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地摊店主、淘宝卖家一样，广州非裔也是“自我的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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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3年创立的淘宝到最近火热的地摊生意，中国各地不论是实体还是虚拟、大街还是小巷都挤满了“自我的经营者”。是的，不是自主经营、自己经营，而是“自我”经营。而在中国南方广州这座城市里，又集结着一个不同的“自我经营者”群体——来自非洲各国、寻觅商业良机的商人与企业家。TA们与中国本土的店主、卖家一样，不断投入时间与精力，努力学习经验，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向着更好的方向改变自己。“向钱看”或许已经过时，现在人们向“自我”看。

纪录片《广州梦工厂》是这一现象的有力证明。试着追逐“中国梦”的非裔人民经历了无数有趣、微妙、心酸的故事。而这也给我们提供新的视角与课题：广州非裔是难民、移民、还是其它身份？什么是低端全球化？国家间既成的权力结构如何影响个人流动的抉择？在分享纪录片中广州非裔个人故事的同时，我们也邀请学者Roberto Castillo以及自由撰稿人Celine Sui为我们补充此话题的宏观图景、深度分析以及前景展望。

*文字整理有编辑和删减，完整对话内容请听下方音频（对话语言为英文）：

Roberto Castillo

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学院教授，广州非洲裔人群领域专家。常年在广州做人类学田野调查，广泛接触来自非洲的创作者、艺术家、音乐人和企业家；注重从个体的个性、信仰体系与其愿望需求理解他的研究对象。

Celine Sui

长驻西雅图的自由撰稿人，主要研究领域为中非关系。她的报道话题涵盖一带一路倡议、驻扎东非的中国官方媒体，以及设于非洲的中国企业，其社评被发表在Foreign Policy, Quartz,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upChina等媒体。她对东非的后殖民历史感兴趣，近期与哈佛大学的穆加内教授一起学习斯瓦希里语，并正在协助他为汉语使用者开发斯瓦希里语学习工具。

地理教科书“迁徙”概念过时？

且看中非多元 “跨国流动”

Chukwuemeka “Emmy” MacAnthony来自尼日利亚。这是Emmy在广州白云山山顶上感叹：自己从前在家乡看功夫片想象的中国与远渡重洋后的亲身体验截然不同。

Emmy在广州尼日利亚社群协会工作，负责处理各种中非纠纷：商业、法律、甚至婚姻。与很多人一样，他起初来广州也想要经商，但Emmy是个梦想家，想要在广州做电影。如今他的影片虽然是尼日利亚社群协会的宣传片，但是他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一定会创作出真正的电影。

在广州某商贸中心内，Emmy与尼日利亚的朋友伙伴拥抱打趣，对他们的生意也极为积极乐观。据他观察，居留中国的非洲人有很多都拥有工厂，有些还为很多当地中国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但他说道，如果这些工厂能够建立在非洲，那非洲的兴盛一定指日可待。尼日利亚有充足的资源、能力、青年劳动力，但很实际的就是尼日利亚并没有稳定的电力，而且政府也是一大问题。

来自尼日利亚的Favour Prosper(名字的中文翻译是“希望繁荣”）在2007年生下她的女儿Cherish(“珍惜”)。据Favour讲到，她的女儿上学前在商铺玩耍时就开始学习中文，而上学期间老师和同学们全程都讲中文，所以现在她的中文非常好，甚至有时候她的行为也和中国女孩一样。虽然Favour并不奇怪，但也会提醒她：“你不是中国人，你来自尼日利亚。”

Cherish的幼儿园老师坦诚地分享道：“在她刚来上中班的时候，有的家长会有一些担忧，因为第一次有一个黑人小朋友在班上，就会问：她会不会很凶啊？会不会跟其TA小朋友玩啊？我们班的小朋友会不会很害怕啊？我就说，不会的！”

纪录片的旁白评论到，这或许就是经典的移民故事：父母作出无数代价与牺牲，为的就是让孩子们融入新环境并茁壮成长。但TA们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

Celine

非洲裔人群从60年代开始就来往中国了，而广州的这个独特非洲裔群体是在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后才逐步成型。但近些年来，在中国的非洲人数量有着明显下降的趋势，2014年前后更是有一次非常剧烈的下降。你能为我们讲解一下近些年来非洲人口浮动的大体成因吗？

