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网络已成为舆情最为重要的聚集地。网络舆情涉及的领域广，传播速度快，它在给政府治理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如何有效治理网络舆情已成为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已成为公众获取信息和发表观点的重要平台。网络舆情是网民在网络上发表对社会问题观点的体现，也是社会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已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网络社会是虚拟与现实的结合，是现实社会的拓展与延伸。但是网络社会中充满着各种风险，而网络舆情风险则是近年来日趋严重的风险之一。因此，网络舆情风险治理成为网络社会风险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新媒体的快速兴起加速了网络信息的快速流转，网络舆情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和新媒体开放的话语空间给政府网络舆情治理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因此，科学研究并正确引导网络舆情，创新网络舆情治理及监管模式，是提升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水平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新媒体背景下，网络传播在满足网民自由、便利和个性化表达观点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如网络谣言、攻击、谩骂、暴力等泛滥，侵蚀着社会的机体健康，影响了社会稳定，增加了政府治理的难度。近年来，尽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网络舆情治理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然而不容乐观的是，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没有意识到舆情治理的大时代已到来，囿于认知水平以及技术手段，不能通过网络上自然呈现的信息及数据判断民意，从而失去舆情治理的先机。一旦出现负面舆情，其采用封、堵、删等习惯性手段，非但不能消弭舆情，反而会使事态恶化，损害自身的公信力。
因此，大数据时代处置舆情的先决条件便是破除旧有观念，树立新的舆情处置思维范式。具体而言，政府要变事后处理为事前预防。网络上的热点舆情事件不是破空而来，而是有其发生、发展过程。但有的地方政府却坚持“鸵鸟主义”，在舆情初起时视而不见，等最后不得不介入时，舆情已经被引爆，此时再精良的危机公关可能都于事无补，必将有损政府形象。因此，政府须视舆情治理为一个系统工程，将关注重点提前到对网络舆情的预判和监测上，这样方能未雨绸缪。在大数据时代，政府必须在认知上进行思维的扭转，树立舆情预测、数据处理的先导理念。
由于受意识、技术、人员等多方面影响，政府网络舆情处置机制尚有较大的待加强空间。如在监测机制方面，不少地方政府仍旧使用人工徒手操作，仅靠肉眼浏览网页发现舆情。在预警机制方面，部分地方政府未能适应社交媒体时代信息的交互性传播特点，对信息的预判、过滤和输出在时间上滞后、在态度上敷衍，客观上为舆情爆发埋下了隐患。在舆论引导机制方面，一些地方政府沿用旧的“封、堵、删”思维，舆情处理的时效度把握失准，轻易失去主导地位，无法对民间舆论场进行引导，造成或加重了政府舆情处理的困境。
舆情信息的海量增长导致政府信息处理压力增大，尤其对一些相对落后地区的基层政府而言，使用即时采集与分析技术以及非结构化数据跨平台处理、信息深度挖掘等技术，对其都具有挑战。同时，大数据技术所需的专业人才缺口较大，且技术迭代一日千里，即便是专业人士也需要不断培训才能契合相应岗位，这也愈发增加了政府处置舆情的难度。
习近平指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建设智慧国家和数字国家。”与此相随，国务院也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了到2030年促使中国人工智能的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贡献方案。
人工智能时代，政府舆情治理的发展处在矛盾转化的关键节点，回归“为谁治理”、“谁来治理”与“如何治理”的治理初心，剖析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的共鸣和冲突，在技术赋能、算法迅猛发展的背景下，革新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的观念，才能实现对智慧政府舆情治理“善治”的探索。政府网络舆情治理，表面是政府行为，实则是舆情治理观念的革命。人工智能时代政府部门网络舆情的治理，要探寻突破物理空间与时间限制的增长点，创设政民融通发展的良性舆论空间。作为回应民生诉求，创设美好网络生活的重要环节，必须唤醒“人工智能时代需以伦理道德为基础建构相应的系统性规范，从而调整多方利益”的意识，突破“信息茧房”的割裂拥塞，共建信息融通的平台，营造清朗科学的舆情空间。人工智能时代动态化的网络舆情治理，毫无疑问要以完备化的制度体系为保障，以技术赋能应用为支撑，聚焦对“人”本身问题的解构，增进舆情治理的效能。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承认营造“一个开放的、人人共享的网络，仍有必要维护互联网的边界，并在这一新空间内构建防御体系”。抓好建设灵活优化的舆情制度体系是重要内容。人工智能时代政府舆情治理，要想营造透明的舆论空间，必须要明晰舆情发展的边界和权责，从而维系好社会公众的舆情权益。
