
民穷必然导致国贫，政府收不到足够的税收，也就无法提供公共服务（例如基础建设或者仲裁交易），这反过来又加剧了民间的贫困，马格尔尼访华时，就被中国巨大的体积和极度贫困的人民所震撼。
中国古代的商人，无论是晋商、粤商、徽商、浙商、苏商，还是后来的广州十三行，虽然富甲天下，显赫无比，但是本质上却是通过官商勾结，以行政手段垄断了生活必需品（食盐、矿藏、对外贸易等等）以获得暴利。
他们本质上并不是真正的商业行为，同时与有无限违约能力的官府共舞，无异于与虎谋皮。
这些红顶商人的财富，既没有任何保证，又无法投入在生产中，只能在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中挥霍一空，对社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毫无助力。
相比之下，幕府体制下的藩国官僚（武士阶层），因为他们生于此，长于此，死于此，所以对家乡有着更深的感情，同时也因为更加熟悉地方的状况而更加务实。
各藩国主，无论英明昏庸，都会把强藩致富作为目标，自然也就不会限制民间的商业与科技的发展，反而会大力鼓励。
黑船来袭，日本被迫开国之时，幕府虽然已经闭关锁国百年，但是却拥有着百余个高度自治的地方政府，而且每个政府的商业发展也达到了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当时的日本已经出现了类似银行、会计事务所、航运、保险业务，甚至粮食期货和民用邮政系统（由跑的快的人负责送信，被称为“飞脚”）的商业机构。
也就是说，日本在开国前社会中层和下层就已经具备足够的管理人才和商业模式，最大缺陷在于缺乏支持商业扩张的统一中央和地方的保护主义（最明显的就是货币系统的混乱）。
最大的难题在于外国列强的军事经济双重入侵下，如何保持自己国家的独立性，同时发展本国的经济。
相比较之下，被鸦片战争叩开国门的清帝国，连像样的货币系统都没有，通货紧缩是国家经济的常态。
所以在明治维新，这个充满着暴力、血腥与谋杀的过程中，日本人首先通过战争推翻了德川幕府，废藩置县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央，又通过一场内战统一的发展方向，以残酷的高额地租积累了发展商业的原始资本，最后通过吸纳民间管理和商业人才，以国营企业向国内外提供公共服务，一直折腾了22年，才在1889年推行了第一部宪法，才成立了国会。
而清末的所有变革中，帝国的精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社会上层也就是统治阶层结构的改造和调整上。
洋务运动认为只要内部调整就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地，百日维新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修正实现现代化，辛亥革命认为嫁接一个西方的社会上层结构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最后全部失败了。
对于资本来源、赋税结构、货币系统、商业人才这些实际的问题，帝国的精英们既一无所知，也不屑于了解——并不是因为有了宪政才能发展商业，而是当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需要宪政来巩固和进一步法阵，自由是贸易的自由，平等是身份的平等。
所以说中国近现代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原因是在于相比较日本的明治维新，帝国面临的问题实在是太过复杂，就好像万米长跑，日本站在5000米线上，而当时的中国却在-10000米的起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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