Roberto

主要原因是中国对于很多非洲小型贸易者而言的比较优势在下降。不过，我们需要将在中国的非洲人分成两类来看：一类是在中国居住的非洲人，另一类是有不同国籍、经营不同贸易类型、短期停留一两个月的非洲商人。前者的确是明显减少了（尤其是在埃博拉病毒爆发之后），但后者并没有大幅度减少。

Celine

你在你的许多学术作品中有提到，对广州非洲裔的研究应该摈弃传统移民研究理论和研究框架。这里提到的 “传统” 形象之一便是那种历经万险前往另外一个国家、寻求更好的生活和财富机会的移民。这些“传统”研究下的移民通常会经历安身立命、尝试融入新文化新社会的过程。但在广州短暂停留的非洲人与从危地马拉到美国去找工作的这种移民很不一样。除了时间长短之外，我想应该还有一些其它的特性让广州的非洲人群体不同于这样的“传统性”。你也提到过，这些非洲人向来拒绝“移民”的标签，所以你支持我们用 “国际流动性” 来讨论非洲人到中国的迁移。你能讲一讲这个词汇的含义和你想表达的意思吗？

Roberto

我提出这个点的目的在于修正对于非洲 “移民” 去往中国的误解。很多西方大众媒体常常把非洲裔人群用“移民”来统一概括，与从中东到欧洲、拉美到美国这样的移民相混淆——那些都是可能危及生命的旅程，比如坐船穿越地中海，走路三至四天，或从墨西哥偷渡到埃尔帕索去寻找更好的生活前景。但非洲到中国的迁移人群并不是这样的。这些人通常能够支付从拉各斯或者亚的斯亚贝巴到达香港的机票。很多从非洲来到中国的人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中产阶层，TA们并不是想逃离在非洲的极端经济状况。然而，从叙利亚移民到欧洲的人与从尼日利亚移民到广州的人的一个共同点是，两者确实都通过这样的流动性寻求更好的生活。

叙利亚难民 | 图片来源：

https://www.infomigrants.net/en/post/19135/lebanon-forcibly-deported-nearly-2-500-syrian-refugees-amnesty

我提议从“迁徙”(migration)的概念移向“跨国流动”(transnational mobility)的概念，其实是一个富有政治意义的决定。"流动性"作为一个概念，有大量的学术文献对其进行探讨，它囊括了各种类型不一、出发点不尽相同的移动。关于迁徙研究的一个长期问题是大多数相关文献都是由全球北方的学术界(Northern Scholarship)生产的，而且它仍深陷一个过时的二元论范式，也就是从一个你觉得不合适的地方定居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但“流动性”非常不同的一点就是它能够让人们意识到：人们的移动并不是简单的、二元的；人们的移动实质上更为复杂、驱动力更为多元、不总是向着一个相同的目的地流动。

当我们在谈"迁徙"的时候，我们多半谈的是人，甚至动物迁徙。但当我们探讨流动性时，我们不仅仅只是谈个人，我们也可以谈理念的流动、价值的流动、思维构造的流动，它们也能作为信息和人一起流动。从我的田野调查的经验中我观察到，非洲人从各种各样不同国家来到中国的案例，并不能简单地用过去看待"迁徙"的方式去归类，不能像西方学界那样去呈现。

白手起家，

广州非裔做“自我的经营者”

来自喀麦隆的Kingsley Azieh Che承包了喀麦隆80%的西服市场，是喀麦隆最大的西服供应商，还有来自其它中非国家（乍得、加蓬等）的买家。不到40岁，他在广州已经拥有了一个男士服装厂、纸厂和国际货物运输公司，为不少中国工人也提供了就业机会。

他毕业后首先在巴门达（喀麦隆的一个城市）的银行工作。有一天，他在北京教书的非洲朋友打电话让他来中国，说这里是一块商业宝地。于是他只身来到中国，在山西教了两年书，因一位尼日利亚朋友的介绍来到广州。在中国的10年，他白手起家，从私商做起，而后投资工厂，于是有了现在的成就。