处在风险社会背景之下，突发舆情事件的传导无处不在，政府完善网络化的监管体系有助于推动内部监管要素与人工智能的无缝对接。加强舆情部门内部的约束及链接外部环境的监督要素，可以打造网络化监管体系与共治化信息共享平台，从而填补网络空间舆情监管漏洞。
政府舆情监管体系的完备要打通政府、社会与市场间信息流通的壁垒，走出交互渠道模糊困境。与此同时，我们要消解人工智能技术悖论中“公众被置于全面透明的数字场景中，却难以监督政府对技术使用过程”的风险场景。政府舆情部门，要革新舆情事件处理方式，创设网络问政社区和直播答疑平台，完善阶梯化的舆情奖惩制度，允许合理边界内的市场资本参与网络舆情治理工作，创设政民共治型的舆情监管体系。为了重塑智慧政府舆情监管体系的新风气，工作人员除了要恪守监管伦理准则外，在加强自我约束体制建构的基础上，还应汲取传统文化中的慎独自律思想，扭转“唯政绩”导向和“技术崇拜”的倾向。
在构建舆情监管体系顶层设计方面，需要关注以下方面：
首先，市民参与是前提。舆情监管体系要灵活完备，要集思广益，融通各方舆情信息资源，充分释放各方主体的聪明才智，方能精准科学地回应问题。
其次，共享包容是关键。政府舆情监管体系的构建，需要接纳各方有益经验，革新技术手段，进行全方位的对话交流，方能提升舆情监管绩效。再次，组织协同是保障。舆情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和突发性，引起政府治理方式的不确定性。我们应对棘手舆情事件时应贯彻协同治理的观念，在横向部门间左右联动，在纵向部门间上下联动，在不同组织结构和内部子单元间要达成共识，增进对话合作的黏性，确保监管体系得以完善发展。构建多元主体的舆情治理模式，有益于构筑共治化的舆情治理范式。政府舆情部门要扭转单向度治理观念，借助人工智能的融合科技赋能、凝聚利益共识与释放要素效能，达成系统性协同效应。首先，政府舆情部门，要组建政府主导、非政府组织为中间力量与媒介机构参与的治理体系，渐进释放各方资源要素，深化危机舆情利益共识，共筑网络空间的治理系统;其次，政府舆情部门要借助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手段，跨越网络舆情危机的时空限制，建立动态化、数字化、常态化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促使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危机事件的成本逐步降低，构筑多主体参与的突发舆情案件治理新范式。舆情管理并不只是简单的信息监测，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包括本地舆情全面监测、关注高风险行业、政策调研、处置案例学习、本地舆情预警、舆论回应和引导等等。作为内容安全领航企业，人民中科依托世界领先的内容理解技术和核心产品跨模态视频搜索引擎“白泽”，在上述舆情管理的各方面提供内容巡检、舆情监测、内容风控工具、内容聚合的一站式内容风控解决方案，全方位护航数字政府网络安全与治理。
“白泽”是人民网、人民中科推出的内容风控大脑，是对全网海量内容进行高通量感知、机器理解、智能检索并自主进化的计算平台。“白泽”可跨模态实现文本搜图片、文本搜视频、图片搜视频、视频搜视频、图片搜文字、视频搜文字等功能，是探索数字世界的重要工具。
通过智能化的理解和检索，内容风控大脑可实现对互联网内容的日常巡查、对可预判的重要事件的提前预警、对舆情热点的监测分析、对行业风险案例的解读分析等，广泛运用于新零售、传媒、互联网金融、在线教育、政府、安防、信息通信等应用场景，有效帮助各互联网主体降低内容风险，保障运营安全。如在综合治理上，在网信、安全等领域，面向互联网内容风控、舆情感知、情报研判、对象管控、目标落查等业务场景，提供对数字世界的事前、事中、事后全生命周期的空间治理解决方案。同时，在政务服务上，提供集约化管理、智能搜索、智能问答、算力开放共享等应用服务，实现“按需融合”的智能服务体系，帮助提升利企便民体验。
最后，新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影响支配着整个社会的舆论。政府应做好网民的意见反馈和网络问诊，及时回应网民关心的问题，积极引导网络舆情，打造和谐的网络环境。领导干部应认清网络舆情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学会利用网络平台服务社会、服务网民，提升执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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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新媒体时代政府网络舆情治理大数据能力建构研究》《传播与版权》杂志2022年3期
2.《人工智能时代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的逻辑、困局与策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20年第03期
3.《新媒体背景下政府网络舆情治理能力提升路径探析》科学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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