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无法修正美国的国际关系

希望浮现！这是许多国家得知拜登(Joe Biden)即将成为美国总统，或者更确切地说，特朗普(Donald Trump)将不会成为美国总统的最深切的感受。至少从目前来看，北约安全了;跨大西洋联盟是安全的;全球自由贸易是安全的——我们所熟悉的世界是安全的，成年人回到了白宫。巴黎气候协议、伊朗核协议，甚至多边主义本身都将重获生机。对于那些相信这些东西的人来说，像特朗谱这样近代历史上最强大的不相信这些东西的人物的下台， 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不过，这场势均力敌的竞选留下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即世界还没有看到特朗普的最后一面。就像寓言中的怪兽，他受伤了，但就在那里，潜伏着，准备报复。即使他自己无法从灌木丛中走出来，在法庭上宣告胜利，或者在2024年再次尝试参选，他留下的教条仍然存在。在新冠大流行和全球经济衰退期后，特朗谱的得票率居然和拜登如此接近，意味着特朗普主义依然顽强地活着。对世界而言，这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性。

世界领导人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无论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在未来几周或几年内发生什么，他们崛起的原因以及他们所表征的问题， 肯定没有消失。是的，这些领导人相信，特朗普过去是，或许将来还会是一个根本上恶毒、无知和危险的总统，但他不是造成美国与世界关系结构性问题的核心原因。在大选前夕，我与数十名美国和欧洲的外交官、官员和助手进行了交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预计拜登会获胜，其中许多人由于讨论敏感的外交问题而要求匿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有关美国在世界上扮演何种角色的严肃问题， 不会因为特朗普下台而消失。总统选举竞争的结果比他们预期的更接近，这一事实更证实了这个结论。

“旧政治已经结束了，”一位欧洲领导人的高级助手在大选前告诉我。这是一个反复向我传达的信息，尤其是那些对拜登担任总统后的变革性权力持怀疑态度的人。在过去的四年里，柏林、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已经形成了一种“肌肉记忆”，在诸如气候变化和贸易等问题上，他们不仅要与美国力量合作，还要与之对抗。我被告知，美国的盟友们也学会了如何处理由于华盛顿的冷漠而留下的空白，无论是处理白俄罗斯的危机，面对土耳其在地中海的军事行动，还是处理黎巴嫩的爆炸性破坏。美国过去常常扮演调解人或帝国救星的角色，如今却常常缺席、扰乱或根本不清楚自己的目标和承诺。新总统可能很快就会入住白宫，但是对美国的任何决定都是安全的信心， 几乎是不再存在。在未来四年里，愤怒的特朗普（主义）会跟随并威胁拜登的一举一动，拜登能取得什么成就呢?

我在欧洲各地交谈过的大多数人都想当然地认为，美国的回缩政策实际上是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治下开始的，尽管在特朗普治下紧缩力度更大。所以即使拜登—曾经作为奥巴马的副总统,能够把足够多的美国机构控制在他的领导下,  有一种分析认为，不仅仅特朗普不能信赖, 而是美国本身不可依赖。

英国战后伟大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曾打趣道，“如果你打开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你永远不知道会跳出什么特洛伊木马。” 至少在欧洲，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个想法已经跳出来了:从美国独立开来。

在支持美国独立的革命小册子《常识》中，托马斯·潘恩认为，“认定一个大陆将永远由一个岛屿来统治，那是非常荒谬的”。当然，当时他指的是英国对美国的统治。潘恩可能从来没有想到，美国有一天会成为统治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岛屿，欧洲的领导人被迫向伟大的美国主权请愿寻求保护。这一现实如今正是欧洲的政治精英们，尤其是欧洲大陆三个最大国家的政治精英们所反对的。

去年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表示，欧洲需要明白，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在战略问题上如此迅速地背弃我们的美国，没有人曾经会相信是可能的，”他说。马克龙说，这种关系的腐蚀开始于奥巴马，他未能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进行干预，这是“西方集团崩溃的第一阶段”。因此，欧洲的防御、安全和经济主权需要重新考虑。对于法国来说，美国的退出并不是一种威胁，而是一个机会，不能因为一个更好的美国人接管了白宫（指拜登当选）就错过了。法国一直在寻求通过欧盟重建失去的全球影响力。