他的生意之路仍充满坎坷与不确定性。驻扎喀麦隆的中国大使馆给当地人发放的签证极为有限，而在中国的非洲人又很难获得永久居住权，总是需要申请、延长签证，所以签证的问题难倒了很多像他一样的商人。更可怕的是，有些非裔商人已经在中国做了许多投资，可说不定哪一天移民局的人就因签证的原因强制TA们离境，这怎么办？Kingsley说，他有个朋友在深圳做生意，当地的政府官员只给了他10天时间离开，他只好卖掉了他的房子、车子，回到非洲。

这是Favour Prosper在广州柏乐商贸中心卖尼日利亚地方小吃Moimoi(一种豆馍)。

她2004年就来到了中国。和许多坚信中国繁荣商业前景的非洲人一样，她抓住机会在2008年与一个尼日利亚人和中国人在广州开了个餐馆。但当时她的签证已经过期，也找不到任何方法延长期限，只好回到了非洲重新申请签证。但不幸的是，在她走后她的生意伙伴立马关闭了餐厅，卷了钱、跑了路，而她也没有法律追索权，所以2009年她回到中国的时候，情况十分困难。

在那之后，她开始在商贸中心卖衣服和小吃。Favour讲到，每个人看见她就会说：“你知道她吗，她之前有个餐厅，她怎么现在卖这些东西了？这个女人有能力又踏实，没了自己的餐馆后还能这么谦卑，我应该光顾一下她的生意。”她很感激这些人，也并不觉得现在卖小吃有任何值得遗憾的地方。

Roberto

客观的中非消费水平差异似乎能够证明：非洲人来到中国仅仅是为了挖掘商贸新机遇或者获得技术职业培训。但这样的解释是种非常短视化的分析，并不是全因。相反，我研究了解到的是，赚钱、获利只是TA们的中短期目标，TA们真正渴望实现的是提高自身能力，去想要去的地方，这确实也是很多个体与群体的终极目标。这种目标实际上鼓励流动，而并不是单纯地促使人去努力赚钱或成为成功的“中国商人”。这些非洲企业家显然拥有一定权力，能够参与中非流动，而且TA们大多是在追求这样一种“流动”的生活方式。但由于TA们的肤色、国别等特征，学者们常常不会将其归入“追求流动生活方式的移民者”这一类群体。如果你阅读相关文献，会发现通常这类被记录、被归类的流动群体大多为白人精英。

Celine

流动实质上是一种实现经济目标的手段，流动的群体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也寄托了一些自己的雄心壮志，这其实是一个相比经济追求更加重要的目标。你的论点是：这一流动能力本身就是目的，并将其与福柯的“自我技术”理论进行了比较。你能否解释一下他的理论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目前非洲裔前往中国的目的？

Roberto

从更深层次去探讨人对权力的呼唤和把控的过程中，我其实融入了我个人的理解，而不仅仅是出于对“流动”的思考。个体可通过培养一定的兴趣来不断发展自我、改善自我、提升自我技能，以实现自身的迁徙。因此“迁徙”也可以指一种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层面上一个更完善的个体的移动。在国际流动的大领域上，我们所谈论的则不仅是自我技能，也是不同的策略、行为、消费模式、情感、驱动力等。

福柯在他的《生命政治的诞生》中提出 “自我的经营者” 的概念。他提出，新自由主义经营者精神最典型的例子之一便是“移民心态”：移民是自我的经营者，移居异地、习得TA者经验、学会外语、贡献它国。TA们在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投入时间和金钱来造就出一个更好的自己。用福柯的话来说，这种心态被不同的权力机构和监视系统所决定、所规范化了。因此，回到这个概念的具体运用上，我其实是希望将在中国的非洲人更加贴切地描述为这种新自由主义下“自我的经营者”，而不是寻求庇护的难民，这两者有着非常重要的区别。

《生命政治的诞生》——福柯

《生命政治的诞生》| 图片来源：

https://www.amazon.com/Birth-Biopolitics-Lectures-Coll%C3%A8ge-1978-1979/dp/0312203411

Celine

一方面我们从流动人群的角度谈论经营者精神，另一方面我也想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如何成就、促进经营者精神的？在西方国家，随着全球移民飞速增长，人们开始将各种国内矛盾归咎于移民，普遍认为是移民抢走了工作。在中国，我们并没有这种说法。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劳动市场内置结构的问题（例如法律和社会因素的阻碍），才让非洲人和其TA外国人难以找到工作。但这些劳动市场中的阻力也带来了积极效应，比如，许多非洲人更愿意将中国看作充满机遇的地方，TA们希望做自由业者，为自己建立名声、品牌和未来，用自主经营的方式发现更多潜在职业机会。如此看来，非洲人在中国希望最起码不被看做是“找工作的人”，而是“自主经营者”。但我们需要明白，这个现象是建立在TA们无法在中国找到一个中产阶级工作的事实基础上的。

Roberto

如果我们现在举出一个拥有最多自主经营者的国家，我们会想到中国，因为中国确实是一个自主经营十分盛行的地方。虽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知道无数中国内部流动人口迁移到其它地方经商，在买卖中寻求机会，白手起家。这些也是许多非洲人在中国做的事情，正是这样，TA们才定义中国为一块自主经营者的商业宝地。

但是正如你刚才所指出，中国国内劳务市场被本国的大量劳动力所填补。这也是许多西方人所不明白的地方：中国不需要其它国家缺乏技能的移民来华工作，甚至成为大家所说的“蓝领”阶层。 如果有，这种工人的人数也在下降，因为中国目前对高技能工人有更大的需求。

其实刚开始很多非洲人来华时并未意识到TA们将会面对怎样严峻的现实。但后来TA们通过自行研究或人际关系，了解到TA们需要更有创造性、更有自主经营的能力。比如说这个庞大的尼日利亚跨国商业网络，它为尼日利亚青年安排一些特定的工作，参与一些地区的国际贸易。TA们来之前就知道自己有合同，一部分人也接受过一阵子培训，但TA们仍然有着自己参与、变成商人甚至个体商人的愿望，而不是永远成为尼日利亚贸易组织在中国的底层雇员。

荆棘密布的陌生环境，

广州非裔何去何从？

这位来自乌干达的女性分享道，作为一个非洲人在中国生存，你要付很贵的房租、有一个中国伴侣、有营业执照、有工作签证，总之，你在中国生存需要很多头脑。

她讲到：“我的国家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当你看见有人从外面回来，穿着新鞋、开着新车、住着新房，于是人们问：‘你怎么赚钱的？’他告诉你，我亲爱的朋友，我去了趟中国。这一切听起来都十分容易，你以为到了中国你就能从树上摇到金币，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

在非洲，你可能从你的父母那儿继承了一小块土地，你告诉你的妈妈：‘我有一个绝佳的致富机会——有个朋友能带我去中国。我们可以把土地卖给我们的邻居，我就用那笔钱跨越重洋去到中国，我会给你建一栋漂亮的房子、给你买一辆崭新的轿车、我们再也不会陷入如此赤贫！’”而事实是，无数的非洲人没有得到那些金币，也没有回家给家庭带来之前承诺的新生活——非裔的广州商业冒险记并不是一个衣锦还乡的美满故事。

来自肯尼亚的Eva听信了某机构代理人的糖衣炮弹，辗转来到了中国，只希望能够本本分分做一名英语外教，为在肯尼亚的儿子提供更好的生活。但飞机落地后，本应接应她去往学校的人却要求她给650美元的服务费。她起初拒绝这个无理的要求，但那女人威胁道，如果你想要住进一个安稳的屋子，想有个好工作，你必须给我这么多。

无奈，Eva只能应允。但接应人并未信守承诺，还将Eva打发到城市的北边。在回到城市中心的地铁上，Eva说自己看到了一场特别的“戏剧”：她是地铁车厢里唯一的黑人，乘客们离开座位来到她的身边包围着她、想要照她的照片、想要触摸她的皮肤、想要瞪着她、想要牺牲自己宝贵的一两个小时看着这个“奇怪”的人。