(当年的奥巴马，对欧洲也有自己的担忧。在他任职最后一年接受《大西洋》杂志采访时候，奥巴马打出了许多如今看来是川普主义的牌， 他攻击欧洲“搭便车”,并警告英国,如果英国没有承诺花费更多的国防支出，她再也不能享受“英美特殊关系”, 奥巴马要求欧洲加强分享更多的全球领导力的负担。他并轻蔑地谈到欧洲和阿拉伯国家“拉着我们的衣角，而都是我们在战斗。)

在愤世嫉俗的英国人看来，马克龙并没有重新思考任何事情，只是简单地重申了戴高乐主义的教条，即法国必须被视为在不真正离开“狗窝”的情况下，牢牢牵制住美国的权力。然而，面对拜登政府，英国也有自己的一系列潜在问题。在奥巴马时代，总是有一种特别的不安弥漫在唐宁街， 奥巴马政府缺乏对英国的忠诚补偿。据一位接近鲍里斯·约翰逊的人告诉我,过去近二十年， 英国与美国共同战斗,为之流血，包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 英国在国防方面的投入比任何其他北约成员国都要多。但英国得到了什么回报呢?尽管奥巴马明显对欧洲盟友感到愤怒，但他很乐意与德国的默克尔(Angela Merkel)搞好关系，尽管她在国防方面的领导能力非常缺乏，

法国和英国对白宫的民主党人也有特别的政治担忧，因为两国都讨好过特朗普政府，或者寻求某种程度上独立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之外。一名前法国外交官告诉我，鉴于马可龙支持欧洲不受美国控制的战略自治，以及对奥巴马的激烈批评，马克龙担心自己在拜登团队中不受欢迎。同样，英国推动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努力，以及试图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从而危及《耶稣受难节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的明显意愿，让伦敦的官员担心他们会被认为与特朗普的关系过于密切。

在这方面，美国两党势均力敌给拜登带来了另一个问题。过去四年来，许多欧洲国家一直在等待特朗普下台，保留各种国际条约，希望未来的民主党总统能给这些条约注入新的活力。鉴于民主党以微弱优势获胜，其他国家是否也会那样应付拜登，在情况下等待共和党的回归?

然而，如果英国和法国给拜登带来新的问题，德国事实上会是一个更大的困难。尽管默克尔与特朗普的紧张关系表明，柏林将会最热烈欢迎拜登当选。欧洲一个主要国家驻欧盟的大使告诉我，推动欧洲从美国获得更多自治权的动力来自德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国公众态度的深刻转变，以及德国对进入中国市场的日益依赖。

与我交谈过的两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德国从过去12年汲取的教训很清楚:无论谁入主白宫，美国正在远离欧洲。其中一名官员表示，尽管特朗普并没有真正做多少回缩的事，但他传达的信息很明确:美国要离开这里。第二位欧洲官员更进一步说，德国和欧盟同意奥巴马和川普的观点，欧洲需要为自己的防务做更多的事情。这位官员表示:“说到底，这是我们欧洲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然而，这位官员指出，支出更多，才能做更多决定。无代表，不纳税。

1942年2月，约8万名英帝国军队在新加坡向日本投降，当时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称这是英国军事史上最严重的灾难。英国深陷欧洲和北非泥潭，无法保护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海军基地。对英国来说，这次失败是一种耻辱，但对澳大利亚来说，这更糟糕——这是一种生死存亡的威胁。突然之间，整个安全战略的关键被交给了敌人。当新加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最终被夺回时，澳大利亚没有忘记它所得到的教训。到1951年，华盛顿正式接管了对澳大利亚国防的支持，这是一种模式的开始，这种模式将在全世界复制。

二战后英国宣布,它将不再承担保卫希腊,所以,地中海国家面临落入莫斯科势力范围的威胁， 那个时候，哈里·杜鲁门介入了,宣布从那时起,美国的政策是“支持自由人民武装抵抗试图征服的少数民族或外部压力。杜鲁门主义诞生了，巩固了美利坚帝国时代。

如今，无论特朗普有什么过错，对于任何依赖美国安全保障的国家来说，都没有发生类似当年新加坡那样的大灾难:俄罗斯没有在领土上考验美国对北约的承诺，中国也没有尝试过挑战美国对台湾的保护。但与欧洲的外交官、官员和外交政策分析人士交谈，他们至少都认为，美国的承诺正在逐步消解。

尽管1947年的英国和今天的美国(后者强大得多)存在差异，但美国面临着同样的战略问题:鉴于其国内的分裂和相对的经济衰退，美国能否继续维持其作为欧洲和亚洲安全保障者的地位?就像20世纪40年代的澳大利亚和希腊一样，这个问题对今天许多国家来说都是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它不仅关乎现任美国总统是否可以信赖，还关乎是否有任何一位总统能够长期依靠。或许更重要的是，美国选民会继续承受随之而来的财政负担吗?

杜鲁门主义提出70多年后，希腊的紧张局势再次升温，但这一次， 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华盛顿方面对此予以关注。整个特朗普总统任期内，发生的故事都是类似的。在英国与布鲁塞尔就英国脱欧的斗争中，伦敦方面有些愤愤地注意到，美国人已经消失了，而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很可能试图充当调解人。与我交谈过的巴黎、柏林和布鲁塞尔方面的人士认为，即使美国有这个时间，欧盟也不会欢迎这种对其内部事务的干预。欧洲正在悄然扩张，而美国却在撤退。

因此，今天对欧洲大国来说，问题不在于拜登是否会重新致力于跨大西洋关系，而在于美国公众是否认同这种承诺。大选前，我与特朗普政府的一名前成员进行了交谈，他回忆起总统对欧洲在北约(NATO)成员国问题上缺乏灵活性的不满。看到每个成员国在北约的日常运营成本上花费的相对较低的数额，他怒不可遏，并开始专注于让柏林付出更多。尽管特朗普在德国及其贡献问题上的坚持，被他的顾问们视为古怪，但他们仍然相信他是对的，考虑到德国的财富、规模和对北约安全机构的依赖，德国对北约集体防御的贡献低得令人无法接受。然而，当面对美国要求其增加出资的压力时，德国官员退缩了，而且据我与之交谈的美国官员说，他们无法在本国纳税人面前为这样的举措辩护。在这一点上，美国人爆发了，抱怨华盛顿如何才能在纳税人面前为当前的形势辩护。

最终，德国确实同意增加其贡献，从而避免了潜在的危险局势，但这一事件提醒人们，尽管美国拥有巨大财富，但也不能免疫于管理一个安全帝国的政治和财政负担的影响。正如前英国驻美大使金·达罗克(Kim Darroch)告诉我的那样，美国人投票给特朗普是因为“主流政治家和政党没有实现他们认为政府应该实现的目标。” 而欧洲领导人声称他们理解了这一教训。

伦敦国王学院(King 's College London)国际关系名誉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告诉我，20世纪40年代的澳大利亚和希腊危机与美国今天的盟友危机的区别在于，美国在二战后的霸权地位为英国的安全体系建立了现成的替代方案。如今，美国的盟友没有这样的选择。弗里德曼说,面对不受欢迎的特朗普带来的空缺，北京却用“巨大的失败”使用填补了这个空缺，而与此同时，欧洲勉为其难的取得了在制裁白俄罗斯方面的共识，而在积极激发斗志，利用既有机制，构建防卫机制来共同运作外交政策方面，更是乏善可陈。

拜登在大选前表示，他希望成为美国国内的“过渡性”总统。然而，对于美国许多盟友来说，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拜登在世界范围内将向什么方向过渡。

来源：The Altantic

温克坚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