在那之后，Eva还经历了一系列挣扎挑战。浪费了大量金钱和一整年的时光后，Eva终于回到了家乡，没有带回财富、机遇、美好前景，只留下了失望、愤怒和愧疚。

Celine

中国也是一个充满荆棘的地方。我们多次在学术文章、纪录片和新闻中看到非洲人来中国前充满野心和乐观的心态，但是TA们到了中国之后才发现，适应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法制环境是如此困难，更何况有时人们对外国人抱有敌意。我对这种趋势有两种看法：首先，能在中国长期留下来的人越来越少，因为TA们需要复杂的关系网络作为基础，还需要掌握许多技能去面对在中国生存的所有挑战；第二，这个趋势就像是一个筛选渠道，只有那些有自主经营技能的人才能够来中国。这样说对吗？

Roberto

是的，的确大多数来到中国的人都具备专业知识，不过也有很多的案例是有些人不具备知识而失败。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到中国最好的工作是成为英文老师——这些人已经非常幸运了；而后者（尤其是来自西非的年轻人）用家里的存款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寄希望于在异国他乡获得成功，殊不知机会并不在这里等着TA们，于是只能悻悻而归，还带着一份失败与浪费宝贵家庭财产的羞愧。

Celine

我们来谈谈广州非裔是如何应对公安排查的吧。我记得Evan Osnos在2009年的纽约客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给出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他采访了一个广州尼日利亚社群的人，那个人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探望摔断腿的人，这是因为当出入境警察从前门进来时，大家都往后面跳窗逃跑，就摔断了腿。这个例子很生动地呈现了当地警察跟非裔人口间的紧张关系。

新闻工作者，杂志《纽约客》撰稿人Evans Osnos，

报道专注于中国政治及外交关系

图片来源：https://www.chinafile.com/contributors/evan-osnos

Roberto

这是一种长期持续的紧张关系，几乎每隔几年就会发生，在2011、2013、2014和2018都发生过不同的事件。这是因为一直以来很多年轻非裔的签证超过了期限，逾期居留则算违规（但并不非法，因为TA们合法入境）。另外，这也与中国处理出入境事务的思路和外交政策有关：中国其实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但因为非洲人在华的数量极少，所以中国并没有政治上的意愿或利益去处理它，毕竟国内还有很多更“实际”的事情需要处理。

2020年四月初，中国已经基本走出了新冠肺炎疫情，而风暴还在席卷西方。可是这时突然有一小批外国人（大多是广州的非洲人）核酸检验呈现阳性，这释放出人们对广州将再度爆发疫情的恐惧与焦虑。地方政府知道这其中包含没有身份证件、甚至使用假证件的逾期居留者，所以激化了地方当局的焦虑。于是政府采取了一些搜寻、检测、追踪非裔的不恰当的决定与措施。之后这就变成了一个被国际媒体呈现的国际事件，但单纯说“种族歧视”并不能正确地解释其复杂性。

疫情中的广州非裔 | 图片来源：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52309414

Celine

你指出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不协调，比如，中央政府有想要容纳外国人、尊重外国人的想法，但是当这些规则在地方层面实际执行的时候（比如说广州的地方官员对非裔实施时），TA们实际面对的一些执行上的困难会使得TA们无法达到中央政府设定的目标。

Roberto

这里有一种严重的断裂。北京基于友谊、对非影响力、商业与投资等原因发放签证给外国人，尤其是非洲人；而这种断裂在于中央的态度与各省份对地方外国人口的管理措施。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到，对于处理过去二十年从全世界各地涌入的大量外国人，广州这个南方城市并没有做好准备。这里的紧张关系存在于中央政府的政策指示和地方政府日常面临的复杂现实和处理政策冲击的方式之中，也存在于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相处的日常生活之中。

很多人对于广州黑人事件背后的种族歧视非常关注，我也对于该事件比较失望。但是重要的是在这之后会发生什么，什么东西能够被改变。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全球流动能力会如何被影响。流动能力的减弱是显而易见的，但我更担心的是流动能力的改变在未来可能会带来危机。尽管中国对于疫情的管控非常成功，但其应对疫情采取的更高一级的管控限制了没有合法文件的个体的流动能力。在不确定这种级别的管控会持续多久的情况下，移民局面就有可能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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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Maggie

素材｜Celine

翻译｜Ang, 明月, Cara, Ziyun

校对｜Sandy

音频 | Celine